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真心为人民群众做学问。其一，要在做学问中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历史观，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其二，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主义属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其三，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作用。其四，要走好群众路线，脚踏实地做好调查研究，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把人民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大的底气，把民心看作最大的政治。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要紧紧依靠人民来执政，把人民当作党执政的依靠力量；要基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和生活进行科学决策，始终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贯彻于决策全过程；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破解矛盾难题、障碍阻力、风险挑战；要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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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全球，“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人民群众发自内心拥护党的领导，更加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由衷地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
宋朝最高统治者崇尚文治,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知识分子的队伍空前壮大。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大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怀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在施政中具有较强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对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科举制度的公平取士和对举人的关心照顾，以及帝王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尊重，当是形成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主要原因。由于重视知识分子，使文化软实力得到加强，从而促进了忠君爱国价值观的形成，既防止了“内乱”，又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使宋朝的国祚得以绵长。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特别是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来都是国家清明与否的风向标；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足以反映一个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高低。如果这些人缺乏廉耻和担当，只会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汲汲于个人名利，那么他们所在的国家的思想道德就会全线沦陷，社会必然走向黑暗和腐朽。由于文化软实力低下，国防力量也会遭到严重削弱。反之，如果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日益壮大，士大夫们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并具有某种“共治”意识，就会带动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宋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最为高涨。北宋神宗朝（1068—1085），“以道德名世”的学者张载（1020—1077），针对当时的国情，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崇高的历史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在宋代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朱熹（1130—1200）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若天不欲此道复明，则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则必有复明之理。”南宋后期状元丞相文天祥（1236—1283），也不忘将此话写入其殿试策中，并表明要“以一不息之心充之”。 宋朝军事力量不强，外部环境恶劣，边患又特别严重，但立国时间却长达320年之久，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道德生活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的学科，进行伦理学研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前提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伦理学研究？或者换句话说，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一般来说，认知的动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真理、渴望探索世界奥秘的自然天性，一种是寻求智慧、渴望解决生活问题的现实要求。与纯理论研究不同，伦理学研究既离不开求真的天性，又离不开向善的渴求。因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不仅涉及纯粹理性的认知，还涉及实践理性的认知，尤其涉及借助意志使认知走向生活的实践活动。伦理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只是认识生活，更是改造生活。苏格拉底之所以追问“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孔子之所以通过“仁学”重新诠释礼乐制度，都是为了解决所处社会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应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根本推动力。 只有来源于现实生活，伦理学的理论问题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远离现实生活、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有可能像“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之类的神学问题一样毫无意义。 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是事实世界，伦理学的认识对象是价值世界。
在借鉴吸收各种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需要重视“现代化”转换和“本土化”转换问题。从古代社会生长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思想，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适应当代道德发展的需要。从西方土壤生长出来的现代积极伦理思想，只有经过批判借鉴，结合中国优秀文化基因进行重新创造，才能适应中国道德发展的需要。
以西方列强的侵略为起点，在1840年之前的中国，各民族内部早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心理素质，可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还未形成。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之间以中国为地理坐标，形成了传统的农耕经济模式、封建制度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民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素质，然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尽管产生了一定的萌芽，可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封建王朝下差异化的民族地位、个别时期较为紧张的民族间关系，造成“相互认同的共同心理素质”始终没有成型。 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一体”概念，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得以确立。
穆如清风的处世态度、修辞立诚的为人风范、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亚里士多德按照友爱的对象划分友爱的种类。所谓友爱的对象，即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可爱之物，人们因发现彼此身上的可爱之物而成为朋友。可爱之物有三种：其一，能带来快乐的；其二，能带来功利的；其三，善，即好的德性。与此对应，友爱可以分成快乐友爱、功利友爱和德性友爱。功利友爱因互相给予好处或利益而产生，多出现在成年人之间，是最普遍的友爱。快乐友爱因人们共享快乐而产生，多出现在年轻人之间。德性友爱产生于有德性的人之间，他们互相欣赏对方的德性而成为朋友。 亚里士多德明确说：“在动物中，只有人是实践的本原，我们不能说其它动物会实践”，“感觉不是实践的本原，野兽虽然有感觉，但没有实践。”“实践”从此成为一个对人进行哲学反思的基础性概念。 人通过实践形成品质，再基于品质从事实践。通过这样不断的循环往复，一个人的实践能力和品质德性得到不断提升。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实践和品质关系带有辩证运动色彩的最终解释。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实践可定义为：实践是由人的灵魂中有理性部分推动的、非生产性的、基于稳定品质的、目的在内的活动。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概念，“身联网”是从物联网中延伸出来的。这也表明，人类技术正逐渐进入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再到“身联网”的新阶段。与物联网一样，“身联网”的基础与核心是互联网，是把人机交互产品与互联网相结合的产物。
已有研究表明，低频电磁辐射会在人体内产生涡流进而干扰人体的健康，而高频电磁辐射则会直接扰乱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经济模式和政治结构等客观条件的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复杂的文化体系，其间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沉淀了厚重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言必信，行必果”的诚信意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人际交往法则，“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国际交往准则等，都深刻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优秀精神及基因，既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强大的现实指导力，又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党的政治追求和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不断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文化结晶。革命文化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引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革命文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价值追求和先进的价值理念，既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见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化选择。革命文化所展现的崇高的革命品格、高尚的大众情怀、伟大的实践品格，以及其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性内涵、独特的精神价值、厚重的历史意蕴，都决定了它在中华文化谱系中成为不可替代的“压舱石”。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先进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探索中形成的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文化的深度融合，也是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共同铸就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先进”性，都决定了它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定盘星”作用，必须牢牢把握。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这份热情，使卫聚贤即便面临生活的绝境也未曾停止写作。卫聚贤以“享清福为死亡的等待”，“我的手脑尚能活动，我就拼命地写”，至耄耋之年仍快乐于笔耕。朋友眼中的卫聚贤，待人和厚有礼，自奉俭约，他相信“生活简单了，可以使脑筋简单；脑筋简单了，对事业学问要认真负责。若是吃饭菜的样子太多，调和的味太重了，使脑筋复杂，多方顾虑；平时为滑头，遇难则想两方面吊膀子”。 卫聚贤以“处处留心皆学问，事事如意非丈夫”自警，也因喜爱《水浒传》中鲁智深粗中有细、鲁莽却不失通达，遂用“鲁智深”作为笔名，其治学与对待人生境遇的态度可见一斑。
卜德晚年主要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与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回答为什么中国早期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就，却不能产生出1600年以后在欧洲出现的那种科技革命以及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在《中国思想、社会和科学：前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文化与社会背景》一书中，他运用分析的方法求证，结合文言文，尤其是八股文的特点，考察汉语书面语如何导致中国学术思想的僵化。与利玛窦和孟德斯鸠等持否定态度、以德孝蹇和李约瑟等持肯定态度不同，他辩证地提出，文言文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固然是阻碍多于促进，但文言文的艺术表达上还是有其自身的魅力。他认为，“必须强调我只是针对文言文作为一种表达学术和科学思想的实际工具而言的，丝毫没有否定其对诗歌和文学的表达之美和力量的意思，也丝毫不否定汉字独一无二的感染力及其固有的丰富意义”。卜德既不否定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表述方面所具有的精确性，也不赞同“一种语言总是足够于他的使用者的需要”（李约瑟语）。
“两千多年来，中国向西方世界提供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欧洲和美洲向中国提供的东西”，“如果没有中国所提供的这些东西（指丝绸、茶、瓷器、纸张、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我们西方的文明将会何等贫乏”，“没有这些发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们的国家在内。”在《中国思想西传考》中，他还提出：“科举制度是中国给予西方的一份知识厚礼。”卜德不是以理想化的图景来描述一个神秘的东方，而是旨在阐明“只有诚实地承认世界各国越来越相互依赖，我们才能为未来生活在更加美好的社会中过和平生活作好准备。这常常要求我们改变对其它国家人民及其风俗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长期遗留下来的，往往是不合理的。正是在这相互谅解之中，孕育着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繁荣昌盛的希望。这种文明绝不是像全世界人都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有同样的思想那样单调乏味”。由此，可以看出卜德积极坚持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积极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
今年适逢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由金先生的学生刘培育执笔。此书不仅记述金先生晚年的回忆以及部分书信和谈话录，而且包括金先生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亲属的回忆文章，“小切口、大关怀”特点跃然纸上，雅俗共赏，十分珍贵。注重处理好抽象与具体、大道理与小切口的关系。
1959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同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梁任公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祝寿。寿联上联中有“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中有“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我想，这个调调可以利用。我就主张联文如下：上联是“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是“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叔存邓以蜇起先没有说什么，大概有点不满。后来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为“已七十矣”，叔存高兴了，看来他有同样的看法。叔存写了两副，一是用楷书写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长篆字写的。定稿是：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 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行大道于环球变革， 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金岳霖/口述 刘培育/整理）
线上+线下，让宣讲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当前基层群众的信息接受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尤其是青年群体习惯从移动端上获取信息，因此，宣讲全会精神既要“面对面”，也要“键对键”，用好“云阵地”。 青田县积极打造“青言青语”海外课堂，发动青年“侨二代”“侨三代”传播全会“好声音”。
孝宗是宋代诸帝中钻研教理颇深者，十分看重宗教的心灵修为。曾于乾道七年（或作淳熙八年，1181）撰写批驳韩愈《原道论》的《原道辨》（或作《原道论》），提倡三教合流。有别于前人的是，既强调三教兼容，又主张“以佛修心，以老治身（史浩《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辨〉》等作‘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分立说。孝宗指出，佛教讲“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而“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异乎？”他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不同，只是给同一事物以不同的命名，名异而实同。扬雄言“老氏弃仁义、绝礼乐”，而事实上道教（道家）讲究的是“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所谓“慈”，就是孔子提倡的“唯仁为大”，“俭”就是孔子提倡的“节用而爱人”，“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孔子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因此，道教既没有弃仁义，也没有绝礼义，与儒家并非背道而驰。 程颢、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实际上以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来论证。陆九渊、王守仁所主张的“吾心便是宇宙”“心无外物”“明心见理”等，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而南宋以后，儒、释、道并未失去各自的独立性。南宋前期程朱理学、陆氏心学和浙东事功之学三足鼎立。“庆元党禁”以后，陆氏心学和浙东之学衰变，程朱理学却因后继有人持续发展，并为统治者所接受和推崇，成为官学；元、明、清时期，更是成为统治思想。但南宋以后也没有真正的“三教合一”，而只有“三教论衡”。释、道并未因理学发展而消亡，而是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以深入人心为特征，也更多地进入意识形态层面。虽然不同思想的兼容可能使其相互之间边界模糊，也可能实现功能和价值提升，但被兼容思想的独立价值不会因此而消失。理学受到释、道思维方式的启发，增强了形而上的特性，但仍以自性为主；理学地位的提升，并不影响释、道的独立存在和发展。 释慧能则标榜“不立文字”“明心见性”，强调“顿悟”和“人人皆可成佛”，向芸芸众生敞开了进入佛国的大门，并且使佛教的基本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形成了与印度佛教相异的“中国佛教”。释慧能声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唐末五代以降，释慧能之南宗一统禅宗天下，禅宗则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比起禅宗，净土宗的教义更为简单，理论更为粗疏，以为念诵佛号就可以往生净土。禅宗和净土宗在南宋临安十分流行。 释良祐、释定心、释思顺、释湛海、释源心、释普门、释义尹、释宏海、释正见、释禅忍、释近照、释义手、释了心、释无得
“五个根本”规律性认识。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在“五个根本”规律性认识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本质特征，是靠山。“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我们发展为谁和依靠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的显著优势，也是内生制度动力。“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反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了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创新是驱动力，“科技自立自强”是适应外部变化的必由之路、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