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白山老人 于 2016-10-17 22:58 编辑
白山老人 发表于 2016-10-17 22:40
外國人記錄中國航天60年
1956年-1977年:“两弹一星”与大国地位
1978年-1990年:应用卫星与长征火箭的商业化
当钱学森发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世界水平”、科研人员要奋起努力的呼吁后,《日本经济新闻》便评论道:“在较多地发抽象议论的现代中国,提出了这样一种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建议,是极为不寻常的。据认为这反映了党中央要在20世纪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烈意图。”
国际先驱导报10月17日报道 从某种程度上看,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1977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之所以被外媒广泛关注,在一个侧面显现出粉碎“四人帮”后,外界对中国下一步发展方向的观望。 不过令外媒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自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后,就把研制发展应用卫星而非载人航天作为空间技术发展的主要目标。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话说,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空间技术在国防、经济应用方面逐步扩大,取得重大效益,在增强国防实力,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进入实用卫星的时代”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以“突破性”受世界瞩目,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航天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走上了稳固基石、快速发展的轨道。 1979年,远望1号航天测量船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1980年5月,中国由西北内地向南太平洋海域发射大型远程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1981年9月20日,中国用一枚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多次发射人造卫星获得成功。其中,尤以1984年4月8日成功发射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而广受外国舆论称赞。 这颗试验通信卫星是中国发射的第15颗卫星。泰国《中华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说,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显示了中国已具有并超过目前的洲际导弹的发射能力,证明它的太空技术确实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美联社援引美国一位科学家的话评论说,这表明中国的“火箭、指令和控制设备已相当高级”,中国作出和完成精确的火箭推进计算的能力有了突破。外国学者分析认为,通信卫星可能改善中国生活各个方面的联系。比如会帮助向中国边远地区转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有利于同遭受地震或水灾、正常电话联系中断的地区保持联系等。美国《华盛顿邮报》还刊载报道表示,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中国科学家们已研制出了三级推进系统。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贝格斯在卫星发射一周后专门向时任中国航天工业部部长张钧打电报,贺电说:“你们完全可以为中国航天计划中的这一重要的技术里程碑感到自豪”,为运载火箭的性能感到自豪,“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达到了这次发射所显示的技术能力”,这次发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和平利用太空方面的重大进展”。 “中国将进入实用卫星的时代。”日本《每日新闻》评论称。航天技术开始由试验阶段走向实际应用阶段,将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
“长征”系列火箭被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引起轰动的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是由“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的。“长征”三号是中国当时研制的新型运载火箭。《纽约时报》介绍称,“自从中国1970年发射第一颗卫星以来,中国科学家不断取得进步。拙劣的第一代火箭已为二级和三级火箭替代,地面控制和通讯设备方面的计算机化也取得相应进展。一些从事火箭事业的工程师最近宣称,‘长征’三号的可靠性已经可与西方一次性火箭媲美。” 而与发达国家发展火箭技术不同,《纽约时报》感慨道,中国人有理由自豪,即中国的火箭事业基本上是在国内发展起来的。近年来从外国主要输入的是西方和日本的先进计算机,它们促进了中国火箭设计、地面控制和监测设施的迅速发展。 1985年10月,中国正式宣布: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意味着,中国航天走出国门,迈向了国际市场。彼时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外相互了解的窗口正在次第打开,这也为中外航天领域的相互学习、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尤其在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于1979年2月访问美国,其中一站是在休斯敦附近参观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1981年,美国众议院特别邀请了由时任中国宇航学会副理事长陈彬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并参观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首次发射。 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被宣布投入国际商业市场的第二年,一向戒备森严的“长征”三号发射地、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来访。 “通往西昌中国航天中心的公路穿过一片片稻田和玉米田。道路铺设在一个山谷间,周围是高出稻田数百英尺的小山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撰文描述了当时刚刚建成4年的西昌发射中心,他写道,这一中心就坐落在山谷的一端,“作为中国赶上西方的最明显企图之一,该中心可能成为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 在美媒眼中,中方当时组织这次参观的目的即在于,宣传中国的航天努力以及使国际上相信它拥有发射能力。而温伯格一行在观看了关于“长征”三号的电视片、参观了发射台之后,以赞赏的口气表示:“这个发射中心显然是有能力进行发射的。”
“飞不出去”的美国公司寄希望于中国 事实上,当时中美在卫星发射领域的相互需要越来越迫切。 用《纽约时报》的话说,“1985年,法国‘阿丽亚娜’火箭在法属圭亚那发射场发射失败后,中国突然成了风险极大的航天发射市场的弄潮儿。”更具体而言,“阿丽亚娜”火箭的失败,加之1986年1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使西方停止了所有的主要发射计划,一些美国通讯公司只好探索发射它们卫星的其他途径。 1986年,休斯敦特雷卫星公司的负责人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发射两颗通讯卫星的协议。公司总经理亨利·施瓦茨告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该公司卫星的订户很多,已经订到了1988年。“我们必须找一个明确同意给我们发射的对象以完成我们的买卖,所以我们选择了中国人。” “中国航天工业部开始填补航天飞机停飞给美国航天计划造成的空白。”《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称,中国同特雷卫星公司签署的协议备忘录表明,从1987年底开始由“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帕拉帕-B”和“西星”卫星。 “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王国。但是,如果中国人在明年下半年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一颗美国通讯卫星送上太空,美国人也许不得不对这个形象进行调整。”这一消息传出后,美国《纽约时报》这样说道。 美媒梳理称,中国在过去16年里(这里指1970年至1986年5月——编注)成功地把18颗卫星送入轨道,而且只有一次失败,“这一成功的记录、加之低预算的服务和给予补贴的保险费,将对其他国家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中国人希望鼓励外国在他们的空间计划方面进行投资,以便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技术和外汇”。 从1985年10月至1987年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航天工业部对外进行经济贸易合作的主要窗口、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已收到了30多家外国公司希望中国为它们发射或回收卫星的意向。该公司副总经理当时公开表示,这些公司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等二十个国家。 1990年4月,“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外媒认为,中国逐渐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 而与此同时,1990年另有两次发射让外界注意到中国航天事业的新动向。7月,“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首次在西昌发射成功,其低轨道运载能力达9.2吨,为中国发射载人航天器打下了基础;10月,载着两只小白鼠和其他生物的卫星升上太空,开始了中国首次携带高等动物的空间轨道飞行试验。试验的圆满成功,为中国载人航天器生命保障系统的设计以及长期载人太空飞行获得了许多宝贵数据。 自1970年“东方红”1号升空以来,被外媒屡次猜测与期待的中国载人航天计划,终于将要在90年代,被提上日程。 (2016-10-17 19:5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