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石门随笔】学中西马 习儒释道 写诗书画 净身口意

鱼象鱼

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 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 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倾听自然的话。

 正义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的统治，正义就是强有力者的利益。

 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即理智，意志和情欲，理智具有智慧，意志发为勇敢，情欲应加节制。

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

 《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  你要我告诉你应该回避什么作为最要紧的事，我的回答是：回避众人。你不能放心地以身相托的，就是众人。

 我使自己与世隔绝，为的是我能够对更多的人有用。

 因此，要坚持这样一个稳健安全的生活原则：放荡不羁以有益于健康为限。这就必须相当严格地控制肉体欲望，以免它背逆精神的要求。

 幸福生活是最高的理想，它不需要外援，是自己栽种、自我发育的，一旦开始要从自身之外去寻找任何一部份，它也就踏上受运气支配的道路了。

 如果你懂得如何度过老年时代，那它是会充满快乐的。正是快要下市的果子味道最为鲜美；青春是在它即将逝去的时候最具魅力；是那最后的一杯酒让嗜酒成性的饮者感到快乐，使他达到最大的兴奋，进入忘我的境界；每一次欢乐都是在它行将结束之时才达到高峰。

 傻瓜的生活缺少感激，充满忧虑，因为它完全集中于未来。

 我要提醒你，我并非反对你占有财富，而是要你保证做到毫不激动地占有财富，你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相信即使没有财富也能生活得幸福，并且时刻把财富看作是即将消失的东西。

 暴怒的结果是神经失常，因此要避免发怒。不是为了缓和关系，而是为了神智清明。

 一切艺术都是模仿自然。

鱼象鱼

鱼象鱼

20210602笔记
谈起治学经验，詹伯慧特别强调“与时俱进”这个词。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1998年学会用电脑以后，他再也没有过手稿了，都是电脑写作。记得在2015年初次接触他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来扫一扫，加上微信”，“上网查询资料，手机微信方便学术团队联络，信息化时代这些你都得跟上，做学问也是如此，对新事物要包容”。

价值观作为青年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和动力所在，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的一套持久的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英格尔哈特首先观察到了世界青年价值观演化。根据他的理论，“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就长期价值观变迁而言，“后物质主义”（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偏好的形成与“代际更替”有关：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2020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00后一代认知特点、思维方式研究”课题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大城市“00后一代”的思想行为呈现出如下新特征、新变化。第一，呈现对传统文化认同与理性爱国情感特征之同时，外来文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重要位置。第二，对社会问题看法呈现“观念分层”新特征，运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验证已部分失效。第三，传统“权威意识”渐趋淡化，“网红偶像”开始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第四，存在“热血奋斗”与“躺平佛系”二元并存行为特征。第五，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混和价值”取向。第六，平权意识、规则意识增强的同时，对“私领域”行为态度宽容；对“公领域”道德爱憎分明。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数数据库发布的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数据，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66%、7.37%和7.19%。而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开支占GDP比重仅为4.28%，低于世界4.6%的平均水平。从国民教育产出来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的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加拿大、北欧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高中受教育程度占比就已达到7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占比为32%，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24%，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低的国家。

在中国的期刊集群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我国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发布平台。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集群中，《中国社会科学》是公认的高水平期刊，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鱼象鱼

20210602笔记

谈起治学经验，詹伯慧特别强调“与时俱进”这个词。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1998年学会用电脑以后，他再也没有过手稿了，都是电脑写作。记得在2015年初次接触他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来扫一扫，加上微信”，“上网查询资料，手机微信方便学术团队联络，信息化时代这些你都得跟上，做学问也是如此，对新事物要包容”。

价值观作为青年精神心理活动的中枢系统，是其人生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和动力所在，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的行为的一套持久的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英格尔哈特首先观察到了世界青年价值观演化。根据他的理论，“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就长期价值观变迁而言，“后物质主义”（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等）偏好的形成与“代际更替”有关：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2020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院“00后一代认知特点、思维方式研究”课题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大城市“00后一代”的思想行为呈现出如下新特征、新变化。第一，呈现对传统文化认同与理性爱国情感特征之同时，外来文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占据重要位置。第二，对社会问题看法呈现“观念分层”新特征，运用传统“社会分层”理论验证已部分失效。第三，传统“权威意识”渐趋淡化，“网红偶像”开始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第四，存在“热血奋斗”与“躺平佛系”二元并存行为特征。第五，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的“混和价值”取向。第六，平权意识、规则意识增强的同时，对“私领域”行为态度宽容；对“公领域”道德爱憎分明。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发展指数数据库发布的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数据，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66%、7.37%和7.19%。而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开支占GDP比重仅为4.28%，低于世界4.6%的平均水平。从国民教育产出来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的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加拿大、北欧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高中受教育程度占比就已达到7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占比为32%，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24%，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里面最低的国家。

在中国的期刊集群中，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我国学术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发布平台。在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集群中，《中国社会科学》是公认的高水平期刊，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鱼象鱼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康德主观唯心论，建立了彻底唯心论。另一方面，牟宗三又“稳定”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要求只能在长串经验的“坎陷”工夫中证实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批评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反批评。据后一方面，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是康德式的，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批评不过是借故立论。牟宗三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与“从伦理到道德”的矛盾，及其“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牟宗三同样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起来，是“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是“孔夫子加Kant”。

牟宗三把西方康德之后的哲学发展分为两路。一条是分析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后缩下坠道路，冷落不可言说的物自身和形上实体，重知性、逻辑、事功精神，追求确定性、在者。一条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前推上升道路，消化三个设准，呈现物自身，追求绝对总体。

“心性”概念的提出是向传统的回归，但经过了这么一大圈的传统显然有了现代的味道。“传统”强调修齐治平、万物一体与天下大同，也重视爱有差等，但对于个人与天下宇宙之间的层次划分却只是文化的，缺乏法律规定的“你的”与“我的”等，不能把这个层次客观地确定下来。这个“现代传统”则不同，它“眉目自朗然”[2]42，一方面它吸收康德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证明”，一方面保任孔孟原有的“道德实践证明”，从而“情”“义”双彰，“可明家庭国家天下宇宙四层无一不是真实”[31]77。牟宗三理解李泽厚对反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等的忧心，道德的形上学一定既是文化的、国家的，也是政治法律的，是自由在社会中的呈现。牟宗三明白，对于现代人而言，离开了国家，离开了如数学般精确的法律，离开了共和国的强制力，良知呈现、各正性命、德福一致等就只能是一种浮浅的天真。良知呈现要求，国家必须走出中世纪，成为现代国家。

凤凰与牡丹的结合+凤凰是鸟中之王，牡丹是花中之王，凤凰和牡丹的结合，寓意着美好、光明和幸福。民间常以牡丹和凤凰为主题绘制纹样，称之为“凤穿牡丹”“凤喜牡丹”“牡丹引凤”等，视为祥瑞、美好、富贵的象征。

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也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促使传统媒体探索媒体融合的新路径，融媒体中心成为目前各级媒体探索的一种重要载体。

鱼象鱼

20210604笔记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东坡的魅力似乎是无穷的。他能诗善词，精书工画，博古通今……不仅在文学、艺术领域戛戛独造，更以其无往不乐、超然物外的乐观人格与豁达精神感染了无数人。

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一生至少举办过20多次寿苏会，并曾接待朝鲜燕行使金正喜与申纬。寿苏会也因此东传，在朝鲜被称为“拜坡会”。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如火如荼地开展，回首百年党史，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缔造了太多伟大奇迹，留下了许多感人故事，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成为当前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智慧宝库和力量源泉。“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作出的重要讲话。诚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要用好党史宝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牢牢把握难得机遇，用党史之光照亮事业繁荣发展之路。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形塑文化自信，提升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重温党的宝贵精神，熟识党的艰苦历程，可以让我们坚定信心跟党走，坚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定文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健康发展、繁荣发展的信念，从而创作出更多具有精神高度的精品力作。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涵养德行操守，凝练文艺作品艺术气质。修艺先修德，文艺工作者当以“德行”为先、为本，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涵养自身德行操守，向焦裕禄、廖俊波、黄大年、张富清、黄文秀等时代楷模看齐，感应时代召唤，永葆赤子之心，坚定“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有气质、有品位、有内涵。

　　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奋楫力量，促进文艺作品创新实践。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做好党史学习教育最终在于力行，在于实践，在于办实事开新局，推动各项事业开拓前进。凡事最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说干就干，不兴伪事。我们就是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认真领悟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贵政治品格、创新实践品格，与时俱进地学，努力做到学有所得、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学习“转化率”，促进文艺创作创新实践，增强文艺作品生命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党史是新的奋斗征程上最好的“教科书”，是一门应当修好的“必修课”。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用心用情用力读好这本书、上好这门课，汲取力量，焕发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磨炼脚力、精炼眼力、研炼脑力、淬炼笔力，如此方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准、悟得更深、创作更好。

鱼象鱼

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 人是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 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倾听自然的话。

 正义是上等人对下等人的统治，正义就是强有力者的利益。

 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即理智，意志和情欲，理智具有智慧，意志发为勇敢，情欲应加节制。

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

 《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  你要我告诉你应该回避什么作为最要紧的事，我的回答是：回避众人。你不能放心地以身相托的，就是众人。

 我使自己与世隔绝，为的是我能够对更多的人有用。

 因此，要坚持这样一个稳健安全的生活原则：放荡不羁以有益于健康为限。这就必须相当严格地控制肉体欲望，以免它背逆精神的要求。

 幸福生活是最高的理想，它不需要外援，是自己栽种、自我发育的，一旦开始要从自身之外去寻找任何一部份，它也就踏上受运气支配的道路了。

 如果你懂得如何度过老年时代，那它是会充满快乐的。正是快要下市的果子味道最为鲜美；青春是在它即将逝去的时候最具魅力；是那最后的一杯酒让嗜酒成性的饮者感到快乐，使他达到最大的兴奋，进入忘我的境界；每一次欢乐都是在它行将结束之时才达到高峰。

 傻瓜的生活缺少感激，充满忧虑，因为它完全集中于未来。

 我要提醒你，我并非反对你占有财富，而是要你保证做到毫不激动地占有财富，你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相信即使没有财富也能生活得幸福，并且时刻把财富看作是即将消失的东西。

 暴怒的结果是神经失常，因此要避免发怒。不是为了缓和关系，而是为了神智清明。

 一切艺术都是模仿自然。

 每种疾病都是在三个方面使人心烦意乱：害怕死亡，肉体痛苦和快乐中断。

 挫折常为更大的繁荣扫清道路，很多建筑的倒塌只会使人们竖起更高的建筑。

 害怕名声不好的人会使你失去好名声，这是非常愚蠢的。所以不必害怕名声不好，但是做事情要有度。

 我们一旦背对着危险，就只会更多地将自己暴露给危险。

 由于想要这个或那个东西，结果你给自己播下了忧愁的种子；因为没能得到这个或那个东西，结果你使自己心情沮丧。

 我们身处困境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我们总是以别人为榜样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鱼象鱼

170多年前，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运用这“两个伟大发现”，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了人类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全人类解放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教条，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最为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是教条主义的敌人，其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实际，总结经验、修正错误，逐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926年，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在这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青年毛泽东认为外来文化应中国化的思想端倪。20世纪30年代，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在公开讲演中说，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针对党内的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在研究理论、研究现状的同时，还要研究历史，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他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总结。

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鱼象鱼

20210607笔记

中国文学具有“和合”之美。“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早在春秋时期便已具雏形。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学实践中，作为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和合”逐渐内化为一种成熟的美学风格，广泛融入文学创作。“和合”美学包容美学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中和美学元素之间的差异。中国文学由此得以不断构建新的审美“和合体”，并以此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融会了儒家的“里仁”、道家的“淡然无极”、佛家的尚“空”等多重美学元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意境”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范畴。

儿童观并不是成人凭空产生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儿童的概念、身份都曾受到过成人社会不同程度的曲解。

鱼象鱼

20210608笔记

感召力是精神的慰藉和前行的力量，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最大的“我们”，人们可以在其中感到心灵安适，因为它能够将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

GEP的全称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主要包括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三部分。

　　GEP核算的理论基础来自可持续发展理论。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包括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弱可持续发展理论两个流派。弱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自然资本的减少可以通过人造资本的累积进行弥补，技术进步可以克服自然资本损耗带来的困境。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则认为，类似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等关键自然资本是无法通过人造资本累积来替代其损失的，对于此类关键自然资本，应该保持其存量不减少、功能不减弱。GEP是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的，通过量化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价值，更好地将自然资本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之中。

语言作为“思想的外衣”，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人类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抒发感情的主要依托。语言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载体，直接关系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因此，保护语言多样性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一环。

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55)，而在“自由王国”，“人类能力的发挥”，从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按照王南湜教授的指认，马克思这种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本身的活动领域实质上就是指审美活动领域，在他看来，人类的一切审美活动，亦即广义上的“艺术活动的目的性既不同于实践活动的有限目的论立场，亦不同于理论活动的客观的超有限目的论立场，而是达致一种主观的超有限目的论立场。这就是说，在艺术活动中，主体既超越了实践活动对直接生存需求的目的性，亦超越了理论活动的纯粹客观性态度”(56)，而“直指主体的最高最本真的目的”，即自由王国。正是在这种对外在目的的摆脱中，人的生命时间得以摆脱外在于人的时间尺度的支配，而达到完全的自由自觉的展开，人的生命时间由此真正成为人的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规划的生命时间解放亦可称之为“审美救赎”，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将审美领域或自由王国的拓展建立在必然王国即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从而与福柯的个体化的审美救赎不尽相同。

鱼象鱼

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真正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转折，它不仅帮助人们以科学的方式去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指导人们通过实践去改造世界和社会。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一个又一个载入史册的辉煌胜利。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变革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在当代世界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它那样具有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巨大精神力量。

政治传统包含广袤，大体有理想、人物和政制三者。钱穆曾指出，主义与制度相互配合，有主义无制度是落空，有制度无主义是盲目。

他认为，不奢谈主义，而能将主义落实在可行性的制度上且行之久远，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革命有其限度和转化，最终应回向人民，回向大地，在传统新生中证成其荣光，在长治久安中炙养其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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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0笔记

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文化承袭了古希腊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冒险精神的外在征服特性。首先，西方人在崇尚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同时，倾向于将自身喜好强加于其它民族和文化。其次，西方文化受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极力从两极化的事物之间寻求简单而机械的因果关系，往往“见树不见林”。最后，西方学者受德里达后现代主义和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语言是用于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过多地注重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而忽略语言的使用者和语言使用的语境。

　　相比之下，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是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特点。它们为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国际战略描绘了宏大而清晰的蓝图，也为世界局势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文化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共处”。向外，它渴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向内，它追求“修齐治平”的自身完善。作为一个“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中国以“两元互补”思维与“关系中心”立场替代西方的“两元对立”思维与“主体中心”立场，主张以国家为主体，尊重差异、共建共享，最终实现主体间的心理和文化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部人类思想发展史，也是一部思想超越史。没有思想上的不断超越，人类社会就无法不断前进。在国际合作成为迫切需求和传统国际合作理论失语失效的矛盾中，中国作为非西方群体性崛起国家中的大国，本着构建理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的初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汲取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国际合作实践经验，指明了合作共赢的方向。

鱼象鱼

20210611笔记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汉字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古文字最后的集大成者，但该书收字仅10516个（包括重文）。而到了金代王太编的《类玉篇海》，收字达到创纪录的62236个；目前正在搜集编纂的《中华字库》计划收字30万个。汉代以后新增加的字大多数是近代汉字阶段产生的，属于近代汉字。因此，仅就字数而言，近代汉字在整个汉字系统中占据绝对多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说文解字》所说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是指汉字的基本构字方法。实际上，汉字具有形音义兼备的特性，对维护中国在文化上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汉字还被赋予了丰富的艺术属性，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汉字展现了独特的时代风格，如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

在汉字发展过程中，还有“大写意”书体——草书。草书把汉字的形象、笔画进行抽象化处理，且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具体规范。如果脱离了语境、文意，草书非常难以识别。因此，草书可谓是汉字中的“抽象派”。然而，草书能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因为汉字除了具有实用价值之外，还被赋予了艺术属性。

中国农民丰收节蕴含着深刻的乡土文化内涵，是对乡土中国的回望和凝思。和，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追求，万物以和为贵，以和为乐，以和为美。天地人是构成宇宙的主要内容，天和、地和、人和，这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最理想最美好的生活状态。在我国乡土传统文化中，把“三和”视为万物和谐共生的最高境界。“三和”在农业中的最好表现，就是农作物的丰收，这是天地人共同配合的结果，这三种因素，缺一不可，缺一则构不成丰收景象。因此，在古代，上至天子，下到黎民，一年之中最大的期盼莫过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期盼慢慢演化为年文化中的最重要的仪式——祈年。哪怕是再贫寒的人家，过年时也要向天地神灵表达对丰收的期盼，也要以虔诚的心理和隆重的仪式求得天地人的和睦相处，其实质，还是一个“和”字。唯有和，才能天遂人愿；唯有和，才能地遂人心；唯有和，才能换来丰收景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丰收是“和”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失信”“不可信”和“背信弃义”及其多种掩盖手段等在人类社会自身运行中也是随处可见的。它时常造成祸乱、影响重大事件，改变集团首领的决策，导致军事指挥失灵，带来社会恐慌，引发政府公信力危机等，其具体内容包括怀疑、猜忌、上当、撒谎、隐瞒、欺骗、伪装、造谣、背叛、使诈、食言等等。

“信”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性与西方文化中的局部性，也可以从各自的语言使用上看出其差异。在汉语中，“信”可以延伸出的词语有：诚信、自信、信心、信念、信仰、信息、信赖、信誉、信任、信托、信贷、信使等。然而，英文中有关“信”的含义则来自不同的词根。比如belief(信仰)、confidence(信心)、faith(信念)、sincerity(诚信)、honesty(诚实)、trust(信任)、reliability(信赖)、information(信息)、reputation(信誉)、credit(信用)等。这点足以说明有一种类型的社会生活是(被假定为)以“信”字为中心运转的，正如《管子·枢言》所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有另一种社会类型，“信”是被分解到不同的社会方面运转的。据此，在后者社会中，研究trust(信任)的人不研究credit(信用)；研究credit(信用)的人不研究reliability(信赖)，研究honesty(诚实)的人不研究faith(信念)或belief(信仰)。可见，这样的社会，“信”被分类了，每个专家只在某个领域里面做他的那么一点研究，而中国只用一个“信”字，就把所有关于“信”的问题全部囊括其中了。

世界上存在两类过程：一类是自然界的过程，一类是人工的过程。自然界中的一些自然现象，比如石头下落、树木枯荣、河水流淌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界的现象和自然界的过程。上边提到的语言、工具，以及我们的书写、绘画、住房、城市、工厂等，都属于人工的过程，我们生活在人工的世界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的。与自然界的过程一样，这个传递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人造的世界，比如写书、科学理论的创造，这些成果通过著作与文章发表出来，其他人很可能在明天、后天或100年之后读到这些文字，有些读者甚至能读出作者本人没想到的结论。文化的世界是独特的。

各类宗教都主张人的灵魂永生，但都不敢说肉体不朽。

研究结果表明，阅读数字文本与纸制文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阅读纸制文本过程中，人会思考一些问题，而阅读数字文本可以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快速阅读，这会影响人们的思考。

“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得到系统阐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三项显著优势。围绕制度优势的形成逻辑与主要构成，制度优势如何有效彰显，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等议题，公共管理学界展开了充分探讨。

　　一系列研究成果普遍表明，制度优势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创新力和创造力。制度优势需要在比较中得以体现。研究显示，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表现为两方面：其一，相较于其他后发国家，中国更好地适应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普遍规律，更快地踏上了工业化大国“正轨”。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防范风险的优势。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风云诡谲的国际环境，党和国家能始终坚持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及时、高效地制定策略来应对各类突发危机。

　　更进一步，有研究试图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第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首要前提。党的领导是各项政治制度有机统一的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仅主动形塑了“国家—社会”关系，也为各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组织资源。第二，优质的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保障。从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优势，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经过渐进调适。只有在稳定的环境下，治理成果才能逐步积累，而非依靠对原生系统的破坏来实现政治发展。第三，多样的民生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动力。形式和功能多样的民生政治参与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依靠在地化的社会传统设计政策执行策略，探索“政府—社会”合作的有效机制，降低政策执行的阻力。第四，科学的权力运行系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党和国家通过顶层设计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如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的规模、职权与职务关系，强化监察体系建设，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在确保政治稳定的情况下，鼓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实际情况来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

鱼象鱼

20210612笔记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包括三种范式，即休谟和卢梭为代表的“契约论范式”、康德为代表的“目的论范式”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神正论范式”。基于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完成了对近代西方世界历史理论的范式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范式”。由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叙事主题也发生了根本变革，即人类自身向着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进入21世纪，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判断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这一叙事主题为重新确立人类对世界历史反思的自我意识，坚持在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实现人类和谐共生的世界历史观，在“变局”中开展出确定性的“新局”，为寻求人类文明新的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康德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从契约论范式向目的论范式的变革。他提出世界历史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大自然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幕后策划者，因而世界历史的主体是“大自然”，而人不过是大自然实现其隐蔽计划的“工具”。

黑格尔把人类的历史活动看做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手段”，而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历史的“目的”，从而把康德的目的论范式推进为神正论范式。

在康德目的论范式的影响下，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把这种目的论范式推向了极端。世界历史的最高目的是绝对精神，而它在现实中的定在形态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黑格尔不赞同康德以“民族联盟”的契约方式实现世界历史目的的观点。他认为，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契约，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个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力，因而无法保证国家与国家之间达成契约的效力。“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主体间的关系，它们彼此订约，但同时凌驾于这些约定之上”。这就等于说，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作为保证。因此，世界历史就表现为国家之间“达成契约—取消契约—达成契约……”的循环往复的状态。而如果无法达成真正有效的契约，就意味着“永久和平”只是偶然的或仅仅是一个“理念”而已，在现实中不过是战争中隐含的“和平的可能性”。

黑格尔认为，“永久和平”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理念”，现实中不可能彻底消灭战争，于是世界历史的现实过程表现为“消逝着的战争”。

马克思对契约论范式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并非是契约的产物，契约论的最大虚幻性在于，仿佛人们可以通过契约建立一个符合“公意”的国家共同体，但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的理由是：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产物，因而国家本身的目的就是“统治工具”，而不是建立在“公意”上的共同体。那么，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吗？是被统治阶级内部达成了契约，统一把自身的命运置于被统治阶级之下吗？显然都不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因此马克思看到，私有制下的国家实质是契约论提供的国家假象。由此马克思才提出，国家本身也应该消亡。这样，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点上揭穿了契约论国家学说的虚假性。

马克思提出了“国家的消亡”和“民族的消亡”，世界各民族的融合不是通过契约，而是通过消灭私有制而达成的。

马克思对目的论范式的批判。马克思也承认，世界历史必然是有其终极目的的，否则人类的生活实践无法获得终极根据。但是，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其目的论的本质是在“反思”的思维中被确立起来的。这就导致了世界历史目的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说到底是哲学世界观的根本区别。为此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目的论范式。

　　首先，如果在唯心论意义上确立世界历史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抹杀人类自身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以黑格尔为例，他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历史的主体，因而个体的“人”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存在。“一个‘世界历史个人’……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这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在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这一最高目的中难免要失去自由。而马克思则明确主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人类全体的自由是以“每一个人的自由”为前提的。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实质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世界向人类来说的生成过程，因而人类既是世界历史的“导演”，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演员”。康德尽管提出了这一思路，但把“导演”的位置交给了“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因此在康德的目的论范式中，人类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导演”，而仅仅是世界历史舞台上的被大自然所支配的“演员”，甚至是“玩偶”。

　　最后，目的论范式仅仅停留在抽象法权的概念框架内，世界历史的目的仿佛是在人类现实世界的“彼岸”。而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目的就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才能实现，世界历史不仅是“合目的”的，而且同时也是“合规律”的。马克思批判了没有科学规律作为基础的单纯的抽象目的论。正是因为这一点，世界历史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才获得了新的“实证科学”的基础。

关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反思性本质，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有过明确的比喻：“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这表明哲学只是当世界历史已经完成之后，才能够从已经完成的世界历史中反思到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亦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黑格尔在哲学反思中构建世界历史的“本质”，而不是在哲学思维中构建世界历史的“未来”。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因而是在“将来时”的意义上看待哲学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范式就与黑格尔完全不同。哲学究竟是在世界历史完成之后揭示其中的绝对精神，还是基于物质力量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这构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范式的根本区别。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完成时”意义上的神正论范式，而马克思则是建立在“将来时”意义上的唯物史观范式。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提供了未来的理想，这是基于“改变世界”的哲学观提出来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为人类开创未来的，而不是“事后思索”的产物。这是唯物史观范式对黑格尔神正论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正是因为这一范式革命，马克思开启了对世界历史的建构性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主题：世界历史是“人类自身向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回归”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从资本主义促成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开始的。随着资本的扩张，“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伴随着资本扩张，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广泛扩大（最初是通过殖民扩张，后来通过世界贸易等多种形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相互影响、交融、渗透；二是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资本全球扩张的直接结果是促使无产阶级队伍在全球壮大，从而使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三是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结果，人类社会将进入资本消亡、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民族消亡的新人类共同体。因此，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类在资本、阶级、国家和民族都消亡之后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马克思将其概括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唯物史观范式的确立落实在马克思对世界历史主体的颠倒。康德认为世界历史是大自然隐蔽计划对人类来说的实现过程，黑格尔则把世界历史看做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人类都不是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而存在的。人类不过是大自然或绝对精神实现其自身的“手段”。而马克思则认为，世界历史的主体不再是大自然和绝对精神，而是人类本身。世界历史不是为了大自然如何实现它的隐蔽计划，而是人类如何建立自身的存在意义问题。但这一意义既不能到大自然中寻找，也不能从“理性”中寻找，只能在感性的“现实的人”的实践中寻找。马克思因此完成了世界历史“主体”从“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和绝对精神到“现实的人”的“颠倒”。

                              

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以巨大的理性力量展示出强烈的批判精神。“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背后蕴含着人类摆脱天命而在尘世中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应该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这一信念，这实质是对启蒙精神的扬弃，其世界历史理论可以被视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实践论版本”。启蒙运动针对“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展开了批判。笛卡尔开启的理性主义精神，经过康德到黑格尔，在“上帝的逻辑化”中摧毁了神圣形象的信仰直观，使单纯的信仰变成了从“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形而上学，从而通过理性逻辑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费尔巴哈不满意黑格尔把“神圣形象”扬弃为“辩证逻辑”的做法，而是提出“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的本质——不是有限的、有止境的，而是无限的本质——的意识”。从而进一步完成了“上帝的人本化”。至此，启蒙运动完成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而马克思则完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

　　马克思自觉承担起了消解资本逻辑主导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解放的使命。在欧洲进入资本统治的时代，人类命运掌握在作为“异己力量”和“物的依赖”的资本逻辑之中，这使人类再度失去对自身命运掌控的情况达到了极端形态。因此人类命运不是由人类自己所主宰，而是由人类亲手创造的、客观化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逻辑”所操控和支配。正是为了从资本奴役及其“商品拜物教”中拯救人类命运，马克思诉诸“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历史理论，探索出了人类命运主宰者向人类自身回归的道路——这条道路被马克思命名为“共产主义”。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今天开启了新的阶段性叙事主题。

随着资本逻辑发展到自我否定的阶段，契约论范式的局限性再次暴露，它无法抑制今天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等，因而这些思潮的出现是世界历史理论契约论范式无效性的典型例证。

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逻辑发生了诸多变化，资本形态的运行轨迹已经从最初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经过金融资本，发展到了当今的“数字资本”形态。

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不是平台和互联网让我们成为诸众，去抵抗帝国的时代，而是数字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

浙江省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增强敢闯敢试、改革破难的担当精神，始终保持奋进姿态，立足省情和发展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充分动员各方力量，不断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新境界。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修养的目的在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即通过自己的修养达到百姓的安乐。儒家修养的目的不仅仅是达到个人的完善，而且是达到社会的完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与“东方文明”崛起的切换，是“美国优先”与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博弈的升级，是世界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态势的确立；是中国集体主义对于西方“个人主义”比较优势的彰显。

鱼象鱼

20210613笔记

政治上有利，道义上有理，法律上有据，这是外交的最佳状态，而让公平正义在国际关系中王道浩荡，则是现代外交的一大目标。

孟子性善从人禽之别和君庶之别的问题出发,由明心和存心的工夫建立了性善立本论和性善存养论。其中,明心的工夫是由已发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反观自身,发现自身内在的"四端之心",从而明人皆有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皆有仁义礼智之端,建立了性善立本论,说明人皆有成就道德的可靠根基;存心的工夫则是由仁、礼存养"四端之心",形成仁义礼智之四德,从而有别于庶民而为君子,建立了性善存养论,说明君子成德离不开后天的存养。

当前，“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政务“秒批”“秒办”、身份证“网证”、“城市大脑”等试点示范措施，有力促进了政府和社会治理的高效化、精准化和智能化。

全球化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全球化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全球化本身发轫于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客观趋势，但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和人类的贪欲，促使人类文明以不合适的方式嵌入“异类文明”。于是，全球化进程就变成了人类文明“携带”着“异类文明”向全球拓展的进程。加之资本、技术、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全球化的赋能，全球化的时间轴和空间域都被这些因素严重扭曲。于是，全球化时代便成为一个充满了全球风险的时代，风险的全球化使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是孤岛，尽管抗疫促使各国不得不相互隔离，但全球合作的愿望和实际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这恰恰表明以逐利为目的的全球化所遭遇的困境，促使人类进行必要的反思；而以摆脱疫情困境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合作为目的的全球化，则通过云端而演绎着全球的“同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中世纪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人口过剩——饥荒与瘟疫——新航路开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所以说饥荒和瘟疫不仅没有使世界相互隔绝开来，反而正是饥荒和瘟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创新生存技术。

在1400年以后，借助于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技术的进步，资本对外扩张就更加便利了，而且资本也超出了经济的职能逐渐具有了政治的职能。资本扩张不仅有“剑”而且还附上了基督教的“灵魂”。因此，资本逐利的对外扩张过程也是一个西方文化扩张的行为。

资本的对外扩张源于基督教的扩张主义，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天”“天主”“天堂”等的天主教思想则因为与中国佛教、道教、儒教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冲突而受到拒斥。

文明是长期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简言之，文明与文化一样，与人类结合在一起的才是文明，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一切都不是文明。然而，从“文明”一词的起源来看，它最初并非这种用法。根据《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也就是说，“文”是象形文字，源于甲骨文的纹理纵横交错之形。“明，照也。从月从囧。凡明之属皆从明。”《尚书·虞书·尧典》中有“钦明文思”四个字，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对此进行了解释：“临照四方谓之明，经天纬地谓之文。”而“文”与“明”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词出现，最早见于《尚书》：“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这句话是用来形容舜：智慧深远且文德辉耀，温和恭敬的美德充满于天地间。比《尚书》晚一些成书的《周易·文言》中也用了“文明”一词，即“‘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思就是“见龙在田”，天下万物就得到光明普照而神采奕奕。

尽管所谓的上帝与人类立约：“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但是，人类如果真的相信所谓的上帝，那么天堂就真的存在了。一些被愚弄的民族和对自然界无敬畏感的民族真的把一切都看作是“为人类准备的”。人类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就是人类文明以错误的方式嵌入“异类文明”的行为。于是，各类病毒从过去的宿主（各类野生动物）进入人体，把人类的个体作为新的宿主。

19世纪30年代诞生的电报技术是为了给走向全球化的人类传递信息，但通信技术发展之迅速超乎人们的想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催生的互联网技术，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就把人类社会带入互联网时代，全球化过去的一切范式如战争范式、文化范式、资本范式等，都迅速被互联网信息技术范式所取代。最关键的是，互联网以自己的信息技术范式对全球化的时间、空间进行转化或者重组。一是使全球化在时间轴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方式叫作“同时性”（simultaneity），另一种方式叫作“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time），也称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这两种表现方式都是互联网技术对时间进行“压缩”（compress）处理的结果。二是使全球化在空间域上表现为空间的流动性（flusility）。这与时间上的“无时间的时间”有内在的经济关系，因为信息的“无时间”共享，总是在空间的支持下，所以卡斯特（ManuelCastells）指出：“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之物质基础”，“空间把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合起来”。仅仅这样认识空间的话，这个空间是传统意义的空间，信息化社会的空间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就在于空间的流动性。由此可见，现代传媒技术对全球化的赋能主要是通过技术对时间的“压缩”和促进空间的流动来实现的，而全球化无论是时间轴还是空间域都被技术进行了重构，从而使全球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加速度”。

当人类摆脱了时间、空间的束缚而在瞬间获得技术带来的信息“福祉”的时候，人们却再也摆脱不了个人隐私在全球的传播所带来的烦恼。而技术精英明知道这些烦恼是存在的，可为了推进全球信息共享的技术，他们几乎不会把真相曝出来。技术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技术也同样作为一种“异类文明”以其独有的方式嵌入人类文明，甚至是颠覆人类文明的常规秩序，尤其是超级智能“会通过自我学习和自主创新，突破设计者预先设定的临界点而走向‘失控’，反过来控制和统治人类，‘将人类关进动物园里’，甚至判定人类‘不完美’‘没有用’，从而轻视人类，漫不经心地灭绝人类”。同时，信息时代的冷漠也被民主的温和面纱所遮盖，这层面纱的背后则是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下，被压抑的社会中下层的种种政治反抗运动常常以亚政治（sub-politics）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发帖、屏蔽、删帖构成了一场场信息时代全球化了的信息“游击战”。

尽管后来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类的思想涌动，一些思想家曾经尝试努力回溯到轴心时期的思想高度，但终究是人类在技术的助推之下将欲望全面释放出来，“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使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道德提升、思想修炼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中的“奢侈品”，“夏洛克式”的贪婪彻底阻碍了思想理论的创新。因此，全球化在历经资本、技术、政治价值等因素的时空扭曲以后，将会在未来进程中继续遭受上述因素的扭曲，而上述因素再附上人类不加约束的欲望的话，全球化依然在不可逆转中充满风险。而克服风险最关键的是思想理论创新，用创新的思想理论来规训技术，规训资本，规训政治和规训人类的欲望。

脑机融合是以脑机接口为基础技术，包括脑-机、机-脑、脑-脑等不同信息传输方式的技术统称。在理想状态下的脑机融合系统中，大脑与电脑等外部设备彼此互相适应、协同工作，大脑与大脑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有无，实现生物脑的感知认知能力与机器的高速计算、处理能力的完美结合。虽然该技术目前还停留在探索性试验阶段，但蕴含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现实空间。在该技术的潜在图景还未完全实现之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哲学审视：脑机融合融合了人-机-物，却有可能造成彼此类属关系的混乱，从而对人-机-物的本体论结构进行重构，同时引发价值体系的重塑和隐私的编码化、可视化，促使人类步入“超人类主义”与“后人类主义”时代。

脑机融合技术既给我们展现了心驰神往的美好前景，也带来了深刻而严峻的现实隐忧；该技术可能引发的本体论重构与价值体系的重塑以及已经照进现实、亟待解决的应用伦理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享受因变革带来的实际效益的同时，还需保持审慎、清醒的态度面对其可能带来的冲击甚至威胁。

鱼象鱼

20210614笔记

关于孔子“三畏”说中的“天命”，宋代邢昺解释说，“天命”指顺吉逆凶的客观趋势。朱熹解释说，“天命”指“天所赋之正理也”。就是说，“天命”主要指天经地义的伦理准则，其中也包含“天人合一”框架下所承认的自然客观规律。“大人”，邢昺解释说：“大人即圣人也。与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朱熹没有对“大人”做出解释，但他解释说：“大人、圣言，皆天命所当畏。知畏天命，则不得不畏之矣。”就是说，不论大人是指当时的天子、诸侯，还是圣人，之所以值得敬畏，乃是因为“大人”是“天命”的执行者。可见，“三畏”说的实质是主张君子应当敬畏天经地义的伦理准则、敬畏客观规律。常见有人把“三畏”说理解成主张听天由命、无条件地服从长官意志和盲目崇信孔孟之言，这是不符合孔子的本意的。孔子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论高官，还是平民，均应如此，并非要求平民一味服从长官。另外，在孔子那里，圣人是一种高于“君子”的理想人格，孔子反复坦诚地声明，他不是圣人，还达不到圣人的水准。例如，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不仅孔子矢口否认自己是圣人，而且还认为世人能达到圣人标准的人绝无仅有。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至于后人尊他为圣人，那是另一回事，并不符合他的意愿。

“师道尊严”说是由荀子正式提出的。他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儒家重视师道尊严的宗旨乃是尊师重教。孔子一贯主张先富后教的治国方略，认为国家一旦富裕了，就要把教育摆在首位。荀子甚至把尊师提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

敦煌莫高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世界，敦煌文化的形成与其在东西方交流中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而故宫则是中华文化的汇聚地。敦煌与故宫都是国家与民间的共同创造。敦煌文化的形成来源于民间文化信仰，但它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作为坚强后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故宫文化的形成则体现了国家意志的力量，从《永乐大典》到《四库全书》，从太和殿到坤宁宫，从千里江山到金瓯永固，无一不体现出家国天下的情怀。

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正义以得其应得为其原初的内涵。柏拉图是较早对正义作系统考察的哲学家，按照他的理解，正义就在于“让每一个人得到最适合他的回报”，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所谓“得到最适合他的回报”也就是得其应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的以上含义得到了更为明晰的表述。在他看来，“正义也就是合乎比例或相称，不正义是不合乎比例或背离相称。因此，一方获取太多，另一方获取太少，便是不正义。对好的东西，以非正义方式行动的人获得太多，被非正义对待的人则获得太少。”

以中国哲学（主要是其中的儒学）为视域，“得其需得”具体包含两重前提。首先是仁道高于权利。仁道以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并由此趋向于对群体的普遍关切。对中国哲学而言，“仁民”（《孟子·尽心上》）是仁道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观念既蕴含着对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的确认，也意味着走出封闭的自我，以仁道的方式对待他人。从内在含义看，“仁民”所指向的主要不是个体的应得，而是群体的关怀，后者在逻辑上包括满足一般社会成员在生存、发展方面的需要。仁道观念的以上内涵，在中国哲学中进一步引向万物一体论：“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如此等等。万物一体在词义上固然涉及人与物之辨，但其更为实质的价值内涵则关乎人与人的关系。在以上论述中，“利害相攻”与“一体之仁”便构成了彼此相对的两种形态，前者关注个体权利，并以个体之间的利益计较为出发点，其结果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和冲突（“忿怒相激”），甚而导致骨肉相残；后者则引向社会成员的和谐相处，所谓“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在“利”（权利、利益）的计较与“一体之仁”的如上对峙中，仁道无疑居于优先的地位，这种价值观念所体现的，便是仁道高于权利的取向。

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

今天的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动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2%提高到目前的23.04%。

同那些“用头脑立于世界”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是“用双脚扎根大地”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该书“儒家篇”中，提出并论述了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德化人、修己安人、选贤任能、中庸之道等与治国理政相关的理念和方法。举例而言，在儒家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家治理的目标点》中，作者对于《礼记·礼运篇》所提出的大同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分析了从先秦儒家、宋明儒学代表人物到康有为、孙中山关于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论述。而后又古今结合，分析“两个一百年与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治国、治世原则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传统智慧一脉相承，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向往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民为本社会理想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了大同思想的当代演绎。在“道家篇”之中，重点论述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圣无常心、返璞归真、德行天下、治大国如烹小鲜等道家治国理念和方法。在该篇的《圣无常心，百姓为心——老子民本思想对当代的启示》，作者首先阐释了《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观点，通过文本分析指出，“这一章表达了老子的政治思想，即希望那些治国、平天下的君王大臣，能够像圣人那样，心里别无他心，只有老百姓。而只有心里装着老百姓，才能了解百姓疾苦，把百姓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实施的治国举措才能深孚民心”。最后，又从道家、儒家的民本思想引申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法家篇”之中，作者对于传统立法、执法思想进行完整的阐述。主要内容包括法随时变、惩恶扬善、兴功惧暴、不殊贵贱、公端为心、重在治吏等。在该篇《兴功惧暴，定分止争——法治的基本功能》之中，《管子》“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指出法律政令具有惩恶扬善、确定权利义务归属、维护政令畅通和治理秩序等作用。作者还大量引用了《管子》《吕氏春秋》《荀子》等传统著作中的法学理论文献，细致梳理出传统法治的基本功能，同时也引用了商鞅、汉高祖、汉武帝、曹操、诸葛亮、唐太宗赏罚分明、严格执法的案例，以及各个朝代的法律条文，既有传统理论，也有历史实践，最后又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当代法治中国的建设。以兴功、惧暴、定分、止争这四点对于当前法治建设中的鼓励积极、震慑非法、确立物权、止熄纷争进行了总结分析。

鱼象鱼

20210615笔记

教育的科类结构提供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各类学科专业人才以及相应的科技产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除了军事学和交叉学科门类，一般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12个学科门类。从本科专业目录看，这12个学科门类共计包括92个专业类和700多个专业。有研究显示，在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中，自1998年以来所占比例最大的为工学、管理学、文学。其中工学所占比例一直最高，均值为36%左右，哲学、历史学、农学比例最小。理论上说，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是否能满足不同产业或者行业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是判断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要尽可能避免过大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但实际上，目前我国高校的办学视线却更多聚焦在人才培养的层次上，最为在意的是能否把“专科”升格为“本科”，把“学院”改为“大学”，依次争取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以及竞争从省重点到国家重点的各种学科专业建设头衔，相对忽视的是学科专业的结构是否满足社会的产业结构需求。

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肢解原有的国学体系，用西方学术范畴来解读国学传统，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所以，大多数中国学者没有采取这种态度。

我们原来所谓的“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实际上不过是“西方”的哲学，中国古代不仅有哲学，而且还为世界哲学贡献了一种形式，丰富了世界哲学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彰显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处理好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关系问题，解决好“普遍主义的特殊化”和“特殊主义的普遍化”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将“地方性知识”抽象概括上升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遵循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不断丰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另一方面，我们要突破西方学科中心主义的窠臼，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真正彰显和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是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作品。”即这类作品无论经历多少个世纪的轮回，依然不断地得到后人的解释，使后人产生新感受。就读者的数量来说，这类作品不能以某段时间里的空间范围来衡量，有时甚至由于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竟被埋没。但终究，他们的读者远远超出那些通俗作家。

人类本想控制技术，却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被技术所“派遣”与“命令”。海德格尔反思到，“人被座落于此，被一种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技术的“贫困”时代。海德格尔认为，当人类把技术看作一种为达到目的而采取行动制作出的器具时，这无疑是在加速技术与人类双方的被“摆置”活动，人类被下降为一种纯粹的“持存物”资源。他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敲响了警钟，人类要意识到自身地位的丧失，而不应时刻等待着被挑选、被预定、被消费、被清点、被计算。人的主体意识或者说是自身价值已经被“完全遗忘”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生存状态。当我们为高端技术、为世间的诱惑殚精竭虑时，我们便处于功利性生存状态中，离“初心”已越来越远。

人们对自身存在状态的遗忘，导致了技术统治一切的危险，进而引发了更彻底的“遗忘危机”，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诸神逃遁”。荷尔德林（JohannChristian Friedrich ）在诗中将当下描绘为“贫困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贫困，以至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缺席本身，由于诸神缺席，世界便失去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不仅神圣作为通向神性的踪迹遮蔽着，甚至连通向神圣的踪迹，即美妙的事情也似乎灭绝”。的确，“诸神的离弃”给技术时代带来了更大的恐慌，技术引发的“祛魅”使人类变得“无畏无惧”，信仰及精神的迷失愈加严重，“存在之遗忘”“诸神隐匿”正是技术时代的重大威胁。

技术的“救赎”之路。“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赎，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面对技术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危机，海德格尔将目光投向了“艺术”。他指出，“由于技术之本质并非任何技术因素，所以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必然在某个领域里进行……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艺术”。

因为艺术对技术的本真之思以及二者同源一体的关系，艺术对技术的拯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果的。

　　首先，“艺术”是带领我们进入“本真之思”与“开放性体悟”的通道。不同于艺术产业中的操作，只有对存在进行命运之思的纯粹性艺术才是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救赎之物。在古希腊时期，艺术与思都是光辉的，诗思合一，真理涌现。但后来随着艺术的商业化与产业化，对艺术作品的追逐逐渐取代了艺术创作的本真之思。海德格尔尤其崇拜诗人，认为诗人在吟唱、创作中追寻真理，艺术创作就是一种释放“本真”之思的神圣过程。当技术在逼迫人们快节奏竞争时，艺术指引我们“慢下来”，静心地享受家园之谐与纯朴之美。当在售卖技术产品时，艺术则彰显着艺术体验与作品的无价。这种鲜明的对比，不正可以唤起一部分人的艺术之思与本真回归吗？

　　其次，海德格尔进一步追溯了古希腊“技艺”词源中蕴含的“技术”与“艺术”的双重寓意。二者本是“同源一体”，只不过后来发生了分裂，技术逐渐占了上风，艺术因素却被渐渐忽略。因此，海德格尔要做的，便是回归“艺术”，通过诗歌或艺术唤醒人们的淳朴心灵，并试图透过语言将对真理的体悟、对世界本身如其自身地显现。同时，从作为“集置”的技术与作为“艺术产出”的技术间的区别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艺术救赎”促成了一种开放性的关系，将创作者、创作中介、创作物和周围环境纳入田园式家园中尽情释放。这与技术过程中人与技术物间的封闭式、压迫式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

诗意的最本真语言促使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找寻“技术救赎”之路，通过“向死而生”与“存有之思”来迎接“天地人神”之共生回归与“家园之谐”。艺术在海德格尔这里具有“将某物带入并显现、自如地产出”的功效，其作为最本真语言让海德格尔看到了技术得以造福人类的希望。这种对技术与艺术互动关系的思考，对当下人们反思智能时代的科技伦理与技术社会化等问题都具有借鉴意义。

道德行为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实践一种最高的善，而在于阻止一种最大的恶，并不在于实现人类的幸福、完美与正义，而在于保护、拯救面临着威胁的受害人

有关凯洛斯的来源及其语义，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古希腊地理学家帕萨尼亚斯《希腊志》中记载有“机会是宙斯最小的孩子”， 因此“机会”成为凯洛斯之神，同时成为一个重要概念，贯穿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哲辩师希米利乌斯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雕刻家利西普斯将凯洛斯列为诸神之一；该词滥觞于荷马《伊利亚特》，特指身体上易受损害的重要部位，需要给予保护；凯洛斯在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以“适度”或“均衡”语义出现。《牛津希英词典》（AGreek-English Lexicon）编撰者H.G. Liddell 和R.Scott的考辨结论支撑的是第四种观点：凯洛斯可能肇始于赫西俄德的箴言：“举措得当，分寸适度。”

“凯洛斯”至少包含三大要素：时机、行事、分寸。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个国家，一个个体，在其发展道路上，经常会遇到错过某个时机，回头弥补也难以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的情况，甚至可能为错过时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就天而言，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皆是由被称作“气”的基础材质所构成。气本身动静交替，伸缩往返，从而品物流形，化成万物。万物如群沤浮冰，旋成旋灭。在此变化的表象下，有一普遍的价值方向，即理。气之聚散而成万物，皆有各自之特性。此特性有二：一方面为气之聚散之条理，此为某物异于他物之特殊性，另一方面则为普遍价值落实于某物上，此为某物之同于他物之普遍性。某物普遍性之展现，需要通过其特殊性得以实现。但在展现过程中，特殊性既可能有特色地展现普遍性，也可能执着于特色从而遮蔽了普遍性。

　　就人而言，人是万物之一，故人亦有特殊性与普遍性。按照宋儒的话，特殊性是人的气质之性；普遍性是人的天地之性。此两类皆可谓人之性。从材质上说，人亦为气所禀赋凝聚而成，其中最为感通明觉之处即为人之心。

以天道降衷人心而言，乃指天地之性之普遍性落实于人心。天地之性是绝对的道德命令，具有至高的权威性。如《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也。此在人心中的体现，即为人心至深处必然具有一纯粹的道德律令时时发生着作用。王阳明言：“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此心为道德律令所呈现之良知心。良知心开物成务，赋予万物之存在价值与实践动力，此为儒家之真实。若心中无此道德律令，则一切善行皆是模仿而无根基，故虽有而仍旧为虚幻。这一工夫路径，宋儒多以“涵养”称之。

以人心秉持天道而言，乃指人心去除遮蔽，展现工夫境界。人心本来能役万物而不被万物役，故为极其自由的主宰。但由于各种偶然性，加之一念昏沉而染成各类具有限定的气质之性。即使在此情况下，人心仍旧可以自我去除遮蔽染污，而在特殊性上展现普遍性价值。而染污去除一分，则普遍性价值的展现就多出一分。这些价值的展现，即是人心所呈现的境界。王阳明言：“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此心为有限之私欲所遮蔽之染污心。故要去除此心之染污，必然以无此染污心为实；倘若有此染污之心，则世间万物就失去道德意义之联系贞定，则必然处于利益纠葛中，而为无道德意义之虚幻物。

就道家而言，道家并不承认有一可作为普遍律令之天道，也不承认人心深处有必然之普遍价值。老子虽有道体之言，然其道体无必然之内容，故仍以“无”称之；庄子更为境界化，连道体之文辞都少有。故就老庄之意而言，万物虽有气化流行，但流行之中并无一绝对权威性的普遍价值。气化万物，各自具有各自秉性，秉性与秉性之间千差万别，亦无谁优谁劣之说。就人心而言，人心本是感通明觉、自由之主宰，但仍旧会被各种感受所阻塞，于是相互攀比，是己非人。此为道家所反对。故为道者，需要去除心中各类计量，回复到物各付物的自然状态。故老子言“致虚极，守静笃”“吾以观复”；庄子则有“心斋”“坐忘”之工夫。道家心性论中的天人之学，并无一普遍必然之天道，而以人心之日损无为即为自然之天道。

就佛家而言，缘起法亦不承认有一普遍必然之天道。万物气化流行，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无有恒常之性。仅就气化某物之短暂状态，可称之为假有。凡夫就假有而执着为真有，以其暂时之特征而构想出永恒之本性，遂生成计量之世界。故学佛者，需要去除心中之杂染，洞察性空假有之旨。故佛家心性论之工夫，亦以人心之荡相遣执为要。佛教在中土发展为中国化的如来藏系。该系学说认为，人心虽有杂染，然其深处仍有一体悟万法真如之本性。由此本性之作用，故心必然具有了悟空性之能力。就此形式而言，此本性具有必然性，以真如本性来贞定万法之如如相状，与天道的作用类似。但就其内容而言，如如相状亦为空性，真如本性亦为空性，故内容上仍旧无有必然性。

儒家天道具有必然性并降衷于人心，人心亦可去除杂染而秉持天道。而佛、道之天道，则不具有必然的实体性，或者说“不具有必然的实体性”本身是必然的。佛、道之心性工夫，不以“不具必然之实体性”的必然之力降衷见长，而是以人心自我领悟为主。

从四个历史分期来概括文学中的新中国精神表现形态。一是1949—1976年，新中国精神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民族团结精神”。二是1977—1991年，主要表现为“反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与时俱进精神”。三是1992—2012年，主要表现为多元共融精神。四是2013年以来，主要表现为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鱼象鱼

人之身体在世的直接的存在感受——“时代的风气、学术的风气、知识分子的劣性、家国天下的多难、历史文化的绝续”引发的“客观的悲情”(34)——构成了“出离自己”的原动力，亦构成了从“非存在”的“实有”“返回自己”从而承担生命、成全生命、成就生命之实的强力要求。

“一心之朗现，一心之伸展，一心之遍润”构成了心体“无处不在”、“无所不现”的真理，在这个永恒真理之中，中国近世所遭遇到的存在之忧——感性层、经验层上的喜怒哀乐——毫无疑问地会融化于心体之光的“驾临”(75)、“主宰”(76)之中。

若仍以绝对的道德意识、实践理性和价值之源——即“靠那精诚的道德意识所贯注的原始而通透的直悟的，亦即靠那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的浑全襟怀”(108)——来讲“道德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仍是由“我思”出发经主体即实体而成全的存有论为其底子的形而上学，即“由大人之操存践履定知仁心为一无限的智心”(109)。此“无限心”在儒释道三家均有表现，可分别称为性智、空智、玄智，“无论玄智，性智，或空智，都是自由无限心之作用”(110)，牟氏曾将不从正面论此“无限心”的道家体系称为境界形态的形上学，“这种形而上学因为从主观讲，不从存在上讲，所以我给它个名词叫‘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111)。牟氏肯定儒释道三家皆有境界形态形上学的意味，同时强调，与另两家相比，儒家还有“实有形态的形上学”品格；然而，这一品格若只从“无限心”、“智的直觉”所从属的主体主义来看，仍属于境界形态的形上学，其心体性体的存在论仍需存在论的阐明。(112)这一阐明，不从具有境界意味的道德价值、道德意识处着手而应从道德行为、活动处入手，如此，一种真正的存在论的阐释才可能。以心体性体为基的道德形上学只是一个境界论，本身需要存在论的奠基，这一根基可从“行为”所显现的结构中透显出来，而行为的结构，也是上述我们论及知觉、身体时所指示的世界的结构：心与物、人与世界相交织的同一体。

梅洛-庞蒂在《著名哲学家》(Les philosophes célèbres)文集的前言中审慎地写道：“致力于仅仅获有不朽的思想，人们是走不进哲学家的先贤祠的；只要著者以此向他的生活探询，真理的声音亦绝无回响。”(117)无论是哲人的自我运思还是对哲人的历史品评，哲人所身处的生活与世境均构成其“思理”的一个隐默但又无法删减的“视点”。“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哲人总是先处于自己的时代，然后才能无处不在。

现代数字传播技术对哲人之“文”的随处呈现加剧了哲人之“思”的自在性，使哲人在历史的仰慕者面前呈现为一个无时间性的理论形态。

每一种伟大的哲思在其内部都包含着或指示着超出其直接所指面相的整体性中的其他面相，这些面相既是我们的“发明”，也是先贤的馈赠。

每一个时代、世代的侧显都不自觉地允诺着其他的面相与可能，诸不同的显现汇合在一起方将这“同一个世界”展现为无限丰富的生成与创造，于是，每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发明”，在连续中造就了具有丰富宽广内涵的人类文化与历史。

智的直觉是“直而无曲”的，以黑格尔的讲法来说，认识活动绝不构成意识(人)与对象之间的工具和媒介，从精神运动的终点来看，意识和对象之间的对象性、中介性关系只是一个假象，绝对知识才是意识的本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鱼象鱼

20210617笔记

学术研究的魅力在于创新，不能人云亦云，而是应该敢于亮剑，敢于阐发自己的观点。

青田是华侨之乡，有着300多年的华侨史。33万华侨飘洋过海，勇闯世界，走遍天下，根在中华，孕育出了大志开放、创业天下、爱国爱乡的华侨文化。

《周易》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将一切复杂的事物归纳为简单，与西方将看似简单的事物细化为复杂的演绎化思维完全不同

自我关怀包括自我善待、共通人性与正念三个成分。自我善待就是以积极、友善的态度理解和宽慰自己，即使在面对失败和痛苦时，也坚定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爱和幸福；共通人性即理解自己与别人在生命体验上的契合性，包括不幸和痛苦的体验在内都具有联系性和普遍性；正念则是对自己当下认知、经历和感受等保持清醒的判断和客观的接纳。自我关怀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增强。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乃至人类解放，首要条件是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并懂得正确运用它去达到自身目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时起，就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过真理的“天火”，致力建设强大军队，以革命武装和军事斗争去维护人民的一切。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新型人民军队，指导这支军队为着中国的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就彪炳史册，经验弥足珍贵，精神震烁古今。

短视频的“记录”实质是个人信息扩散的源头。有学者认为，短视频是一个自下而上、从私人性传播走向公共性传播的扩散过程，短视频传播具有生活化和以人为本的特征。“记录”是短视频时代的关键词。快手的口号是“记录生活记录你”，抖音的口号是“记录美好生活”。有学者认为，短视频媒介适合“无名者记录”和“记录无名者”。

在数字技术狂飙时代，信息自律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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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