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石门随笔】学中西马 习儒释道 写诗书画 净身口意

鱼象鱼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

 郑板桥早说过的，“读书必欲读五车，胸中撑塞乱如麻。”

 余秋雨说：“我把龙华寓所中万余册书全部处理了，我已经到了不需要用书房来点缀自己生命的年纪。”

 与其模仿而成功，不如失败于创新。不经失败，何来伟大？

 爱莫生说：“人在孤身一人的是最不孤独的，因为只有在这个他才获得了一种自在而不是他在，只有在这个他才使流浪在众人之中的自我回到了真正的家。”

 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而安于这个限度。不知道善恶不一定就不能为善，善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行为，只有一般神经衰弱的人才把道德讨论不休。可是道德的最重要的规则便是不能神经衰弱。

 诗人萨迪说：“无论学者、博士、圣徒，也无论圣明雄辩的人物，只要他一旦羡慕浮世的荣华，便是遗失在蜜里的苍蝇，永难自拔。

 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努力的。

 一位老太太说，耶稣在星期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全世界是糟糕的一天，可三天后就是复活节。所以，当我遇到不幸时，就会等三天，一切就必得正常了。

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北宋　晏殊词）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北宋　柳永词）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南宋　辛弃疾词）此第三境也。

 人生五件事：一、读一本好书；二、长于一技；三、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四、心存一份美好的情感；五、做一个好人。

我的笔记（4）

 康德说过，我们经常怀着无限的赞美和敬畏心来看待的东西有二：一个是高悬在上的星斗灿烂的天空；另一个是内心的道德规律。

 《战争论》     战争是一种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

 暴力是用赞赏和技术的成果装备自己对付暴力，它受国际法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

 有些仁慈的人认为，一定会有一种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达到战争目的，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的发展方向，这是错误的。

 如果我们发现了文明民族不杀害俘虏，不破坏城市或农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运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的使用暴力的方法。

 文明程度的提高丝毫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 敌人的抵抗力有两个因素，现有手段的多少和意志力的强弱。

 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赌博。

 战争无非就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招待会的继续。

 战争所追求的始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使敌人无法抵抗。

鱼象鱼

消灭敌军，就是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作战的境地。

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融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 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战争就还没有结束。

 勇气是军人应该具备的首要品质，勇气有两种：一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面前都敢于负责的勇气。

 机智这个词非常确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方法的能力。

 构成战争的四个要素：危险性、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

 在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这种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

 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 从感情上观察人，可分为四种：一种为不大敏感的人；二是很敏感的人；三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迅速和猛烈，但不持久；四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逐渐激发起来的，但是这种情感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强烈深沉而不外露的人。

 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这种人最大的乐趣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

 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

 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就使人成大材，关于细小和枝节问题的知识，如果不作为志已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使人成小材。

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

 法国有句成语：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黯然失色。

 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的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能的。

 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为基础的。

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 军事艺术的原则本身是极其简单的，除了熟练的判断力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可以断言，这就是诡诈或计谋。

 一位统帅必须某种巨大的感情才能激发自己身上的巨大力量，这种感情可以是恺撒身上的功名心，可以是汉尼拔身上的仇恨感，也可以是腓特烈大帝身上的宁愿光荣失败的毫迈感。

 敞开您的胸襟来容纳这种感情吧，在制定计划时您要大胆而有计谋，在实施中要坚决而又顽强，要抱定宁愿光荣失败的决心。这样，命运将会在您年轻的头上加上光荣的桂冠，它是君主应得的装饰，它的光辉将使您的形象镌刻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

 ＜善的研究＞　　真善美就是内心的要求，人性的自然，理想的实现，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也即追求幸福。这个幸福，不仅是自我的，更是他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全人类集体的幸福，这就叫做主客合一，物我一致，天地同根，万物一体，这也即爱。总而言之，真善美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康德这么说过，要人们尊敬自己和别人的人格，把它当做目的本身看待，而千万不可当做手段来利用）。人生目的的确需手段来达到，而手段隐含于个人的知识，技能，艺术等等之中。所谓文学、艺术、技能等，都是一种能使人愉悦的东西，愉悦就是幸福的前奏，它并不是幸福的本身，同时，它们也能震撼人心，不论是愉悦也好，震撼也好，其实都是一种令人幸福的手段，所以，作为一个人，一生中　一样技能，相当的要紧，要学精一样，你能给别人以幸福，社会也就会给你相应的报答，这是一种给你以幸福，也给别人以幸福的手段。人生的内涵，就是这样的相通。当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相矛盾时，那么，比较一下吧，谁的幸福大就给谁，因为自我和自他，本来就是饮食在同一体内，物我合一，天地浑成，本来就是智者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所以，人要通过学习，努力做一个人生目的和手段都明确的人，这就是智者、圣人。真善美和自爱、他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明确这个终极目标，人生就是幸福的人生，而手段也无非是上文所述而已，具体的情况当然也就是上文的放大而已。这样，爱护朋友，消灭敌人，都能找到永恒的解释，所有的手段，都能找到永恒的依据。所以，符合这个规律的人生，是幸福而永恒的人生，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人生，则是不幸福的人生，瞬息而逝的人生。有人说，哲学就是学习怎样死亡，还有人说，察觉一到死亡的人是幸福的人。其实，坦然面对死亡的人，更是幸福的人。而迷，在以上的哲学思考中，都能找到永恒的答案。人只有通过彻底的学习，才能逐渐地成熟　，逐渐地接近道，走近圣人，靠近智者。很多的哲学书籍，经典之作，它们都告诉你很多的人生哲理，而这些所有的哲理，实际上都是殊途同归，只不过从不同的观察人生而已。所以，在西文文字里，是使人聪慧的学科的意思，其实更是使人幸福的学科，而这似乎更精确些。手段是表面的，目的是内在的，手段是多方面的，围绕着目的而进行，旷日持久的自爱，也说是为着他爱，主客是终是合一的。高高在上的星斗灿烂的天空和深深在内的闪耀火花的内心世界，它们本来便是合一的。

鱼象鱼

人生最好的境界，不过像自然中的一株树、一朵花、一滴雨、一只飞虫那样，以从容淡然之姿，静寂行走。自然中的生命，少有焦灼和功利。也因此，一座山可以永恒般地伫立世间，一条河可以生生不息地奔涌，一株树也可以千年不朽。它们俯视着大地上奔波劳碌的人类，不发一言。

当代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的控物能力与自控能力的日益不相称。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基本矛盾，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人类文明将可能走上衰落和败亡之路。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一下人的精神意识的几大部分：智能、艺术、道德、信仰与爱的感情。人类的强大控物能力主要来自智能的发展；艺术对控物能力有转移和淡化的作用，但它还难说是自控或直接的自控；真正构成自控能力的是道德与信仰，基本的道德可以并也常常必须外化为制度与法律的约束；信仰则提供一种约束人的僭越的根本的精神观念，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

以“后人类”来诠释的posthuman概念，多用于表现技术对人的“身体自然”实施本质主义操作的逻辑后果，技术在此操作中实现了从人的“代理”到人的“替代”的转换。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区别两种技术概念，一个是指向“身外自然”的技术，另一个是指向“身体自然”的技术。

　　通常印象里的技术大多作用于“身外自然”，如前现代时期的铁锨锄头和风车磨坊，再如近现代出现的射电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各式发动机和大型工程机械等。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有两大关联特征：其一，它们是“人”这个零度自然工具的“延长者”，以“人体器官延长”的方式来弥补人体工具的“系统性结构缺陷”：如人手的挖掘能力低下，因而有了挖掘机和盾构机；人的视力极为有限，因而有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等。高水平的现代技术将“人体器官延长”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无论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或何等规模，只要它还是“人体器官的延长”，就只能是自然人体的“代理者”而非“替代者”。

现代技术对人的“替代”始于技术将人的“身体自然”本身作为改进对象或克服对象，该进程发轫于早期以人体生理组织为改造或置换对象的哪怕是极为原始和微小的外科手术。但外科手术充其量只能对人的“身体自然”进行“局部替代”，尚不足以让人的“身体自然”在技术干预下变为一个“他者”。从技术角度看，将人的“身体自然”替代为“他者”的技术路线有两条，它们可以由两大综合性科学技术作为象征：一条以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该技术的人体应用是以自然人的身体和大脑作为“替代性”改进对象；另一条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它致力于用与人的自然智力相匹敌的“他者”即智能体来替代人的“身体自然”。更有甚者，这个智能体日益倾向于把人的“身体自然”当作意识偶然拥有的、陈旧落后的信息载体。

福山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生物技术对“人之为人”问题的挑战：第一，“人的权利”：生物科学家是否有权利依据他们的优劣标准，对一切生物包括人实施基因层面的干预？第二，“人的天性”：生物科学家对人的身体和人的智力的干预，是否要终止人们通过自然演化或后天学习所获得的人性？第三，“人的尊严”：宗教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尊严就是看护好自己免受外力的替代性干预。(44)毫无疑问，福山列出的这三个问题，应当引起当代哲学家的全新思考。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使“人”得到解放，他成为哲学领域的“主体”，也成为18世纪崛起的人文科学的对象。这里所谓“人文科学”，按福科的解读，是依照数学或实证科学的理性秩序而建构的，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的技术分析以及神话学的技术分析等。但随着这种人文科学的成长，“与人类记忆一样古老的‘大写的历史’”(包括口传记忆、神话、圣言和圣事的传播、传统的表达、对当下的批判性醒觉、对未来的预测或对回归的期待等)却走向末路。(61)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极度膨胀的“人”在尼采著作里成为上帝的弑杀者。但弑杀上帝让“人”变回一个有限者，这个有限者在上帝位子上的所思所说因而成了笑柄，换言之，“人”在弑杀上帝的同时也在哄笑中终结了自己(manhas come to the end)。(62)总之，当初将人推上中心地位的知识力量就是当代让人走向终结的力量。

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71)为此，人需要得救，得救之道就藏在“技术”的古希腊母词technē的原始含义里，它不仅蕴含着科学知识的“解蔽”，也意味着要“使‘真’进入‘美’的那种产出(即艺术)”。(72)由此，技术统治时代的得救之道是“诗”，是“诗意的栖居”。

西班牙思想家敖德嘉•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指出：技术并非产生于人“活着”的基本需求，而产生于人想“活好”这一基本需求之外的“多余的需求”。“为什么说动物没有需求，因为它们满足于仅仅活着。而从‘单纯活着’的角度看，动物无需技术。……(相比之下)人并没有‘活在世上’的渴求，他是渴求‘活得好’。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单单把‘客观上多余的东西’视作必需”。(74)技术产生于“活得好”的欲望，这不难理解。投枪、马车、畜牧和酿酒等都不是维持人“活着”的必需，而是为了使人“活得好”。正是“活得好”的需求促成了技术“进步”，促成了技术服务于人的“幸福”。但欲望是个“越吃越饿、越喝越渴”的机制，是“匮乏—满足”无穷循环后退的机制，因而它使“进步”“快乐”以及快乐论基础上的“幸福”永远处于“比较级”状态。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75)一书中所描述的真理，资本主义就是个由欲望推动又不断生产欲望的“欲望机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现代性技术社会可以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因为那是个“欲望解放”的时代。欲望解放是“人文主义”的另一大支柱，而今天的“后人类/后人文”时代的到来，依然是欲望推动技术的产物。

有趣的是，在传统知识中，欲望是个身体性的动力机制，欲望的满足正是为了身体的满足。为此，一切前现代文明的伦理和宗教都是以抑制欲望和身体需求作为其首要和基本存在条件的。然而，现代生物学发现，欲望是个源于“心脑”的东西，属于宽泛的意识领域。更为吊诡的是，恰恰是欲望推动的技术的无止境发展启动了前述的“去身化”趋势，欲望意识的满足构成了“虚拟满足”“虚拟快乐”的全部操作对象，虚拟快乐的人群满足于与虚拟假体、虚拟对象之间的娱乐，他自身的快乐也更加体现出“虚拟假体”的性质。

伦理规则。1942年，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规则”：其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其二，机器人必须执行人的命令，但该命令不得与上述规范相抵触；其三，机器人在不违背上述规范前提下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存。1985年，阿西莫夫又为机器人提出了一个“零度规范”，即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整体的利益。(76)

社会层面的问题。加塞特在谈到技术与欲望时曾经给出一个精彩的界定：“技术就是人们为了省劲而费的劲”!

“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而在文学或一般教化领域则多译为“人文主义”。

日本人文学科包括哲学、艺术学、语言学、文学、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而社会学科则包括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

鱼象鱼

中亚是第二个文化中国，西亚和欧洲则是第三个文化中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没有巧合，只有传承。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启蒙中国，却启蒙了万 里之外的西欧，在那里被发扬光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上世纪初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所说：“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发达了的西方需要一个阔祖宗。他们不愿意让世人知道几百年前他们祖上还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野蛮人”，于是他们参照中国文明与文化历史源流，历时几百年，伪造了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华文化黯然失色，确立人类文明“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据何新先生研究，有组织、有目的地伪造西方古代史，始于文艺复兴后期，由教会大学及耶稣会、共济会教会组织集体杜撰，得到罗马教廷和各国王室的认可。1717年共济会长老安德森爵士撰写的《共济会大宪章》中，勾勒了“共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成为后世伪造西方古代史的基本框架。19世纪末出版7卷本《共济会世界历史》，“西方中心”工程基本大功告成。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将出版的《历史的阴谋——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大量的图画，揭露了西方人从《东游记》文字虚构，到假想图、设计图虚构，再到大规模伪造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迹、遗址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枪洋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新一代传教士不须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或者赠送西洋巧物取悦于士大夫们，西方从中国出发，文化科技已走出很远，完全以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国知识界，那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赔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脑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国文化教育前台。他们对西方精心编造的伪史毫无察觉，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否认西学中源。他们大多是爱国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归罪于封建专制和孔孟之学，打起了“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这场运动走的太远，和明清学人相比，他们多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勇气和机会，却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认识不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和海盗文化属性。从“学习西方”转变为“皈依西方”，从批判孔孟儒学转变为放弃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丢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带路党”。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战天斗地，舍生忘死，历尽磨难，不仅延续了民族血脉，而且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做出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为民族繁衍、文明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任何一项发明发现都是开创性的，每一点进步都异常艰难，有的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有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七十毒，是传说，也是写照。正是中华民族先哲的筚路蓝缕之功，为近现代文明爆发式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的引领，人类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西方伪史凭空虚构一个古希腊古罗马故事，竟使中华5000年文明黯然失色，明明是西方人历经200年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竟被说成是他们的原创，古已有之。西方人伪造、传播是出于殖民和统治世界的需要，中国现代学人为虎作伥，替强盗数钱，则辜负了千秋万代民族先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500年前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数千年；500年后的今天，束缚中国人民学习精神、创新能力的各种枷锁已经打破，拥有5000年文明基因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近现代文明基础上，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上发展的引领者。

鱼象鱼

当代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矛盾是人的控物能力与自控能力的日益不相称。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一基本矛盾，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人类文明将可能走上衰落和败亡之路。我们可以大致地区分一下人的精神意识的几大部分：智能、艺术、道德、信仰与爱的感情。人类的强大控物能力主要来自智能的发展；艺术对控物能力有转移和淡化的作用，但它还难说是自控或直接的自控；真正构成自控能力的是道德与信仰，基本的道德可以并也常常必须外化为制度与法律的约束；信仰则提供一种约束人的僭越的根本的精神观念，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在宇宙中的恰当位置。

以“后人类”来诠释的posthuman概念，多用于表现技术对人的“身体自然”实施本质主义操作的逻辑后果，技术在此操作中实现了从人的“代理”到人的“替代”的转换。为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区别两种技术概念，一个是指向“身外自然”的技术，另一个是指向“身体自然”的技术。

　　通常印象里的技术大多作用于“身外自然”，如前现代时期的铁锨锄头和风车磨坊，再如近现代出现的射电望远镜和电子显微镜、各式发动机和大型工程机械等。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有两大关联特征：其一，它们是“人”这个零度自然工具的“延长者”，以“人体器官延长”的方式来弥补人体工具的“系统性结构缺陷”：如人手的挖掘能力低下，因而有了挖掘机和盾构机；人的视力极为有限，因而有了哈勃太空望远镜等。高水平的现代技术将“人体器官延长”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其二，无论作用于“身外自然”的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或何等规模，只要它还是“人体器官的延长”，就只能是自然人体的“代理者”而非“替代者”。

现代技术对人的“替代”始于技术将人的“身体自然”本身作为改进对象或克服对象，该进程发轫于早期以人体生理组织为改造或置换对象的哪怕是极为原始和微小的外科手术。但外科手术充其量只能对人的“身体自然”进行“局部替代”，尚不足以让人的“身体自然”在技术干预下变为一个“他者”。从技术角度看，将人的“身体自然”替代为“他者”的技术路线有两条，它们可以由两大综合性科学技术作为象征：一条以生物工程技术为代表，该技术的人体应用是以自然人的身体和大脑作为“替代性”改进对象；另一条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它致力于用与人的自然智力相匹敌的“他者”即智能体来替代人的“身体自然”。更有甚者，这个智能体日益倾向于把人的“身体自然”当作意识偶然拥有的、陈旧落后的信息载体。

福山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生物技术对“人之为人”问题的挑战：第一，“人的权利”：生物科学家是否有权利依据他们的优劣标准，对一切生物包括人实施基因层面的干预？第二，“人的天性”：生物科学家对人的身体和人的智力的干预，是否要终止人们通过自然演化或后天学习所获得的人性？第三，“人的尊严”：宗教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尊严就是看护好自己免受外力的替代性干预。(44)毫无疑问，福山列出的这三个问题，应当引起当代哲学家的全新思考。

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使“人”得到解放，他成为哲学领域的“主体”，也成为18世纪崛起的人文科学的对象。这里所谓“人文科学”，按福科的解读，是依照数学或实证科学的理性秩序而建构的，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的技术分析以及神话学的技术分析等。但随着这种人文科学的成长，“与人类记忆一样古老的‘大写的历史’”(包括口传记忆、神话、圣言和圣事的传播、传统的表达、对当下的批判性醒觉、对未来的预测或对回归的期待等)却走向末路。(61)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极度膨胀的“人”在尼采著作里成为上帝的弑杀者。但弑杀上帝让“人”变回一个有限者，这个有限者在上帝位子上的所思所说因而成了笑柄，换言之，“人”在弑杀上帝的同时也在哄笑中终结了自己(manhas come to the end)。(62)总之，当初将人推上中心地位的知识力量就是当代让人走向终结的力量。

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71)为此，人需要得救，得救之道就藏在“技术”的古希腊母词technē的原始含义里，它不仅蕴含着科学知识的“解蔽”，也意味着要“使‘真’进入‘美’的那种产出(即艺术)”。(72)由此，技术统治时代的得救之道是“诗”，是“诗意的栖居”。

西班牙思想家敖德嘉•伊•加塞特(OrtegayGasset)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指出：技术并非产生于人“活着”的基本需求，而产生于人想“活好”这一基本需求之外的“多余的需求”。“为什么说动物没有需求，因为它们满足于仅仅活着。而从‘单纯活着’的角度看，动物无需技术。……(相比之下)人并没有‘活在世上’的渴求，他是渴求‘活得好’。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单单把‘客观上多余的东西’视作必需”。(74)技术产生于“活得好”的欲望，这不难理解。投枪、马车、畜牧和酿酒等都不是维持人“活着”的必需，而是为了使人“活得好”。正是“活得好”的需求促成了技术“进步”，促成了技术服务于人的“幸福”。但欲望是个“越吃越饿、越喝越渴”的机制，是“匮乏—满足”无穷循环后退的机制，因而它使“进步”“快乐”以及快乐论基础上的“幸福”永远处于“比较级”状态。

德勒兹在《反俄狄浦斯》(75)一书中所描述的真理，资本主义就是个由欲望推动又不断生产欲望的“欲望机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理解，为什么现代性技术社会可以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因为那是个“欲望解放”的时代。欲望解放是“人文主义”的另一大支柱，而今天的“后人类/后人文”时代的到来，依然是欲望推动技术的产物。

有趣的是，在传统知识中，欲望是个身体性的动力机制，欲望的满足正是为了身体的满足。为此，一切前现代文明的伦理和宗教都是以抑制欲望和身体需求作为其首要和基本存在条件的。然而，现代生物学发现，欲望是个源于“心脑”的东西，属于宽泛的意识领域。更为吊诡的是，恰恰是欲望推动的技术的无止境发展启动了前述的“去身化”趋势，欲望意识的满足构成了“虚拟满足”“虚拟快乐”的全部操作对象，虚拟快乐的人群满足于与虚拟假体、虚拟对象之间的娱乐，他自身的快乐也更加体现出“虚拟假体”的性质。

伦理规则。1942年，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机器人三规则”：其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其二，机器人必须执行人的命令，但该命令不得与上述规范相抵触；其三，机器人在不违背上述规范前提下可以保护自己的生存。1985年，阿西莫夫又为机器人提出了一个“零度规范”，即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整体的利益。(76)

社会层面的问题。加塞特在谈到技术与欲望时曾经给出一个精彩的界定：“技术就是人们为了省劲而费的劲”!

鱼象鱼

中亚是第二个文化中国，西亚和欧洲则是第三个文化中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没有巧合，只有传承。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未能启蒙中国，却启蒙了万 里之外的西欧，在那里被发扬光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思想解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上世纪初英国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中所说：“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

发达了的西方需要一个阔祖宗。他们不愿意让世人知道几百年前他们祖上还是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野蛮人”，于是他们参照中国文明与文化历史源流，历时几百年，伪造了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目的只有一个：让中华文化黯然失色，确立人类文明“西方中心论”，否定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据何新先生研究，有组织、有目的地伪造西方古代史，始于文艺复兴后期，由教会大学及耶稣会、共济会教会组织集体杜撰，得到罗马教廷和各国王室的认可。1717年共济会长老安德森爵士撰写的《共济会大宪章》中，勾勒了“共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成为后世伪造西方古代史的基本框架。19世纪末出版7卷本《共济会世界历史》，“西方中心”工程基本大功告成。浙江大学艺术史教授河清先生即将出版的《历史的阴谋——从希腊出发追索西方虚构历史》中，用详实的文献资料，大量的图画，揭露了西方人从《东游记》文字虚构，到假想图、设计图虚构，再到大规模伪造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迹、遗址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洋枪洋炮保护下进入中国的新一代传教士不须通过传授科学知识或者赠送西洋巧物取悦于士大夫们，西方从中国出发，文化科技已走出很远，完全以俯视的眼光看中国，他们的使命就是宗教殖民。在中国知识界，那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多已作古，第一批庚子赔款留洋生完成了洗脑和精神重塑，走上了中国文化教育前台。他们对西方精心编造的伪史毫无察觉，相信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否认西学中源。他们大多是爱国者，但也是西洋崇拜者，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一败再败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归罪于封建专制和孔孟之学，打起了“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但这场运动走的太远，和明清学人相比，他们多了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勇气和机会，却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认识不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本质和海盗文化属性。从“学习西方”转变为“皈依西方”，从批判孔孟儒学转变为放弃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丢失了文化自信，陷入了文化自卑，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带路党”。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先民战天斗地，舍生忘死，历尽磨难，不仅延续了民族血脉，而且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化，做出了无数的发明创造，为民族繁衍、文明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任何一项发明发现都是开创性的，每一点进步都异常艰难，有的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有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七十毒，是传说，也是写照。正是中华民族先哲的筚路蓝缕之功，为近现代文明爆发式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的引领，人类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但是西方伪史凭空虚构一个古希腊古罗马故事，竟使中华5000年文明黯然失色，明明是西方人历经200年学习、模仿中国文化，竟被说成是他们的原创，古已有之。西方人伪造、传播是出于殖民和统治世界的需要，中国现代学人为虎作伥，替强盗数钱，则辜负了千秋万代民族先哲为人类文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500年前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数千年；500年后的今天，束缚中国人民学习精神、创新能力的各种枷锁已经打破，拥有5000年文明基因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近现代文明基础上，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上发展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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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融合《诗经》“风诗”的美刺、风化精神，形式上“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元稹、白居易强调《汉书•艺文志》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的功能定性，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史念海先生1912年出生，山西平陆人，一生耕耘在历史地理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被尊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之一代宗师

2001年的3月27日，史念海先生驾鹤远游。屺岵长辞，幽明永隔，令人潸然泪下。

把实践当作终身学习的老师。踏入社会大熔炉，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困难，甚至诱惑。希望把经历阅历当作教材，把挑战困难当作考卷。吃得了辛苦、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扎根人民、深入基层，在历练中感悟，在实践中成长。

祖国是一个人最大的依托，希望把青春的激情燃烧在奉献民族复兴的无悔岁月中。“丹心从来系家国”，只有当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国家、民族的繁荣发展紧密相连时，才能书写出最精彩的人生。希望时刻铭记“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人。”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即使做不了中流砥柱，也要成为中流砥柱上的一砖一石。

时代是一个人最大的际遇，希望在历史大潮中乘势而上、乘风破浪。你正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的时代使命。没有人是生而伟大的，唯有在时代中成就伟大。你是最有理由、最有底气自信的一代人，希望以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迎潮流而快上，乘东风而勇进，不负青春韶华。

从哲学来讲，理论是行动的肩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想要走到世界的前沿缺不了思想的引领，哲学思维的创新。

哲学基础是哲学研究对象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的综合，外因主要是哲学规律，内因是哲学依据。

如来身者，清净无垢，离诸烦恼，自性清彻。

鱼象鱼

人类生活在各种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这是无问西东的。符号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rer）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意义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卡西尔由此提出了他的那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

中国思想史中人性善恶学说由孟荀首倡，孟子力主性善，荀子与之相反。之后，由于秦并六国，天下一统，诸子之学亦归于式微。这样一来，关于人性善恶的重大问题，便只能留待汉儒去做进一步分析论证。在汉儒之中，首先承担起此项任务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人性问题的分析论证，围绕着孟荀旧说层层展开。首先，董仲舒批评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如果孟子的观点成立，就等于彻底取消了礼乐教化的基本功能，进而导致王者应天受命的职责显得多余：“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次，董仲舒认为荀子的性恶说更不可取。在董仲舒的意识中，人的存在缘自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正是基于对天人关系的这种意识，董仲舒才反复强调：荀子的性恶说应该被彻底批判和抛弃；否则，不仅天的神圣完美性会受到损害，而且儒家的仁政理论也将成为问题。

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出于王教的目的，他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能名性。与之相应，扬雄也区分了圣人、贤人、众人三等人，“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但扬雄特别强调后天选择对人性所起的决定作用，从先天的角度看圣人、贤人以及众人，他们的原始本性是一样的。在此，扬雄实际上提出了新的人性观，即“性善恶混”。人性中既包含了向善的可能，又包含了向恶的可能，无论是圣人，还是贤人、众人，他们的本性都一样，向善或趋恶取决于后天的学习修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也就是说，善恶作为人性的构成要素，早已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其向外展现乃是受了气的推动，“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对扬雄而言，气是善恶外显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玄”，“玄”既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也是宇宙生生不息、化育生长的推动者，“资陶虚无而生乎规，关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人禀气而生，气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亦无东西方向，它赋予人前进的动力，后天的学习修为是人性为善为恶的关键。扬雄的这种观点更接近于孔子的“性近习远”思想。

董仲舒、扬雄基本上奠定了汉代人性论的基础，此后的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探寻都没有超出他们的思想范围，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汉王充的出现，才有了明显改变。首先，王充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无有不善，恶起源于个体对善的失守，王充则认为有些人生来性恶，“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譬如商纣、食我在孩童之时，已经显露为恶的征兆；又如尧、舜的后代丹朱、商均，纵使生于良好的环境，仍成长为不肖之徒。其次，王充也不赞同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说。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王充以后稷、孔子为例，指出他们生而仁义爱礼、德至其极。再次，王充对董仲舒以阴阳论情性也存有质疑。董仲舒所谓“善之属尽为阳，恶之属尽为阴”，虽然将孟荀的人性论统一起来，但王充认为这不符合实际，在他看来，性情同生于阴阳，且亦有善有恶，并非性善而情恶，譬如“玉生于石，有纯有驳；性情生于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最后，王充认为扬雄的“性善恶混”说只是对中人而言，中人才有为善为恶的可能，因而不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讨论人性。在前人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观点，其中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有些人生来性善；其二，有些人生来性恶；其三，有些人生来善恶兼具。可见，王充之说实际上是对人性作了更为详尽的划分，且不无新见。对王充而言，扬雄的“性善恶混”并不全面，“性善恶混”只说明了中人的情况，对于上圣与下愚完全不适用。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如同人才有高有下，否认性有善有恶就等于否认才能的高低不同，“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至于人之所以有善恶愚贤之分，王充的解释借助了气的概念。王充指出，禀气厚者性善，禀气薄者性恶，气之厚薄完全不受个人意志支配，“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禀气不一”既是“性有善有恶”的直接原因，更导致了“命有贵有贱”的最终结果，“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无贵贱也”。王充的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突破先秦以来的“气”说传统，却为他所持的观点提供了些许依据。

冯友兰曾将中国哲学的“天”概念归纳为五种含义，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数）、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

鱼象鱼

人类生活在各种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这是无问西东的。符号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rer）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意义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卡西尔由此提出了他的那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

中国思想史中人性善恶学说由孟荀首倡，孟子力主性善，荀子与之相反。之后，由于秦并六国，天下一统，诸子之学亦归于式微。这样一来，关于人性善恶的重大问题，便只能留待汉儒去做进一步分析论证。在汉儒之中，首先承担起此项任务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人性问题的分析论证，围绕着孟荀旧说层层展开。首先，董仲舒批评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如果孟子的观点成立，就等于彻底取消了礼乐教化的基本功能，进而导致王者应天受命的职责显得多余：“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次，董仲舒认为荀子的性恶说更不可取。在董仲舒的意识中，人的存在缘自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正是基于对天人关系的这种意识，董仲舒才反复强调：荀子的性恶说应该被彻底批判和抛弃；否则，不仅天的神圣完美性会受到损害，而且儒家的仁政理论也将成为问题。

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出于王教的目的，他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能名性。与之相应，扬雄也区分了圣人、贤人、众人三等人，“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但扬雄特别强调后天选择对人性所起的决定作用，从先天的角度看圣人、贤人以及众人，他们的原始本性是一样的。在此，扬雄实际上提出了新的人性观，即“性善恶混”。人性中既包含了向善的可能，又包含了向恶的可能，无论是圣人，还是贤人、众人，他们的本性都一样，向善或趋恶取决于后天的学习修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也就是说，善恶作为人性的构成要素，早已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其向外展现乃是受了气的推动，“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对扬雄而言，气是善恶外显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玄”，“玄”既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也是宇宙生生不息、化育生长的推动者，“资陶虚无而生乎规，关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人禀气而生，气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亦无东西方向，它赋予人前进的动力，后天的学习修为是人性为善为恶的关键。扬雄的这种观点更接近于孔子的“性近习远”思想。

董仲舒、扬雄基本上奠定了汉代人性论的基础，此后的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探寻都没有超出他们的思想范围，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汉王充的出现，才有了明显改变。首先，王充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无有不善，恶起源于个体对善的失守，王充则认为有些人生来性恶，“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譬如商纣、食我在孩童之时，已经显露为恶的征兆；又如尧、舜的后代丹朱、商均，纵使生于良好的环境，仍成长为不肖之徒。其次，王充也不赞同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说。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王充以后稷、孔子为例，指出他们生而仁义爱礼、德至其极。再次，王充对董仲舒以阴阳论情性也存有质疑。董仲舒所谓“善之属尽为阳，恶之属尽为阴”，虽然将孟荀的人性论统一起来，但王充认为这不符合实际，在他看来，性情同生于阴阳，且亦有善有恶，并非性善而情恶，譬如“玉生于石，有纯有驳；性情生于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最后，王充认为扬雄的“性善恶混”说只是对中人而言，中人才有为善为恶的可能，因而不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讨论人性。在前人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观点，其中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有些人生来性善；其二，有些人生来性恶；其三，有些人生来善恶兼具。可见，王充之说实际上是对人性作了更为详尽的划分，且不无新见。对王充而言，扬雄的“性善恶混”并不全面，“性善恶混”只说明了中人的情况，对于上圣与下愚完全不适用。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如同人才有高有下，否认性有善有恶就等于否认才能的高低不同，“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至于人之所以有善恶愚贤之分，王充的解释借助了气的概念。王充指出，禀气厚者性善，禀气薄者性恶，气之厚薄完全不受个人意志支配，“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禀气不一”既是“性有善有恶”的直接原因，更导致了“命有贵有贱”的最终结果，“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无贵贱也”。王充的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突破先秦以来的“气”说传统，却为他所持的观点提供了些许依据。

冯友兰曾将中国哲学的“天”概念归纳为五种含义，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数）、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

鱼象鱼

我的笔记(7)

 《情爱婚姻论》

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

 “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

 夫妻的爱，使人类繁衍。朋友的爱，致人以完美。但那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堕落毁灭。

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对象，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道理的。

 情人总是希望绝对而且单独地拥有他所追求的对象。

 女人希望被男人当作拥有物一般地接收，一心一意想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她希望有人向她“求取”，但是对方本身却不付出，只会因不断地取得而更形富有――经由爱他的女人的奉献，他的力量、幸福和信心乃都相对地增加。女人奉献自己，男人接收。

 恋爱和性欲不是一码事，两者的不同在于：性欲不需要尊重对方，不必为对方的命运担忧。恋爱则是崇拜对方，为对方的命运着想。恋爱唯有理想的对象才会发生，而性欲的对象也可以是自己所鄙视的人。

 拿破仑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

 尼采说过，生命的最高目的，男人为名，女人为爱情。

 性爱过程中最有意义的瞬间，并不是达到性高潮的瞬间，而毋宁是开始进入的一刻，即男性生死器勃起进入妇女性阴道的那一刻。这是最震撼人心的时刻，在这一瞬间，个人对性爱体验的反应，乃是最真切、最原始、最富个人意味的体验。正是这一刻而不是性高潮，才是我们与对方溶为一体并意识到我们赢得了对方。

 结婚如同铸成一把剪刀，双方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不能分离，而且只能朝相对的方向行动，插足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必将自食恶果。

 《论道德的谱系》尼采　　　　

 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

 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有才智又最为阴毒。

 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

 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

 人烙刻了某种东西，使之停留在记忆里，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这是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最古老（可惜也是最持久）的原理。

 没有残酷就没有庆贺――人类最古老、最悠久的历史如是教诲我们――而且就连处罚中也带着那么多的喜庆。

鱼象鱼

主动的、进攻的、侵犯的人总是比反动的人离正义更近百步;主动者根本不需要向反动者那样错误地、偏颇地评价事物;因此，事实上进攻型的人总是具有强烈、更勇敢、更高贵、同时也更自由的眼光，具有更好的良心。

 人云：“吃一堑，长一智”。吃堑能使人长智，也能使人变坏。幸好吃堑往往只是使人变蠢。

 为了建造一个圣物就必须毁掉一个圣物，这是规律。

 他的孤独被人误解为逃避现实，而实际上孤独正是因为他投身现实、埋头现实、思索现实，因而一旦他离开现实、重见光明，就能够把现实从所有理想加给它的诅咒中拯救出来。

 智慧要求我们无忧无虑、玩世不恭、强健有力――智慧是一个女人，她只爱战士。

 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 “如果一位哲学家尊崇禁欲主义理想，那意味着什么？”我们至少已经得到了第一个提示：他要摆脱折磨。

 识别一个哲学家的方法是看他是否回避三种东西：名望、君主、女人，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主动来找哲学家。

 如果除去禁欲主义理想，那么人，动物人，迄今为止尚未有什么意义，他在地球上存在不包含着目标。“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种没有答案的问题。人和地球缺乏意志，在每一个伟大人物的命运背后都重复震响着一个更大的声音：“徒劳！”

 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 禁欲主义的理想意味着什么？――在哲学家和学者看来，禁欲主义理想的意味着于它察觉和直感到了高等智慧生存最有益的环境。

2002年7月28日

鱼象鱼

我的笔记（8）

 邓小平在得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时说：“什么允诺都靠不住，拿到手才算数。这个道理要管许多年，不要轻易相信许诺，拿到东西才算数。”（萨氏曾许诺让北京办2000奥运）

 明代 朱载育  《十不足》散曲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却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到登基。一日南面座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登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 真正的专家往往寡言少语，思维缜密，或小心谨慎……

 曼德拉以80年的人生阅历语重心长地对毛头小伙子克林顿说：“生命的荣耀并不在于永不遗失倒，而在于跌倒了能顽强地站起来。”

 罗素：严厉的道德多是淫欲的反映。贪吃的人、纵欲的人与禁欲修行的人，都是专注于自我的人。他们的眼界为他们的欲望所限制，或者只图欲望的满足，或者放弃人生的权利。好色的人，虎视眈眈地充满满足性欲的念头，通常是某种丧失的结果，正如储存食物的人通常是一个经历过一次大饥荒或者一个时期的窘迫的人。人的天然冲动假如受到挫折，则男女的生活都不能健全而达观；只有平衡发展一个快乐人生所必须的一切冲动，然后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 进行性教育要培养年轻人的人格力量，使其能够以负责的态度来面对“性”这件事。

 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也不在于是否有过辉煌，它在于是否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时刻活得奋发向上。

 感谢孤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发现自己竟已习惯了这份孤独，莫名感到一阵的可怕，似乎我是被潮流淘汰的出局的。但下意识里，又好像在庆幸拥有孤独。因为我知道，孤独的时候，心灵是一幅美丽的画。在功利与浮躁充斥的时代里，都市文明压抑着心灵，唯有孤独时，才让我有苟延残喘的空间，思索自我，更加理智和成熟，擦亮被尘埃蒙蔽的心灵，留下纯净，留下空明的真我。孤独的时候真好！

 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召唤在高处的孩子扑入他的怀抱，在孩子即将投入他的怀抱的一刻闪向身躲开，然后告诫摔在地上的孩子：“你要永远记住今天的教训，这就是轻信别人的代价。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和信赖任何人，包括你最亲近的人。”是困难使我们成功，是敌人使我们勇敢，是遍布谎言的世界使我们挚爱真理。

 绝妙的定律：

 好不容易鞋子合脚了，可样式又过时了。

 今天是威风凛凛的公鸡，明天呢，可能成为威风扫地的鸡毛掸子。

 就爱而言，女人是专业的，男人是业余的。

 憎恨别人就像为了逮住一只耗子而不惜烧毁你自己的房子。

 打扑克，赢者说说笑笑，办者高喊发牌。

 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赚的钱比太太花的要多；一个成功的女人就是找到这样的男人。

 婚姻就是把猫头鹰变成家鸽的尝试。

 如果总统不把气发在太太身上，就会把它发在国家上。

 政客，他们可以许诺你在没有河流的地方搭起一座桥来。

 辩论时间的长短与问题的重要成反比。

 会议的价值与出席会议的人数成反比。

 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如果你掉进一个池塘，说不定屁股口袋里会装进一条鱼。

 成功，站起来的次数要比被击倒的次数多一次。

 一个人在一分钟内可挖一个洞，六十个人在一秒钟内就办不到。

 官方之说，就像比基尼泳衣，隐藏重点，展现诱惑。

 绝不跟一个傻瓜争辩，别人会搞不清到底谁是傻瓜。

 许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却发现梯子架错了墙。

 没有什么事严重到了可以被讥笑的地步，除了裤裆开了。

鱼象鱼

人类生活在各种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这是无问西东的。符号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rer）指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意义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卡西尔由此提出了他的那个著名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

中国思想史中人性善恶学说由孟荀首倡，孟子力主性善，荀子与之相反。之后，由于秦并六国，天下一统，诸子之学亦归于式微。这样一来，关于人性善恶的重大问题，便只能留待汉儒去做进一步分析论证。在汉儒之中，首先承担起此项任务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对人性问题的分析论证，围绕着孟荀旧说层层展开。首先，董仲舒批评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并明确指出：如果孟子的观点成立，就等于彻底取消了礼乐教化的基本功能，进而导致王者应天受命的职责显得多余：“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次，董仲舒认为荀子的性恶说更不可取。在董仲舒的意识中，人的存在缘自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正是基于对天人关系的这种意识，董仲舒才反复强调：荀子的性恶说应该被彻底批判和抛弃；否则，不仅天的神圣完美性会受到损害，而且儒家的仁政理论也将成为问题。

董仲舒区分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出于王教的目的，他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能名性。与之相应，扬雄也区分了圣人、贤人、众人三等人，“天下有三门：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但扬雄特别强调后天选择对人性所起的决定作用，从先天的角度看圣人、贤人以及众人，他们的原始本性是一样的。在此，扬雄实际上提出了新的人性观，即“性善恶混”。人性中既包含了向善的可能，又包含了向恶的可能，无论是圣人，还是贤人、众人，他们的本性都一样，向善或趋恶取决于后天的学习修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也就是说，善恶作为人性的构成要素，早已存在于主体自身之中，其向外展现乃是受了气的推动，“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对扬雄而言，气是善恶外显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玄”，“玄”既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也是宇宙生生不息、化育生长的推动者，“资陶虚无而生乎规，关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一判一合，天地备矣”。人禀气而生，气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亦无东西方向，它赋予人前进的动力，后天的学习修为是人性为善为恶的关键。扬雄的这种观点更接近于孔子的“性近习远”思想。

董仲舒、扬雄基本上奠定了汉代人性论的基础，此后的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探寻都没有超出他们的思想范围，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汉王充的出现，才有了明显改变。首先，王充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无有不善，恶起源于个体对善的失守，王充则认为有些人生来性恶，“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怀伪而游，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譬如商纣、食我在孩童之时，已经显露为恶的征兆；又如尧、舜的后代丹朱、商均，纵使生于良好的环境，仍成长为不肖之徒。其次，王充也不赞同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说。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王充以后稷、孔子为例，指出他们生而仁义爱礼、德至其极。再次，王充对董仲舒以阴阳论情性也存有质疑。董仲舒所谓“善之属尽为阳，恶之属尽为阴”，虽然将孟荀的人性论统一起来，但王充认为这不符合实际，在他看来，性情同生于阴阳，且亦有善有恶，并非性善而情恶，譬如“玉生于石，有纯有驳；性情生于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最后，王充认为扬雄的“性善恶混”说只是对中人而言，中人才有为善为恶的可能，因而不是从普遍的意义上讨论人性。在前人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人性有善有恶”观点，其中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有些人生来性善；其二，有些人生来性恶；其三，有些人生来善恶兼具。可见，王充之说实际上是对人性作了更为详尽的划分，且不无新见。对王充而言，扬雄的“性善恶混”并不全面，“性善恶混”只说明了中人的情况，对于上圣与下愚完全不适用。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如同人才有高有下，否认性有善有恶就等于否认才能的高低不同，“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至于人之所以有善恶愚贤之分，王充的解释借助了气的概念。王充指出，禀气厚者性善，禀气薄者性恶，气之厚薄完全不受个人意志支配，“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禀气不一”既是“性有善有恶”的直接原因，更导致了“命有贵有贱”的最终结果，“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无贵贱也”。王充的这种解释，虽然没有突破先秦以来的“气”说传统，却为他所持的观点提供了些许依据。

冯友兰曾将中国哲学的“天”概念归纳为五种含义，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数）、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

鱼象鱼

美国退休军官阿兰•坎彭在《第一场信息战争》中写道：“海湾战争是一盎司硅片比一吨铀还要有作用的战争。”

在汉语言境遇下，所谓阐释、诠释、解释，均为汉语语法规则定义的偏正词组。偏者在“阐”“诠”“解”，正者乃为“释”。词组中心为释，释什么？释对象，或曰对象之释。“阐”“诠”“解”辅以说明，释者以什么方式或方法去释。笔者曾论述，“阐”“诠”“解”，在文字构成及意会上，深刻表达了三者之间不同的目的论与方法论追索，表达了它们之间差别甚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此为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和实践反复证明。但无论怎样区别，其三者目标皆集中于释，以释为中心，开展动作，达及目的，实践“阐”“诠”“解”之过程。释为何义？《说文》釆部：“释，解也。从釆，取其分别物。”由此，释与解互训，释为解，解为释，且共“取其分别物”以释以解。何为物？物者，对象也，乃此释之物。此释释此物，为此物之释，离开或背弃此物，则无此释。解为何义？《说文》角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其义亦清晰，解，乃持刀分牛角，实在的对象之分，无牛不可言解，庖丁解牛是也。准此可判定，释，乃对象之释，无论是解，是诠，是阐，必落脚于对象，“以对象之义、对象之理、对象之质为对象，而阐，而诠，而解”。离开确定的对象，阐、诠、解皆失根据。有此基础，我们可以论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意义。所谓阐释对象，本当两重蕴含：其一，对象或对象化的一般意义。对象是面对之象，是独立于阐释者之外的他物。唯有进入阐释者视野，阐释有了对象，阐释才有展开和实现的可能。阐释是对象的阐释。其二，在合法性意义上，阐释者与对象的关系是双向的，互有义务与责任。对阐释者而言，阐释的对象是开放的，应当允许阐释者任意阐释；于对象而言，阐释主体是有责任的，其责任就是，以此对象为标的，阐释其他有的意义，当然是阐释者自主感受和理解的他有的意义。离开确定对象，“王顾左右而言他”，无的而放矢，就背离阐释者的责任。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所有正确的解释都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并且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强制阐释的偏误与此关联甚大。所谓“背离文本话语”，就是指阐释离开确定对象，言说与对象无关的话语。此类阐释，任意转换对象，甚至消解对象，其言说均可照录而无任何障碍。在阐释学意义上，此类无确定对象之释，已非释之本义，不可称释。阐释对象亦可分为两类：一是，独立于阐释主体之外的自在之物，或为与主体意识毫无关联的自然现象，或为与人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可称之为外在对象。二是，阐释主体自我，其心理，其意识，其反思，包括情感和意志，可称为内在对象。两种对象本质上完全不同，但对阐释而言，皆为阐释的对象。阐释对象的存在，是客观的、自然的，是阐释借以生存并展开的可能基础与条件。无论何种方式的阐释，皆为确定对象之阐释。强调阐释的约束与规范，最基本的一点，是阐释对象的确定。无确定对象，无阐释可言。就文本的阐释说，文本进入阐释，阐释得以展开，阐释是对此文本的阐释，而非对他文本的阐释。离开对象文本，对此文本的阐释非法。

鱼象鱼

我的笔记(10)

 政治的奥秘就是让步与妥协。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对方或各方人格、利益、权利的尊重。政治启蒙，应该从学习妥协、让步与平衡开始。

 如果你太具侵略性，留给对方的很少，那么，生意就很难做成。这不是因为交易中没有净剩余可分，剩余可能很大，但是因为你太贪婪了，超出了对手的预期，均衡反倒不会出现。

 你害怕他完全是因为你认为别人害怕他，在给定别人服从他的情况下，你的任何反抗将导致别人对你的抵制，因此你最好的选择是服从他。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并且，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也这么认为，极权制度就是一种均衡。这一点对当领导也很重要。当领导的一个诀窍是使手下每个人都认为别人尊敬你，服从你，你就是领导了。

 中国人传统思想里的“太平盛世”，其实是统治者的一个大玩物，统治者可以让人民过和平富足的生活，但这种所谓和平富足，不过是供给统治者赏心悦目自我陶醉用的，是“太平盛世”这件大玩物上的装饰品之一。虽不是以人民为刍狗，但也不过是以人民为爱犬，假如人民想争自由平等，想争做“人”的地位，那就大大的犯忌了。统治者觉得不能拥有这个大玩物时，也从来不惜毁掉它。

 把手弄脏    我所认识的真正快乐的人，大部分时间都经常把手弄脏。他们可好园艺，或擅烹饪、或长于修理家具，所接触的都是基本材料，具有生命气息，而不是让人无法体验触觉刺激的预制物件。

 成人之美   第一次登月有两人，记者问后下月球的人，是否有点遗憾。后者说（奥尔德林）：“各位，千万别忘记，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舱的，所以，我是由别的星球来到地球的第一个人。”大家都给予他是热烈的掌声。成人之美，不但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美德。

 简单生活    抛开一切事情，让自己闲一段；戒掉“杂志瘾”；不每天看报纸；做自己的主人；学会拒绝；摆脱不喜欢的节日；改变过高的期望；避免盲目购物。

 危机意识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说过：“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 中国是世界一级大国，富起来，强起来，真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会被人忽视，何须自己唱好？减少一点虚骄之气，谦逊一点，会为自己多留些空间的。

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前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

 任何一种权力都有维护其自身存在的方式：不管你握有多大的权力，你曾怎样伤及权力本身，权力终将反刺于你。这就是权力的法则。

 作为领袖，如果民众对他的膜拜，不是源于对他人格的尊重，而是出于他手握权力的畏惧，那么，这种权力便可能给他造成骑虎难下的危局。

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能撬动无论多大的权力的龙基。就此而言，美国人；应为他们的道德状况而忧伤，为他们国家的法律秩序而自豪。

 在这年民主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领袖的职能与作用将日益缩小和限制，即便是总统，也难给这个时代打上太深的个人印记。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幸福的标志之一。

 曾国藩对儿子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 “都市柴门”——张中行居家不装修。

 同样是因为近事重于远事，实用济近，公理济远，实用生于重于公理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另一项文化选择。

 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个闹哄哄的大国问题严重居然就是垮不掉。他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没有人情传统的地位，也就拿不准中国的脉。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难事。比方说，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老牛负重，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富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 怎样评价马克思和凯恩斯    他们都批判资本主义，但目的不同。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他的《资本论》是一部资本主义成长、发展、衰退及转型的理论。在他的分析里，资本主义制度只是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过程，终竟是必然崩溃。凯恩斯不同，他是要挽救资本主义。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通论》，提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分析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弊端和病象，但却力图把它治好。这就是他们的根本不同点。

 凯恩斯的经济学称为“萧条经济学”或“衰落经济学”，他在政策上主张提高消费，扩大投资，减少失业，增加收入。比如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建桥修路，甚至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修了又挖，挖了再修，用这种子选手办法来扩大就业。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借用了这种方法。

 此刻的中国，由于加速现代化与全球化，已进入了快速体制革新与扩张的新阶段，这乃是人才往中国集中的最大动力。当一个国家由“人才外流”转为“人才回流”，意味着这是充满了新希望的新时代的开端，也是政治社会大进步的预兆。当人文荟萃，菁英毕集，创造的优势即会不断增强。由这一波人才流动，或许我们真的可以说：一个新的大时代已经开始了。

鱼象鱼

在汉语言境遇下，所谓阐释、诠释、解释，均为汉语语法规则定义的偏正词组。偏者在“阐”“诠”“解”，正者乃为“释”。词组中心为释，释什么？释对象，或曰对象之释。“阐”“诠”“解”辅以说明，释者以什么方式或方法去释。笔者曾论述，“阐”“诠”“解”，在文字构成及意会上，深刻表达了三者之间不同的目的论与方法论追索，表达了它们之间差别甚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此为中国传统阐释学思想和实践反复证明。但无论怎样区别，其三者目标皆集中于释，以释为中心，开展动作，达及目的，实践“阐”“诠”“解”之过程。释为何义？《说文》釆部：“释，解也。从釆，取其分别物。”由此，释与解互训，释为解，解为释，且共“取其分别物”以释以解。何为物？物者，对象也，乃此释之物。此释释此物，为此物之释，离开或背弃此物，则无此释。解为何义？《说文》角部：“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其义亦清晰，解，乃持刀分牛角，实在的对象之分，无牛不可言解，庖丁解牛是也。准此可判定，释，乃对象之释，无论是解，是诠，是阐，必落脚于对象，“以对象之义、对象之理、对象之质为对象，而阐，而诠，而解”。离开确定的对象，阐、诠、解皆失根据。有此基础，我们可以论证阐释对象的确定性意义。所谓阐释对象，本当两重蕴含：其一，对象或对象化的一般意义。对象是面对之象，是独立于阐释者之外的他物。唯有进入阐释者视野，阐释有了对象，阐释才有展开和实现的可能。阐释是对象的阐释。其二，在合法性意义上，阐释者与对象的关系是双向的，互有义务与责任。对阐释者而言，阐释的对象是开放的，应当允许阐释者任意阐释；于对象而言，阐释主体是有责任的，其责任就是，以此对象为标的，阐释其他有的意义，当然是阐释者自主感受和理解的他有的意义。离开确定对象，“王顾左右而言他”，无的而放矢，就背离阐释者的责任。用伽达默尔的话说，就是“所有正确的解释都必须避免随心所欲的偶发奇想和难以觉察的思想习惯的局限性，并且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强制阐释的偏误与此关联甚大。所谓“背离文本话语”，就是指阐释离开确定对象，言说与对象无关的话语。此类阐释，任意转换对象，甚至消解对象，其言说均可照录而无任何障碍。在阐释学意义上，此类无确定对象之释，已非释之本义，不可称释。阐释对象亦可分为两类：一是，独立于阐释主体之外的自在之物，或为与主体意识毫无关联的自然现象，或为与人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的精神现象，可称之为外在对象。二是，阐释主体自我，其心理，其意识，其反思，包括情感和意志，可称为内在对象。两种对象本质上完全不同，但对阐释而言，皆为阐释的对象。阐释对象的存在，是客观的、自然的，是阐释借以生存并展开的可能基础与条件。无论何种方式的阐释，皆为确定对象之阐释。强调阐释的约束与规范，最基本的一点，是阐释对象的确定。无确定对象，无阐释可言。就文本的阐释说，文本进入阐释，阐释得以展开，阐释是对此文本的阐释，而非对他文本的阐释。离开对象文本，对此文本的阐释非法。

2020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量子网络战略构想》提出美国将开辟量子互联网，为了在十年内建成与现有互联网并行的第二互联网——量子互联网，重新构建独立于传统互联网的“平行宇宙”，美国能源部于2020年7月公布了打造量子互联网的计划，美日已经签署了《东京量子合作声明》，两国将在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QIST）研究与开发方面持续合作，利用多边合作机会解决国际性重要问题和关键的政策问题。

鱼象鱼

婚姻是一所大学。那些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是学士；懂得对方想要什么的，是硕士；那些能把日子过得如春日出游一般愉快，不给自己留下遗憾，也不给对方制造遗憾的，则是博士了。要想从这所学校毕业，需要一份天资，两分勤奋，七分智慧。

 性表现为肉体和精神的融合，性行为是在他人的实际存在中确认自己存在性的行为。

 公关礼仪的基本原则：尊重、亲善、谦恭、真诚。

 奥修  《智慧金块》

 单独对于你的存在而言是种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方法可以避免它。因此，要试着去找出你最内在的中心，在那里你总是单独的，你一直是单独的。在生命当中，在死亡当中，不论你在哪里，你都是单独的，但它是那么地充满，它并不是空的，它非常充满，非常完整，而且洋溢着所有生命的汁液，洋溢着所有存在的美和祝福，一旦你尝到了你单独的滋味，内心的痛苦就会消失，然后将会有一种非常甜蜜、非常和平、非常喜悦、非常喜乐的新韵律产生。

 性是生命的开始，而死亡是同一个生命的结束，所以它们是同一个能量的两端，它们不可能没有连接。

 愤怒永远是弱者的象征。

 永远都要记住这个生命的基本原则，如果你崇拜某一个人，有一天你将会对他报复。

鱼象鱼

2005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商务出版社(20051024)

赫拉克利特

• 我们身上的生和死，醒和梦，少和老始终是统一的。前者转化，就成为后者；后者转化，就成为前者。

• 法律，也就是服从那唯一者的意志。

• 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它散又聚，合而又分。

•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永远不断地更新。

• 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

• 在变换中得到休息；伺侯同样的主人是疲乏的。

• 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

• 如果没有不义，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

• 在圆周上，终点就是起点。

• 善和恶是一回事。

• 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 最美的猴子同人类相比也是丑的。

• 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安排。

• 找金子的人挖掘了许多土才找到一点点金子。

• 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

• 狗咬它不认识的人。

• 一个人如果最优秀，我看就抵得上一万人。

• 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 如果幸福在于肉体快乐，那就应当说，牛找到草吃时是幸福的了。

• 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如果一个人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这对他是不好的。

德谟克里特

• 卑劣地、愚蠢地、放纵地、邪恶地活着，与其说是活得不好，不如说是慢性死亡。

• 使人幸福的不是体力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

• 在患难时忠于义务，是伟大的。

• 害人的人比受害的人更不幸。

• 作了可耻的事而能追悔，就挽救了生命。

• 不学习是得不到任何技艺、任何学问的。

• 蠢人活着却尝不到人生的愉快。

• 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

• 人们在祈祷中恳求神赐给他们健康，不知道自己正是健康的主宰。他们无节制戮害着健康；他们放纵情欲，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健康。

• 人们通过享乐的节制和生活的调节，才得到灵魂的安宁。缺乏和过度惯于变换位置，引起灵魂的大骚动。摇摆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安宁的。因此，应该把心思放在能够办到的事情上，满足于自己可以支配的东西。……因此，不应该贪图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应该满足于自己所有的东西，把自己的生活与那些更不幸的人比一比。想想他们的痛苦，自己就会庆幸命运比他们好了。采取这种看法，就会生活得安宁，就会驱除掉生活中的几个恶煞：嫉妒、眼红、不满。

• 统治权自然属于上等人。

• 应该洞察到人生是脆弱的、短促的、多灾多难的，所以应该只要一份中等财富，把大量努力用在最必需的事情上。

柏拉图

• 谜语：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看见又看不见，用一块不是石头的石头，打又没有打一只站在不是棍子的棍子上的不是鸟的鸟。谜底：一个独眼龙太监用一块浮石打却没打中一只站在芦苇上的蝙蝠。

• 智慧、勇敢、节制。

• 除非是哲学家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孤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都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不那样，我们拟订的这套制度就永远不会实现，永远不可能实现，永远见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头。这话我踌躇很久不敢说出，因为我知道这样说会犯众怒；说只有那样才能使国家和个人幸福，是很难为人理解的。

亚里士多德

• 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哲学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

• 我们可以在好多意义上说一件东西“有”，但是一切“有”的东西都与一个中心点发生关系；这个中心点是一种确定的东西，说它“有”是毫无歧义的。

• 任何一种东西的美好德性都是既使这个东西处于良好的状态中，又使这个东西工作做得很好。可见，美德就是涉及激情和行动的，在其中过多乃是一种失败的形式，不足也是这样。而中间则受称赞，是一种成功的形式；受称赞和成功都是美德的特性。因此，美德是一种适中，因为，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乃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再者，失败可能有多种形式（因为恶属于无限的那个类，像毕泰戈拉派所说的，而善属于有限那一类）；反之，成功只可能有一个方式（因此为恶是容易的，为善则是困难的——射不中目标很容易，而射中目标则很难）；也是由于这些缘故，所以过度和不足是恶行的特征，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因为人们为善只有一途，为恶的道路则有多条。所以，美德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就是说，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适中，它为一种合理的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用来规定美德的原则。它是两种恶行——即由于过度和由于不足而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中道。它之是一种中道，又是由于在主动与被动这两个方面，恶行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做得过分。而美德则既发现又选取了中道。因此，就其实质和就表述其本质的定义而言，美德是一种中道，而就其为最好的，应当的而言，它是一个极端。

• 所以，福居利德的祷告是明智的——“许多事物当其适中是最好的；在我的城邦中，我愿处于一个中间的地位。”

皮罗

• 没有任何事情是美的或是丑的，正当的或不正当的，这只是相对于判断而言的。没有任何事物真正是这样的，只是人们按照风俗习惯来进行一切活动。每一件行为都既不能说是这样，也不能说是那样。

• 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就像影子随着形体一样。

• 死与生之间并无分别。

• 我下功夫做一个诚实的人。

斯多葛

• 有智慧的人会根据合理的原因，为了他的国家或为了他的朋友，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遭受着难堪的痛苦、断肢或不治的病。

塞内卡

• 我要尊重自然，明智的意思就是不违背自然，按照自然的轨范进行自我修养。幸福的生活，就是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精神健全，而且要经常保持健全；它必须坚强刚毅，有良好教养，坚定不拔，必须能够适应情况，必须考虑到身体的需要，却又不为担心身体而过分忧虑。

阿里安

• 好好地运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别的就听其自然吧。

卢克莱修

• 分给每一个人的是无限的不可测的时间中的多么小的一部分！它立即就被吞没在永恒里。还有，分给每一个人的是整个实体的多么小的一部分！是普遍灵魂的多么小的一部分！你匍匐在上面的是整个大地上的多么小的一块土壤！想到这一块，就要认定：除了按照你的本性所领着你去作，以及忍受共同本性所带给你的东西之外，就没有伟大的事情了。这种思想，最适于我们轻视死亡。一个人，如果对于他只有那在适当时机来临的才是善，那么，对于他，作较多的或较少的合乎正当理性的行为乃是同样的，对于他，有较长或较短时间来默想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个人，死亡也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

笛卡尔

• 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斯宾诺莎

• 因为在通常的生活环境中，那些被人们公认为最高的幸福，归纳起来，大约不外三项：资财、荣誉、感官快乐。这三件东西萦扰人们的心思，使人们不能想到别的幸福。

• 当人们为感官快乐所奴役，直到安之若素，好像获得了真正的最高幸福时，人心就会陷溺在里面，因而不能想到别的东西。但是当这种快乐一经得到满足时，极端的苦恼立即随着产生了。这样，人的心灵即使不完全失掉它的灵明，也必定会感到纷乱，因而麻木。对于荣誉和资财的追求，特别是把它们自身当作目的，当作至善的所在，是最足以令人陷溺的。

• 然而人心陷溺于荣誉的追求，是特别强烈的，因为荣誉总是被认出最后的目的，本身具足的善，为一切行为所趋赴。而且我们获得荣誉与资财，并不象获得感官快乐那样立刻就有苦恼与悔恨相随；反之，荣誉资财获得愈多，我们的愉快就愈大，我们想增加荣誉资财的念头也就愈强烈。但是当我们的希望一旦感到沮丧时，极大的苦恼便跟着发生。荣誉还有一种缺点，就是它能驱使好名的人为人处事完全依世俗的意见为转移。追求世俗所追求的事物，规避世俗所规避的事物。

• 经过深长的思索，使我确切地见到，如果我彻底下决心，放弃迷乱人心的资财、荣誉、肉体快乐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

• 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在命运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虽明知什么对他是善，但往往被迫而偏去作恶事。

孟德斯鸠

• 任何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执行有关国际法事务之权，执行有关公民法事务之权。

爱尔维修

• 有些人……常常把精神与灵魂混为一谈。可是我们对这两种东西如何区别呢？什么是灵魂呢？——第一种区别是：我们生下来就有整个灵魂，并不是生下来就有全部精神；第二种区别是：我们可以活着的时候失去精神，只有在失去生命才失去灵魂；第三种区别是：思想并非灵魂的存在所必需。

鱼象鱼

20180512西医所及的范围在中医看来仅仅是解剖物质的死体，而中医也不过探索到人体的气脉──所谓活的肉体现象而已。佛法的度世救人，自始便以心为主，心即是精神，可用烦恼、智慧两个名词来说明。烦恼增加则精神混乱，智慧增加则精神清明；若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任你用任何宗教、哲学、科学的手段来处理，都无法解决其问题于永久，但若能得智慧显现，则一切问题，不论是属于物质范围或精神范围，都将迎刃而解。所以，佛在世时，对于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不多做解释，例如世界有边无边、世界有始无始等这些问题，在佛看来都与解脱烦恼无关，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修行的方法来消解烦恼、启发智慧。此所谓智慧，不是认识的分别心，而是无执著的自在心；既然心得自在，尚有什么精神或物质的局限呢？

在印度时代的佛教，是以精神的心涵盖物质的自然，讲心就已统摄了物质的自然现象。所谓“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烦恼的心称为识，清净的心称为智，凡是对于任何现象的拘执都属于烦恼的层次。佛法不重视诸法现象的探究，而是著重于如何转识成智，否则容易本末倒置，执著幻化的现象以为实体。心体无形、无相，亦不离形相；科学仅及于现象，现象多变而恒变，所以科学永远不会成为最后的证明，顶多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向前努力。

科学仅及于物质世界的分析和探究，当然无法说明或表达佛法的真谛，但作为方便的教化，科学的态度当然需要。所以我们开始就说，佛法涵盖了科学，而不受科学所限制。

20180514吃素食，穿素衣，修素心，

20180515纵三世佛：指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

横三世佛：指中央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

佛陀反对种姓制，宣扬众生平等说；反对神创说和定命论者，宣扬缘起说和四谛法。主张物资公有，如土地、房舍、果树、用具不可私用，不可出卖，属常住所有。提倡四依住：即常乞食、粪扫衣、树下住，依陈弃药。

制定这些，是为除五欲贪著。过着三常（衣、食、住）不足的生活，意在存念无常，勤求出离。

佛答：我涅槃后，应以戒为师；依四念处住（观身不净、观受皆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恶性比丘默摈置之；一切经典首句应安“如是我闻”等证信句子。又嘱累弟子依法奉行，则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随即示大般涅槃，时是二月十五日。

所谓信解行证，即与此四法相对而言。信者，信顺佛之教法；解者，解悟其义理；行者，依教理起修行；证者，依修行证悟圣果。

20180516禅者，最不喜欢人模仿，所谓依样画葫芦，终究不像原样。黄檗禅师的棒、临济禅师的喝、赵州禅师的茶、云门禅师的饼，各家接待学人有各家的家风，不是依样可学。禅者要能“上无片瓦盖头，下无寸土立足。”一切都要自家重新来过。

20180517佛有三不能。第一佛不能替众生转定业，第二是佛不能渡无缘之人，第三是佛不能渡不信之人。

20180518牧心如牛：略说《十牛图颂》

　　一、寻牛《十牛图颂》有十个阶段，第一是“寻牛”，寻找内心的这头牛。　　茫茫拨草去追寻，水阔山遥路更深。

　　力尽身疲无处觅，但闻枫树晚蝉吟。

　　二、见迹牧心的第二个阶段是“见迹”。颂曰：

　　水边林下迹偏多，芳草离披见也么？

　　纵是深山更深处，辽天鼻孔怎藏他？

　　三、见牛第三个阶段是“见牛”。颂曰：

　　黄莺枝上一声声，日暖风和岸柳青。

　　只此更无回避处，森森头角画难成。

　　四、得牛第四个阶段是“得牛”。颂曰：

　　竭尽精神获得渠，心强力壮卒难除。

　　有时才到高原上，又入烟云深处居。

　　五、牧牛调摄此心的第五个阶段是“牧牛”，精心地牧养这条心牛。这个时候的境界就是：

　　鞭索时时不离身，恐伊纵步入埃尘。

　　相将牧得纯和也，羁锁无拘自逐人。

　　六、骑牛归家第六个阶段叫“骑牛归家”。颂曰：

　　骑牛迤逦欲还家，羌笛声声送晚霞。

　　一拍一歌无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七、忘牛存人  

这个时候的境界是：

　　骑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闲。

　　红日三竿犹作梦，鞭绳空顿草堂间。

　　八、人牛俱忘  颂说：

　　鞭索人牛尽属空，碧天辽阔信难通。

　　红炉焰上争容雪，到此方能合祖宗。

　　九、返本还源   颂曰：

　　返本还源已费功，争如直下若盲聋。

　　庵中不见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红。

　　十、入廛垂手   这时的境界应该是：

　　露胸跣足入廛来，抹土涂灰笑满腮。

　　不用神仙真秘诀，直教枯木放花开。

鱼象鱼

20180519古印度有一个最差的宗教，不承认前世来世，不承认因果，就像现在的唯物论。

要把自己原来对人生、对世界、对佛法、对佛教的认知全部放掉。什么原因呢？世间所有的书籍、知识、经验，告诉我们的都是有限的存在，具有染污性，可能还会成为生死轮回之因，甚至有些还是世间动乱纷争之因。

我们在世间上所接触到的、自己所拥有的心理上的那些概念是错误的。而佛法僧三宝的概念，本身是清净的、无染的、尽虚空遍法界的，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凡夫不能用染污心去理解清净法。

反过来说，我们如果没有把世间上这些杂乱的东西舍弃掉，正法的内涵就接受不进来。因为我们一直被这些有形象、有局限的东西障碍住，就很难去理解、去接触清净无为的佛法。

真正从无相无为的概念上看，事物的本质是超越善和恶的，是没有善恶概念的。也就是说，善和恶的概念只是在世俗谛范围内、在世间法里面有。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绝无可能长生不老时，为之积攒钱财真的是没有意义。那么，如果你有多余的钱，或许就会知道可以花在哪里了。

只要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的教育都是为活着准备的。前面你问到过幼儿园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我认为死亡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教给孩子们的最大课题之一。

某种程度上，不仅金刚乘，所有乘乃至佛陀的所有教法从来都不是为我们今世生活的舒适与成功而设计的，而是都旨在超越今世——如有可能当然在今世就获得证悟，但如果不行，至少在未来世。

20180521弥勒教给世人对治恶人的方法，不要生嗔怒之心，要能够忍辱，对于他人强加于自己的“坏事”不生恨、不怨怼，坦然自若地承当下来，让他的一切气恼和愤懑投过来如同打到了棉花团上，并被融消。

　　一个巴掌拍不响，他就是再怎么挑衅，也都是无济于事，你这里仍是一派风和日丽，冲突自然也不会有所发生，于他于己都是有好处的。

20180522人的身心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佛法重视调心，虽然没有直接的病理、药理方面的研究，但是通过心理的调节，却能有效减轻人们的病痛。

　　佛陀临终之时，不仅没有一般老者的虚弱、昏昧，反而有足够明晰的心理向弟子们传授法义。这足以看出佛法对人身心的作用。医生能治病，却不能疗生死之疾。佛陀能疗此生死之大病，故而被称为“大医王”。《阿含》曾有弟子问佛，为什么佛法能令人解脱，而外道法不能？佛的回答是，因为佛法中有八正道，而外道法没有。

　　八正道是通往解脱的正途，是佛陀为还在受生死流转重病的众生开出的阿伽陀药。所谓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而八正道之中，又以正见为先，因此佛为五比丘开示，只讲述苦集灭道四谛的义理甚至没有全部讲完，便有人能证得阿罗汉。

　　正如维摩诘居士所说“从痴有爱，则我病生”。置身轮回之中，这是因为心中痴爱不断地缘故。愚痴渴爱，令众生身不由己，不能自主地陷入无尽的轮回之中，无法解脱。而正见的建立，八正道的实践，恰恰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根源的解决方案。

　　也只有佛陀这样大医王的高超技术，和慈悲广大的用心，才能头出头没，彻底解决众生的生死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