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石门随笔】学中西马 习儒释道 写诗书画 净身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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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最古老的观念，几乎与中国文化的形成相同步，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依次经历了四种形态，这就是王权天授、礼乐文明及其实践落实、个体道德根源以及宇宙生化论基础上的天人比附四种类型。直到理学的开创者张载，传统“天人合一”的含义才形成了一种新突破。张载的天人合一从肯定“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起始，通过“稽天穷地之思”，首先剥离古人加于“天”的神性主宰与道德根源的含义，从而仅从生生的角度肯定“天地之大德曰生”，进而通过“诚明两进”，形成本然存在层面的“与天地参”和功夫实践中的“与天为一”的追求，这就使其必须从体与用以及本体与功夫两个不同层面展开；而这两个不同层面又必须成为一种互渗互证的关系。张载的这一深入，既将中国传统的体用智慧推向高峰，从而显现出儒与道、孟与荀相互融合的特色，同时也面临着在现代社会中“真”与“善”、“事实”与“价值”之重新定位以及如何具体把握的问题。

张载云：“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张载：《正蒙?乾称》，《张载集》，第65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据笔者了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对“天人合一”观念之完整、准确的首次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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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经典阐释的传统源远流长，名目繁多，诸如述、说、传、注、解、故、记、训、微、论、议、释、笺、义、疏、章句、衍义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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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个人却可以通过将个体的发展进步与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未来相联系，从而提升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扩充自己人生的宽度与厚度。在这点上，马克思的看法给我们带来巨大启发。他不仅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角度来界定人的本质，而且把“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准则。可以说，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生的理解，与中国人的精神传统是相通的。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会与中国社会的多个层面发生深度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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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向善的人生哲学，在中西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理论资源。《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君子要坚毅刚强，奋发向上，不断进德修业，增益美德。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呼吁人们涵养浩然正气，增强人们的道德意志，弘扬人性的善美。同样，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幸福生活，也是一种理性节制欲望和激情的德性生活。虽然人的身体和财富对幸福生活具有支撑作用，但德性是最为根本的。缺乏德性的生活，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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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物质意义上的生存和精神意义上的生活得到了区分，充满理性与沉思的生活成为美好生活的典型。然而，同处轴心时代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却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中探索出一种现实与理想并举的生活智慧。如孟子所言，“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在生存意义上得到了保障，才能在生活中追寻更高尚的美好，才能在精神世界中有所抉择，以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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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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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人们心有余悸,而博古通今的陈寅恪自有理由关注大局走向,思考“大灾”是否还会来临,并在其诗作中表达出无穷殷忧。陈寅恪失明已久,却依然垂注天文异象是否出现。或许不见纷繁世象,更能使其内心宁静专一,驾驭学贯中西、构造精密的知识飞舟,去探索茫茫幽渺的“天道”运行轨迹,正如庄子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陈寅恪戛戛独造的探索之举,印证了上古“瞽史知天道”的瑰奇神秘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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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中”与“知止”的意蕴是一致的，其旨皆在于破除内心的虚妄，不偏执于语言之“迹”，自然而然，当言则言，不当言则“默然闭其喙”。这实际上是一种解蔽的方式，通过“致虚”“守静”之道，涤除玄览，持守清净，以切近道体。

积之久者学必精，思之博者业必盛。

探赜索隐，是学者共同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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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万物联通，“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智能信息时代，天人、地人、人与人以及其他一切间隔、限度都被打通，量子通信网络与“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连接，开通了天地人一体化的广域量子通信联络，人工智能的智能交感相应的思维方式，颠覆以往固有的思维定式，从“上帝粒子”到“天使粒子”，找到了正反同体的马约拉纳费米子，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基础物理，改变了人们一直认知的正反对立的世界观。

天地人和合为一家，之所以能形成物我共同一家的公共天下，是因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之所以如此，而不相间隔形骸之异而分你我，是因为人有不忍人的仁爱之心。由此心出发，见孺子入井，见鸟兽哀鸣、亲草木摧折、见瓦石毁坏，便产生一种怵惕恻隐、不忍悯恤、顾惜之心，这是人的仁爱之心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感通、联通为一体的缘故。此种天地万物不相间隔而差分的心灵、爱心，为构建公共哲学奠定了心性和性命基础。

在信息智能时代，世界像一幅中国的“太极图”，在“太极图”中，阴阳差分、对待的两体，又融突和合为一体，在阴阳鱼交互作用中，阴鱼中有阳的眼球，阳鱼中有阴的眼球，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相包含、互相絪缊。亦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依不离、不离不杂。换言之，全球命运共同，思维理性公共。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的问题，是公共的问题，谁也不能独善其身，如气候话题，就不分家国、民族、宗教、种族，其影响谁也不能逃避、逃脱，人类要生存就要呼吸空气，其吉凶、祸福是公共的、共同的，这是构建公共哲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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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美育早期的倡导者们都是持一种艺术为人生服务的美育观点,将艺术视为美育人生的工具或曰“利器”。梁启超早期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就是将文学和艺术作为“新民”的主要工具,而他后来倡导情感教育时更是明确地说过:“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24鲁迅也早在1907年所作的《科学史教篇》中,就提出要防止偏倚科学一极而使“精神渐失”“人生必大归于枯寂”的状况,在科学之外还需要文艺,看重文艺具有“致人性于全”的功能。25至五四新文化和新文艺运动期间,启蒙主义人生论文艺观的兴起更是将艺术为人生的美育观念推到了时代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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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虞舜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人本，开创了中华道德文化之先河，被后人尊称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据文献史料载，虞舜被推崇为古代道德最完备的帝王，其德圣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孝感动天、厚待载物、举贤任能、纳言从谏、惩治奸佞、以德化人、扩大疆域、敬敷五教、禅让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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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要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人之学，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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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功用不是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即根据概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人则讲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比历史更具哲理,更严肃;诗叙述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叙述的是个别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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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认为更有意义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讨论诗的产生,而且指出,这是中国诗论历来占主导的意见。他先引《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又引《诗•大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再引朱熹发挥此看法的一段话,然后说:“人生来就有情感,情感天然需要表现,而表现情感最适当的方式是诗歌,因为语言节奏与内在节奏相契合,是自然的,‘不能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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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说:

　　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蔽而有五言,五言蔽而有七言,古诗蔽而有律绝,律绝蔽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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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还针对西方典型的系统论述,特别告诫读者说,大部头的系统理论著作未必就能给人相应的收获,“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38他以高大的建筑作比,说坍塌了的建筑,架子没用了,剩下有用的只是些木石砖瓦;同样,庞大的思想体系崩溃了,剩下有价值的也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他说:“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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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必须保持自己内心冷静,才可能做出各种激情洋溢的表演,而“中国古代民间的大众智慧也觉察那个道理,简括为七字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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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中庸》)

　　由天命而有人性，顺人性而有人道，修人道而有教化。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性自命出》)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

　　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性自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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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复兴，并不是搞所谓的文化复古，或者像新儒家那样鼓吹“用儒学取代马列主义”“立儒教为国教”“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儒化中国”。“新儒家”所提出的这些主张，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思想，而是民国初年孔教会的尊孔复古运动和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的再版。实践已经证明也必将再次证明，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主张和行为只能以失败告终。要实现文化复兴，必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5000年文明的结合，把中华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契合、相通的因素进行改造、转化，使它真正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如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小康”“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概念的改造那样，摒弃其一些不合理的因素，保留其积极的因素，实现阐旧邦以辅新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概念、范畴、判断重新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只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才能保证其科学性；也只有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养分，马克思主义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具有民族性，才具有中国特色，才能为中华民族更好地接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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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之大者”，就是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