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知识的总汇,尚未分化出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不同的分支和学科,哲学、形而上学和存在论三者几乎完全同一,而其认识的重心,必然是作为形而上对象的整体世界及其统一性。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根本观点,是认识历史和现实的根本方法论。从历史中,能够更好地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同历史对话,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新时代呼唤并催生新思想,新思想指导并引领新时代。学习党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揭示历史规律,透彻分析现实问题,深入思考未来发展,增强思想的广度、深度和温度。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刻领悟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提升全党思想力,奋力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早期哲学家一般认为,现实世界是简单的,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哲学辩护中。他们普遍认为“万物归于简单”,这种简单性思维方式为还原论奠定了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从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看,他们对世界本原的探索,部分地体现出现代科学思维的逻辑性与合理性。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学派、南意大利地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可以称为早期古希腊哲学形式。他们渐渐脱离神话的束缚,开始用哲学眼光审视世界的构成。可以说,先哲们主张以一种简单性思维方式来探究整个复杂的世界,并试图将世界还原为一种或某几种实体或抽象物。他们秉持世界是简单、线性、平衡有序、确定性、可还原的信念,并认为人类获取知识也是遵循这样的基本理念。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牛顿力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代表,这种以“世界是简单且可还原的”为核心的还原论思想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当时的主流思维方式。还原论认为,各种复杂的现象都可以被分解为相互作用的基本个体加以认识。然而,不少科学家深刻意识到还原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世界复杂性研究中心之一的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物理学化学家考温(GeorgeA. Cowan)认为,虽然通往诺贝尔奖的辉煌殿堂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思维取道的,但真实的世界却要求我们用更加整体的眼光去看问题。这正是人们对复杂性思维方式的强烈呼唤。 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世界,都回避不了哲学家们一直追问的问题:世界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对世界的理解应持还原论立场还是整体论立场?因果关系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这也成为哲学家、系统科学家、系统动力学研究者持续探讨的热点问题。 跨领域研究的出现,是对封闭的知识系统与单一的学科方法较难解决复杂的社会与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随着人们认识与实践的不断推进,科研领域走过了从单一学科(disciplinarity)、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到跨领域(transdisciplinarity)研究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对“庸人心态”的批判实质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庸俗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深刻洞察与揭示。在资本逻辑的统治和支配下,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作为生命活动的基础,将金钱奉若神明,疯狂地攫取财富和消费商品,追逐私人利益最大化,重占有而轻存在。“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斗争取代友爱,利益取代价值,享乐取代超越。人们堕落成货币至上主义者,自私自利、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思维惰化、精神空虚。马克思对“庸人心态”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存状态的利己化;生活追求的拜物化;思维方式的凝固化。 马克思多次在著作中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命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旨归;人与人的关系是逐利性的竞争关系和互为手段的对立关系。 马克思多次在著作中揭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命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把自我需要的满足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旨归;人与人的关系是逐利性的竞争关系和互为手段的对立关系。马克思认为,在以雇佣劳动和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弥漫着世俗的“犹太精神”,即唯利是图、自私自利、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是犀利地批判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由此,所谓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意味着以私人利益为核心、以利己主义为原则的私人生活领域。在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利己主义的冰水毫不留情地淹没着那些“神圣发作”的情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是“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施蒂纳把历史发展看作利己主义完善的过程,其实质不过是以观念和精神虚构历史、支配生活。生存状态的利己化导致人“非人化”,堕落成有己无人、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存在物。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分裂。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称不上一个“好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人只是执着于满足自身利益,把个人利益作为唯一目的,只知利己不知利他的平庸之人。而这样的“庸人”显然不是马克思所呼唤和追寻的具有崇高人格的“共产主义新人”。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与世隔绝、自成一体的“孤岛”,而是社会性、关系性的存在,因而必须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人与人之间不是“主奴辩证法”意义上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承认、互为依存的关系。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绝非离群索居、孤芳自赏、沉湎于自我小世界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与他人“共在共存”,并进行着内容丰富的交往活动。在真正的共同体中,私有制和国家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视他人为“地狱”的“异化”关系,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而“现实的个人”也由此实现“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身份的内在统一,成为“完整的人”。 人存在的精神特质与文化需求 人生在世,每个人实际上都栖居于两个家园之中。一个是安置肉身有形的物质家园,即客观的、自然的物理空间;另一个是安顿精神心灵、内在的文化家园,两者缺一不可。因而,人就产生了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两种依托、两种需要。对于本真的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重要,其意义与价值甚至超过了前者。这是因为人本质上是追求真善美意义的,只有人类才有追求心灵慰藉和精神满足的文化需要,只有人类才能创造和建构出自在世界原本所没有的人化世界或人文世界,并因此而区别于、超越于自然界其他一般动物。人的文化需求主要是指维持基本生理需求之外产生的获取知识、陶冶情操、休闲娱乐,以及追求人生意义与价值实现的精神层面、情感上的欲求,是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精神面貌、审美情趣的反映,更是人作为高级社会性存在的根本标志。人们的文化需求内容涵盖很广,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休闲观光等。精神文化对于“现实的”“完整的人”而言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然而,人的文化需要及其发展受许多复杂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往往需要自觉地加以规范、引导与建构。 “理论”(theor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动词theorein(名词形式为θεωρα,theoria),与“看”(look at)或“观看”(view)相关。在柏拉图看来,θεωρα作为一种神圣的“观照”,是人(哲人)的理性活动所能达到的至高至纯的境界。人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能“看到”本真的存在,从而获得“真知”。这样看来,理论反倒是对现实最真实的捕捉。我国古代也存在类似的观念。《道德经》有言,“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老子看来,万物竞相生长而终将复归根本的规律,也是需要“观”的。 柏拉图还说,视觉是给我们带来最大福气的通道。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眼睛是人类最偏爱的求知器官。如果人们没有见过日月星辰,就不会有关于宇宙的学说。眼界决定着思想的境界。能看多远,就会想多远。“思想”和“眼睛”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眼睛,已不主要是指人的肉眼,而是“概念的眼睛”,是“心目”。视觉形象构成理论。反过来,理论也可以归结为视觉形象。“观看”并不都是理论,但理论都具有“观看”的维度。理论往往可以通过还原为视觉形象去加以确证,所谓“眼见为实”,也只有借助于视觉性的隐喻,才会被普通人更好地理解。比如,一提到万有引力定律,很多人头脑中都会闪现出苹果落地的画面。关于光的性质的理论,人们也往往会联想到颗粒和波浪。 录像对人们而言并不陌生,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视觉文化日益弥漫和日渐丰富的时代①。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录像技术日新月异。自电影创始人法国卢米埃兄弟(Lesfrères Lumière)利用摄像技术发明了电影之后,伴随着现代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电子管科技产品的愈发成熟,录像技术也从磁带时代逐渐发展到了数码时代。更高清的画质、更庞大的存储量、更低廉的成本、更便携的设备(如GoPro)以及更全面的视角(如360度全景摄像机、无人机拍摄技术)等等,都从多方面使录像更加绚烂多彩。日常生活中人们频繁接触的视频以及各类视频网站,如优酷、直播、快手、抖音、视频聊天等等,都极大丰富了今天的视觉文化。录像以及观看录像也因此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一项习以为常的实践。 历来的作家年谱,重编年而轻系地,编年意识自觉强烈,系地意识相对淡薄。我们在总结前贤撰述年谱的经验教训时,希望改变年谱原有的传统观念,重建年谱的新范式,期待今后的作家年谱,能“编年”与“系地”并重,不仅编次谱主的“出处之岁月”和“作文之岁月”,还要“考之舆图,以求其踪迹”,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环境。出生地、任职地、经行地、寓居地、创作地、终老地,是系地的六大构成要素。为求名实相副,我们将“年谱”之名,改为“编年系地谱”,以突显编年系地并重的新观念和新范式。 我们的编年系地谱,不轻忽编年,尤力为系地。系地考证,我们最为着力的是六个方面:出生地、任职地、经行地、寓居地、创作地和终老地。 在“太极”(“道”)普遍生成天地万物的意义上,邵康节指出,“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观物内篇》第九篇,《邵雍集》,第33页)这是说,天地万物虽然在具体形质上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在本然层面却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根据,这是因为它们都由“太极”(“道”)生发而来。 在邵康节的道学构架中,一多之间的对应首先被赋予本然的意味,展现出作为宇宙总根源的“太极”对于天地万物的普遍生成关系:“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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