一战后，面对失去理想、徘徊不前的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写下《太阳照常升起》。日月星辰从不因人的意志而变化，人类一切苦痛和幸福的存在，都不能阻碍日出日落的交替更迭。而我们，唯有永葆对生活极大的热情和无尽的爱意，才能在看似重复的日子中感知新鲜、发现美好；唯有将每一个看似照常升起的“太阳”看作上天额外的恩赐，生活之于我们，才是那样的不寻常，当珍惜。
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更关心人的生命存在；中国哲学的重点在工夫，而这工夫是对“道”的“了悟”与“实践”；基于本体论与人的存在是统一的立论，说明中国哲学属于境界形而上学。 儒释道三家哲学的重点方法均在切身地“体悟”这个世界，而这种体悟的归处尽管在内容和方向上各有差异，例如儒家践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佛家了悟空有，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归处均关乎人的境界。
在横向上，作者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在将康德道德律令、张载“性与天道合一”以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尝试以此说明境界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结构，即存在、个体生命与境界三位一体的完备状态。在作者看来，康德的学说在本体论上否定上帝的存在，是主体性的一大进步，同时其有关道德律令的主张属于一种至高境界，但是却有疏于工夫之嫌；而张载的学说通过“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的解说来说明性与天道是统一的，以此强调存在的主体性原则，但又认为其学说太过注重工夫并将工夫置于首要地位。该书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属于彻底意义上的境界形而上学范畴，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是关乎人的生命的存在，其时间也是关于人存在的时间，因此海德格尔的学说契合中国哲学的关注点与思维方式。
首先，“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这是中国哲学的真实写照，儒释道三家皆无例外。对这一特点的概括，正属于境界形而上学的“存在”解读，境界形而上学论中的“存在”，亦即中国哲学中关于“存在”的论述，指“本体”与个体生命相契合。思维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东西方哲学在“存在”这个问题上走上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径，即“存在”是“主体性”的还是“客体性”的。显然，在境界形而上学视角中，中国哲学中的“存在”归属于“主体性”。而另一方面，“存在”在中西方哲学中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例如，在中西方哲学的内容范畴中，均有关于道德以及真善美的追求，差别在于真善美以及道德等品质在这两种不同形态哲学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就西方哲学来说，它们是被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来追求的。换言之，它们是柏拉图理念论中作为真理性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因此符合所谓的“实体形态形而上学”的概念，这也是其“有”的体现；质的差别在于，在中国哲学的理论范畴中，它们并非处于“存在”的核心地位，而仅仅是作为一种附属的“存有”来追求。事物的“存在”是客观的，而处于不同的位置却会给人以极大的反差感。中国哲学中处于同一“核心地位”的是“对现实生命的关怀”。这便是境界形而上学学说中“存在”具象化后的实际面貌。 中国哲学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国哲学重在工夫。所谓的“工夫”，实际上是以“了悟”去体认、以实践去检验“道”的过程。尽管儒释道三家所讲的“道”在具体内涵上并不相同，如“道”在儒家眼中是“仁”、是“诚”，在道家眼中是“自然”，而佛家则言“空”；但共通的是，这些概念都是超越性的存在，是至高性的存在。同样，这三大流派均主张个体生命去追求这种超越性存在。个体生命的不完美以及承认道的超越性在生命与存在之间造成了一种指向性的趋势，即从个体生命的不完善出发，以了悟和实践的方式来认知和践行“道”的精义，以此来安顿生命之缺憾。在生命与存在的两极之间，指向性的趋势是个体生命生存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朝圣”性倾向。因此，生命不断靠近具有超越性意义的存在甚至成为它，便成了一种关怀生命所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这种任务的完成方法，便是以“了悟”与“实践”并重，不断地“了悟”存在，并在实践中检验这种存在，亦即不断体悟“道”的内涵并践行它的方法。这也是境界形而上学中极力强调“工夫”是中国哲学主要方法的缘由。
不完善的个体生命是在超越性的存在框架之内并应当服从它，通过了悟和实践的方式去体会这种存在，并不断完善个体生命以拉近生命与存在之间的距离，以证明人的生命与存在论之间的统一。借由这一结论，作者将儒释道三家哲学皆归结为境界形而上学有一定道理。而在境界形而上学的语境中，有关个体生命了悟和践行“道”的程度的面面观，则是一个个境界的区别。由此，该书将存在、个体生命以及境界阐述为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本体总是和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并通过人的境界呈现出来。”即存在与有现实生命的人，是这一过程的两个端点，而“了悟”与实践所体道和近道的程度则是一个个不同的境界，这些境界是“境界形而上学”理论呈现给人的直接面貌。这是“境界型”中国哲学的第三个特点。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开始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常常被视为一种对形而上学的颠覆。 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主张。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其目的也在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强调他的哲学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 马克思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马克思通过唯心主义哲学批判，消除了形而上学的玄想和唯心主义的迷误，恢复了哲学、思想与世界的真实联系，为真正的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全新思维方式，使哲学成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方法，为改变世界提供了理论保障。这种哲学的变革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 如何认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向：第一是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因为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进入人的生存全面异化的状态，那种追问“世界何以可能”的形而上学无法消除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主题，解答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第二是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使哲学关注的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实现了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统一。第三是从世界观的角度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人类解放的问题是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关注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所包含并展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力图“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对这一问题深入而全面的探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建构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批判的世界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遵循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及其世界观，奠定了人文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根基，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人类第一次能够真正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世界。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及其世界观的创立，无产阶级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形成一种强大的阶级意识，自觉地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为什么人的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最集中的体现。只有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算是真正理解、认识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并不是人类哲学发展的全过程、全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是一个指导性纲领，但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这些原则，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具体的问题只能从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论述到，“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马克思深刻指出，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才能揭开社会生活过程的“神秘纱幕”，才能进行有计划的物质生产控制。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是受辩证法规律支配的。马克思1853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曾经用历史辩证法“两极相联”即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马克思说:“‘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并说:“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得到最明显的证明。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早在商周时期，中国政治就开始了神本向人本的转化，产生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思想观点。到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则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及至宋代，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等。数千年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内化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经过代代相传，融入我们党这样一个百年大党的执政理念，成为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的重要特质。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历久弥新的文明的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血脉相续地延续至今，与极具凝聚力、向心力、范导性、引领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相关。譬如，中华民族自强不信、厚德载物，和谐互助、团结奋进，乐天达观、共克时艰等观念和精神，在时下的抗击疫情斗争中就有充分表现。 从根源上讲，民族精神属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孕育、形成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民为邦本、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成仁取义、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孝悌忠信、重义轻利等思想和精神就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见素抱朴”的尚朴精神、“上善若水”的谦下精神、“勤而行之”的实践理性精神、“和光同尘”的韬晦精神、“无为而治”的治世精神、“至人无己”的逍遥精神等就与道家思想密不可分。还有墨、名、法、兵、阴阳等各家各派，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哺育都有重要作用。
予它新的含义，使其成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生发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理论体系，涵盖人类解放的核心目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文化解放等多维的理论张力，这些思想从属不同的层次和划分标准。其中，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注重从客体向度揭示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前提和物质基础；而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则主要从主体向度揭示人类解放的动力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会永不止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也会永不止步。尤其是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断涌现，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人民正是物质生产的承担者和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同一切唯心史观相反，唯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不断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这一学说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也与中国古代“民为贵，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儒家智慧相一致。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即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虽然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却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虽然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是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很突出。 为了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依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依然要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同样，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以百姓心为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历史长河中，声名显赫的历史伟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历史一再证明，那些服务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人，即便角色或岗位再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的人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
中国古典文化本质上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三者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其终极理想皆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完满实现。 两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先哲们已思入神化之域、思入天道生化之源，并努力以理性之概念与命题加以描述，从而呈现为既具备解释功能又具有鼓舞功能、既具备深刻品格又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进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历史中发挥着切实的作用。 “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这是中国哲学的真实写照，儒释道三家皆无例外。归处均关乎人的境界。 先说儒家。早期儒家的天人合一论，以精神境界作为主体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超越的思维特点。《论语•学而》中记载，曾子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这里的“省”可理解为省察，当然省察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悟性的，就是要在“三省”中觉悟到自己的为人处世。曾子这一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孟子那里得到了发展，即发展成为“尽心、知性、知天”，以及“思诚”。孟子所讲的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的问题，在内容上是精神境界的问题。性如朗月，心若澄水。性是天赋予人心者，它与天是一个东西，本质上是纯善的。所谓“尽心”就是一种悟性的直觉思维，无须概念，不涉言路，觉悟本心。由“尽心”而“知，性”，“知性”就是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了解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知天”乃是一种境界，是境界的形而上学。南宋陆九渊不仅“发明”出“本心”，更重要的是他对此体作了大致轮廓的描述：“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②“此理塞宇宙”③“此道之明，如太阳当空，群阴毕伏”④。进而言之，对天道的觉解也就是对人之本性的觉解，属于超越感性自我而达到理性自我或道德自我的精神升华过程。后期儒家基本上持同样的看法：人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形而上的理性存在和本体存在。 再说道家。老子提出“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的哲学命题。“无极”之道不仅是宇宙的本体，同时也是人的本性或人的形而上的存在。因此，万物“复归于无极”的过程，即是主体向宇宙本体的靠拢过程，即主体复归于自我本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主体与客体的合一，自我进入一种本体境界，获得了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庄子把“道”解释为“无为无形”的存在。“无为无形”指事物未经开化的混沌未分的状态，它是事物的“真性”，即事物的本性、本质。庄子与老子一样，以自然为尚，因此，他也主张把事物的自然之性同时视为人的“真性”。他说：古之真人，以天得人，不以人入于天。”(《庄子•徐无鬼》)这是说，应该从“天”，即自然方面看待人性，而不能相反。在这一观念支配下，庄子反对“以心捐道，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把天与人对立起来，而主张超越物我、天人的对立。其间界限的消失，便是“真人”“至人”“神人”独有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乃是心理上或主观精神上的混沌，无差别状态。这是自我与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但不是向外追求，而必须复归天人的“真性”轨道上来。 佛家也不例外。佛教哲学很重视“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心”的外现，所谓“一切唯心所现”。佛教哲学又很重视“实相”“真如”，把“实相”“真如”看作宇宙形而上的本体。按照佛学的看法“实相”“真如”并不是外于“心”的存在”即是“实相”“真如”，心体就是形而上的宇宙之心。佛学都主张解除“法缚”“我缚”，使自我获得超越和解脱。但这种超越和解脱，仍然是内在的超越和解脱，而不是来生来世，也不是超越现实的彼岸世界，因为心体即是佛性，即是宇宙本体，它就在众生心里，不在众生之外。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禅宗的这一思维倾向就特别典型。禅宗很重视“本心”，认为本心既是自我之心、众生之心，同时也是宇宙本体。他们直接把佛性本体称之为“自性”“自心”。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坛经•疑问品》)把自识本心和自识自性看成是证成佛境的根本方法。这种观念，内在超越的倾向特别鲜明。 可见，儒、道、释三家无不主张通过内在精神超越的方式克服主体自身的局限，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归宿。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有异于西方哲学而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模式。 儒家践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佛家了悟空有。 从“治理自然”(治天)、“治理国家”(治世)、“治理心灵”(治心)三个向度对传统治理思想资源进行发掘与整理。儒家长于“治世”，首先是以道德润泽政治，如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次是以君德美化民俗，如孔子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最后是以正名建构秩序。道家也有着丰富的“治世”思想，如以“无为而无不为”为代表的治理国家的最高纲领，以“处下”、“柔弱”为代表的处下服上的治理方式等。佛教在治世方面，有其特殊的智慧。对于社会治理主体，佛教首先要求有一个觉者，要求为政者对于治理对象有深入的了解；其次强调“以戒为师”，这体现了佛教依法治国的理念；最后，佛教式的治理方法论原则是“中道式治理”，强调不落两边，防止片面性和独断性。 从“缘起性空”这一佛教根本正见开展出的中观学派，经鸠摩罗什而全面、系统地传入我国。其在与魏晋玄学相互激荡的同时，也为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确立了一种内在源流与指向，并最终在禅宗那里诞生出了一种兼达美善的生命哲学，可谓将般若这种佛教的独特智慧发挥并运用到了极致。 般若，就是通过直觉的洞察所获得的先验智慧或最高知识。般若智慧的独特之处在于，当其他宗教或哲学思想在其理论奠基之处或囿于传统的规范、或落入抽象的玄思而陷入某种难以自拔的“独断”之时，般若之理却是仅从对现象的直观开始，只对世间万物的存在做一个客观的描述，这一描述既不涉及美丑善恶，更无关乎形之上下之别。这种不于现象之后的客体中再立一个作为体—源的本体，是极与众不同且极具创见的智慧。 从般若之“真”到纯粹之“美”及法喜之“乐”，必然会进入慈悲之“善”。从般若之观照起，到主体的纯粹审美、法喜之乐，再到对共存主体的慈悲，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美与善的一种统合，也同时发现统合美与善的并不是任何玄密奥妙之事，而仅仅是人们最为自然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是一条纽带，它既在理论上连接着主体与现象，也在现实中连接着自我与他人。每一个个体都是主体，这种从现象到主体的回归，使得共存主体皆印上了审美境界中的共情印记，令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与生命中，若能依般若正见观照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间的各种人、事、物，将“束缚我”在审美境界的层面转变为“依存我”，这种转变则无疑会极大地提升主体的自我认同，使自我获得纯粹的自由；而在主体的自由境界中，证悟者会发现还有许多与之同样可能达到这种境界而尚未达到之主体，也就必然会因为共情而愿意助其提升解脱，此即谓“自觉觉他”，终得觉行圆满。
以笛卡尔、洛克等为主要代表的近代哲学家，完全抛弃传统宇宙秩序观，将道德根源的诸善来源替换成人类主体的“自我控制”与“自我决断”的时候，本质上就是选择了一条“祛魅化”道路：宇宙不再被视为人类生命意义的来源，它不再关涉人类的灵性生活。人类主体需要对自己负责，将“自我控制”和“自我决断”的理性视为我们构建道德秩序的标准。笛卡尔在与Gibieuf的书信往来中坦然承认：“在我之外，何物存在，关于这一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内在于我的观念才能实现。”
“儒”之名。在何谓“儒”这一问题上，二曲说：“儒字从‘人’、从‘需’，言为人所需也……有补于世道，为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谓‘儒’。”又说：“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立身之本，以诚、敬、静、谨、恒五字自养。他一生成就，以儒家“孝悌、忠信”之义为基础、杂糅道佛豁达淡泊的思想作为生平准则，并以此为官处事而获得的，也正因为此，曾国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汉代以降，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史已经反复证实：以性善为体，以亲亲为用，经由亲亲的特殊性推扩并充实性善的普遍性，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哲学最能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是中华文化自成体系而且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 儒家思想中不仅有可以与现代民主精神相容的因子，而且作为传统资源，儒学的“民本”思想、义利观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民主建设的有益资源。
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无度攫取，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杀手”。显然，工业文明背后的“人类中心论”对此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论、“万物一体”观、“道法自然”观等被认为是人类治理生态问题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孔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个“知”即是“实用理性”的“知”，即对于难以解决的哲学问题不在理论上过分纠缠，而是强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能妥善处理，具体到鬼神的问题上，即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实用态度，而不追求彼岸的拯救，只追求现世的功业文章。
佛教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人的解脱是佛教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及实践论的落脚点。
方立天则指出，佛教的平等理念“强调人人本性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尊严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和平。佛教的人我互相尊重的思想，有助于人类和平共处，追求共同理想，建设人间净土。 佛教是东方人的宗教，是东方传统文化的集中表现，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是东方文化宝库中稀有难得之瑰宝。 佛教自释迦牟尼创始以来，历经两千五百多年，一直影响着东方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几乎涉及了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刻、音乐、美术）、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伦理道德等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与佛教有关的大学问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如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大诗人谢灵运、王维、白居易、苏轼，大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理学家朱熹、王阳明，以及李贽、袁宏道、黄宗羲、龚自珍、魏源、曹雪芹、林则徐，还有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革命家孙中山等等，至于历代高僧大德更是灿若繁星，不胜枚举。 现代，计算机科学、模糊科学、生命科学（如自然疗法、克隆技术）、精神分析学（及各门类的心理学）、量子物理学、毫微技术、全息理论、航空航天科学的发展，人类当前面临的各种困境（人口环境、气候异常、金融危机、高犯罪率等），都在不断证实，释迦牟尼佛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向人类提出的善意劝告，和佛对宇宙宏观微观的认识，对生命本身的认识，是无懈可击的。 佛陀的教诲是如此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如此真实不虚，讲求实效，再加上佛陀严密无误的思想体系，佛陀的慈悲精神和积极务实的作风，正为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所瞩目，于是便有东学西渐、佛光普被欧美之势，诚为东西文化交流之新潮。这正应了一句话：真理，是跨越世界、跨越种族、超越时空的，真理是没有专利权的。
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多出自道家，“纵观中国哲学史，大部分形上学概念、范畴，如先秦哲学讨论的‘道’和‘德’，魏晋玄学讨论的‘有’和‘无’，宋明理学所讨论的‘理’‘气’‘太极’‘无极’‘心’‘性’等，都为道家首创”。 面对现代工业技术对人的物化和异化，道家思想不失为对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在道家学派思想中，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反对文明异化的经验和教训，道家的“经验和教训”为“三回归”，即：“回归自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回归朴实”，倡导自然朴实的人性，反对人性的扭曲；“回归和谐”，倡导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的和谐。
当技术活动已然成为现代社会中不可回避的主要生活形式时，我们必须在技术活动中始终保持自由超越的精神境界，否则，我们的心灵就可能会被窒息。
针对现代人面临意义虚无所带来的心理焦虑和心灵紧张等生存困境，汤一介强调，道家的“内在超越”思想可对此有所帮助。他指出，道家的“内在超越”思想的特征是以其精神的净化而达到超越自我和世俗的限制，以实现对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以消极否定人欲、减损人为的方法来实现其超越。《庄子》提出“无己、无功、无名”，即要人从自我形骸中解脱，从声色利欲中解脱，如此超越一切外在限制，便可达到游于“无何有之乡”，具体操作则是“坐忘”和“心斋”，与万物浑然一体，诸物无异，从而达到超越内外限制而达到纯粹自由的精神境界，亦从而有助于精神紧张、心理焦虑乃至种族战争的缓解和克服。
反观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均是从理性化甚至超理性的情感出发，走向出于情感而超越情感的精神境界，“儒家从道德情感体验道德境界，道家从自然情感体验审美境界，佛教禅宗则从宗教情感体验宗教境界”。 中国之文化传统方能不必期许神启的救赎承诺，而能以世俗化的方式，自足地提供并获得对于人之精神的终极人文关怀。 经由持续的发掘与阐释，中国传统哲学这座富矿可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文明社会输送通贯古今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