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8笔记
人们往往用“故纸堆”指代古旧学问。然而在简牍学面前，这个字眼却显得如此稚嫩。因为简牍盛行，以及对于前代简牍发现、研究的早期经验，都发生在纸张普遍用于书写之前。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高校的使命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我国思想界最早倡言美育的先驱者之一王国维曾指出美育与德育、智育之间的关系是“一面使人之情感发达，以达美之域，一面为德育、智育之手段”。
“惟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比较方法使历史以真面目出现。原来被认为的高山，不过是一座丘陵”。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曾提出。
“我这样做是为人类造福，难道错了吗？我宁愿接受惩罚，也决不会归还火种。”古希腊神话里，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宁愿忍受日日被鹫鹰啄食肝脏的无尽痛苦，也不肯祈求宙斯所谓的饶恕。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嫦娥四号月球登陆、天宫空间站建设表明，我国在太空探索中已然走在世界前列。
从历史上看，“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有很强现实针对性。大党要解决大的难处，就是要克服这四个“不容易”。
中央政治局还建立了集体学习制度，党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44次，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33次，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43次，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仍然在继续之中。
以一人之心呈现千古之心、天下之心，以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彰显世态人情，达成格物致知的人生目的，是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
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对应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都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未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呈现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有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则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之间的微观因果链。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
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讯与信息科学专业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制度层面，中国通过民主政治维护思想团结，美国通过权力制衡形成相互掣肘。主体层面，中国注重党的领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美国注重政府控制与公民参与相伴随。方法层面，中国注重发挥政治行为与教育力量的合力作用，美国注重发挥宗教信仰对社会成员的凝聚作用。外交层面，中国注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注重其思想、价值、观念的全球推广
法国思想家阿尔贝托•施韦泽将是否注重生命发展和生命价值既当作衡量善恶的标准，也当作能否实现最高价值的标准，他指出：“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
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生命危机。生态危机呼唤着生态文明，这种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一体化价值实现为内容的现代文明。人类以实际行动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克服生态危机，就是通过自我救赎来克服自身面临的严峻生存危机和生命危机。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个体的“我”走向作为共同体的“我们”，从单个的“人”走向作为共同体的“人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力量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赢得最终胜利。
爱情必须是利他的、超性别的、但求付出不求回报。人必须爱着，活着才能有所附丽。
20210620笔记
2004年，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在其著作中便指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它是权力和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
2009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亚历山大•萨利茨基在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便指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提出并实施了综合性发展方案。方案中囊括了一切：日本的经验，新兴工业国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2018年9月，克里•布朗指出：“中国共产党把苏联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看作是应当坚决避免重蹈覆辙的教科书”。
早在2008年，加拿大经济学家迪利普•K.达斯便指出：“中国强劲的增长势头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新标准。经济史上几乎不存在与中国目前的增长表现相媲美的例子”。40 2018年7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撰文指出：“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性质的变化会对世界各国人民产生影响，其庞大的经济体量会对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影响”。
2013年3月22日，法国学者马西莫•普兰迪在法国《回声报》发文指出：“在自由经济和统制经济之间，中国揭开了第三条道路：一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成功”。
20210621笔记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通过电视媒体获取新闻的比例仍然达到71%，较疫情前增长了约5%。该报告中还提到，有大概20%的英国人表示，他们获取新闻的渠道已经由互联网转变为电视。
疫情期间英国媒介融合实践过程中，传统媒体发展逆势上扬，优质内容再次得到认可，媒体融合的实践价值得以体现，新闻的社会功能和新闻产品的社会价值被充分肯定。
海洋渔业是滨海人群的命脉所系，但明初的海禁政策却令渔民的生存陷入困境。沿海地区基层民众和地方官员不断试图冲破禁令，从而能够在海上自由采捕。明孝宗时期“禁渔令”的放开，改变了“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的海洋政策，给明代中后期的渔业经济注入了极大活力。
汉代驿制的完备和成熟保障了政令传递的畅通，其管理方式的统一也使得社会机体增加了活力，可以看作政治文化进步的表现。汉代民间通信中，存在利用驿传系统的情形，官员作为社会成员，自然也有类似条件。然而，官员在占用交通工具、交通动力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使得公共资源受到一定侵害。官吏利用书信实现的具有政治色彩的“交通”，是高层执政集团高度警觉并且予以严厉禁止的。
因当事人身处权力阶层，“交通私书”不单单是私人交往行为，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朝鲜“代言”文的代言对象多为中国历史人物，包括汉高祖、汉文帝、唐太宗、唐肃宗、宋仁宗等帝王君主，孟子、贾谊、班彪、李白、杜甫、李翱、欧阳修、苏轼、程颐等文人学者，乐毅、白起、张良、萧何、霍去病、郭子仪、李纲、吕夷简、寇准等政治人物，亦有未明确指出名姓者，如燧人氏之民、平津侯门客、汉朝群臣、唐朝群臣等，代言对象身份各异。
新媒体让人们的阅读更快捷、更方便，但也更容易碎片化、浅表化；数字化让人们的文学生活更丰富、更多元，但可能也少了沉淀、不够精密。
20210622笔记
随着5G时代的来临，我们应当首先依据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现实，依托智能化自媒体和全媒体建设，综合利用AI写作、AI剪辑、AI审核、AI分发等智能化技术，针对不同类别、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终端的教育对象，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推进思想建设的工具、手段和渠道的创新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科学技术对当今社会已经产生了存在意义上的影响，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社会面貌、生产生活、思维认知与行为方式。当今社会已经成为技术社会，人也已经成为技术人。但是，这并不能消除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摩擦，说明人与技术之间还存在对立与不协调的一面。
技术观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下形成的对技术的总体认知与把握，它指导着人们对技术、技术行业以及与技术有关的活动的认知和态度。西方古代上层社会鄙视工匠及其工作，看不起体力劳动。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西方“哲学自古至今把技术遗弃在思维对象之外。技术即是无思”。中国古代则把技术视为“奇技淫巧”，“抱瓮灌畦”的故事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新技术的抵制。
雅斯贝尔斯曾这样描述技术化的生活：“这样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在个人直接的现实的周围世界中不再有任何东西是由这个个人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规划和形成的……连住所本身也是机器的产物。环境变得非精神化了。白天的工作自行其是，不再组合到公认的生活要素中去——所有这一切，可以说，使人失去了他自己的世界。”而数字化作为技术本身已经将这种“时候”推到了巅峰，不仅人们生活的外部条件正越来越被网络的力量所决定，而且网络化趋势对于人们既往的生活世界的干预程度和范围也正在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
数字化技术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决定”“干预”甚至使人“履行”自己的生活。从当前人类社会的交往看，支付宝、E-mail、QQ、微信、“脸书”等，作为人类游走于“现实”与“虚拟”的交往工具，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的交往生活正在被数字化决定和取代。具体来讲，数字化的超越性不仅促使人类沉浸于感觉的体验之中，而且由之延展到现实生活，并直接改变了人类的日常生活规则。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例，传统的“现金交易”逐步被“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取代，书信往来、朋友聊天逐步被“微信视频”替代，甚至连升学面试、公司考核等也开始在虚拟的网络中试点、推广。这些感觉体验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侵蚀了日常生活的规范、原则。
个人失去了个性和主体性，人们被抛入数字化的生活中，并成为单纯“履行”职能的“我们”或“常人”（das Man）。
经由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浸润，现代文学批评秉持实用主义立场，大量“盗来”西方文学批评的火种，自觉运用科学化、逻辑化与概念化的话语形式，传播理性精神，呼应、关怀、规范、导引现代文学实践，从而与传统的点评批评、印象批评和鉴赏批评等分道扬镳，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批评观念和批评功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以独立的批评精神，构建起丰富多样的批评类型、和而不同的批评格局与广大开阔的批评空间。
中国文学批评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根植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独立自由与人道精神。不过，这种转型并非劈空而起、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晚清民初长时段不同层面的准备：其中既有梁启超提倡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也有王国维那样的追求学术自主与文学独立——以现代西方理性分化的文化发展思路，重塑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努力；亦有主张废除汉语文字，采用以印欧语系为基础的“万国新语”一派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故派”之间的论争。运用自己的理性，维护自己的尊严，独立地作出判断，在五四时期文人群体中已经深入人心。运用自己的理性，一方面，宣告已与传统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决裂，另一方面，标志着个人意识的觉醒。
批评的对话精神，主张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多元的兼容的文学空间，为新文学的出现和新批评的繁荣提供了条件，注入了“活水”。这在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文学批评上表现得较为充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大批优秀作家接受革命思想，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条件下，坚定地加入党组织，包括茅盾（1921年入党）、蒋光慈（1922年入党）、郭沫若（1927年入党）、夏衍（1927年入党）、冯雪峰（1927年入党）、李初梨（1928年入党）、冯乃超（1928年入党）、邓拓（1930年入党）、丁玲（1932年入党）、田汉（1932年入党）、陈荒煤（1932年入党）、周立波（1935年入党）、柳青（1936年入党）。他们一边写作，一边投身革命实践，为革命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20世纪30年代，丁玲、何其芳、萧军、艾青、田间、卞之琳等一大批作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他们的思想和认知发生了蜕变，很多人都投入党组织的怀抱。比如，刘白羽（1938年入党）、田间（1938年入党）、魏巍（1938年入党）、何其芳（1938年入党）、欧阳山（1940年入党）、萧军（1948年入党）。
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开启崭新篇章。广大作家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鼓舞和振奋，满怀豪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用手中的笔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党员作家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比如陈白尘（1950年入党）、端木蕻良（1952年入党）、欧阳予倩（1955年入党）、卞之琳（1956年入党）、曹靖华（1956年入党）、曹禺（1956年入党）、黄宗英（1956年入党）、季羡林（1956年入党）、宗璞（1956年入党）、李准（1960年入党）、秦牧（1963年入党）、蹇先艾（1983年入党）、王西彦（1986年入党）。
与加入党组织的作家交相辉映，百年中国文学中还有一批在文学战线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与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党的事业彼此呼应、彼此配合的“同路人”作家。他们虽然没有党员身份，但在革命者队伍中，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革命队伍不可或缺的一员。鲁迅、巴金、老舍、冰心、叶圣陶、闻一多等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独处并不意味着拒绝世界和社会。佛陀讲，独处意味着生活在当下，深入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不会被卷进过去，或者被对未来的思虑所吞没。佛陀讲，如果我们不能安住在当下，即便我们生活在僻远的莽林中，我们仍算不上是真正的独处。他说，假如我们完全安住在当下，即便我们生活在拥挤的市区，我们仍然可以说是独处。
20210623笔记
当时的上海大学赢得“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北有五四之北大、南有五卅之上大”的美誉。
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强调《民法典》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助于弘扬劳动创造财富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避免大企业借助私法至上、财产权神圣而成长为“资本怪兽”。当太平洋彼岸的资本巨头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在任总统的时候，中国正在展开一场从中央到地方的抑制资本无序扩张运动，两相对比之下也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民法典》所植根的社会主义土壤。
20210624笔记在工业革命时代，人对机器的依赖程度较低，仅能替代人的部分劳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人们的大部分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依托智能手机、电脑等机器来完成，思维通过机器表达传递；智能手机成为比人脑更好的记忆储存工具；面对问题，个人知识体系指导下的理性思考逐渐转向机械的网络搜索；人的活动都依附于机器之上，算法在某些方面比人更智能，机器和网络联结起来成为第二个人脑，变成意识活动的场所。人全部的生命活动伴随着机器的活动而进行，并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智能机器已经成为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所在。 科技单向度的极度发展，最终走向可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消解”。 两个相反的动机奇特地结合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之中。我们已然处于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之中，那么自然界的实在性，已然是“实际的”和“可以直观的”。在主体—客体、人—自然的这种对象性关系中，现实个人在自然的前提之下进行活动并创造历史，历史主体的自由目的与自然的必然规律有机地结合，“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可分割，彼此相互制约。 全球生态治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虽然地球一直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也始终同处于一个生态命运共同体中，但人类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则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的事了，而全球生态治理的提出则仅仅是最近几十年间才兴起的。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已经由于技术的进步及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作用，一改过去那种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隔离的地方史而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史，人类的真正解放也是在世界史的语境下完成，而且也只能在这一语境下完成。这种语境下的人的解放自然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实现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有机统一。 公共性是孔子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指向。“仁爱”是孔子公共性思想的核心，“仁”既是个体内心存有也是其在公共交往、政治活动中所需要贯彻到底的原则。在“仁”的原则主导下，为政者以德性与德行谨慎地运用公共权力并为公众谋取福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恪守“礼”的准则，并将其具体到各种生活场景中，以之交往朋友、居处乡里和参与政治。另外，孔子希望怀有“仁”德的圣贤、君子，积极地挥自己的才能与品德，努力实现社会大同团结和个体自适其性的公共生活理想。 从昔日嘉兴南湖上的一叶小舟，到今天引领民族复兴的巨型航轮，百年大党，百年辉煌。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都把自己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和新时代实践中，时刻不忘初心，永远牢记使命，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丰碑，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为人类谋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篇章。 历史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和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充分人权的根本保障。
20210625笔记
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在近代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粉墨登场、推行变革，无数革命先驱“我以我血荐轩辕”，试图找到一条通往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道路。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企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单纯地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而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甲午战争给它画上了一个句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坚持自上而下实行君主立宪制，进行有限度的政治改良，最终留下了“百日维新”的历史遗恨。以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自下而上通过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制。辛亥革命后，中国却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次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国的道路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迈向全新的道路。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之后，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走向了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 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之后，又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心口号，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就光明大道。
回望一百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彰显出巨大优势，它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光明大道，并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民革现有党员15.1万余名。
民盟现有盟员33万余名。
民建现有会员21万余名。
民进现有会员18.2万余名。
农工党现有党员18.4万余名。
致公党现有党员6.3万余名。
九三学社现有社员19.5万余名。
台盟现有盟员3300余名。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
20210627笔记以儒家意义上的榜样教化概念为切入点，才可以深入理解古代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多向度的阐释中，教化的本旨即榜样教化，其主要表现形态是身教示范。究其实质，榜样教化是一个关乎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复杂性概念。作为“直接示范”的榜样教化具有层级式的权威示范之特质，其丰富的内在意蕴与社会治理的目标内涵达成了高度契合，由此成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内中之义。作为“间接示范”的儒家榜样形象则从经典走向了生活，在以社会教化活动为重要标志的古代社会治理实践中得以再现与演绎，由此在社会化转向过程中推动了社会教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孟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教化之“化”，意味着一个渐进、长久而自然的变化过程，即《管子·七法》所言“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教化”而非“教育”成为儒家的核心概念，而唯有榜样教化才能准确地传达此种意涵。 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20210628笔记“君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数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是中华民族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君子之道是中华文明探求的恒久主题之一。以东亚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古典君子文化，以“仁、智、勇”或“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古典君子之道，历经中华农业文明兴旺、鼎盛、滞长各个阶段，展现了其在不同阶段的德性和格调。显然，当我们推动农业文明进步发展为工业和信息化文明之时，需要将古典君子文化创新发展为当代君子文化，将当代君子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人格，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各界精英追求的人生理想。蒋跃认为，研究建设当代君子文化，除了继承优良传统精华以外，还要高度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是求真的科学精神；二是人类物种、人类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天下视野；三是海纳百川、百业均可为君子的当代君子观。“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而较少涉及人格内容的道德意蕴。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孔徳立认为，君子一词在孔子时代之前，不仅具有道德意义，更主要的是指地位而言。作为君子，能否承担君子的责任、恪守君子的规矩，是维护礼乐文明共同体的前提，对文化传统的捍卫也极为重要。 《易》为群经之首，《易经》的乾和坤二卦对君子的核心内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定义。《乾.大象》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坤.大象》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揭示了君子文化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儒家对君子人格的最根本的要求，同时这二者也是相互对应，是互补的，体现了《周易》贯穿全书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精神。“君子”与“善人”是基于儒佛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的道德模范。 “君子”与“善人”是儒佛两家创造出来的带动社会风气的人品榜样，都需要终生实践并且带动他人。尽管二者在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定位、实践方式、界定精准度和终极目标有差别，但在社会中的作用却有殊途同归之效。“君子之学”和“善人之道”若能结合，势必能够为社会正能量的发扬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和社会风气的正向转变带来新的动力。道家对君子也有诸多论述。 “道”是道家君子人格的行上根据；“盛德”是道家君子人格的内在品性；“容貌若愚”是道家君子人格的外在气象；“和光同尘、光而不耀”是道家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质。道家的君子以遵道贵德为取向，遵从本性，尊重他者；注重内在德性，不显扬不标榜；内敛沉静；公正无私；生命力充盈。君子的内涵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孔子的君子观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理想，君子是内心“仁”和外在“礼”的统一，君子的道德修养的方式主要在于内省、由己；王阳明的君子观包含对君子四种特性的认识：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明、君子之容。知行合一的思想，决定了王阳明君子理想的实践性。“君子怀德”的主要意涵：其一，君子应“闻道”而“志于道”，这也可以说是孔子赋予君子饱含激情和使命意识的内涵。其二，为了“闻道”和“乐道”，君子应咬得菜根。孔子理解中的君子之为君子，能够耐得住贫寒和困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君子，也是不值得交往的。其三，超越对物欲和利益的沉湎与迷恋，这是“君子怀德”的一大要义。我们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践行君子修养、锻造君子人格、成就君子人生三方面进行创造性探索。 《大学》的“絜矩之道”就是君子之道。 “絜矩之道”是对孔子“恕道”的具体化，“恕道”就是《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宽以待人，谅解他人，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恕道”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与途径，有“恕道”可以优入圣域，成圣成贤，可以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世界。当今社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君子需要现代转化，成为当代新君子。“絜矩之道”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途径，需要我们一生去实践，需要我们要在每天的人际交往中去落实。儒学是君子之学。如何对待困，可以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行水平。每当陷入困局，儒家相信，唯有具备坚强毅力和高超人格的君子、“大人”，才能冷静面对现实，“有学有守”、“操持已定”，甘享其窘，自我亨通。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当代君子应保持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围的态度，借助于精神信仰出困、解困。“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君子以德言，谓之道德型人格；君子以法言，谓之法治型人格。在谈到学者素养时，汝信说到：“我大半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谈不出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教训倒不少。真正要做学问、研究科学，不仅要淡泊名利，甘心坐冷板凳，还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攀登科学高峰。”淡泊名利的精神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有人称我为‘哲学家’、‘美学家’，我实在愧不敢当。其实，我只是半路出家的‘杂家’。”目前已知的大多数古代西亚地区的驿站系统均为官方所建，覆盖范围广大，而且需要当地行政机构承担其费用。因此，这些驿站仅服务于执行公务的行政人员，并不对途经当地的普通商旅开放。 根据罗素的观点，“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有着一种宗教上的根源，并且是从灵魂与身体的区别而开始的”
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信任度达95%……
中国共产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以人民“看得见”的初心使命、“用得好”的民主制度、“信得过”的党群关系、“能管用”的监督机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有效地解决了代表性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概括为“ABCDE”，即：人民至上（All For The People）、蓝图擘画（Blueprint Drawing）、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共享发展（Development Shared）、高效治理（Effective Governance）。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一个历史哲学的命题，影响至深。因为任何历史书写者都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有限，对历史事实不可能都亲见亲闻，而历史书写的对象或通史，或断代史中的事件或人物属于另一个时代，甚至年代久远，因此都是后人编写我们前人的历史。
人的实践活动包括三个构成要素：一个是对象，没有对象不可能实践，我们把对象称之为客体；另一个是主体，即有意识有目的进行实践的人，我们称之为主体；再一个是中介，即人用来进行改造对象的工具。没有工具，主客体之间不可能发生关系。这样，人类实践活动包括两类因素：物质性因素和意识性因素。包括对象、工具以及作为主体人的自然存在都属于物质因素。人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存在物。意识因素包括实践的意识性、计划性、目的性。如果扩大点，还包括实践中人的理性、激情、欲望等等。实践的意识性因素必须有载体，它的载体就是人。
人类在技术的助推之下将欲望全面释放出来，“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使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道德提升、思想修炼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中的“奢侈品”，“夏洛克式”的贪婪彻底阻碍了思想理论的创新。因此，全球化在历经资本、技术、政治价值等因素的时空扭曲以后，将会在未来进程中继续遭受上述因素的扭曲，而上述因素再附上人类不加约束的欲望的话，全球化依然在不可逆转中充满风险。而克服风险最关键的是思想理论创新，用创新的思想理论来规训技术，规训资本，规训政治和规训人类的欲望。
金岳霖先生实际上每星期只有四个上午可供自己治学使用，因而他更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更严格地遵守他所自立的上午例行不见客和不干其他事务的规矩，而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的习惯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这一习惯，绝不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访他，以免吃闭门羹。 诗界革命的重点在“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语言方面，黄遵宪主张“言文合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之后他又提出“语无古今”“诗无古今”之说。黄遵宪“尊心”“尊情”“尊自然”的自作主宰的精神，成为其“别创诗界”的理论基石，体现了作者试图打通古今壁垒的文学志向。黄遵宪在甲午战争时期创作的爱国诗作被赞誉为“诗史”，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珍贵史料，《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等诗篇表达了诗人对时艰的慨叹。 梁启超对“新名词”大量入诗的创作方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夏穗卿、谭嗣同等人的诗歌“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新语汇不能为常人所理解，松动了古典诗歌的体式，使诗歌逐渐成为“七字句之语录”，不能称其为诗。梁启超评价夏穗卿的新学诗“说的都是怪话”，其诗歌中创造的光怪陆离的新名词“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见，梁氏诗界革命的真意并非新名词的引进、堆积，而是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用新语句传达新意境。梁启超认为“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新诗应该在“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基础上引新名词入诗，创造出蕴含古今中外意蕴的新体诗篇。如此，才会既不失古典诗歌的“体式”规范，使诗歌为“诗”；同时又能够在传统诗歌体式中表达新思想和新观念，拓展诗歌的“意境”。 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汗漫录》提出了“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诗学理论，为新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诗界革命过程中，“新意境”是梁启超列为首位的诗歌要素，然而新语句的大量使用客观上使传统诗歌在体式上出现“失范”现象，即“新语句”与传统诗歌之“古风格”之间存在捍格，打破了古典诗歌的格律规范，使古典诗歌的诗“体”开始松动，为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新名词和白话大量入诗，削弱了以文言为基础的古典诗歌的审美意境，新语句有待于和诗“体”继续磨合，这是晚清诗歌创作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臧否历史人物，见解独到。历史固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伟大人物”无疑也会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鸦片战争后，为挽救危亡、复兴国家，许多仁人志士都曾想变法图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探索。其中既有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设计，也有地主阶级的洋务自强之梦，还有资产阶级的戊戌维新变法。 全面依法治国重在“全面”二字，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建设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定位越来越精准，举措越来越到位。 弘一大师晚年受至友夏丐尊先生之托，为开明书局书写字典的铜模字体，已经写了一千多字，后来不得不停止，停止的原因，弘一大师在写给夏丐尊的信中曾详细述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写道：“去年应允此事之时，未经详细考虑，今既书写之时，乃知其中有种种之字，为出家人书写甚不合宜者。如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余殊不愿执笔书写。”最后，弘一大师无可奈何地写道：“余素重然诺，绝不愿食言，今此事有不得已之种种苦衷，务乞仁者向开明主人之前瓦为求其宽恕谅解，至为感祷。” 我读《弘一大师书简》到这一段时，曾合书三叹，这是极精微的细行，光是书写秽陋的字就觉得污染了自己的身心，我近年来也颇有这样的体会，对我们靠文字吃饭的人，读到弘一大师的这段话，能不惭愧忏悔吗？ 当然，我们凡夫要做到高僧一样的细行，非常困难，不过从俗世的观点看来，要使自己的人格身心健全，细行仍然是必要的，怎么样学细行呢？
20210702笔记
百年党庆，习总讲话：
深刻洞察历史大势，
深入把握历史规律，
深切怀念先辈先烈，
深情致敬人民英雄，
深隽期望中国青年，
高屋建瓴、荡气回肠、激荡灵魂、昂扬斗志。
这一重要讲话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历史进程的时代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启新征程的总动员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篇章。
20210703笔记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用32个字进行了准确界说，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美国霸权秩序的巅峰，同时也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真正衰退，或者说，这一年是美国霸权秩序退位的起始。此后，美国霸权秩序的几个重要条件都开始消解。2019年的新冠疫情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标志着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束时刻。“理想主义”在哲学上是一个较为模糊、笼统的概念，需要做出仔细的界定。它的西文对应词Idealism在哲学本体论上往往被译为“唯心主义”，也可译为“理想主义”“观念论”。 传统形而上学依赖和寄托于一个单纯、完美的整体，不但需要剔除异质性和复杂性，也要剔除一切设想者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努力、辛苦、斗争，比如流变、阻碍、担当，从而把理想境界设想为无须努力，无须负担，一切都已足够好，没有斗争，没有痛苦，只有享受和成功的理想国。 基督教的天堂就是这样的理想国，因此也正是马克思和尼采都极力反对的。对他们来说，那天堂是一种不可能，是一种颓废、逃避、消极选择和幻觉。这方面主要表现就是那个理想世界没有一点儿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痛苦、斗争、矛盾、冲突、冒险、烦恼和费力等；全是快乐、舒适、保险、信手而来。不需要工作，不需要斗争，不需要费力，轻松愉快地满足欲望，正是弱者、懒惰者希望的理想世界。随意就能满足，不需要辛苦和斗争就能得来无限福祉，这是不折不扣的幻想和无能者的形而上学。设想没有痛苦、烦恼，都是安全、幸福、纯洁和美妙，是没有能力应对和处理必然遇到的问题的表现，是一劳永逸地处理掉这个问题的表现。所谓“彼岸”“真实世界”的秘密就在这里。 传统形而上学支撑的旧理想主义结束了。新的理想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创造性行动，是一种依据新式的必然规律(马克思)、命运(尼采)建构的目标和实践，是一种主动的担当。理想有高有低，立足于不同现实状况的不同的理想是积极有为者的必需。告别传统形而上学支撑的单纯理想主义，走向一种现实、实践、健康的理想主义，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新理想主义。 如今东南亚仍努力吸引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甚至印度等大国力量来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2001年，李光耀曾非常明确地表示：“东盟必须在亚洲平衡中国。”
20210705笔记
关于“诗”的概念，吴宓认为：“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有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所谓“切挚之笔”，就是“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之谓”；所谓“高妙之笔”，就是“提高一层写法”，“其方法在以想像力造成一种幻境”。这种“幻境”以文字为媒介，“由实境造出”。“实境”，即“某时某地，某人所经历之景象、所闻见之事物也”。而“幻境”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境”：“真境者，其间之人之事之景之物，无一不真。盖天理人情物象，今古不变，到处皆同，不为空间时间等所限。故真境与实境迥别，而幻境之高者即为真境。”
20210706笔记“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强调忠诚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天下之德，莫大于忠”，指出忠诚是至德，忠立德亦兴，忠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中国内地共有71所高校入围全球500强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三大资源。
诸葛亮的弊病：一、宏观上的弊病。处事过于谨慎，凡事亲力亲为，而不能发挥属下的才能，因而不能发挥整体力量。栽培人才是领袖最重要的工作。二、道德观不够宏观。不完整，以个人为出发点，于是最后便沦入立功、立德、立言的死胡同里去。 最有效的斗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没有消耗本身的实力而能保持本身高深莫测的形势。 美国人说，对待上当受骗者，应该再骗他一次。中国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学会说，“是，就是这样，那又怎样？”不去比较，就会感到满足，别人接不接受你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你却一定要接受自己，相信自己，对自己感到满足。 世纪箴言：让事物悬而不决；了解你的专长；永远不要夸大；留有余地；与你能请教的人保持联系；谈话切忌冗长；防患于未然；不要谈论自己；智者立即行动。 马汉一向认为战争和扩张是一个健康国家的标志，一个进步的国家必须扩张，所以他的“捍卫”意味着强烈的进攻性。但他也知道更深远的因素是文化。 专家警告：“苦难是所学校”的说法对青少年是误区。童年时期家庭的残缺，没有温暖或其它挫折，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的心理关怀和矫正，是无法消除对家庭不确定因素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他们很自卑，通常会非常努力、非常有毅力地奋斗。但这种奋斗的出发点和成就感与家庭健全者不同，区别在于他们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想以奋斗和成功来消除对未来不安全的恐惧，补偿童年的不幸。不少人认为这种挫折型的奋斗者难能可贵，却没有看到另一面。一旦这样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利益可实际状况不相符进，他们往往会走向反面，或自残自弃，或危害社会。然而，成功机遇不会降临给每个人，何况对成功的标准各不相同，心理健全者会适时地调整目标以适应社会，而心理残缺者一般都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这就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20210708笔记所谓的物质不过是名为物质的思想。恩格斯揭示了生活资料和人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塑造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方面。“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了心理的身体—劳动起源。恩格斯认为从猿到人转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是身体采用了直立姿势从而解放了双手。“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解放的双手和逐渐变得更加复杂和集体化的工作相互适应，变得愈发灵活完善。这一变化的反作用就是，需要彼此协作的劳动最终促进了语言的形成发展、感觉器官的完善、“猴脑”向“人脑”的转变，形成“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最终使大脑能够将自身当作非物质的、独立的、精神性的灵魂来思考。随着精神活动在人类社会的作用增大，“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倾向于以思维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脑”从而取得了对“手”的统治地位。 新航母使用高新技术比例超过60%，建造成本屡创新高，许多技术装备还未经过充分测试便匆匆上舰，因此可靠性面临极大挑战。福特号自服役以来，军舰的电力推进系统效率达不到预期、电磁弹射系统和电磁阻拦装置故障频发、全舰11台先进的武器弹药升降机目前仅有6台通过验证……一连串的技术问题制约了福特号航母的服役之路，使其交付近5年仍未能形成有效战斗力，福特号接受正式部署预计将推迟到2024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总结、概括、提炼了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这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0210709笔记常言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语言安全关系到民族的精神安全。在人工智能时代，预防语言污染、语言西化、语言侵略等现象，增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仍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语言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进而会危及国家安全。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数学是一门抽象而古老的基础学科，希望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彰显它的价值。在大数据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基石是数学，没有数学基础科学的支持，人工智能很难行稳致远。数学可为人工智能提供基础，人工智能也为数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块86英寸的智能交互黑板，一只麦克风，两台摄像机，一台壁挂录播机。 这是海拔3500多米的四川若尔盖县红星镇中心校音乐教室的标配。风劲帆满海天远，雄师阔步新征程。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宏伟蓝图已绘就，砥砺奋进正当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与时俱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不断书写强国强军更为辉煌的篇章，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新的光辉业绩！ 康德谈到了“自爱”这个概念，并认为：“自爱一旦被纳入我们所有准则的原则，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切恶的泉源。” 什么时候会出现自欺呢？当人钟爱于自己在许多可能性中所采纳的其中之一时，人就在自爱中高举它的优先性，从而陷入自欺。换句话说，当人执着于自己的现有行为准则时，人就陷入自欺。 “自爱”“自欺”是一切恶的源泉。在何种生存样态下，人可以占据其生存经验中的全部可能性呢？答案是有，那就是死亡现象。作为一个“未来”事件，死亡确实意味着全部可能性的汇聚，意味着占有全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