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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老人 发表于 2016-10-2 22:20
鲁迅: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作家 清末中国,多数读书人对国门外狂飙突进的世界潮流浑然不知 ...
独特的中外文化交流理念
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这一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1902年,眼界大开的鲁迅负笈东瀛。正是在日本留学的7年间,鲁迅建立起了自己的世界现代知识体系。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法、德、美等几个强国,以及以这些强国为中心的主流文学上。青年鲁迅却非常有个性,他除了阅读上述主流文学读物,还对世界上弱小国家的主流文学给予了持久的关怀。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己当时和一些青年憎恶专制、渴望自由,“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些弱小民族文学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思想表达,与鲁迅等中国青年寻求民族自强的心声产生了共鸣。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国家饱受列强侵略直至亡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悲惨命运,鲁迅等具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予了深切的同情。鲁迅在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指出,欧洲列强征服了波兰、印度等国家,作为同样饱受列强欺压的中国本应采取感同身受的立场。对于当时嘲笑“受欺压的弱小国家是自取灭亡”的某些“志士”,鲁迅则谴责了这些人的冷酷无情。他在1918年的《随感录》里写道,每当听到有中国军人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在揭示某些中国国民崇拜强权、欺软怕硬的势利嘴脸时,鲁迅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超拔的国际视野得以呈现。 鲁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译《域外小说集》的作品基本都来自世上的弱小国家,后来许多翻译家仿效他们,形成了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鲁迅的这种立场也曾招来批评,林语堂在《今文八弊(中)》嘲讽鲁迅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是媚俗行为:“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鲁迅在《题未定草》中对此回应说“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弱小民族文学翻译者不仅不媚俗,反而是超越了文学上的势利主义。 鲁迅特别欣赏中国汉唐时代的开放胸襟和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姿态,他在《看镜有感》中感叹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基于此,鲁迅提出了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基本进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到了30年代,鲁迅进一步地把这种文化开放立场提炼为“拿来主义”思想。 一方面鲁迅坚决批判闭关自守的文化保守主义,经由翻译实践向后进的中国社会引入外国新的观念、思维、美学,以及新的语法和写作艺术;另一方面他又同崇仰列强文化权力的全盘西化思想保持距离,努力在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的盟友,致力于译介弱小民族的文学,并与强势的西方主流文学形成抵抗式的对话关系。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对话和冲突成为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关键词。拒绝对话和强化各民族文化的对抗,都将会导致人类文化新的灾难;反之,不珍惜各自民族的文化,完全向单一的主流文化并拢,同样会破坏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而导致世界文化的衰微。鲁迅独特的文化理念和姿态,显示了知识分子独立、理性的文化姿态:既跟世界文化保持密切的对话联系,又拒绝成为主流文化的附庸。这一文化立场在中外文化交流有待深化的今天,仍然具有丰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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