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将大数据的处理技术引入社会服务之中，打造“1+3+N”的社会治理体系。“1”是1个信息化数据处理平台，按照数据主体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政府数据、企业数据、社会组织数据和个人数据四种；“3”是3大社会服务参与主体，包括服务供给方（政府）、互联网社会服务平台和服务需求方（社会服务对象）；“N”是多个信息收集端口，既有按照教育、医疗、家政等领域划分的端口，又有按照地域人群类别划分的端口。二是在微观层面，利用互联网技术，具体包括现代智能连接、感知、交互、云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外界提供的社会服务以智能化、便捷化的形式传递给城乡居民，打通社会服务资源传递的“最后一公里”，实现资源的节约化和高效化。
《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国家整体印象得分为6.22分（总分为10分），延续了近年来小幅增长的势头。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6.5分）和国内治理的表现（6.2分）赢得海外好评，尤其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表现得到更多认可。 目前，较有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报告夹杂种类繁多的排行榜，大多是反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西方智库的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对此，我们要以审慎明辨的学术自觉去掌握和分析，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制定并不断完善反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评价标准体系，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讲好中国故事。 全球形势日趋复杂，政府决策过程也随之复杂化，政府需要更多有效信息和专业分析来制定决策，智库由此成为政府的专业知识来源。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参与程度提高，需要大批官、学、民智库为政府建言献策。智库主要采取协会、基金会、公司等形式。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高水平企业智库，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国内企业智库由此迎来战略发展机遇期。 业务方向主要包括“咨询、技术、管理、策划、设计、文化、投资、市场、代理、经济、工程、科技、项目、会议、展览、软件、交流、研究、艺术、教育、营销、推广、商务、广告”等三十余类。 各级政府一般有自己长期合作的党、政、校智库。
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人的认识能力便成了一种内向性能力，认识的极限在于理念。 笛卡尔就坚信人的认识来自人的心灵自身，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莱布尼茨也特别强调只有理性才能建立起普遍、必然的知识，他指出这种理性“只能来自天赋的内在原则”。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已充分标定了人类智能的边界和极限，(参见鞠曦，第838-839页)前者确定了人类在思维活动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死角或盲区，后者则论证了人类的认识工具在延伸人类认识能力的同时也限制了人的认识能力的边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中，极限是有限与无限的边界，也是有限向无限过渡转化的关节点、度、临界点。如果有限意味着一定的空间、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视角等等，如果无限表明着无边无际、无穷无尽、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无所不包等等，那么极限就代表了空间上的最大、数量上的最多、范围上的最全、程度上的最深、视角上的最广等等，但仍然是有限。在极限的范围以内是有限，在极限的范围以外是无限。超越极限，即超过了这种关节点、度、临界点，则实现了有限与无限的转换。极限的超越，也就为从有限走向无限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因为就人类总体及其历史延续和未来发展而言，人是能够全面、完整、系统、科学地认识一切客体及其一切方面的，即形成对于整个世界的无限认识。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认识主体由于内部生理结构的局限和外部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只具有认识客体的有限能力，人们只能认识到外部世界中的有限范围、有限领域中的有限对象及其有限方面，并根据有限的知识对于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做出有限的预测，即有限认识。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辩证统一，是在人类世代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特定主体和特定时代所达到的认识总是极限性的，但认识的进步是不断地达到极限、突破极限并超越极限。认识能力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人的认识能力在可能性与现实性、整体性与个别性、宏观性与微观性之间的差异体现。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对极限的突破是一个现实的历史性进程。知识的积累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会使已经达到的极限不断地被突破，不断地被超越。而超越极限、挑战极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的程度上逼近无限，又是每一代人的自觉追求。这就是与哲学思维的至极性密不可分的超越性特征。每一代人都把前人已经达到的极限看做有限而力图将其加以超越，去寻求新的极限以更逼近无限，这正是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人类永恒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是历代人们不断地探寻和追求极限而又不断地超越极限的历史。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关注自然界、关注社会本身，并努力寻求自己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终极性答案，但他们所达到的结论和成就又只是当时时代所允许的极限，这就为后辈人和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相互超越留下了余地，并创造了契机。而正是因为这些外在问题具有终极性的无限探索余地，它们才能吸引各代人对其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造，并推进人的认识和认识论的不断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认识极限及其超越的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现实当中，人们总是致力于探索极限、挑战极限进而超越极限，人的认识活动亦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个体、群体乃至于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就是一项不断探索认识极限、挑战认识极限继而超越认识极限的动态过程。
在中国，至少从宋代开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就成为人们不断追求的艺术境界。雅颂为无形之画，丹青为不语之诗今天研究明清文人，应当由“观画”变成“读画”，即从欣赏画面内容、分析绘画技巧等变为探求作者的画外之思。 总结而言，诗画互释既是对传统的文学文献的一次拓展，又是通过诗文与传世绘画的互释来提升对作家认识的过程。将这种思路扩展到明清文人的研究中，相信会发现一个异样精彩的艺术世界和更为多元的阐释空间。
学如积薪。秋去冬来，万物收藏。梧桐叶落，银杏泛黄。“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司马相如语）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传老祖宗薪火，走新时代道路。
当前存在三种现象：“炒陈饭”“炒冷饭”“炒洋葱”。
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虽然已尝试增加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但发挥的影响力较为有限；在此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受国内政治掣肘对治理全球问题持退却态度时，中国毅然扛过了全球治理的大旗，以应对全球问题为己任。
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医学，我们现在的技术，把人分得越来越细。我们人，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个器官的代名词，病人来到医院，我们就成为医院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也如此，很多的医生，他们在开刀之前其实并没有见过病人，甚至病人离开医院以后，他们也没见过几面。所以，病人在很多医生的眼里，其实就变成器官，变成了组织。
我了解了中国文化，我接触了易经，所以我们也通过易经，把东方的最高智慧和我们医学的现代科学做了结合。 原来我们人本自具足，但我们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药、技术和医生身上，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药，其实就那么几个，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是人类模仿自然，模仿我们人类最像的药，但我们知道，人体自然产生的胰岛素，有几十个功能，不仅能降血糖，还有恢复力免疫力，促进我们各个器官正常的能力，而我们人工合成的胰岛素，只有降血糖的作用，但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外界，忘了自己本自具足。 我们在整体医疗当中就发现，如果唤醒我们的智慧，唤醒了我们对天地人的认知，唤醒了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其实我的免疫力是会恢复的，这种恢复，其实远远超过了今天现代科学。 我们更多的还是通过医学技术、手段、器械，来帮助大家，但是常常是加重了病人的痛苦。 怀着敬畏心去了解、医治的时候，我发现生命有两种状态离开，其实一个是圆满的，一个是不圆满的。 圆满的生命，我们的医生、护士会了解，他身体有淡淡的香味，他的面相是柔和的，皮肤像婴儿一般，那是欢喜的，是宁静的，这样的生命我们称之为圆满。 还有一种生命，他带着悲伤，带着不愿，带着不舍，就是师父们讲的贪嗔痴慢疑，都还没有放下，这种生命是绝望的。我们能看到他的因果，能看他能对当下家庭产生的巨大影响。 所以，我说医生有一种责任，我们要让每个生命好好的走、有尊严的走，我可以用技术帮助她镇痛，帮助他克服各种不适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他离开的时间，让他做好准备，能圆满的走。 如果我们的生命所剩无几，其实吃了就可以停下来。那么现代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消化道的衰竭，消化道衰竭会导致呕吐，会让我们临走的时候的面相不尊严。 但我们在临终的三天，我都建议大家一定进食，但一定不要大鱼大肉，因为中国人有个传统，不能做饿死鬼。剩下的是你能够清理你的一生，你的不同阶段你能够有所放下。如果有了宗教的支持，那么这种圆满，就更能成为可能。 生命是为了成长的，如果爱不能让我们唤醒，那么我们就会用失去来唤醒。如果失去也不能让我们醒来，我就会有更大的失去，包括生命本身。所以我认为临终关怀其实是最后一次帮助我们唤醒的机会。
“凡是没有打倒你的，都会让你更强大。”必须经历从理想主义到认清现实的价值回归。就像曾国藩的战术“结硬寨，打呆仗”，没有捷径。
新冠肺炎大规模侵袭所引发的突发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全方位大考，在更深层次上呼唤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出场。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应以高度的理性自觉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出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根据，全面揭示我国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基本方向与必然趋势，全面把握顶层设计，自觉补短、补软、补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超越“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主义辩护逻辑，也不囿于具体科学的阐释，更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哲学逻辑来剪裁中国现实，而要科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将之提升到“差异的正义”的原则高度，将伟大的中国之治成果升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表达，全面创新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就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真正的哲学总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制度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作用。 实践形成、实践检验、实践证明并不能排除理性自觉逻辑出场的必要性。任何实践本身都既包含着事物的本质性向度、必然性联系和规律性趋势，同时也包含着偶然性、表象性、暂时性和相对性的因素，实践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理性自觉的逻辑反思，才能加以解析，将偶然性中的必然性、表象性中的本质性、暂时性中的恒久性、相对性中的绝对性揭示出来，形成纯粹的逻辑表达。 恩格斯在评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方法论时所说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除了存在着如是否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等分属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理论立场的对立之外，在辩护的方法论上也存在着原则上的不同。 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类型的划分根据，即社会类型的划分标准，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基础上的物质利益状况。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⑩。恩格斯说：“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11)人们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基础上的物质利益关系是区别不同时代的重要尺度。以此尺度纵观历史，人类社会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人们的物质利益完全一致、没有差别的同质性社会。人类的原始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大同社会)就属于这一社会类型。上述社会不是没有差别，但是差别仅仅表现在性别分工或者自由个性方面，而不是在物质利益方面。第二种类型即阶级对抗和阶级冲突社会。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物质利益关系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导致对抗性社会或阶级冲突社会。第三种类型是差异性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差异性社会。阶级对抗、阶级斗争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对抗已经成为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造成了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多样化、差异化，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关系上的差异以及差异所引起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差异性社会所特有的“一元”与“多元”之间、“共同利益”与“差异利益”之间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社会矛盾与生态矛盾，将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各方面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作为差异性社会矛盾的基本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解决矛盾也构成了制度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深度研究和阐释这些矛盾及为解决矛盾而出场的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就成为论证和辩护制度体系合理性的重大着力点，是一个宏大的、系统的理论创新工程。 中国道路的根基在于差异性社会和“差异的正义”，人民当家做主谋求共同利益、包容差异利益使中国道路以共建共治共享消解人与人的异化对立，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全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原则消解全球分裂，从而创造一种人类新文明道路，这三大超越的未来景象需要在全面建制中使新文明道路变成中国之治的制度性现实。
在中国古代则是以易之象等把握人类活动的辩证结构。“易”有简易之义，亦有不易之义，因而，《易》正是以一种“不易”的“简易”去驾驭、统摄繁多、变易的企图。只是随着语言符号的逻辑功能的强化，这种以“一”驭“多”的思维内在结构才得到了较为确切的语言表达，形成为一种概念体系，表现为一种概念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也在多处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21)而且，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还特别指出一些最重要的辩证法范畴是如何起源于人类活动的。关于必然性范畴，他指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22)，“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23)。关于因果性，他又指出，“由于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得到确证”，(24)等等。 对于自然辩证法，只有奠基于“人是对象性活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之作为哲学家兼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的理解之上，方能达到合理的解读。 在近些年，国内学界同样出现了回应“第一哲学”的一些思想努力，无论是诉诸语言、实践、伦理、意识等当代西方哲学范畴，还是诉诸道体、心性、家国等传统中国哲学范畴，当代中国学者都旨在从不同思想传统出发，探讨和建构形而上学的可能路径，这既关乎哲学本身的根基与命运，也关乎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文明的未来走向。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已经存在境界形而上学，像道德、礼等这些概念都没有实体意义。我们会发现，老子时代的“道”与“物”区别已经非常清晰，老子的“道”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这显然不是“物”的规律。中国哲学里特别强调精神状态，通过精神状态来讲精神境界，就比如，圣人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只不过是状态不同。纵观中国形而上学与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都各有特点，这使得我们对哲学的认识不仅局限为单数，只要承认海德格尔的工作有意义，就也会承认中国哲学开辟了另外一条思路，它仍然有启发性。 西方哲学对物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异己感”。从亚里士多德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扣问，到贝克莱的 “存在即被感知”，再到萨特的“恶心感”，这种物我分离的世界观直接滋生了知识论和科学。哲学曾经被认为是最高的知识，但随着一切知识都转型为科学，哲学早已不是知识了，而是转化为对精神的建构。从表面看，哲学从最高的知识殿堂跌落，似乎肇始着哲学的危机，但实际上作为精神建构，哲学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生活中间有价值的事情。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哲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把以前所建构的意识接近于格式化，人类存在的基本境况也接近于被改变，海德格尔反复讲的“终有一死的人”的基本预设将被现代科学技术所颠覆,这个预设一旦被颠覆，我们的一系列思考也会被严重颠覆。即使人类的生命时间无限延长，人类也未必能得到一种意义感的支撑，这是在建构新的意识世界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马克思本人曾郑重地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在他之前，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就指出这一点了。他的贡献是在于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近思录》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人将其视为“性理之祖”。《近思录》的精华在内圣工夫，其中蕴含着理学“身心合一”的工夫要诀：心即是身，身即是心，身心相通，身心相印，修身即修心，心修身亦修。理学主静、持敬、涵养、省克等工夫次第，以及最后产生的圣贤气象，无不融入了这一要诀。它不仅贯穿于工夫的始终，而且也是工夫深浅和真伪的试金石。明代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说，也与这一要诀暗合。 为什么要从“静”入手？依《太极图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则静极生阳，“复见天心”，只有静极方能养出这源自天地的仁义之心的端倪，乃所谓的“幾”，也正合《易》之《复》卦之旨。程颐在其《易传》中说： 阳始生甚微，安静而后能长。故《复》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 而朱熹在解释“至日闭关”时也说： 盖一阳初复，阳气甚微，劳动他不得。故当安静以养微阳。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静以养之，方能盛大。 清康熙朝著名理学家张伯行的解语云：“天地有大冬至，人心有小冬至。人当杂念既退，恶极而善，平旦初复之时，正此心冬至之关。主一无适，居敬涵养，闭关之义也。遏过此关，渐渐善端发现。过天地冬至之大关，方能见天地之心。”天地之理便是人心之理，人心之善便是天地之心。这里，不但是静以养之，而且是静以萌之、静以明之，皆从坤静中来。因为是静“极”复动，所以这个静是要达到一定深度的，并不是表面的平静，而是要深沉安稳，生出根柢，这样的静才有定的意思，不易动摇，不为外物牵累，动静一如。南宋学者叶采以为：“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亦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对于“定性”的真实含义，程颢早有自己的解释，他在《定性书》中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皆此心虚静无欲的效验。 静虚之下有观照之明。静虚生明，说明静虚的状态之下，人的身心会被训练得更加敏感，也会对私欲纷乱时的粗糙身心有更为深刻的体认。道在微妙，唯安静方能听到此细微的声音，所谓“精义入神”，如不能静，则会被后天的嘈杂欲念所湮没，对此不生觉知，于人性本然之善也不能认取，也不会去护持长养。所以，“静”是埋伏，是生根工夫，是一切工夫之始，根深方能厚重安稳，方能德学并进。故程颢说：“性静者可以为学”；程颐说：“人安重则学坚固”；张载说：“将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学，德乃进而不固矣”；张伯行云：“盖静则生明而有以用其体察之功；静则淡定，而有以尽其持守之力；静则从容，而有以深其涵泳之致，皆为学之所取也，故可以为学。然则未能静者，当思变化其气质；既能静者，又当涵养其本原也乎！”人因静而重，故又云：“凡人轻浮则气虚而见识不定，亦神散而操守不力。故人能安静厚重，则气实神完，识力自确然不移，而所学因以坚固，此即《论语》‘重威’节意也。”此尤见其对静养工夫身心合一之旨的深刻领会。 虽说“动亦定，静亦定”，但因静坐时会择时择地，好的环境无疑会使静定来得更快捷。静时如尚坐驰，动时则更无法把捉。通过静坐，一是要息外缘，二是要静气血，这两项都是为了“涵养本原”。静坐的第三个作用正是便于观照。气血静则容易生定，定而有光明。 人安静则天机显露，触目皆是，身心离欲，又有离欲的自在之乐，所以“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这“春意”不仅是天地生生不已之机，也是一种身心受用的对外投射。这个受用，便是腔子里油然而生的喜乐和满足，与世乐滋味迥然有异。这种喜乐的本质，是身心至和的效验，也是此身心与天地万物至和的效验，是“孔颜之乐”，是“无所倚之乐”。身心寂静，密音显现，一饮一食，一草一木，都会呈现出与平日里不一样的意趣，风云有意，山水含情，通透莹澈，别有洞天。程颢在《秋日偶成》所呈现的，正是这样的道学家神味和气象。 “和风庆云”“泰山岩岩”“光风霁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孔颜之乐”“如坐春风”
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那么，何为历史？怎样研究历史？见仁见智，说法不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宋神宗认为史学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他为司马光主撰的史书题名《资治通鉴》；近代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史料的基础性作用，论从史出；意大利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哲学家、史学家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就是思想史”；英国著名学者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史学就是聪明学；等等。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是有规律的，社会形态是循序渐进的，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具有重要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存在决定意识、理论指导实践，合力推动社会变革；社会是波浪式发展、螺旋式上升，分析事物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区别主流与支流；判断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这就把历史学科变成了历史科学，成为工人阶级及进步人士认识历史、研究历史、以史为鉴的科学指针与利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学研究也能出一些成果，得出一些见识与启迪，帮助人民前进。但是，只有引进马克思主义以后，历史学科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才能发挥出指导人民群众改变命运的巨大作用。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社会交往的稀缺资源 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社会交往模式会极大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个体而言，没有宽松的社会交往空间就不会有利益的最大化。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而是交往主体千辛万苦努力的结果，获得其它交往主体的信任是这种努力的重要内容。 社会交往作为以人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其实质就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过程。如果参与社会交往的主体之间缺乏信任，那么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主体就会投入必要的成本（或是金钱成本或是时间成本）进行设防。相反，如果主体之间存在充分的信任，那么基于不信任而投入的看似必要的成本就可以大幅度减少。这些被节约的设防成本投入就是信任带来的价值。当然，信任的价值很可能远超过这些被节约的成本。无论主体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被他人信任都将是不可多得的资源，这一点对于工人、农民、教师、商人、科学家以及公司、企业、政府等社会角色都不例外。每一个行业或领域的实践活动都会有自己的活动规律和伦理规范。某一领域的主体参与实践活动是否能认识其中的规律以及是否能一如既往地尊重其中的伦理，与这一主体能否获得其它人的信任这种稀缺资源成正比例关系。每个主体都是在实践中获得或损失这种资源，也在这种资源中参与实践。当然，信任成为资源的前提是这种信任不能是欺骗来的，靠欺骗获得其它人的信任就如同偷了他人财产，早晚会付出代价。
一些重要的诗歌作品如白居易《琵琶行》、杜甫《酒中八仙歌》等多次被演绎为杂剧、传奇等形式的戏曲作品，形成借助戏曲文本隐括诗歌的特殊艺术载体。
在由各种原因产生的人的差异性中，其中的一个差异是大部分人更容易合群，一小部分人则有离群索居的孤独倾向。这种孤独倾向往好处说是远离社会以求更高的生活，往坏处说就是对他人缺乏共情的反社会行为。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离群的观念，也有不同类型的隐士、遁身和避世者；即使是入世的儒家也有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主张。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离群倾向的人：“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
众生像整个虚空般无边无际， 愿他们轻易证悟他们的心性， 六道中的每一个众生， 都曾经在某一世是我的父亲或母亲， 愿他们一起证悟圆满的本觉。
1980年，费老赴美国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颁发马凌诺夫斯基纪念奖时发表感言指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