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六大特质概括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九死未悔”的爱国情结、“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
‘楚王失弓’的故事显示了楚王沧海之胸襟，孔子乾坤之度量，老子宇宙之境界，凸显出楚人顶天立地、放眼寰宇的博大胸怀和天地浩然的开放气度。
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承和创新无不建立在经典诠释的基础之上。自诸子时代之后，学者思想的创新多依托于经典注释，士人通过注释经典传递自身的学术思想，经、传、注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在汉代成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因魏晋之际特殊的历史、学术环境而被王弼赋予了玄学内涵，经学典籍《周易》成为“三玄”之一，为玄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故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多集中于其哲理玄思。
现行的版权法律法规，更适应纸质期刊时代以“复制权”为主要权利的版权保护，而今到了网络时代，“传播权”占据更大比重。大量的复制，广泛的传播，要求版权制度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
阅读拓展人类思想星空 当然，不管是西方的拼音文字还是汉语，若没有活着的头脑的理解过程，文字本身无法成为思想，但有了文字的标识，人们就有了运思观念的记号从而容易理解前人的思想。阅读也就成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通过阅读，我们不仅可以理解几千年前先辈们的智慧结晶，如《道德经》《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而且可以理解地球对面欧美人——查尔斯•泰勒、哈贝马斯、罗蒂等人的思想。这就是阅读的力量，人们通过阅读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空间和精神视野。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阅读的空间就是这个人思想的空间。中国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是因为阅读拓展了人们的思想空间，让人有了更加开阔的视域、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哲学是人对人类思维规律探索的结晶，因而可以说是关于思想的思想。人类思想的空间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跃升的过程，其中许多哲学家的经典著作成为指引我们在思想之路上行进的、闪烁着智慧之光的星星，它们也成为支撑我们思想空间的梁柱。正是通过对哲学经典的阅读，我们得以进入思想的星空，在与前人或他人的对话中开辟出新的更大的思想空间。另外，表达思想文化的那些重要概念或术语就成为思想的结晶或标识，这些概念不仅是思想探索行程中的里程碑，而且是人们通过运思攀登思想高峰的云梯。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阅读不是要完全接受别人的定论，使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而是用别人的思想激活我们自己的思维活动，并借此不断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让自己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前行或深化。人类思想的相互磨砺和碰撞能够激发出越来越丰富的思想，从而不断拓展更加广阔的思想星空。不过，思想不是存在于书本的符号中，而是存在于解读文字符号之人的头脑活动中。没有思想着的头脑，任何文字都仅仅是“死语言”或某种客观存在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其说是真理的拥有者，不如说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我们必须不断阅读、不断思索，永无止境。唯有如此，才能进入越来越宽广的思想星空。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在曲折发展中萌发着方法论自觉的意识。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方法论规定的反思，促使我国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开始由潜在走向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贡献了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难题、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中国智慧；提供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中国方案，书写了追赶时代、引领时代的伟大传奇。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中国人民在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新创造也深刻启示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必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激发人民创新创造的巨大潜能，才能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奇迹和伟业。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归根结底都是人民创造的。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西方文明的初始阶段在希腊古典时代完成，此后是通过希腊化、罗马化、欧洲化三个阶段来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西方的殖民扩张，西方文明也散播到世界各地，并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固化了自身优势。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自19世纪之后，各个国家都大体遵循现代科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的基本要素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其理想的训练程序为：首先，通晓语言文字；其次，借助文献学、史料学等辅助学科，收集和阅读史料；最后，写作读史札记，进而撰写论文和专著。
社会文明是指社会建设领域各要素发展所积淀的积极成果和达到的进步状态。一般来说，社会文明主要包含社会关系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社会主体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环境文明等方面。这些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社会文明的整体架构。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就意味着，人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社会文明通过人的文明而得以展现。一方面，文明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文明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体现着人类生活的质量和社会的发展。站在“十四五”时期的新起点，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使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升。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迪：“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著名的“场域理论”中指出：“社会生活在现代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经济、政治、审美、知识等不同的场域而存在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定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科学与人文之间宛若有一条深深的鸿沟，存在于学科之间、社会内部和人们心灵的深处。然而，主—客二元论并不是认识世界、表述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唯一途径，很多人都知道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是一个人得以自由飞翔的两只翅膀，研究者们也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论点，力求弥合或跨越这条鸿沟。比如，维柯的诗性智慧、寓“共相”于“殊相”的具体性；海德格尔“个体就是世界的存在”的思想，对物之物性和“融合的自然”的分析；阿多诺认为，事实上精神和物质这两极都暗含了对立的一极，它们是互为中介的；拉康·雅克提出“主体间性”的概念；等等。他们从众多领域和不同视角力求软化、弥合、跨越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这条鸿沟，但从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华夏早期的伏羲、神农时代，是人类聚居的起始时期，《易》是能够指导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科学著作，也是人类早期可用于卜筑的哲学著作，《易》所蕴含的“易道”，是华夏民族人类聚居初期的形而上学的范式。《易》讲道、法、器，它将宇宙分为三个层次，人类早期聚居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法象于天、取材于地的创造过程，是一个不断成器于思、用器于体的过程。人类这种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对器的创造上，表现在对人类活动场所的营造上，包含着华夏早期先民对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合规律性的判断，包含着早期人类聚居中对建筑和环境的塑造——这就是人类早期聚居的科学意义。 “天人之际”或谓“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宋代以前，“天人关系”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或形态）的发展演变：周孔以前“天主人从”，鬼神可以向人降福降灾，人需通过尸祭等礼俗与鬼神沟通；春秋战国时期总体呈现“天人相分”的趋向，“天”的宗教色彩开始淡化；秦汉时期“天人相类”，天与人具有某种物理上的同质性；魏晋时期“天人合一”，天地万物可以也应该具有统一性。然而，万物何以一体？更加成熟的论证则是由宋儒来完成的。二程说：“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理”是人与鬼、生与死、天地万物之所以统一的终极根据，或者说“理”是世界的本原与主宰。 既然生死不二、人鬼为一，既然人在宇宙中具有完全的主动权，那么对待、处理鬼神与礼制的方法也就不言而明了。二程说：“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孔子曾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答季路，如今二程给出了新的答案：生之道即死之道，事人之道即事鬼神之道。原因无他，生与死、人与鬼背后只有一个“道”或“理”。如果说孔子在对待鬼神与死亡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搁置态度，二程则将鬼神与死亡的神秘性完全消解在现实世界之中。
“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alienatio，后转译成英文alienation，有疏远、转让、分离、差异等义。在哲学层面，“异化”指在一定条件下，原本属于事物自身的力量转化为同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因此，基于“异化”范畴可将技术异化定义为：人们通过技术实践创造出来的对象物，最终成为与人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 恩格斯肯定了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正如恩格斯描述的那样，“当阿拉伯人学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自然本身的复杂性也给人类深入探究自然规律增加了难度。恩格斯指出，“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所谓“两个和解”，指“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无法完全脱离自然界而单独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目的成了单纯追求剩余价值，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为了人类的永续发展必须谋求人和自然的和解。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益至上，人与人之间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不择手段，人与人的和解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从矛盾复归于和谐。“两个和解”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消灭私有制从而瓦解一切私人利益是恩格斯对这一条件的归纳概括。“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提出的“两大提升”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的“两种影响”，与他早期提出的“两大和解”相互映衬，是恩格斯自然观最终目标的集中表现。“两大提升”即人的“物种提升”和人的“社会提升”。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历史的演进时提出，人类的历史发展需要“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以保证“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的第一次提升是指在劳动基础上从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人从物种关系中提升出来，使人摆脱了自然界对人的绝对支配，成为自然界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人的第二次提升是指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从社会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人成为社会的主人。“两种影响”即人类的生产活动“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以及“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恩格斯在阐述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时提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世界”，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在恩格斯看来，自然和社会是世界客观性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二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一方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来看，自然相比人和社会都具有优先性地位，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人通过劳动过程同自然界发生物质变换，从而与其紧密结合成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在劳动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展现了二者不可割裂的生命关联。
到岸舍舟 共时性比较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该书中，摩尔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道路归为三条：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了解释这三条道路的起源，摩尔将目光聚集在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的身上。摩尔敏锐地发现，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不同阶级关系的组合模式决定了上述三种不同的历史演进道路。
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在中国大地产生，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展丰富。因此，“文明一元论”“文明中心论”“文明优劣论”等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年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就在于它的多元性、包容性，值得每一位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 江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文脉所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域文化。“通观中华文明发展史，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长江流域人杰地灵，陶冶历代思想精英，涌现无数风流人物”，形成了藏族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等。“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 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多党合作制度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的政治功能，具有独特的代表性、高效的动员性、政策的连续性和巨大的包容性等制度优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这一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和鲜明特色。多党合作制度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政党制度，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智慧和力量。 中国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阅，也是对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效能的集中检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共产党砥柱中流，举国上下勠力同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投入抗击疫情一线，积极建言献策、捐款捐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生动案例，充分彰显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和优越性。 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国内发展环境，“船到中流、人到半山”的感受更为明显，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任务更重。 参政党建设的新挑战。多党合作进入新时代，民主党派自身状况也发生深刻变化。从性质定位来讲，从“亲密友党”到“参政党”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主党派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成员变化来讲，改革开放后加入民主党派的新一代成为主体，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善于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和思考问题，但对多党合作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还需要加强。民主党派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好参政党应有的作用。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试图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注定会失败。
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自我意识都是以某种文化和社群所建立的生活世界作为依归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建立是同步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里祖国、家乡、父母、邻里等超越于自我意识之外的文化符号都赋予了我们对“自己是谁”的认同意义。
准确全面识别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为必要。一方面，这可以使政府更有效地制定配套政策，引导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也利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缓解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应用对就业市场和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
经过大规模治理，从山东济宁至浙江杭州近900公里的京杭运河航道得到了恢复和改善。江南运河和淮扬运河两段航道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然是京杭大运河最繁忙的一部分。大运河的核心本质是“运”，保护好大运河最重要的是利用好大运河。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相关文物逐渐公之于世，形成了一门对世界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敦煌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下，国内敦煌学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纂，完成了《敦煌学大辞典》，代表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报告《中国经济简报：从复苏走向再平衡》提出，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2021年随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增强及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经济增速将回升至7.9%。
脱贫攻坚任务目标的实现预示着后扶贫时期的到来，我国减贫策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的治理，贫困维度也从单一性的收入性贫困转向长期性、脆弱性、动态性的多维贫困。我国亟须立足于精准扶贫已有基础，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相对贫困治理策略，着力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治理制度改革的优越性，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践行卓有成效，“爱国”“和谐”等体现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的价值理念逐步得到公众较高程度的认可，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共识更为明确。这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意味着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思想观念更加统一，预示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小康”描述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平稳发展，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受到重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古人对“小康”的构想还包含了“安民”“保民”“利民”“富民”等重视民生的思想，为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并非终极目标，而是阶段性目标，它为追求更高的“大同”世界创造条件。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限制，无论是“小康”还是“大同”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更多体现为人们的美好愿望。 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我国已基本建成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高铁营业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亿万农民“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为现实，开始享受“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的双向运输服务。 2018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7.3平方米
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出现过“治世”和“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 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占22.7%，公元1500年占25.0%，公元1600年占29.2%，公元1700年占22.3%，公元1820年占32.9%，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增长，15—19世纪中期的世界经济秩序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