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8笔记 “君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是数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范式,是中华民族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的人格形象,君子之道是中华文明探求的恒久主题之一。 以东亚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古典君子文化,以“仁、智、勇”或“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古典君子之道,历经中华农业文明兴旺、鼎盛、滞长各个阶段,展现了其在不同阶段的德性和格调。显然,当我们推动农业文明进步发展为工业和信息化文明之时,需要将古典君子文化创新发展为当代君子文化,将当代君子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集体人格,成为新时期中华民族各界精英追求的人生理想。蒋跃认为,研究建设当代君子文化,除了继承优良传统精华以外,还要高度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是求真的科学精神;二是人类物种、人类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天下视野;三是海纳百川、百业均可为君子的当代君子观。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广为流传,其内涵主要是对贵族或执政者的专称,而较少涉及人格内容的道德意蕴。到了春秋末期,通过孔子从不同侧面的反复解说和阐发,“君子”一词被赋予许多优秀道德的内涵,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的称谓。孔徳立认为,君子一词在孔子时代之前,不仅具有道德意义,更主要的是指地位而言。作为君子,能否承担君子的责任、恪守君子的规矩,是维护礼乐文明共同体的前提,对文化传统的捍卫也极为重要。 《易》为群经之首,《易经》的乾和坤二卦对君子的核心内涵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定义。《乾.大象》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坤.大象》中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话,揭示了君子文化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儒家对君子人格的最根本的要求,同时这二者也是相互对应,是互补的,体现了《周易》贯穿全书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精神。 “君子”与“善人”是基于儒佛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的道德模范。 “君子”与“善人”是儒佛两家创造出来的带动社会风气的人品榜样,都需要终生实践并且带动他人。尽管二者在在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定位、实践方式、界定精准度和终极目标有差别,但在社会中的作用却有殊途同归之效。“君子之学”和“善人之道”若能结合,势必能够为社会正能量的发扬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和社会风气的正向转变带来新的动力。 道家对君子也有诸多论述。 “道”是道家君子人格的行上根据;“盛德”是道家君子人格的内在品性;“容貌若愚”是道家君子人格的外在气象;“和光同尘、光而不耀”是道家君子人格的精神特质。道家的君子以遵道贵德为取向,遵从本性,尊重他者;注重内在德性,不显扬不标榜;内敛沉静;公正无私;生命力充盈。 君子的内涵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孔子的君子观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理想,君子是内心“仁”和外在“礼”的统一,君子的道德修养的方式主要在于内省、由己;王阳明的君子观包含对君子四种特性的认识: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明、君子之容。知行合一的思想,决定了王阳明君子理想的实践性。 “君子怀德”的主要意涵:其一,君子应“闻道”而“志于道”,这也可以说是孔子赋予君子饱含激情和使命意识的内涵。其二,为了“闻道”和“乐道”,君子应咬得菜根。孔子理解中的君子之为君子,能够耐得住贫寒和困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君子,也是不值得交往的。其三,超越对物欲和利益的沉湎与迷恋,这是“君子怀德”的一大要义。 我们要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践行君子修养、锻造君子人格、成就君子人生三方面进行创造性探索。 《大学》的“絜矩之道”就是君子之道。 “絜矩之道”是对孔子“恕道”的具体化,“恕道”就是《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宽以待人,谅解他人,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恕道”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与途径,有“恕道”可以优入圣域,成圣成贤,可以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世界。当今社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君子需要现代转化,成为当代新君子。“絜矩之道”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途径,需要我们一生去实践,需要我们要在每天的人际交往中去落实。 儒学是君子之学。如何对待困,可以检验出君子、小人的德行水平。每当陷入困局,儒家相信,唯有具备坚强毅力和高超人格的君子、“大人”,才能冷静面对现实,“有学有守”、“操持已定”,甘享其窘,自我亨通。面对泽上无水的困境,当代君子应保持积极有为、奋力拼搏、杀出重围的态度,借助于精神信仰出困、解困。 “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它们最终都集聚、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君子以德言,谓之道德型人格;君子以法言,谓之法治型人格。 在谈到学者素养时,汝信说到:“我大半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谈不出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教训倒不少。真正要做学问、研究科学,不仅要淡泊名利,甘心坐冷板凳,还要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才能攀登科学高峰。”淡泊名利的精神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有人称我为‘哲学家’、‘美学家’,我实在愧不敢当。其实,我只是半路出家的‘杂家’。” 目前已知的大多数古代西亚地区的驿站系统均为官方所建,覆盖范围广大,而且需要当地行政机构承担其费用。因此,这些驿站仅服务于执行公务的行政人员,并不对途经当地的普通商旅开放。 根据罗素的观点,“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有着一种宗教上的根源,并且是从灵魂与身体的区别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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