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博物学以自然物(即动、植、矿、生理)为对象不同,在中国博物传统中,从《博物志》到近代,“博物”概念的外延逐渐从无所不包具化为“天物”(自然物)与“器物”(人造物)。无论是“博物志”的命名和记录,还是儒家“多识之学”及“尔雅”系统的名物考据和知识传统,抑或是明代文人私人空间中的长物、清供实践和书写等,人造物都与自然物享有平等的地位,如金石等承载了一定历史信息的人造物,甚至具有更高地位。 与西方博物学以自然物(即动、植、矿、生理)为对象不同,在中国博物传统中,从《博物志》到近代,“博物”概念的外延逐渐从无所不包具化为“天物”(自然物)与“器物”(人造物)。无论是“博物志”的命名和记录,还是儒家“多识之学”及“尔雅”系统的名物考据和知识传统,抑或是明代文人私人空间中的长物、清供实践和书写等,人造物都与自然物享有平等的地位,如金石等承载了一定历史信息的人造物,甚至具有更高地位。 博物学对象差异的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与物观。西方博物学的根基是神学,而中国博物传统则以历史崇尚、经史之学、文人审美等为内在动力,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对象差异的背后,是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观与物观。西方博物学的根基是神学,而中国博物传统则以历史崇尚、经史之学、文人审美等为内在动力,具有更强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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