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5【石门随笔】学中西马 习儒释道 写诗书画 净身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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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结束了。启蒙运动没有跟着结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历史前进运动的潜在规律。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原义“发光”）是17－18世纪西欧在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推进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开创于英国，蓬勃于法国，实践于美国，扩大到整个世界。康德（1724－1804）在他的《什么是启蒙》（1787）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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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培根（1561－1626），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离。“知识就是力量”。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掌握知识的目的是认识自然以便征服自然。科学是运用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方法来整理感觉的材料。他对归纳法作了系统的论述。反对教条和权威，因为它阻碍人们获得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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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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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曾画过一幅“人生轨迹图”：人生像地平线上半轮太阳，从0岁到20岁，是上升期，20岁到80岁，平稳的盛年期，80岁开始，慢慢向下滑落，却依然发着热，闪着光，100岁出局。古人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而周老早已超越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图，百岁以后发的光，更加明亮。

周有光“双文化”观点。这是与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很不相同的一种文化观，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人们求周老题词，他题得最多的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要从世界看中国”，“了解过去，开创未来；历史进退，匹夫有责”。这两句话，显示了周老的全球化视野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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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1713-1784），认为自然是一个永远流动的统一系统，其中存在时间、空间和物质。提倡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肯定知识来源于感觉，而感觉是外界事物刺激人们感官的结果。

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说：

　　个人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是时间和空间都有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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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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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性的性字，就是由生而来。我们生下来都具有圆满本性，但须经过生活风雨的洗礼，才能认识并实现它。本心之明就是“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见《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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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亦本于太极阴阳，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惟人得其秀而最灵”。由此，人之生命越居于宇宙中心，从而确立起人在宇宙万物中的特殊地位。人与万物，皆为同体而生，拥有共同的本原。故人、物皆有大本之性。

人与万物虽然皆出于太极阴阳，可谓同本同构，但人的生命价值显然有其特殊之处。人作为得天地之秀而最灵者，拥有与万物不同的道德本性和存在使命。这决定了人之生命存在形式的特殊性和完成自我生命的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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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的特殊生命价值的思考，在周敦颐那里呈现为“诚建人极”的思想，此思想是他借助《中庸》之“诚”的观念而合于仁义完成，突出了仁义对于人极之立的重要意义。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但从价值之本的角度言，诚在周敦颐那里则表现为本体论范畴，诚构成了人极确立的根本、价值的源泉。故曰：“诚，圣人之本”；又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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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生来五性感动未必皆得性命之中正，故需要修养、规范以成就真正的人性和人生。“成人”“成圣”是个渐进的过程，故“人极”有个“立”的问题。虽然“诚”开了“人极”之端，但要确立人极，人还必须借助某种形式或途径来反身以诚，从而成为真正大写的人。对此，周敦颐给出的具体方法即“定之以中正仁义”。在易理中，“中正”是指爻位居中且处于正位，是“美善的象征”。周敦颐以此喻人当中道、正道而行。而若要做到中正而行，现实的做法即由仁义而行。在周敦颐看来，由仁义行，是保持中道而行、彰显人道的根本，故曰：“立人之道，曰仁曰义。”以仁义为人道根本，是原始儒家的基本观点。

周敦颐不锄窗前草之典故，正是周敦颐之仁心与天之生德相契合而形成的自然心理反映。而这种自然的厚生、爱生意识，也正是一个人具有仁德之风的体现。当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生命存在与万有之生命存在具有一体共存的同一性之时，儒家的“博爱”理论也就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本体论证和支持。所以，周敦颐定之以仁义中正、以诚建立人极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对人的生命本质和价值特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天人之间的自然界限，使人类对自身的思考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从而为人类思考自己的命运和提升生命境界提示了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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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一点点，它就是性善。孟子又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值得追求叫作善，存在于自身叫作信，充盈实在叫作美，充盈实在而又放射光芒叫作大，发扬光大而又化育天下叫作圣，圣德神妙不可测度叫作神。在人类的优良品质当中，善居于最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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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关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界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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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心之明得以从遮蔽状态走向自身澄明。

本心之明将在人生中如其所是地安定下来、推扩开来、充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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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是某种自然动物或者感性集合，而是一种超越性精神理念的现实表达。由此，人能够以个体自我承担普遍化的道义精神，在现实生命之上获得超越的精神生命，从而实现自身生命之终极性意义。

每一个精神传统都强调，人身是殊胜的，具有我们不曾想过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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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错过这一生可以转化自己的机会，很可能要经过非常长的时间才能重获人身。想象有一只盲龟，漫游在像宇宙这么大的海洋深水里。水面上漂着一支木环，在海浪间漂荡。这只龟每一百年才会浮上水面一次。佛教徒说，生为人身比那只盲龟浮上水面，又刚好把头穿过木环还要困难。又说，即使出生为人，那些有很大福气接触佛法的人更是稀有难得；而真正把佛法牢记心中，表现在行动上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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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大一统格局被打破，以道为一的模式被否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转为主体思想自由的“玄远之学”。玄学通过对有与无、本与末、名教与自然的不同观点的论争，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态势。何晏、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为贵无派，继承《周易》《老子》《庄子》“三玄”思想意蕴。何晏认为“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在天地万物纷繁复杂的背后，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支配，这就是无，即是道。道的大全是无语、无名、无形、无声的。王弼认为，这种道就是无，“道者，无之称也”。道无是无不通、无不由，寂然无体，不可为象的无。所以道具有贯通万物的特性。王弼主张“道同自然”，而非道同名教。这是其自然无为思想的体现。他虽讲“执一统众之道”，但不执着，认为道是大而亨通、不断更新的。与何晏、王弼“贵无论”相对的是裴頠的“崇有论”。他将无为与有为相兼，在《崇有论》的开章说：“夫总混群体，宗极之道也。”总括万有世界的最根本、最普遍的道是有，有是世界的本原，无不能生有，始生者，自生也，是有自生万物，这便是宗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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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奠基者陆九渊主张“道未有外乎其心者”。以主体心为存在形式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根，这便是与心合一的道，充塞宇宙，无所不在。道（心）外无事，事外无道（心），万事万物在我本心之中。陆九渊弟子杨简接着在《杨氏易传•小畜》中说：“人之本心即道，故曰道心。”它是意念不动的心，天地间的万化、万物、万事、万理皆出于此道（心）。心学经陈献章、湛若水的发扬，王守仁集其大成，主张心即道，“心体明即道明，更无二”，无时无处不是此亘古亘今、无始无终的道。与心相通的良知，也与道相联通，“道即是良知”。道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主宰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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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阴阳五行学说的人，都承认这一事实，即自秦汉以降，阴阳五行学说一直主宰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影响中国文化特质的核心思想之一。隋代萧吉《〈五行大义〉序》说：“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秉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竞天地，布极幽明。”在他看来，研习阴阳五行，既可以修身养性，又可以治国理政，有百利而无一害，对人皆有所成就，可以说给予了阴阳五行学说至高无上的评价。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开始重新检视阴阳五行学说，力图洗刷阴阳五行学说身上的恶名。而为阴阳五行学说正名的努力，往往聚焦于其是否科学的争议上。肯定阴阳五行学说的人，想方设法论证其为科学，反对的人则竭力证明其不是科学。其实，这种思维是把科学当作了真理的唯一表现方式，但实际上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科学只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其中一个维度，而不是唯一的维度。

在阴阳五行学说的观念体系中，世界整体是天人合一、互相感应、互相融汇的统一世界。谢松龄在《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一书中说：“这个统一世界，蕴含了古代中国人体验所及的一切；阴阳五行便是这个统一世界的表象（显现）。”所以，阴阳五行学说是以体验的方式认知世界的，在体验的世界中，身与心、主体与客体、道德与知识是合一的，这与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二分认知理论有很大不同，是中国人独特的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杜维明把这种认知方式称为“体知”，即将认知活动与生命直觉体验合为一体的活动。

这样一种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其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与认知者自身的生命境界直接相关，往往深者看深，浅者看浅，而且其认知也是对诠释者生命境界的一种印证。因此，这样的认知方式偏于主观觉知，属于内在、主观的视角，与科学认知世界的外在、客观视角完全不同。至此，所谓阴阳五行学说是否科学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阴阳五行学说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认知世界方式，称赞阴阳五行学说是科学，或批评其不是科学，显然都不得要领。

对中国文化而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大体上属于前理性期。这一时期，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学说，渗透在社会、政治、天文历法、中医、民俗、术数等之中，几乎无所不包。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被空前重视，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使得所有的现实事物都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术语来研究和描述。反之，如果某种事物不能以客观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和描述，便被认为不真实。如此一来，认知世界的各种向度被简化为科学唯物论，只有客观、外在和系统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所有知识都必须是客观的，科学变成了科学主义，科学不再只是追求真理，而且否定自身之外还有其他真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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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不虚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以下四点：第一，轮涅一切法，唯独因业生；第二，黑白业果，丝毫不爽；第三，因缘果报，自作自受；第四，断恶行善，改变命运，离苦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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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中”“中和”的理念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及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密切相关。“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