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范、治理失序五大问题。 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
诚如孟德斯鸠所言：“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试图把国外“先进”的理念和制度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注定会失败。
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起自我意识都是以某种文化和社群所建立的生活世界作为依归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建立是同步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里祖国、家乡、父母、邻里等超越于自我意识之外的文化符号都赋予了我们对“自己是谁”的认同意义。
准确全面识别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尤为必要。一方面，这可以使政府更有效地制定配套政策，引导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也利于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缓解工业机器人大规模应用对就业市场和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
经过大规模治理，从山东济宁至浙江杭州近900公里的京杭运河航道得到了恢复和改善。江南运河和淮扬运河两段航道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然是京杭大运河最繁忙的一部分。大运河的核心本质是“运”，保护好大运河最重要的是利用好大运河。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相关文物逐渐公之于世，形成了一门对世界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敦煌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季羡林先生的主持下，国内敦煌学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纂，完成了《敦煌学大辞典》，代表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报告《中国经济简报：从复苏走向再平衡》提出，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2%，2021年随着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增强及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经济增速将回升至7.9%。
脱贫攻坚任务目标的实现预示着后扶贫时期的到来，我国减贫策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的治理，贫困维度也从单一性的收入性贫困转向长期性、脆弱性、动态性的多维贫困。我国亟须立足于精准扶贫已有基础，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相对贫困治理策略，着力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治理制度改革的优越性，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广践行卓有成效，“爱国”“和谐”等体现国家认同和社会秩序、社会团结的价值理念逐步得到公众较高程度的认可，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共识更为明确。这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意味着全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中思想观念更加统一，预示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具有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小康”描述社会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平稳发展，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相对安定，文化受到重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古人对“小康”的构想还包含了“安民”“保民”“利民”“富民”等重视民生的思想，为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并非终极目标，而是阶段性目标，它为追求更高的“大同”世界创造条件。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私有制的历史条件限制，无论是“小康”还是“大同”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更多体现为人们的美好愿望。 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我国已基本建成现代综合交通体系，高铁营业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亿万农民“出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为现实，开始享受“城货下乡、山货进城、电商进村、快递入户”的双向运输服务。 2018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7.3平方米 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出现过“治世”和“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 公元元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占22.7%，公元1500年占25.0%，公元1600年占29.2%，公元1700年占22.3%，公元1820年占32.9%，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增长，15—19世纪中期的世界经济秩序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卡夫丁峡谷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范、治理失序五大问题。
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 将生命的锐气，在寒冷的日子里敛聚起来，累积成团。安定、泰然、从容，无欲无求，万事不扰。只待温暖的春风、细润的春雨、待放的春蕾款款而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 黑格尔曾经写过一段重要的话：“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而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一方面，既不带有普通常识所有的那种常见的不确定性和贫乏性，而是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另一方面，又不是因为天才的懒惰和自负而趋于败坏的理性天赋所具有的那种不常见的普遍性，而是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这种真理能够成为一切自觉的理性的财产。”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思想家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机遇。马克思哲学论坛依然期待着马哲界真正实现话语方式与研究方式的转变，真正将学术植入我们存在其中的社会本质的那一度，深刻揭示隐含其中的历史逻辑和理论意义，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 《论自然》中说:“有一个唯一的神,是诸神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他无论在容貌上或思想上都不象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闻的。”“神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思左右一切。”
桓帝时有人辞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记文；人不能为作，因语曰：“梁国葛龚先善为记文，自可写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葛龚名姓。府君大惊，不答而罢。故时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御览四百九十六》 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时来好取洛川归。”人谓之谚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大唐新语•谐謔》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南史》 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唐才子传》 “盗窃父史”。 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指责班固抄袭剽窃：“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佛教徒也在疫情的苦涩空气中迎来了生机勃勃的5G佛潮。抖音、视频号、VR应用催生了一批佛系自媒体人，他们用音乐、禅茶、故事、艺术品等视频流描述着古老的佛教，“蛰居”闭门更让云端佛教成为2020佛教第一热词。作为时代的记录者、见证者，2020年，我们最想对你说，感恩有你。无论你在东海之滨，亦或西部戈壁，无论你“闭门自修”，还是云端弘法，无论你捐助善款，亦或为正能量文章点赞，你都是信仰海洋中的一束光，点点慈光，光光互照，因为有你，我们的传播矩阵更有温度，因为有你，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更有勇气。2021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此刻仍是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的苦寒时节，愿你冬日有暖阳，长夜心不伤，愿你六时恒吉祥，自在走十方。愿你心地光明、载月明归，愿你春华秋实前程浩荡，菩提大道欢歌悠长。 回首2020，我们何其有幸，可以亲抚历史的界碑，与亿万人民共渡苦难之河！展望未来，我们何其有幸，可以张开追梦的翅膀，迎接2021第一道灿烂霞光。 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之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人口是上亿级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是“10亿级”超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梦想，曾经如此遥远，现在又如此真切。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的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畅想，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的深情呼唤，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逐渐化为现实。
新征程上，我们更加呼唤这样的“中国牛”—— 做“开山牛”，敢闯敢拼，一往无前，挺进“无人区”；做“拓荒牛”，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当好“排头兵”；做“孺子牛”，心系人民，苦干实干，甘当“勤务员”；做“老黄牛”，敬业奉献，踏踏实实，争做“实干家”。 我们正处在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生活所经历的一切都在转变。(50)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不仅已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而且将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相隔万 里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大数据开发了人类的“第三只眼”，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分析、处理、挖掘，可以让我们深入洞察充满未知的世界。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问卷访谈、抽样调查、样本分析等固然非常重要，必须坚持，但是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使我们获取海量数据信息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更加便利、更加快捷。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呈现出理论性与实践性、先进性与科学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性与多样性、政治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是持续改革创新的不竭动力、是坚持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
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 马克思曾气宇轩昂地指出，“我痛恨所有的神”这一普罗米修斯的自白，“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无论是宗教还是法哲学，都是人们对现实苦难与不幸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 强调了解放状态（共产主义）中人对自身的积极的自我意识，“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因而“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
儒学是教化之学。为达成道德教化之目的，儒家特别推重“礼乐”，故其有“礼乐教化”之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儒家虽合用“礼乐”以行教成化，然“乐合同，礼别异”，“礼”和“乐”发挥教化作用的形式却是有区别的。大体而言，礼使人有差有别，乐使人有合有同。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儒家的“礼乐之道”，如果说，其“礼”论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差等之美”的话，那么，其“乐”论思想中则潜藏着一种“中和之美”。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时下，各种摇滚、重金属甚至歇斯底里的所谓“流行音乐”充斥着我们的世界，在快的生活节奏下，人们有时也会沉溺于这种音乐所带来的情感宣泄。殊不知，在这种音乐的“熏陶”下，我们只会更加狂躁不安、难于平静。 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同情和关注贫苦人民，提出要选择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要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统一、平等的公民国家。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动摇、颠覆了他之前的哲学思考视角，开始从“形而上”的思辨转向“形而下”的现实社会关怀，主张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提出摧毁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就是历史赋予当代批判的“一条绝对命令”。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取得普遍统治，再推进全社会的解放，是当代批判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身从而解放全世界，就必须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既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必然。 马克思曾指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从而获得了利用具有世界性的生产（包括精神的生产）的能力。
儒佛之辨构成了张载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对万物本原的追问与对人生价值的安顿则是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就前者而言,佛教主张“真如缘起”,以真如本心为万物的本原,但在张载看来,这一思想实质上是以精神实体作为万物的本原,不具有真理性。因此张载重新肯定了儒家以气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并对其真理性进行了论证；就后一问题而言,佛教以“涅槃寂灭”为人生价值安顿的根本方式,并以“真如缘起”思想为人生价值的理论基础。在张载看来,既然真如缘起思想不具有真理性,这种价值安顿方式的理论基础也就难以成立。张载进一步批判了“涅槃寂灭”思想的消极无为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并基于气化流行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对“存顺没宁”这一儒家式人生价值安顿方式进行了阐发。 韩愈说“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形于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于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于其两间,夷狄禽兽皆人也”,这实际上即是以元气论作为万物的本原。李翱也明确指出“天地之间,万物生焉。人之于万物,一物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者,岂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气而成其形,一为物而一为人”即是说人与万物虽然有别,但就其本原而言都是元气所化。此外,刘禹锡、柳宗元等都有类似的观念。 今习儒道者,只知近则乃祖乃父,传体相续,受得此身,远则混沌一气,剖为阴阳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万物,万物与人皆气为本。 “真如缘起”中的“真如”指的是“心真如”(又被称为“众生心”或“如来藏”等),“缘起”则是说真如不守自性,忽然起念,从而幻化出天地间的万物。 中国哲学的‘气’概念,含义极广,几乎举凡世间一切事物都不出‘气’概念之范围。这也难怪,因为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以‘气’为世界万物之本原或元素的思想 正如张载所指出的,在有形的存在物与无形的气之间的转化,就如同“冰凝释于水”2一样,而冰与水之间的形态转化,对人类的经验理性而言,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动物、植物这种存在物而言,从气的形态转化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生灭变化。 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必然是建立在气的本原性存在之上的6。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提出了“太虚即气”这一命题。所谓“太虚即气”即是说气无处不在,弥漫于整个宇宙空间7。气的本原性存在,构成了气化生物的首要前提。 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至于谈死生之际,曰“轮转不息,能脱是者则无生灭”,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辟之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夫为是言者,岂得已哉! 事实上,动物与植物不会思考生死问题,因此对生死问题的追问,总是来自于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而人之所以会对生死问题加以追问,又与人对自身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思考密不可分。换言之,对生死问题的追问,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如何安顿人生价值的切身性问题。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甚至将生死问题看做是人的根本性的价值关怀,即所谓的“终极关怀”:“人最终所关怀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生,还是死’这个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是一个终极的、无条件的、整体的和无限的关切问题” 佛教认为“轮转不息,能脱是者则无生灭”,实际上是将摆脱轮回、涅槃寂灭为终极关怀,并以此作为安顿人生价值的根本方式。 佛教的摆脱轮回、涅槃寂静之说,无非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对人们许下有关永恒存在之“彼岸世界”的承诺。然而,这种非理性的承诺,却有着高度发达的理性基础。17 这一论断的实质含义在于,佛教的价值关怀背后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佛教之所以将摆脱轮回、追求涅槃寂静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正与其以“真如缘起”思想为基础所达成的对万物本原问题的理解密不可分。正如在宗密那里,一方面将真如本心与气作为心灵与身体的各自来源,另一方面又主张气也是由真如本心幻化而成,因此,气的存在,进一步而言,由其所构成的身体的存在并没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人之所以是天地间之“灵者”,只是因为人能够做到“与心神合”394。换言之,身体不过是承载来自彼岸世界的“心神”这一精神实体的载体或容器,而只有达到“弃末归本,返照心源”394,即摆脱、放弃身体的存在,以精神实体的形式12进入作为其存在源头的彼岸世界,才能与“心源”重新合一。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下,返回彼岸世界的涅槃寂灭13才会成为佛教的终极价值追求与安顿人生价值的根本方式。 《西铭》实质上是从前文所论的气化生物这一万物本原理论出发的19。从气化的角度说,整个宇宙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气化流行的生命共同体。这种生命共同体就如同一个大家庭20,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而在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中,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天地生生之德的感激与礼敬。而这种对天地感激与礼敬的最好的表达方式则是通过“尊高年”“慈孤弱”乃至对“疲癃残疾、茕独鳏寡”之人的保护与羽翼,使得天地生生之德得以更为广泛地体现出来。在张载看来,这种对生命共同体中的他人所尽的责任与义务实质上就是对天地的“纯孝”。所谓纯孝,意味着对他人所尽的责任并不构成获得天地之奖赏的手段,而实质上不过是尽人之为人的本分而已21。对人之为人的本分的肯定,也就将一个人从自我中心之中超拔出来,不再将人生的价值系缚在“富贵福泽”之上;另一方面,现实的“贫贱忧戚”作为一种给予性的存在状况,并不能通过非分的方式去改变,而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接纳,把它作为成就自身德性的方式(“玉汝于成”)。生之时能够以尽本分的方式承顺天地之德,这就是对待天地之德的最好方式(“顺事”22);而死亡也不过是天地气化流行的必然过程,无须有任何惊恐与不安(“没宁”)。不难看到,张载在这里以气化生生的宇宙观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存顺没宁”安顿人生价值的方式,为儒家式的积极有为的价值观念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完成了他在人生价值安顿方式上的儒佛之辨。 气本论并不能等同于唯物论。因为唯物论只能解释万物的根源问题,但不能安顿价值。 在宋代社会,由于统治阶层的提倡与引领等因素,虽然表面上是三教并立,但三教中的儒家却在实质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因此时人有“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感慨。在这一意义上,佛道两家的价值追求实质上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涅槃寂静”改为“涅槃寂灭”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生命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纳米技术的四大汇聚为特征的科学技术新形态，正在塑造着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也越来越多地渗透进人类的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全球秩序的综合治理中。由新科学技术变革所催生的新观念不仅引导着人们对自我、他者和世界关系的新理解，也不断突破人们对于自然的本性、生命的意义、人类命运乃至宇宙未来的传统阐释框架。
对意识经验的理解和对大脑现象和神经生物现象的说明之间的认识论鸿沟仍无真正解决的迹象，这也成为21世纪需要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通力合作才能真正破解的最大的自然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