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712从道祖在《道德经》中提出天地间大道至德的概念，再到赋予每个人自修要义的《清静经》，以及众生皆奉善而行的《感应篇》，三经皆自道起，最终又回归于道。 20180714倓虚大师在其《影尘回忆录》中记载，董子明居士一心求生极乐净土。曾经发愿：第一，身无病苦;第二，病即往生。发愿以后精进念佛，果然全身无病，临终预知时至，念佛坐化往生。 印光大师最经典的一段开示，应当收藏背诵下来！ 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代人之劳，成人之美。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教他消灭。常生惭愧之心及忏悔心。纵有修持，总觉我工夫很浅，不自矜夸，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20180715须知：僧人不入政府与人争权者，为欲节制世人争权之心也。僧人不入社会与人夺利者，为欲节制世人夺利之心也。不然，权与利，人皆好之，僧何独恶之也？假若僧人同入政府与人争权，同入社会与人夺利，更有何人能挽回世人权利之心乎？权利无节制，任性贪取，则大奸大恶，日日渐增。可怜世人，只顾眼前权利，不知脚下坑阱，快乐一时，凄凉万古。是故吾佛视世间之权，犹如猛虎；视世间之利，犹如毒蛇，举世之人皆不能免此毒害，唯佛一人能避免之。 20180720净土宗的五经一论，在历史上是有根据的，五经是佛说的，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论就是天亲菩萨写的《往生论》。汉传的佛教功课是显密结合，早晨念《楞严咒》、《十二小咒》，结合念佛，晚上念《弥陀经》，也结合念佛。根据净土的功课，还可以念三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不管早晚都可以念，念了以后接着念佛、礼拜。平常则可以读其他的大乘经典，例如《地藏经》、《金刚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念佛不读经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净土还有五经（指前面讲的三经加上《普贤行愿品》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哪能不读经？要做到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20210322《高僧传》记慧远之言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 世界、人生及其“美”的本原本体,并非儒家所言之有,亦非道家所说的无,而是佛家所谓空。 此空,即慧远所言法性或曰涅槃。 在慧远看来,尽管世间充满污秽,却仍然有救;尽管人生烦恼不已,仍可回归于清净、澄明之境。“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芸芸众生,可“得性”而达于“至极”,真理可鉴而终极可期。此为成佛之纲,又是人性审美之要。法性金刚不坏;涅槃之境即破斥法执我执,以一切外尘、内心为空幻。无物无心,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悲无喜,法性存焉,涅槃臻成。此“反本求宗”也。 印度佛教进入中土之前,中国人关于“形神”的思考、认识与表达,总与人之生(气)的意识、理念密切相系。大教东渐,又一般与人之死(寂,空)的意识、理念相系。两汉之际,桓谭(前23～前56)撰《新论》倡“神灭”说云: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18 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人“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18。可见自桓谭始,有“形尽神灭”之论,显得朴素而唯“物”。此由抨击起于西汉末年之谶纬神学而来,着眼点关乎人的生、死之际。《新论》“形神”一词,已始连缀而成。南朝范缜的“神灭”说,当继桓谭之说而起,却是对于佛教包括慧远等“神不灭”的攻讦与批判。 关于“神不灭”,早期佛籍《牟子理惑论》曾云: 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19 “身自朽烂”而“魂神固不灭”,不信人之精神、肉身同生共死。 慧远《明报应论》称,“夫四大之体,即地水火风耳,结而成身,以为神宅”,“灭之既无害于神”20。“神宅”可灭而“魂神”不灭。 “形尽神不灭”的有神说,是慧远佛学思想的基石之一。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 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 “凝神”,神思专注于无、空之境。“静虚”,梵文dhyana,禅定、静息心虑之谓。心不驰散,欲念断灭为静虑。无功利无分别无机之心为静虑。 心斋、坐忘之根因,是虚无、静笃,而“静虑”的根因在空幻。空幻者,乃佛家所言神境耳。 《心经》是流传最广的大乘佛教空宗经典,也是阐扬＂空观＂的最重要的佛教经典之一。其要义在于通过般若智慧透悟此岸生死苦海,放下执著我有而度达涅槃解脱彼岸。般若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和解悟佛教的终极目的——＂空＂。
随着社会发展，现代性（modernity）被西方哲学与伦理学用来表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及其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这个差别主要就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世俗化。一般认为，现代性的主要观点是：以个人为中心，否定这个主体的人本身与外在事物的内在联系，提倡人的自主性，反对迷信与神话；主张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对立性；赞同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反对压制个人利益的说法；崇尚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进步（知识增长）可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知识增长依靠科学进步；相信科学进步能不断带来技术进步，不断进步的科技能够确保人类越来越有效地改造自然环境，促进人类福祉。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指引下的社会变迁即现代化，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即现代社会。 在现代性思想的影响下，欧美生产力快速发展，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这种冲突对于19世纪中期的清政府来说，主要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自由平等观念，给基于皇权和宗藩关系建构起来的清政府统治秩序带来空前的危机。时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以往赖以理解世界的历史观（圣人文化等）和宇宙观（天人合一等）被颠覆。这种颠覆的后果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体系）在同西方文化（基督教体系）的较量中，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生命在现实的存在当中,有超越理性、超越人间的力量支撑。这是一种灵性的力量,内在的灵性生命可以与这种灵性的力量发生共鸣。民间佛教里提倡人在危难的时候呼唤观音菩萨,在至诚当中,在一念当中,在专心当中,即可产生一种特别的感应,从而实现与这种外在力量的对接。这种对接一旦实现,就会激发你内在的生命潜力,可以让你更加无畏、勇敢、坚强、有力地面对现实的困难,从而活出一种生命气象来,活出一种生活状态来。《妙法莲华经》卷七中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9这是一种生命依赖的信仰,是生命孤独与脆弱的体现。从被动的保佑到力量的激发,真正的信仰者总是在信仰、理性、精神等多重生命体验中实践这种信仰。在这种信仰中,理性的力量与超理性的力量以及与此相关的自力与他力、世俗与神圣等关系都得以建立起来。 生命品质的终极境界信仰。正是因为有灵性生命的存在,如民间佛教所认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成佛是对生命的变革,对生命品格的全方位提升,是整个生命超凡入圣状态的实现。这种信仰和对生命的整体认识直接相关,是对生命本体性的一种建构,由此才使生命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可能,它为生命境界的提升提供了无限可能的空间。这种信仰不但包含着凡与圣的关系,而且包含着性与相、空与有、染与净等多种圆融一体的关系。 中国佛教从古至今主要有五种形态,即:参禅悟理型、念佛往生型、祈神护佑型、密教信仰型、行善积福型。 基本上是消极出世的“印度禅”被改造成为积极入世的“中国禅”,中国的“禅思想”和作为宗派的禅宗, 充分体现了本土传统文化重现世、重伦理、重人生践履的性格。
8、不即不离。 出处：《圆觉经》：“不即不离，无缚无脱。” 释义：现指对别人的关系或态度要保持一定距离，既不太亲近，又不太疏远。 9、不看僧面看佛面。 出处：据说韦陀菩萨本来站在山门外的，因为他的职责是护法，出家僧人或在家学佛居士，有犯戒犯错的，他看不下去，就举起棍子直接把人打死了。佛陀慈悲，看了不忍，就叫他对面而站，每天就面向着佛看，这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意思放人一马，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释义：现在比喻看在第三者的面子上，帮助或者原谅某一个人。 10、晨钟暮鼓。 出处：佛寺中早上撞钟，晚上击鼓，用来报告时间。比丘在讲经布道时，也会撞钟击鼓用来召集大众。 释义：现多形容寺院寂静清苦的生活，或者指岁月推移，循环不已。 11、痴心妄想。 出处：佛教中讲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三种习气：贪、嗔、痴三毒，贪心、痴心、妄想等就叫做痴心妄想了。 释义：现在形容一个人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愚蠢荒诞的打算。 12、此中三昧。 出处：佛教中指的是排除一切妄想杂念，心神平静。《智度论》卷七：“善心一处不动，是为三昧。” 释义：现在引申为对某事深藏的诀窍、奥妙能够感悟理解，谓之曰：“深得个中三昧”。 13、打成一片。 出处：《五灯会元》卷二十：“耳听不闻，眼觑不见，苦乐逆顺，打成一片。”意思是各种人事、环境、苦乐本无差别，应该放下执着与分别，平等看待。 释义：现在表示把不同的部分合为整体，也指思想、感情、生活等融为一体，密切无间。比如经常说某某领导干部下基层，和民众打成一片。 14、大彻大悟。 出处：佛教中指的是明心见性，彻底的觉悟，完全证悟“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真如实相。《观无量寿经》谓：“廓然大悟，得无生忍。” 释义：现在形容一个人最彻底的觉醒和醒悟。 15、大千世界。 出处：佛教中讲现在世界的一千倍为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一千倍为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一千倍为大千世界。 释义：现在指广阔无边，纷乱复杂的世界。 16、单刀直入。 出处：禅宗讲究痛快直接，不必依经论文字，迅速斩断烦恼分别，当下彻悟。《景德传灯录》卷十：“若是作家战将，便须单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 释义：现在比喻一个人说话办事痛快利索，直截了当，不绕弯子。 17、当头棒喝。 出处：禅宗大德接待初来学佛的人，经常一言不发的先用棍棒当头一击，或者大喝一声，要求对方立刻回答问题，借以考验对方对佛教信心的程度以及领悟能力。 释义：现在比喻用比较强烈的手段和方法，促使人猛然惊醒，或者是给人提出严重警告。 18、刀山火海。 出处：指的是佛教中说的地狱之刑，形容极其残酷的刑罚或者最凶险的环境。《佛说鬼问目连经》：“我一生已来；或登刀山剑树地狱；或堕火炕镬汤地狱；种种受苦；无复休已；何罪所致”。 释义：现在比喻极其危险和艰难的地方。 19、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出处：道，指的是佛家修行的功夫。魔，是一切扰乱身心清净、破坏修行的事物。佛家常用这句话警戒修行者要时刻警惕外界带来的各种诱惑。 释义：现在比喻为正义而奋斗，必定会受到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也比喻取得一定成就以后，前进道路上可能有更大的障碍和困难。 20、电光石火。 出处：佛教常用来比喻世间事物生灭变幻，无常迅速。禅宗也经常用“电光石火”比喻机锋敏捷，忽然触发，有所领悟。《五灯元会》卷一：“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 释义：现多形容事物像闪电和石火一样，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 21、顶礼膜拜。 出处：这是佛教中的两种礼节。顶礼，指跪下，两手伏地，以头顶着所尊敬的人的脚，是佛教徒最高的敬礼。膜拜，两膝、两肘及头着地，以头顶敬礼，承接所礼者双足。佛教中通过顶礼、膜拜等礼节来表示放下自我，一心向道，以求证悟佛法。 释义：现在比喻对某人特别崇拜，多含贬义。 22、法力无边。 出处：指佛法的力量没有边际，没有穷尽，超出想象。 释义：泛指神奇超人的力量，比喻力量、能量极大，不可估量。 23、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出处：《五灯会元》卷五十三：“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里的屠刀，不是真正的刀，而是指恶意、恶言、恶行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颠倒、分别、执着。意思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能成佛！ 释义：现在常用来劝导作恶之人停止作恶，改过向善，重新做人。 24、功德无量。 出处：《景德传灯录》：“功德无量，非口所说，非意所陈。”佛教中讲的修行，持戒、念佛、布施等等皆有功德。功德无量，就是功德很多，无法计算。 释义：现多用来称赞人的功劳、恩德非常大，或者做了一件对大众非常有益的事情。 25、呵佛骂祖。 出处：这是禅宗接引学人的一种启示方法。《景德传灯录》卷十五：“是子将来有把茅盖头，呵佛骂祖去在。” 释义：原指如果不受前人拘束，就可以突破前人，后比喻没有顾虑，，敢作敢为。 26、哼哈二将。 出处：哼哈二将，是佛教中守护寺门的两个金刚力士。 释义：现比喻有权有势者手下的得力干将，含有贬义。 27、恒河沙数。 出处：佛经中，佛陀经常用恒河中的沙子比喻数目多的无法计算。《金刚经·无为福胜分第十一》：“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世界，以用布施。” 释义：形容数量非常多，多到无法计算，无法估量。 28、灰飞烟灭。 出处：《圆觉经》卷上：“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 释义：形容一件事物在很短的时间内消失干净，或者是完全消亡。 29、极乐世界。 出处：佛教中讲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地方，也是学佛人最向往的地方。《阿弥陀经》：“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 释义：泛指清净快乐，幸福安详的地方。 30、家贼难防。 出处：佛教中以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为“外六贼”，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为“内六贼”。家贼指的就是内六贼。《五灯会元》：“问：家贼难防时如何？师曰：识得不为冤”。 释义：原指家里人偷东西是最难防范的。现多比喻隐藏在内部的坏人很难让人防范。
31、见风使舵。 出处：原是禅语，意思是要随缘，应机。《五灯会元》卷十六：“看风使帆，正是随波逐浪。截断众流，未免依前渗漏”。 释义：比喻根据事态发展的形势随时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言行，改变自己的立场，一般含有贬义。 32、将错就错。 出处：《联灯会要·道楷禅师》：“祖师已是错传，山僧已是错说，今日不免将错就错，曲为今时”。 释义： 比喻事情反正已经做错了，索性顺着错误继续做下去。 33、皆大欢喜。 出处：一般是佛陀讲经结束后的习惯用语，意思是大家听完佛陀讲经，各个法喜充满，身心愉悦。《佛说观无量寿经》：“无量诸天、龙、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 释义：比喻一件事让大家都很高兴，都很满意。 34、劫后余生。 出处：劫是佛教中讲的一个时间单位。劫有大劫、中劫和小劫。佛教所说的小劫，是根据人的寿命来计算的，人的寿命从80000岁开始，然后每100年减一岁，一直减到人的寿命10岁为止，然后再从人的寿命10岁开始，每过100年增加一岁，一直增加到80000岁，这样一增一减就叫一小劫。一中劫是二十小劫，一大劫是四个中劫。 释义：现指经历灾难过后，能够幸存下来的生命。 35、借花献佛。 出处：意思是拿别人的花献给佛菩萨。《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花以献于佛，使我生死不失此愿”。 释义：现比喻用别人的东西送人，做自己的人情。 36、金刚怒目 出处：金刚，佛教中比喻坚硬、锐利，能够摧毁一切烦恼。金刚力士指的是寺院门口两个手持金刚杵的护法神，一般是怒目并且勇猛的形象，所以称金刚怒目。 释义：形容面目严厉威猛，让人心生畏惧。 37、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出处：浮屠，指的是佛塔。七级浮屠就是七层的佛塔。 释义：比喻救人一命所获得的功德，比建造七层佛塔的功德还要大。 38、聚沙成塔。 出处：意思是只要与佛结缘，即使像小孩子玩沙子建造佛塔那样的游戏，最后都会成就佛果。《妙法莲华经》：“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 释义：比喻积少成多，积水成河，做什么事情，都是从一点一滴开始的。 39、开山祖师。 出处：开山，是指最初在某座名山建造寺院。祖师，宗派的创始人。 释义：现比喻在文化事业中各个学派的创始人，或者某项事业的开创人。 40、空中楼阁。 出处：《百喻经·三重楼喻》：“昔有富人，痴无所知。至于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心慕之，即念：吾有资，盍造斯楼？乃召工匠，嘱以如是。翌日，工匠经地垒砖，日入而息。富人见之，怪而问：“欲作何等？”匠曰：“先做底重。”富人曰：“吾不欲下重之屋。”匠讶曰：“何有不做下重而为第三重者？”富人固言欲如是。时人闻人，毋不嗤之。”佛教中指修行要有次第，打好根基，循序渐进。 释义：现比喻虚无缥缈的东西，或空想不实际的理论。 41、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出处：佛教认为人生的痛苦和烦恼，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但是只要肯于回头，回归自性，就能获得解脱。 释义：现在比喻犯罪的人如堕苦海，只要肯悔改，还有人生机会。一般用来劝人弃恶从善或者弃暗投明。 42、冷暖自知。 出处：佛教中指个人修行的境界，只能自己感悟，无法用言语告诉他人。《景德传灯录卷》：“今蒙指授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释义：比喻自己经历过的苦辣酸甜，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别人很难体会。 43、临时抱佛脚。 出处：烧香礼佛是佛门的日常课程，但有的人平时不用功，等到大难临头的时候，才想起来烧香拜佛。 释义：比喻平时不做准备，事到临头了才开始想办法补救。 44、六根清净。 出处：佛教的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只要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就能保持清净无染，远离烦恼。 释义：形容不受外界干扰，没有任何欲望。 45、龙蛇混杂。 出处：《景德传灯录·文殊》：“凡圣同居，龙蛇混杂”。 释义：比喻好人和坏人混在一起，让人很难分清。 46、泥牛入海。 出处：《景德传灯录》卷八：“我见两个泥牛入海，直至如今无消息”。 释义：比喻一去不回头，断绝消息，踪迹皆无。 47、牛鬼蛇神。 出处：牛鬼：传说中地狱里的牛头鬼卒，又称阿傍。 蛇神：即佛教所说“天龙八部”之一的大蟒神摩睺罗迦，相传它是人身蛇首的乐神，护卫佛法。 释义：现比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坏人。 48、抛砖引玉。 出处：《景德传灯录》卷十：“大众晚参，师云：今夜答话去也，有解问者出来。时有一僧便出，礼拜。稔曰：比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墼子。” （墼子是指还有没有烧的砖坯） 释义：比喻把自己还不成熟的意见或作品拿出来，以便引出别人更好的意见或作品。 49、普度众生。 出处：《佛说无量寿经》：“普欲度脱一切众生。”是指佛家以慈悲为怀，普遍度脱世间一切有情无情众生。 释义：佛法度脱众生，不分高低贵贱，一切有情无情都将脱离苦海，登上彼岸。 50、敲骨吸髓。 出处：《景德传灯录》卷三：“昔人求道，敲骨吸髓，刺血济肌。”指的是修道人，为了求道应该放下身心，破除我执。 释义：后世比喻极其残酷的剥削压榨。 出自佛教的成语，非常之多，很难统计，今天先为大家分享经常应用的成语五十条，希望大家喜欢！阿弥陀佛！（来源：@禅理禅趣）
《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你要我告诉你应该回避什么作为最要紧的事，我的回答是：回避众人。你不能放心地以身相托的，就是众人。 我使自己与世隔绝，为的是我能够对更多的人有用。 因此，要坚持这样一个稳健安全的生活原则：放荡不羁以有益于健康为限。这就必须相当严格地控制肉体欲望，以免它背逆精神的要求。 幸福生活是最高的理想，它不需要外援，是自己栽种、自我发育的，一旦开始要从自身之外去寻找任何一部份，它也就踏上受运气支配的道路了。 如果你懂得如何度过老年时代，那它是会充满快乐的。正是快要下市的果子味道最为鲜美；青春是在它即将逝去的时候最具魅力；是那最后的一杯酒让嗜酒成性的饮者感到快乐，使他达到最大的兴奋，进入忘我的境界；每一次欢乐都是在它行将结束之时才达到高峰。 傻瓜的生活缺少感激，充满忧虑，因为它完全集中于未来。 我要提醒你，我并非反对你占有财富，而是要你保证做到毫不激动地占有财富，你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相信即使没有财富也能生活得幸福，并且时刻把财富看作是即将消失的东西。 暴怒的结果是神经失常，因此要避免发怒。不是为了缓和关系，而是为了神智清明。 一切艺术都是模仿自然。 每种疾病都是在三个方面使人心烦意乱：害怕死亡，肉体痛苦和快乐中断。 挫折常为更大的繁荣扫清道路，很多建筑的倒塌只会使人们竖起更高的建筑。 害怕名声不好的人会使你失去好名声，这是非常愚蠢的。所以不必害怕名声不好，但是做事情要有度。 我们一旦背对着危险，就只会更多地将自己暴露给危险。 由于想要这个或那个东西，结果你给自己播下了忧愁的种子；因为没能得到这个或那个东西，结果你使自己心情沮丧。 我们身处困境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我们总是以别人为榜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尼采——上帝死了》如果你向一个女人承认她是正确的，她就会不能自己，洋洋自得地把她的脚后跟放在失败者的脖子上——她必须充分享受胜利； 真正的男人需要两件事：危险和欢乐。为了这缘故，他需要女人作为最危险的玩物。 女人最恨的是什么？——铁块对磁石作如是说：我最恨你之处，是你吸引着我，但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使我向你靠近。 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 《天国在你们心中》——托尔斯泰文集帕斯卡：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其本质十分脆弱；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而宇宙却丝毫不知它对人所具有的优势。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要知道对死亡的恐惧只是由于害怕生命的幸福从他的肉体死亡中消失才发生的。如果人能够把自己的幸福置放在他人的幸福中，就是说爱他人胜过爱他自己，那么死亡就不再是生命和幸福的终结。 对于为他人而活着的人来说，死亡不可能被他认为是幸福和生命的消灭，因为他人的幸福和生命不仅不会由于为他们服务的人死亡而毁灭，相反会由于他的生命的牺牲而增长和加强。
孙子的社会科学就是孙子兵法，着重两条：不战，组织科学的规律。组织学的重点有五点：道，天，地，将，法。 儒家的道德有两个毛病：一、不完整；二、以个人为出发点，于是最后便沦入立德，立功，立言的死胡同里去。 《培根论说文集》站在宁静的高原，自身为圣贤的教训所武装，从那里你能俯视其他人，看他们四处漂泊，为寻求生活的道路而四处漫游。 死亡还有这样上点：它能打开美誉之门，泯灭妒忌之心。一个人虽然活着的时候遭人忌恨，但死后，却会受人爱戴。 的确，一个人念念不忘于复仇，其伤口总不能痊愈，否则伤口很快就能复原。 集人的脆弱与神的安稳于一身，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忍。因为顺境最能显示邪恶，逆境最能展示美德。 说实话，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毫无掩饰都是不雅的，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倘若有所遮掩，就会平添不少尊严。言行隐秘的习惯既是精明的，也是合乎道德的。 爱的施舍若先须注满一池，就难以普浇大地。 残疾人，老年人以及私生子都好忌妒别人，因为一个人若无法补救自己的不幸，就会竭力去损害他人的幸运。 政界中那些较为深沉冷静的人，地位显赫却总是自我悲叹，说他们过着何等不快乐的生活，不断地重复“我们如何受苦”的老调。他们这样做并非感受如此，而是为了减少忌妒心的锋芒。 人在恋爱中是不可能明智的。 自古以来爱情的报酬只有这样两种，不是得到对方的回爱，就是遭受其内心的蔑视，这确实是条规律。 如果遇到派系斗争，一个人最好在上升时加入一派，而在达到高位时则保持中立。要公平谨慎地对待前任的名声，否则就会成为你离去后肯定要偿还的一笔债务。 人和人之间的最大信任就是信任别人的进言。 在事物的初起之际抓住最佳时机，绝对是至高无上的智慧。 友谊只存在于上下属之间，因为这二者荣辱与共。 《人生的真谛》 发现生命意义有三种不同途径：一、通过创造或建树；二、通过某种经历感受或与某人相遇；三、通过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所采取的态度。这第二种途径指的是通过某种经历感受——例如体验真、善、美-通过感受大自然和文化，此外，还可通过爱一个人而感受这一独特的生灵。 爱的意义：要了解一个人人格的最内在核心，爱是唯一的途径，只有爱一个人才能了解这个人的真正本质。 拿破仑 希尔认为，如果不能打败他们，就和他们结合。这是许多成功人士的竞争策略。 《爱的秩序》在一般人看来，肉体乃至于灵魂的受苦和痛苦是人天生力图逃避，同时似乎又无法逃避的。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人的皮肉之苦越来越少，传统的享乐主义的梦幻已经实现；但事实上，人的精神痛苦却日益严重。 只要是自己认为对的事，绝不可优柔寡断。必须马上付诸行动。不能做决定的人，固然没有做错事的机会，但也失去了成功的机会。要成功，只能一次选取定一个目标，咬住不放，锲而不舍，再冷的石头，坐上三年也会暖。 我们每天享受生命又每天丧失它，我们无法增加生命的长度，只好追求它的高度。 最令人恐惧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比如死亡。最诱惑人的也是我们不知道的事物，比如永生。人生几乎都在这两者之间晃来晃去地度过了，使得许多人貌似深刻地、理直气壮地耽误了现在。 婚姻……像一把剪刀，两柄相连不能分开，却互相对抗着而行动；任何人岔在它们中间，就会被剪为两截。 《半世球魂——贝肯鲍尔自传》 懒惰和傲慢是才华天赋的孪生兄弟，因而我们说天才有时是有危害的。 《抬轿人语》得之愈艰，爱之愈深。 同样的物品，对处于不同需求状态的人，其幸福效益是不一样的。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把它概括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健全文明的心态，也有助于人们不致于在物欲横流中，让“幸福递减”下去。 普通人总是生活在两难境地当中，思想令人恐惧，没有思想更令人恐惧。 康德：婚姻“性器相互利用的法律协定。” 《弗洛伊德传》影响整个人类，改变了现代思想的只是三个犹太人，他们是：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和爱因斯坦。
碰到一个快乐的男人或女人，比捡到一张五英镑的钞票还高兴。 爱情对像的选择是对熟悉的众多异性中某一个人的具体偏爱，是对这个人的价值理想化。没有一个人会同时深深地、忘我地、热烈地爱两个或三个人，那必然会导致心理动荡，使人面临困难的抉择，分散感情的洪流。爱情首先要求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像上，要求感受的和谐完整。 幻想的王国终究会失去现实意义，它会对人的生命力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为了使爱情幻想成为现实，男女都必须选择具体的，活生生的爱情对像。 人的命运就是忘记一个和爱上另一个。 《我的演讲秘诀》有关公开演讲，头一招便是说些你熟悉的事情。因为，听众若对该主题比你懂得多，肯定会感到无聊；其次，你若对讲题不怎么在行，你的举止极可能失措。牢记演讲的题目；看着听众；掌握你所想要的节奏和声调；站直；把笑话天衣无缝地穿插在你的讲词里，才是高明的幽默。 《心灵花园》 因为缺少纪律的约束，因而也缺乏了组织的保护。 在商品社会里，相比烟花女子，情人消费不仅名誉得多，也较为经济。 别忘了生活是一个沼泽地，说来说去，反而呆在婚姻里更安全一些。 《成功学全书》如果你想树立仇人，就必须表现得比你的朋友优越；如果你要得到朋友，就得让你的朋友表现得比你突出。 让他觉得想法是他自己的。 人类天性中最深深切的动力是“做个重要人物的欲望”。 《儒商之道》老子：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治国者以正为本，用兵者以奇制胜，经商者以信为本。 贵在坚持，注重和谐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学说的基本精神之一。 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 《人生五十八个败局》处世无方，入错了行，不能投入，目标太散，无形障碍，运气不好，缺乏创造性，做事本末倒置。 《中国精神》李慎之：中国哲学：安身立命，寻根问底。西方哲学：寻根问底，宗教：安身立命。因此，中华民族没有受到象西方民族那样深重的宗教困扰，而能集中精力塑造并维系一个庞大的多民族统一体。 辜鸿铭：中国人完全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 同情的力量给予真正的中国人以同情和人类的智慧，造就了他那难以言表的温良。 儒学不用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心脑冲突使中国人厌倦了一切文明。 梁启超：西方哲学以求知为目的，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怎样才算一个人，人和人相互有什么关系？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中国人就是陶醉在这样一种人生理想之中，它既不暧昧，又不玄虚，而是十分实在。 无论如何，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人类如何保养自己，如何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 张岱年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天人合一；二、以人为本；三、刚健自强；四、以和为贵。 于光远 《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当代的文明是科学为中心的文明，中国有善于吸收并发展外来文明的优秀传统。 殷海光 《知识分子的责任》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 冯友兰：在我看来，未来的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一些，只有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 殷海光：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 《大棋局》 中国，不论其具体前景如何，是一个日益崛起的潜在的主导性大国。对中国构成严重问题的只有美国和日本。 皇帝可分为三类：开国之君，守业之君，亡国之君。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爱，就是永远也不要说对不起。 竞争是社会公正、人类进化、文明繁荣的不二法宝。 《相约星期二》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20世纪以来，关于人被技术控制的各类学说层出不穷。不过，即使是技术决定论者，也会认为人类总有拯救自身的可能。 拯救的悖论 芒福德（LewisMumford）强调，技术的决定作用只是表面现象，是人的疏忽造成的恶果。人的疏忽，用芒福德的术语来讲，就是机器观念（machineideology）取代了有机观念（organicideology）。自中世纪的僧侣以钟表规范行动以来，机器观念扩散开来，人们开始信仰量化、独立于人的机械世界。机械世界标准化的控制，最终导致人在机器面前投降，成了机器的延伸。不过，芒福德拒绝被机器决定，他认为有可能回到有机观念，即恢复到最初的平衡阶段——技术总体上以日常生活为中心，而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魅影。 这里，芒福德遇到了一个困难：既然人的行动和思维已被机器观念左右，那么人要如何摆脱机器观念而重拾有机观念？后来的媒介环境学者也像芒福德一样，遇到了“拯救”的悖论：既然新技术已经破坏了由印刷术建立起来的思考和理性的传统，我们又怎能凭借“中了毒”的大脑“拯救”自己？如果能够自我“拯救”，岂不否定了新技术造成的实际破坏？ 这个问题使芒福德求助于人的天赋。他认为，尽管机器观念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人总是具有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意志；无论历史如何发展，最终要看人类的潜能发挥到何种程度。“一旦有机论的世界图景呼之欲出，完满经济的工作目标不会是将人类嵌入机械之轮，而会是充分发展每个人的无限潜能，每个人都能自我实现、自我超越，有意识地从过于屈从于机械系统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这样，芒福德不仅设置了一个超历史的人性概念，而且假设人类具有健康的价值观，每当人类遇到危机，就需要回到健康的价值观以“拯救”病态的文明。 首先，人类发展史是技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人类经历了工具使用时代、技术专家统治（technocracy）时代和技术垄断时代。工具使用时代，人主导着技术，工匠具有较高的自主性；技术专家统治时代，是人和技术争夺主导权的时代；技术垄断时代，技术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其次，要把人类从技术垄断中“拯救”出来，必须恢复到人对技术掌控的状态，也就必须假定：人有回归传统价值观的先天能力。 或许，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埃吕尔具有先见之明：如果人只是信赖自己的天赋，旁观技术的自我增长，让技术沿着它自己的路线前进，而不再谋求自身的升级，就会“降低到催化剂的层次”。 技术的媒介化现象几乎与人类的文明同时发生。技术通过媒介化能够催生新的知识并产生新的文明，这种独特的技术现象正如传播学家伊尼斯（HaroldAdams Innis）所描述：“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壁画、象形文、字母文以及纸莎草、竹简、书籍、电子设备等媒介物，无不承载着源自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风格迥异的人类文明。 技术媒介化现象的起源。作为一种独特的技术现象，技术的媒介化现象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技术媒介化的产物并非为当今人们所熟知的用于信息传播的媒介技术，而是一种被芒福德（LewisMumford）称为“容器技术”（ContainerTechnology）的技术形态。这一时期，技术的媒介化现象主要体现为瓶、罐、瓮、桶、钵、箱、水池、谷囤、谷仓等容器技术的出现。容器技术和如今的媒介技术虽然在外形上截然不同，但是在功能上却存在着一致性：承载、存储和传输。前者的存储对象为实在的物品，后者则为虚拟的信息。也就是说，媒介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用于存储信息资讯的信息容器。正是因为察觉到这一技术媒介化的现象，媒介环境学者斯特雷特（LanceA. Strate）才会用“容器”“环境”“围场”“城市”等看似与媒介技术毫不相干的词汇来研究媒介问题，并认为“技术即容器的观点更加接近媒介环境或技术系统的观念”。
训诂学与西方解释学根本不同 虽然从起源上看，训诂学与解释学都以理解经典文本意义为出发点和目的，但是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就分道扬镳了。自文艺复兴时期起，西方解释学逐渐扭转了方向，从“原义”说中挣脱出来，形成了以“意义”的生长和发展为主旨的新解释传统。而训诂学则一直停留在原地，固执于历史传统的成见。 当战争成为获取财富、提高社会地位、争得荣誉、赢得爱情的机会，又被解释成顺应上帝旨意的“正义”行为，战争便成了诱人的事业。 宇宙中的所有物理实体都可以理解成“信息对象”或“信息过程”，这是信息时代的宇宙本质。从这种观点可以看出，生物和生命都是信息对象，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其构成的物质层面，而是这些物质所负载的信息。总而言之，维纳认为，宇宙在本质上是由信息对象及其过程组成。 就像宇宙中的其他物理实体一样，人类也可以被视为信息。尽管人类通过生物代谢不断发生变化，构成人类的物质分子不断交换，但人类在本质上是一种随时间而存在的物理信息。因此，维纳说：“我们不过是在水流不息的河流中的漩涡。我们不是固定的东西，而是永存的模式(form)。……身体的个性就是火焰……是形式而不是实质。”一个人的信息本质使他或她可以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信息客体进行交换。 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维纳说：“现代生活的需求和复杂性对信息处理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有效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因此，沟通和控制属于人类内心生活的本质，即使它们属于社会生活。”对于人类，维纳强调人类的生理结构使其具有巨大的学习和创造潜力，“人在自然界之外的优势在于，他拥有支持知识和智力的生理构造，可以适应环境的急剧变化。”(P17-18)根据维纳的说法，人类生命的目的与人类内部发生的内部信息处理的类型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关系，人与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处理和存储信息的能力。正如我们每天除了吃饭和运动等物质活动外，还需要进行信息活动，比如看新闻、看电影、与人交流等，人类在获取或传播信息，而其中最具个性的活动是制造信息，比如写作、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等。制造信息也可以看作是人类最大的生存价值所在。 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在抵御外辱、保国保种的历史任务面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作用渐显不支，中国现代化清理路障、辟出通道的努力亦显坎坷。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因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和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古老中国才走入一片新的天地，中国现代化方见转机、曙光初现。
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服务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功能，愈来愈清晰呈现，其当代价值也不断彰显。 其一，以丰富政治智慧服务于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固然有过分褒奖之嫌，却也道出了孔子思想及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智慧，其政治理论主张所具有的政治实践精神。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正己正人、选贤任能等，都是古人政治智慧的体现，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后人注释为：“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彰显出德性对政治行为的作用、德治对国家治理的价值。“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强调为政当权者务必要行正身端。传统文化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固然有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局限性，但其贯穿整个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视。我们党从传统文化“民本”理念中汲取精华，从毛 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到邓 小平强调“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经江泽 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直至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无疑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果与呈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政治智慧，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根基。 其二，以充沛价值思想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思想内容丰厚，在修身重德、贵和持正、守信践诺、敬职尽责、谦恭礼让、尚义勇为、仁者爱人等方面有充分体现。传统文化讲“信”重“诚”，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民无信不立”“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诚信即真实无妄，既不自欺也不欺人，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传统文化崇仁、尚勇、举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见义不为，无勇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具有深刻启示与现实意义。我们倡导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还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多与传统文化精神联通，从中可见传统文化传承至今的深远影响。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使之成为涵养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 其三，以正心修身理念作用于人的德性养成与素质提升。钱穆概括中国文化要义为：“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道德资源与正心修身理念，教人如何坚守道德底线、追求完美人格、增强责任意识。所谓正心修身，是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是人之为人的存养过程。传统文化强调，人之为人，要“行己有耻”，因为“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需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人既要有耻，还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正心修身是一种功夫，靠的是自律，且要善待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人要恻隐、仁爱、忠恕、明理，“与人为善”。从“贵和持中”“心平气和”“家和万事兴”“和睦兴邦”中可见，“和”的观念辐射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从传统文化正心修身理念中汲取思想精华，通过教育引导、道德养成与行为矫正，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境界和综合素养。 其四，以完备人际规范促进社会和谐。中华传统文化对人际关系、人际交往规范、社会稳定和谐予以高度关注，积淀了十分厚重的理念资源。传统文化崇正，明确恪守正义规范，促进社会正气弘扬；立信，捍卫人际交往基本底线，确立诚信价值导向；尚仁，秉承仁爱交往理念，力戒社会冷漠和人际隔膜；重礼，营造祥和融洽氛围，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和合，追求和而不同交往守则，推崇尊重差异、和谐包容。传统文化强调，“义者，正也”“义者，宜也”“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里仁为美”“仁，人之安宅也”，要“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和谐”理念及一系列构建要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完备人际规范息息相通。在化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运行状态等方面，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广泛影响。讲礼仪、讲诚信、讲正义、讲仁爱、讲和合，对当今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仍然十分重要。 其五，以深厚民族精神凝聚华夏儿女共襄复兴伟业。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呈现出强烈的报国情怀与无畏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历来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之责，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强调“天下之本为国”，把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精神和群体意识中，渗透在国民性格与人生态度中。对勤劳的倡导与推崇，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主调，如“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等。深厚持久的中华民族精神，把56个民族、14亿人紧紧凝聚在一起，夯实民族凝聚的基础，强化民族凝聚的动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同心同德，需要凝聚华夏儿女共同投身复兴伟业。民族精神的伟力不可替代、无可比拟。 其六，以包容和谐思维推动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具有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友好相待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和谐共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基本理念。历代中国人主张“和为贵”，认为“和实生物”，只有“和”才能“万国咸宁”。“和合”理念与和平追求植根中华民族的思维深处，为我们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不同文明形态交往确立了基本遵循。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问题上，儒家讲求“以德服人”，墨家提倡“非攻”“尚同”，兵家反对诉诸武力和战争。“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传统文化认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包容心态，铸就了华夏子孙“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博大胸怀。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包容和谐思维渗透到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民族交往、文明交流各领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曾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哲学判断：一是西方文化更倾向于斗争的哲学，竞争的商术和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诠释，而有着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儒教的宽容性和温和性，这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的积极性质。二是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成功应对外部和内部挑战的奇特能力，刚柔相济的哲学智慧是成功应战的民族灵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在当今生产性文学批评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十大理论问题： (1)学科本位：文学理论/文化研究； (2)主体立场：文本本位/批评本位； (3)工作性质：学理性/实践性； (4)文本解读：可读性文本/可写性文本； (5)阅读方式：细读/粗读； (6)阐释模式：诗学模式/解释学模式； (7)话语系统：文学话语/非文学话语； (8)研究方法：文学方法/非文学方法； (9)功能取向：回到文学经典/服务当下现实； (10)目标实现：批评理论/批评实践。 文学批评的锋芒所指，成就了一种“在场的缺席”、一种“雄辩的沉默”，(11)而这恰恰构成了巨大的生产性。 我们对于外物的感知,乃是经过了心识的加工, 即:心所觉察的不过为心识所变现, 经验的事物不过是“影像”的集合。 佛教承认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是受因果律支配的有生灭时间相的现象界,一是超越因果的无生灭时间相的真实界,前者为生死此岸,后者为涅槃彼岸。佛教又主张,两个世界之间并非隔然有别,乃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其差别在于有无无明的染着。 在马克思看来，理性主义权威已具象为资本，它拥有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使私有财产成为“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资本带来的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却造成了“人的世界的贬值”。马克思认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才是这个社会恒久的现实，只有通过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人的感觉力量和能力的丰富性才会复归，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部占有是审美理想与感性解放的共同结果。如伊格尔顿所言，马克思哲学中的“审美”和“实践”始终是不可分割的。资本“无限度”的统治、人类力量的工具化触发了马克思哲学中潜存的审美情感，一种浪漫主义的狂怒在此批判中生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核心，“资本批判”延续了浪漫派启蒙理性批判的哲学任务，而无产阶级代表了一种新的创造性力量。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植于诗歌的境象之中，因而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无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诗力”。马克思的“浪漫”就是寻求人的解放与救赎，就是赋予每一个人成为人、成为创造者、成为诗人的可能性。马克思对理想社会具有科学的、艺术的设计，通过无产阶级的审美契约，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将在生产之美、人性之美、交往之美、生活之美与制度之美中成为现实。 对马克思来讲，游戏毋宁说是对现实的逃避。席勒的“美育”便是典型，他说：“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在席勒那里，游戏冲动是以美为对象，是非目的性的满足。只要一渗入目的性或实在性，游戏和美就瓦解了，人性就被玷污了。与席勒相反，马克思把游戏看成是“游手好闲的学习”，而把受目的性制约的生产劳动看作人性的开显。马克思举例说，就算是像作曲这样自由的劳动，也不会“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娱乐和消遣，而必然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陶渊明的思想是复杂的，也是发展变化的。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他读各家的书，和各家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因此，陶诗是非常复杂与深刻的，既与时代有关，又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多义性正是陶诗的魅力。需要从多角度去认识陶渊明及其诗歌，宗教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 诚如范子烨在《自序》中所言，“陶渊明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大问题’，也是‘中心问题’，自然也是中古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学术的进步就在于解决这些难题，科学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范子烨说：“我特别喜欢研究难度大的问题，因为其中可能蕴藏着更为重要的学术史和文化史意义。”诚哉斯言！进而言之，文史哲这样的传统学科，学术研究能否取得重要成果，主要不在于发现什么秘笈，而在于从常见书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这需要对文本的细读与敏锐的学术眼光，背后是广泛的涉猎与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深入研读各学科的经典文献，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就是这样的典范。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正义的核心是平等，平等就是相同者相同对待，不同者不同对待，使每个人各得其应得的东西——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它是一个应然性原则。按照康德的教诲，这种应当存在的正义不能以归纳的方式从法律实践的实然事实予以证明，只能以演绎的方式从法律本身的概念中推导出来。
59. 兵出无名，事故不成。60. 仁不以勇，义不以力。61. 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62.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63. 张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不去。64. 野禽殚，走犬亨；敌国破，谋臣亡。65.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66.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67. 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68. 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69. 《后汉书》 《三国志》有始不必善终，古之明义也。70. 夫举事而不本于义，未有不败也。71.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72. 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73. 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74. 《二十五史精华》夫人含天地阴阳之灵，有哀乐喜怒之情。75.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76.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于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7. 《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78. 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也。79. ……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0. 温故而知新。8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82. 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83. 以约失之者鲜。8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85.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86.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87.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88. 君子耻言过其行。89.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9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91. 小不忍，则乱大谋。92. 道不同，不相为谋。93. 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94. 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95.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96. 不知其人视其友。97. 兵久则变生，事久则易虑。98. 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99. 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100.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101. 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102. 下比周则主危，下纷争则主安。103. 贫不学俭，卑不学恭。104.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105. 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106. 书曰：乃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107. 先卑后强。108. 人之常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109.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110. 既来之，则安之。111.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11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113.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114. 川不可防，言不可弥。115. 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116.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117. 火壮则烟微，性充则情约。118. 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19.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120. 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121.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22.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123. 陋室铭刘禹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124. 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125.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126.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27.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128. 君子安贫，达人知命。129.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无事澄然，有事斩然，得意淡然，失意泰然。130.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131. 案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少书。132. 误用聪明，何若一生守拙；滥交朋友，不如终日读书。133. 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谓之应兵，兵应者胜；利人土地，谓之贪兵，兵贪者败。134. 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135. 不可不存时时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 2000/8/23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 郑板桥早说过的，“读书必欲读五车，胸中撑塞乱如麻。” 余秋雨说：“我把龙华寓所中万余册书全部处理了，我已经到了不需要用书房来点缀自己生命的年纪。” 与其模仿而成功，不如失败于创新。不经失败，何来伟大？ 爱莫生说：“人在孤身一人的是最不孤独的，因为只有在这个他才获得了一种自在而不是他在，只有在这个他才使流浪在众人之中的自我回到了真正的家。” 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般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 诗人萨迪说：“无论学者、博士、圣徒，也无论圣明雄辩的人物，只要他一旦羡慕浮世的荣华，便是遗失在蜜里的苍蝇，永难自拔。 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努力的。 一位老太太说，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全世界是糟糕的一天，可三天后就是复活节。所以，当我遇到不幸时，就会等三天，一切就必得正常了。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北宋 晏殊词）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 柳永词）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 辛弃疾词）此第三境也。 人生五件事：一、读一本好书；二、长于一技；三、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四、心存一份美好的情感；五、做一个好人。我的笔记（4） 康德说过，我们经常怀着无限的赞美和敬畏心来看待的东西有二：一个是高悬在上的星斗灿烂的天空；另一个是内心的道德规律。 《战争论》 战争是一种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 暴力是用赞赏和技术的成果装备自己对付暴力，它受国际法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 有些仁慈的人认为，一定会有一种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达到战争目的，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发现了文明民族不杀害俘虏，不破坏城市或农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运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的使用暴力的方法。 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敌人的抵抗力有两个因素，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赌博。 战争无非就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招待会的继续。 战争所追求的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使敌人无法抵抗。
消灭敌军，就是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作战的境地。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融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战争就还没有结束。 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勇气有两种：一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 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方法的能力。 构成战争的四个要素：危险性、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 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 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从感情上观察人，可分为四种：一种为不大敏感的人；二是很敏感的人；三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四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但是这种情感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强烈深沉而不外露的人。 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人最大的乐趣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 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就使人成大材，关于细小和枝节问题的知识，如果不作为志已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使人成小材。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 法国有句成语：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黯然失色。 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的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能的。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为基础的。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军事艺术的原则本身是极其简单的，除了熟练的判断力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可以断言，这就是诡诈或计谋。 一位统帅必须某种巨大的感情才能激发自己身上的巨大力量，这种感情可以是恺撒身上的功名心，可以是汉尼拔身上的仇恨感，也可以是腓特烈大帝身上的宁愿光荣失败的毫迈感。 敞开您的胸襟来容纳这种感情吧，在制定计划时您要大胆而有计谋，在实施中要坚决而又顽强，要抱定宁愿光荣失败的决心。这样，命运将会在您年轻的头上加上光荣的桂冠，它是君主应得的装饰，它的光辉将使您的形象镌刻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 ＜善的研究＞ 真善美就是内心的要求，人性的自然，理想的实现，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也即追求幸福。这个幸福，不仅是自我的，更是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集体的幸福，这就叫做主客合一，物我一致，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这也即爱。总而言之，真善美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这么说过，要人们尊敬自己和别人的人格，把它当做目的本身看待，而千万不可当做手段来利用）。人生目的的确需手段来达到，而手段隐含于个人的知识，技能，艺术等等之中。所谓文学、艺术、技能等，都是一种能使人愉悦的东西，愉悦就是幸福的前奏，它并不是幸福的本身，同时，它们也能震撼人心，不论是愉悦也好，震撼也好，其实都是一种令人幸福的手段，所以，作为一个人，一生中 一样技能，相当的要紧，要学精一样，你能给别人以幸福，社会也就会给你相应的报答，这是一种给你以幸福，也给别人以幸福的手段。人生的内涵，就是这样的相通。当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相矛盾时，那么，比较一下吧，谁的幸福大就给谁，因为自我和自他，本来就是饮食在同一体内，物我合一，天地浑成，本来就是智者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以，人要通过学习，努力做一个人生目的和手段都明确的人，这就是智者、圣人。真善美和自爱、他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明确这个终极目标，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而手段也无非是上文所述而已，具体的情况当然也就是上文的放大而已。这样，爱护朋友，消灭敌人，都能找到永恒的解释，所有的手段，都能找到永恒的依据。所以，符合这个规律的人生，是幸福而永恒的人生，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人生，则是不幸福的人生，瞬息而逝的人生。有人说，哲学就是学习怎样死亡，还有人说，察觉一到死亡的人是幸福的人。其实，坦然面对死亡的人，更是幸福的人。而迷，在以上的哲学思考中，都能找到永恒的答案。人只有通过彻底的学习，才能逐渐地成熟 ，逐渐地接近道，走近圣人，靠近智者。很多的哲学书籍，经典之作，它们都告诉你很多的人生哲理，而这些所有的哲理，实际上都是殊途同归，只不过从不同的观察人生而已。所以，在西文文字里，是使人聪慧的学科的意思，其实更是使人幸福的学科，而这似乎更精确些。手段是表面的，目的是内在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围绕着目的而进行，旷日持久的自爱，也说是为着他爱，主客是终是合一的。高高在上的星斗灿烂的天空和深深在内的闪耀火花的内心世界，它们本来便是合一的。
人生最好的境界，不过像自然中的一株树、一朵花、一滴雨、一只飞虫那样，以从容淡然之姿，静寂行走。自然中的生命，少有焦灼和功利。也因此，一座山可以永恒般地伫立世间，一条河可以生生不息地奔涌，一株树也可以千年不朽。它们俯视着大地上奔波劳碌的人类，不发一言。 当代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的控物能力与自控能力的日益不相称。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基本矛盾，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人类文明将可能走上衰落和败亡之路。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一下人的精神意识的几大部分：智能、艺术、道德、信仰与爱的感情。人类的强大控物能力主要来自智能的发展；艺术对控物能力有转移和淡化的作用，但它还难说是自控或直接的自控；真正构成自控能力的是道德与信仰，基本的道德可以并也常常必须外化为制度与法律的约束；信仰则提供一种约束人的僭越的根本的精神观念，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 以“后人类”来诠释的posthuman概念，多用于表现技术对人的“身体自然”实施本质主义操作的逻辑后果，技术在此操作中实现了从人的“代理”到人的“替代”的转换。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区别两种技术概念，一个是指向“身外自然”的技术，另一个是指向“身体自然”的技术。 通常印象里的技术大多作用于“身外自然”，如前现代时期的铁锨锄头和风车磨坊，再如近现代出现的射电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各式发动机和大型工程机械等。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有两大关联特征：其一，它们是“人”这个零度自然工具的“延长者”，以“人体器官延长”的方式来弥补人体工具的“系统性结构缺陷”：如人手的挖掘能力低下，因而有了挖掘机和盾构机；人的视力极为有限，因而有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等。高水平的现代技术将“人体器官延长”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无论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或何等规模，只要它还是“人体器官的延长”，就只能是自然人体的“代理者”而非“替代者”。现代技术对人的“替代”始于技术将人的“身体自然”本身作为改进对象或克服对象，该进程发轫于早期以人体生理组织为改造或置换对象的哪怕是极为原始和微小的外科手术。但外科手术充其量只能对人的“身体自然”进行“局部替代”，尚不足以让人的“身体自然”在技术干预下变为一个“他者”。从技术角度看，将人的“身体自然”替代为“他者”的技术路线有两条，它们可以由两大综合性科学技术作为象征：一条以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该技术的人体应用是以自然人的身体和大脑作为“替代性”改进对象；另一条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它致力于用与人的自然智力相匹敌的“他者”即智能体来替代人的“身体自然”。更有甚者，这个智能体日益倾向于把人的“身体自然”当作意识偶然拥有的、陈旧落后的信息载体。 福山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生物技术对“人之为人”问题的挑战：第一，“人的权利”：生物科学家是否有权利依据他们的优劣标准，对一切生物包括人实施基因层面的干预？第二，“人的天性”：生物科学家对人的身体和人的智力的干预，是否要终止人们通过自然演化或后天学习所获得的人性？第三，“人的尊严”：宗教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尊严就是看护好自己免受外力的替代性干预。(44)毫无疑问，福山列出的这三个问题，应当引起当代哲学家的全新思考。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使“人”得到解放，他成为哲学领域的“主体”，也成为18世纪崛起的人文科学的对象。这里所谓“人文科学”，按福科的解读，是依照数学或实证科学的理性秩序而建构的，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的技术分析以及神话学的技术分析等。但随着这种人文科学的成长，“与人类记忆一样古老的‘大写的历史’”(包括口传记忆、神话、圣言和圣事的传播、传统的表达、对当下的批判性醒觉、对未来的预测或对回归的期待等)却走向末路。(61)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极度膨胀的“人”在尼采著作里成为上帝的弑杀者。但弑杀上帝让“人”变回一个有限者，这个有限者在上帝位子上的所思所说因而成了笑柄，换言之，“人”在弑杀上帝的同时也在哄笑中终结了自己(manhas come to the end)。(62)总之，当初将人推上中心地位的知识力量就是当代让人走向终结的力量。 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71)为此，人需要得救，得救之道就藏在“技术”的古希腊母词technē的原始含义里，它不仅蕴含着科学知识的“解蔽”，也意味着要“使‘真’进入‘美’的那种产出(即艺术)”。(72)由此，技术统治时代的得救之道是“诗”，是“诗意的栖居”。 西班牙思想家敖德嘉•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指出：技术并非产生于人“活着”的基本需求，而产生于人想“活好”这一基本需求之外的“多余的需求”。“为什么说动物没有需求，因为它们满足于仅仅活着。而从‘单纯活着’的角度看，动物无需技术。……(相比之下)人并没有‘活在世上’的渴求，他是渴求‘活得好’。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单单把‘客观上多余的东西’视作必需”。(74)技术产生于“活得好”的欲望，这不难理解。投枪、马车、畜牧和酿酒等都不是维持人“活着”的必需，而是为了使人“活得好”。正是“活得好”的需求促成了技术“进步”，促成了技术服务于人的“幸福”。但欲望是个“越吃越饿、越喝越渴”的机制，是“匮乏—满足”无穷循环后退的机制，因而它使“进步”“快乐”以及快乐论基础上的“幸福”永远处于“比较级”状态。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75)一书中所描述的真理，资本主义就是个由欲望推动又不断生产欲望的“欲望机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现代性技术社会可以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因为那是个“欲望解放”的时代。欲望解放是“人文主义”的另一大支柱，而今天的“后人类/后人文”时代的到来，依然是欲望推动技术的产物。 有趣的是，在传统知识中，欲望是个身体性的动力机制，欲望的满足正是为了身体的满足。为此，一切前现代文明的伦理和宗教都是以抑制欲望和身体需求作为其首要和基本存在条件的。然而，现代生物学发现，欲望是个源于“心脑”的东西，属于宽泛的意识领域。更为吊诡的是，恰恰是欲望推动的技术的无止境发展启动了前述的“去身化”趋势，欲望意识的满足构成了“虚拟满足”“虚拟快乐”的全部操作对象，虚拟快乐的人群满足于与虚拟假体、虚拟对象之间的娱乐，他自身的快乐也更加体现出“虚拟假体”的性质。 伦理规则。1942年，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规则”：其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其二，机器人必须执行人的命令，但该命令不得与上述规范相抵触；其三，机器人在不违背上述规范前提下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存。1985年，阿西莫夫又为机器人提出了一个“零度规范”，即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整体的利益。(76) 社会层面的问题。加塞特在谈到技术与欲望时曾经给出一个精彩的界定：“技术就是人们为了省劲而费的劲”! “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而在文学或一般教化领域则多译为“人文主义”。 日本人文学科包括哲学、艺术学、语言学、文学、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而社会学科则包括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
中亚是第二个文化中国，西亚和欧洲则是第三个文化中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没有巧合，只有传承。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启蒙中国，却启蒙了万 里之外的西欧，在那里被发扬光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上世纪初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所说：“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发达了的西方需要一个阔祖宗。他们不愿意让世人知道几百年前他们祖上还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野蛮人”，于是他们参照中国文明与文化历史源流，历时几百年，伪造了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华文化黯然失色，确立人类文明“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据何新先生研究，有组织、有目的地伪造西方古代史，始于文艺复兴后期，由教会大学及耶稣会、共济会教会组织集体杜撰，得到罗马教廷和各国王室的认可。1717年共济会长老安德森爵士撰写的《共济会大宪章》中，勾勒了“共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成为后世伪造西方古代史的基本框架。19世纪末出版7卷本《共济会世界历史》，“西方中心”工程基本大功告成。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将出版的《历史的阴谋——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大量的图画，揭露了西方人从《东游记》文字虚构，到假想图、设计图虚构，再到大规模伪造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迹、遗址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枪洋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新一代传教士不须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或者赠送西洋巧物取悦于士大夫们，西方从中国出发，文化科技已走出很远，完全以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国知识界，那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赔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脑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国文化教育前台。他们对西方精心编造的伪史毫无察觉，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否认西学中源。他们大多是爱国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归罪于封建专制和孔孟之学，打起了“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这场运动走的太远，和明清学人相比，他们多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勇气和机会，却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认识不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和海盗文化属性。从“学习西方”转变为“皈依西方”，从批判孔孟儒学转变为放弃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丢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带路党”。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战天斗地，舍生忘死，历尽磨难，不仅延续了民族血脉，而且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做出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为民族繁衍、文明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任何一项发明发现都是开创性的，每一点进步都异常艰难，有的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有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七十毒，是传说，也是写照。正是中华民族先哲的筚路蓝缕之功，为近现代文明爆发式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的引领，人类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西方伪史凭空虚构一个古希腊古罗马故事，竟使中华5000年文明黯然失色，明明是西方人历经200年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竟被说成是他们的原创，古已有之。西方人伪造、传播是出于殖民和统治世界的需要，中国现代学人为虎作伥，替强盗数钱，则辜负了千秋万代民族先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500年前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数千年；500年后的今天，束缚中国人民学习精神、创新能力的各种枷锁已经打破，拥有5000年文明基因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近现代文明基础上，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上发展的引领者。
当代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的控物能力与自控能力的日益不相称。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基本矛盾，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人类文明将可能走上衰落和败亡之路。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一下人的精神意识的几大部分：智能、艺术、道德、信仰与爱的感情。人类的强大控物能力主要来自智能的发展；艺术对控物能力有转移和淡化的作用，但它还难说是自控或直接的自控；真正构成自控能力的是道德与信仰，基本的道德可以并也常常必须外化为制度与法律的约束；信仰则提供一种约束人的僭越的根本的精神观念，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 以“后人类”来诠释的posthuman概念，多用于表现技术对人的“身体自然”实施本质主义操作的逻辑后果，技术在此操作中实现了从人的“代理”到人的“替代”的转换。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区别两种技术概念，一个是指向“身外自然”的技术，另一个是指向“身体自然”的技术。 通常印象里的技术大多作用于“身外自然”，如前现代时期的铁锨锄头和风车磨坊，再如近现代出现的射电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各式发动机和大型工程机械等。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有两大关联特征：其一，它们是“人”这个零度自然工具的“延长者”，以“人体器官延长”的方式来弥补人体工具的“系统性结构缺陷”：如人手的挖掘能力低下，因而有了挖掘机和盾构机；人的视力极为有限，因而有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等。高水平的现代技术将“人体器官延长”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无论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或何等规模，只要它还是“人体器官的延长”，就只能是自然人体的“代理者”而非“替代者”。现代技术对人的“替代”始于技术将人的“身体自然”本身作为改进对象或克服对象，该进程发轫于早期以人体生理组织为改造或置换对象的哪怕是极为原始和微小的外科手术。但外科手术充其量只能对人的“身体自然”进行“局部替代”，尚不足以让人的“身体自然”在技术干预下变为一个“他者”。从技术角度看，将人的“身体自然”替代为“他者”的技术路线有两条，它们可以由两大综合性科学技术作为象征：一条以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该技术的人体应用是以自然人的身体和大脑作为“替代性”改进对象；另一条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它致力于用与人的自然智力相匹敌的“他者”即智能体来替代人的“身体自然”。更有甚者，这个智能体日益倾向于把人的“身体自然”当作意识偶然拥有的、陈旧落后的信息载体。 福山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生物技术对“人之为人”问题的挑战：第一，“人的权利”：生物科学家是否有权利依据他们的优劣标准，对一切生物包括人实施基因层面的干预？第二，“人的天性”：生物科学家对人的身体和人的智力的干预，是否要终止人们通过自然演化或后天学习所获得的人性？第三，“人的尊严”：宗教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尊严就是看护好自己免受外力的替代性干预。(44)毫无疑问，福山列出的这三个问题，应当引起当代哲学家的全新思考。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使“人”得到解放，他成为哲学领域的“主体”，也成为18世纪崛起的人文科学的对象。这里所谓“人文科学”，按福科的解读，是依照数学或实证科学的理性秩序而建构的，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的技术分析以及神话学的技术分析等。但随着这种人文科学的成长，“与人类记忆一样古老的‘大写的历史’”(包括口传记忆、神话、圣言和圣事的传播、传统的表达、对当下的批判性醒觉、对未来的预测或对回归的期待等)却走向末路。(61)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极度膨胀的“人”在尼采著作里成为上帝的弑杀者。但弑杀上帝让“人”变回一个有限者，这个有限者在上帝位子上的所思所说因而成了笑柄，换言之，“人”在弑杀上帝的同时也在哄笑中终结了自己(manhas come to the end)。(62)总之，当初将人推上中心地位的知识力量就是当代让人走向终结的力量。 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71)为此，人需要得救，得救之道就藏在“技术”的古希腊母词technē的原始含义里，它不仅蕴含着科学知识的“解蔽”，也意味着要“使‘真’进入‘美’的那种产出(即艺术)”。(72)由此，技术统治时代的得救之道是“诗”，是“诗意的栖居”。 西班牙思想家敖德嘉•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指出：技术并非产生于人“活着”的基本需求，而产生于人想“活好”这一基本需求之外的“多余的需求”。“为什么说动物没有需求，因为它们满足于仅仅活着。而从‘单纯活着’的角度看，动物无需技术。……(相比之下)人并没有‘活在世上’的渴求，他是渴求‘活得好’。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单单把‘客观上多余的东西’视作必需”。(74)技术产生于“活得好”的欲望，这不难理解。投枪、马车、畜牧和酿酒等都不是维持人“活着”的必需，而是为了使人“活得好”。正是“活得好”的需求促成了技术“进步”，促成了技术服务于人的“幸福”。但欲望是个“越吃越饿、越喝越渴”的机制，是“匮乏—满足”无穷循环后退的机制，因而它使“进步”“快乐”以及快乐论基础上的“幸福”永远处于“比较级”状态。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75)一书中所描述的真理，资本主义就是个由欲望推动又不断生产欲望的“欲望机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现代性技术社会可以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因为那是个“欲望解放”的时代。欲望解放是“人文主义”的另一大支柱，而今天的“后人类/后人文”时代的到来，依然是欲望推动技术的产物。 有趣的是，在传统知识中，欲望是个身体性的动力机制，欲望的满足正是为了身体的满足。为此，一切前现代文明的伦理和宗教都是以抑制欲望和身体需求作为其首要和基本存在条件的。然而，现代生物学发现，欲望是个源于“心脑”的东西，属于宽泛的意识领域。更为吊诡的是，恰恰是欲望推动的技术的无止境发展启动了前述的“去身化”趋势，欲望意识的满足构成了“虚拟满足”“虚拟快乐”的全部操作对象，虚拟快乐的人群满足于与虚拟假体、虚拟对象之间的娱乐，他自身的快乐也更加体现出“虚拟假体”的性质。 伦理规则。1942年，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规则”：其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其二，机器人必须执行人的命令，但该命令不得与上述规范相抵触；其三，机器人在不违背上述规范前提下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存。1985年，阿西莫夫又为机器人提出了一个“零度规范”，即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整体的利益。(76) 社会层面的问题。加塞特在谈到技术与欲望时曾经给出一个精彩的界定：“技术就是人们为了省劲而费的劲”!
中亚是第二个文化中国，西亚和欧洲则是第三个文化中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没有巧合，只有传承。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启蒙中国，却启蒙了万 里之外的西欧，在那里被发扬光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上世纪初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所说：“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发达了的西方需要一个阔祖宗。他们不愿意让世人知道几百年前他们祖上还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野蛮人”，于是他们参照中国文明与文化历史源流，历时几百年，伪造了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华文化黯然失色，确立人类文明“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据何新先生研究，有组织、有目的地伪造西方古代史，始于文艺复兴后期，由教会大学及耶稣会、共济会教会组织集体杜撰，得到罗马教廷和各国王室的认可。1717年共济会长老安德森爵士撰写的《共济会大宪章》中，勾勒了“共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成为后世伪造西方古代史的基本框架。19世纪末出版7卷本《共济会世界历史》，“西方中心”工程基本大功告成。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将出版的《历史的阴谋——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大量的图画，揭露了西方人从《东游记》文字虚构，到假想图、设计图虚构，再到大规模伪造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迹、遗址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枪洋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新一代传教士不须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或者赠送西洋巧物取悦于士大夫们，西方从中国出发，文化科技已走出很远，完全以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国知识界，那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赔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脑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国文化教育前台。他们对西方精心编造的伪史毫无察觉，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否认西学中源。他们大多是爱国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归罪于封建专制和孔孟之学，打起了“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这场运动走的太远，和明清学人相比，他们多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勇气和机会，却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认识不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和海盗文化属性。从“学习西方”转变为“皈依西方”，从批判孔孟儒学转变为放弃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丢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带路党”。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战天斗地，舍生忘死，历尽磨难，不仅延续了民族血脉，而且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做出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为民族繁衍、文明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任何一项发明发现都是开创性的，每一点进步都异常艰难，有的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有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七十毒，是传说，也是写照。正是中华民族先哲的筚路蓝缕之功，为近现代文明爆发式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的引领，人类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西方伪史凭空虚构一个古希腊古罗马故事，竟使中华5000年文明黯然失色，明明是西方人历经200年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竟被说成是他们的原创，古已有之。西方人伪造、传播是出于殖民和统治世界的需要，中国现代学人为虎作伥，替强盗数钱，则辜负了千秋万代民族先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500年前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数千年；500年后的今天，束缚中国人民学习精神、创新能力的各种枷锁已经打破，拥有5000年文明基因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近现代文明基础上，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上发展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