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王逢寿 2010-08-03 10:48:50 来源:综合办公室 浏览:478次 (王逢寿事迹报告团演讲稿 王老的学生 潘凤荣)
2005年6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好:
受农科院的委托,今天,由我来讲述我从师20余年的恩师王逢寿老人的感人事迹。报告的题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王逢寿。
王老师出生于1924年3月,今年82岁了,他从事果树研究已有55个年头了,但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试验田和农村。王老师是大连市农科院著名果树育种专家、研究员,也是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果树育种专家。曾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1次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市特等劳模,首批获得大连市“科技金奖”,辽宁省“科技兴辽金奖”等荣誉称号,去年10月作为我市科技扶贫的离休老干部典型被中组部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前不久被授予“大连市雷锋奖章”等。这一个个荣誉的背后无不隐含着老专家一辈子倾心果树研究、以科技扶贫帮困的一段段感人故事。
1949年2月,25岁的王逢寿风华正茂。刚刚成立的旅大市实验农场(后更名为大连市农科所)以简朴的仪式迎接这位年轻科研人员的到来。由于新中国百废待兴,农科所的工作虽未能全面展开,但这也正好给了王逢寿搞调研的机会。他细心查找资料,经过细致的调查分析,认为全国都在搞苹果、葡萄研究,而国内桃子、樱桃以及洋梨的研究十分落后。于是,他决心从事桃子、樱桃和洋梨的课题研究,发展新品种。王老师有一股子闯劲和韧劲,他看准的事情,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为了广泛收集果树资源,他跋山涉水,踏遍辽南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的农场果园,历尽千辛万苦,短短两年时间,就收集了全国各地140多个优良品种,在大连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樱桃品种圃和洋梨品种圃。1956年就在他钻研果树育种并有良好的开端时,省农业厅等有关部门下达指示:全省的果树研究统一在熊岳果树所进行。当时王老师就认为这样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因为熊岳的气候条件与大连相差悬殊,冬季寒冷,对于樱桃、桃、洋梨等不耐寒果树来说是很难越冬的,万般无奈,搬家的时候,王老师想法在大连偷偷留下一些试材继续作实验基地。人虽去了熊岳,但心却还在大连那块实验地上。正如王老师所料,那一年的冬天,带到熊岳去的种苗全部冻死了。1958年,王老师的科研项目又带回大连。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黄桃、樱桃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6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来大连,当吃到王老师培育的 “红灯”樱桃新品种时,大为赞赏,表示要带一些回中南海给毛主席品尝。于是,“红灯”樱桃连续三年被送进中南海。研制育成的罐藏黄桃新品种“丰黄”、“黄露”还填补了我国罐藏黄桃育种的空白,日本著名的果树专家吉田雅夫等人来大连吃到这样的罐头制品都赞不绝口。
正当王老师悉心钻研果树育种,开发新品种已初见成效时,“十年动乱”中断了他的课题研究。由于出身不好和有海外关系,他被扣上“美蒋特务”的罪名,蹲进了“牛棚”,挨批挨斗,心灵和肉体均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王老师为了心中的理想和那块让它牵挂的实验田,常常让孩子在给他送饭时把需要的资料偷偷带进来。白天,他要接受“改造”;晚上,借着“牛棚”里昏暗的灯光,他偷偷地翻阅各种果树育种的业务书籍,再把关于果树育种的思路写在纸条上偷偷夹带给他的妻子,由妻子按照他的要求继续搞研究。一同接受“改造”的老所长心灰意冷,含泪说:“逢寿,你说你这么刻苦地钻研,为了什么呀?,以后还能干吗?” 王老师听后坚定地回答:“能!一定能!我就不相信没有晴天的日子!”王老师坚信,乌云总有一天会散去,他会回到工作岗位去放飞他的科研梦想。
1970年3月1日,走出“牛棚”的王老师,又被安排到复州八里大队二小队走“五七道路”。那是当地最穷的生产队。他到那不久就了解到一个情况:全队有5个苹果园,已经搁荒了两个,剩下的三个年产仅有5万斤。一天的时间王老师走遍了全队的所有果园,果园里,果枝乱长,野草丛生。看到这些,他的心呀,比他挨批挨斗还要难受。他自己找来果树剪子大开“杀”戒,进行果树修剪。他打算带领群众大干一场,他把果树组的13个姑娘,分成4个组,把所有果树编号,边干边教。然而王老师所做的这一切,并不被一些人所理解,有人说来了个“黑五类”专家,专门搞破坏。还有人上纲上线为“阶级路线问题”。王老师听了很不服气,挺着腰板,字字铿锵有力:“谁也别先下结论,咱们等到秋天看!”。当时的生产队长对王老师的作法非常支持,他心里明白,像王老师这样搞技术的人,心里没有底是不会蛮干的,他力排众议,坚持让王老师作技术指导。秋天终于来到了,果园飘逸着阵阵清香,欢笑声溢满了果园,村民们怎么也想不到好果率竟达90%以上,产量高达14.8万斤,工分达到每天0.60元!连从不出工的大嫂们都抢着来上工。大伙为了感谢这位城市来的果树专家,一起动手给他盖了四间新房,算是表达内心的谢意。每当想起在复州八里的艰苦岁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那段往事,王老师十分动情地说:“那是我的一个杰作啊!”。苦涩的经历夹着甘甜,坚定着他一生的追求和信念。他坚信,他一生的事业就在果园里。
1988年,65岁王老师出现了长时间的咳嗽现象,在大伙的一再劝导下,王老师终于到医院做了检查,不久,检查的结果令我们十分震惊:肺癌。全家人及单位的知情人都统一口径,对王老师隐瞒病情。经过多方联系,最终确定到北京肺部肿瘤研究所做手术。就在走进医院大门的时候,王老师心里明白了一切:他知道他得了什么病,他也知道属于他的时间有多少,他更知道他应该做的还有什么……手术和放疗期间,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活着,坚强的活着,只有活着才能作你想做的事!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王老师就跑到了农科院试验地,我们看见王老师之后,都劝他说:“王老师,您刚出院怎么就来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吧。”王老师笑着说:“不行啊,我太想我的果园了。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看见了它们,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作为学生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他就是这样热爱着他的果树研究事业。
王老师作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一直“超期服役”到70岁。直到1994年9月,按有关规定他才办理了离休手续,被农科院聘为终身顾问。
“离休不离岗”是王老师的真实写照。在职时,王老已经在各县市区已建起20多个果树试验点,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桃子和樱桃育种圃,培育出十几个优质高产的新品种,栽植地区遍及全国20几个省市自治区。离休后,他又在省内外建立了30多个新品种推广点,触角延伸到辽宁、山东、内蒙、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四川、甘肃、河南等许多省市,长年往来奔波于此,搞培训、作技术指导。那年王老师去山东,山东果农听说大连专家王逢寿来了,那可是大事,周围的果农都不想错过听课的机会,会议室被围个水泄不通,果农说:“听王教授讲课,那就像大热天吃冰棍,解渴!”
“要想富,栽果树”。这是王逢寿经常对果农说的一句话。他知道自己培育的果树新品种一旦被农民接受,农民就会很快地富起来。为了让农民尽快走上富裕之路,他不计寒暑,走家串户,农庄、田间,温室大棚里,留下他串串足迹。离休10年,他帮助过的果农多达2000多人,创造的经济价值难以估量。
果农汪淑芳,家住大连开发区董家沟镇英歌石村。多少年来辛苦地播种玉米、地瓜、花生,还扣两个蔬菜大棚;然而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知流了多少汗,忙活人却不挣钱。1992年,22岁的儿子骑摩托车出车祸,全家人“砸锅卖铁”把孩子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却拉下了好几万元的“饥荒”,16岁的女儿还正在念书,汪淑芳想指望种玉米、大豆哪辈子能还上“饥荒”?她看到有人用塑料大棚“烤”桃子挺成功,就想,能不能用大棚“烤”樱桃?她在犹豫,一下子投入这么大,万一弄砸了,可咋办。她通过农科站技术员,有幸结识王逢寿老人。凭一双慧眼,老人认定这位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一定是把好手,就鼓励她说:“你干吧,我帮你,你有什么情况及时打电话给我!”王老热情朴实的话语坚定了她试一试的信心。
1997年12月20日,她开始给露天的樱桃升温。从那之后,61米长的大棚里,常能见到一位满头白发,面目慈祥的老人身影。汪淑芳按照王老的要求做温室的各项管理,王老师家的电话更成了汪淑芳的热线!在王老师的帮助下,她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终于成为国内用温室“烤”樱桃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初春4月,大地的果树尚未苏醒,寂静的村庄沸腾了,小贩子骑着摩托车一拔一拔来收购樱桃。汪淑芳点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乐得合不拢嘴。
1998年,汪淑芳象做梦一样成为村里的富裕户,才53棵樱桃树,就卖了13.6万元!汪淑芳还上了多年的欠债,翻新了三间房,又盖上了三间大瓦房,给儿子娶了媳妇……嗨,这富裕的日子开始喽!她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区四大班子领导来开现场会,果树专业户前来取经,远至黑龙江、沈阳,各地一拨一拨果农来参观。汪淑芳逢人便讲:“没有王老师就没有我汪淑芳家的今天!”如今,她又建了两个樱桃棚,有棚栽樱桃200多棵,露地樱桃400多棵,小树2000多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汪淑芳的带动下,全村都动了起来,王逢寿每次去,村会议室里里外外都挤满了听他讲课的人。今年,村领导郑重提出了一个口号:三年内建成东北第一樱桃村!
1999年,42岁的王少翠从大连某服装厂下岗,随父亲回到老家金州区石河镇钓鱼台村,包了一块地。村里很照顾她,给了她40多亩地,王少翠踌躇满志,心想,这40来亩地,一年还不挣个几万块钱。她发动全家到处借钱,陆陆续续投进了40多万元,修荒山、建大棚、养1万只鸡、栽10万棵树……,干劲十足。然而,老天爷似乎在故意捉弄这个既不懂管理,又不懂技术的“城里人”,两年多的功夫,她赔得一塌糊涂。因为不懂市场,她花五毛一棵买来的10万棵杨树,等长到碗口粗,竟然三毛八还不好卖,王少翠一气之下,把10万棵杨树统统砍倒。望着她的承包地,一片发黑的杨树桩和成堆的树干,她欲哭无泪,茫然不知所措。有一天,她无意在一本关于果树栽培技术的书中,发现书中多处提到专家王逢寿,她决定去找他,她要让专家给她指一条生路。几经周折,王少翠扣响了王老师的家门。
听了王少翠的哭诉,王老陷入了沉思,这位老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感油然而生,鼓励她说:“你呀,不要灰心,从那里摔倒就从那里爬起来,要坚定信心。”老人意味深长地给她讲了自己一生中两次在逆境中重生的经历,一次是在文革期间蹲“牛棚”,身心惨遭摧残时;一次是在十几年前肺癌手术后尚未脱离死亡的威胁时。王老意味深长说:“我没有被困难吓倒,也不是不怕死,关键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王老师的故事,使王少翠顿悟,与沧桑老人相比,我这点挫折算个啥!几天后,老两口果然拿着仪器来到钓鱼台村,好个测量、论证,给王少翠开出了脱贫致富的“良方”。从此,寒来暑往,老专家成了这里的常客,王老师给王少翠推荐的适合栽种的果树优良品种,让沉寂的荒山重新苏醒过来,漫山满棚的果树长势越来越好。王少翠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心里对老专家充满了感激,却不知如何报答。王少翠姐弟俩私下嘀咕:眼下虽穷,但咱也不能白用人家,尽管人家从不提“钱”的事。于是她与弟弟商量了一份“利益”分成意向,专程到王老家。然而这意思刚说出口,却没想到老专家火了,满脸愠怒:“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以为我帮你是为了钱吗?我已经快80岁了,我不缺钱!……我只是希望有生之年把我所掌握的知识传授给你们,让你们能早日富起来!……”王少翠面对这样一位境界高尚一心想着群众脱贫致富,惟独不考虑自己的老人,她突然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跌落大海,孤立无助的弱女子在绝望中有一位神仙老人把她从旋涡里救起……。她百感交集,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竞说不出一句话来……。
王老师今年春节前因心脏病住院,身体检查时又发现患了前列腺癌,在心脏病刚刚痊愈时又做了前列腺癌手术。看到病床上满头白发,日渐消瘦的王老师,我们心里难受极了,我们都不忍心让王老师多说话,可王老师却又惦记着果农和他们的果树管理。刚出院,他就急着要到辛寨子绿欣苗圃去,看果农老戴的20亩樱桃树。老戴知道王老师刚做完手术,考虑老人身体太虚弱,就推说天气不好,等几天再来吧;可王老师想到节气不等人啊,他放心不下,在老伴的搀扶下,背着仪器和药瓶子,还是去了。最让果农老戴心里不安的是,给他钱,他不要,总是说:“你刚起步,正需要钱呐!”。到了中午,老戴拽着他的手,领他去饭店,他又不肯,说“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不是有大头菜吗?搁点粉条,我爱吃;地里有没有小葱?咱们就来个小葱蘸大酱!”老戴急得直搓手没办法,只好给老专家夫妇端来粗茶淡饭。
王老师是一位思想观念常新的人,他和老伴到处搜索先进的科技信息。他认为,作为科技工作者,必须跟上时代步伐。为了不断研究选育新品种,王老师十分注重与国外的技术交流和引进果树新品种。离休后,他先后7次赴日考察,引进樱桃、桃子、洋梨、苹果等新品种40多个。从日本引进的“红手球”、“红秀峰”等系列樱桃新品种,这几年已遍及我市农村。他还与日本天香园、福岛天香园、野村园艺场等日本有名的苗木商建立长期技术交流与合作。他育成的樱桃 “13-33”、“佳红”等很多新品种被日本引种,深受日本老百姓的欢迎。
2003年9月,日本知名杂志《农科和园艺》中一篇有关世界樱桃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樱桃育种是大连市农科院进行的,由桃子育种第一人王逢寿和他妻子刘桂林选育完成的。两人现已从农科院退休,担任农科院终身技术顾问,建立了以王逢寿名字命名的逢寿樱桃研究所,作为所长,现仍在进行樱桃育种工作。”报道中还说:“中国的樱桃主要是从国外引进为主,用以满足国内需要,产量尚无法统计,不远的将来,就能自主地进行品种开发,其开发实力会使日本感到惊奇。”在日本,王逢寿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篇报道就是对王老师矢志不渝,倾毕生精力于科研事业的最中肯的评价。
是的,他就是这样坚持着搞科研,一干就是50多年,刻苦钻研业务,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王老师搞果树科研50多年来,经他培育的黄桃、樱桃系列新品种,多次获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他研制的樱桃优良品种“红灯”,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樱桃系列新品种荣获了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中国国家分部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他的罐藏黄桃熟期配套品种选育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罐藏黄桃丰黄、黄露获国家发明二等奖;获省、市各种奖项,更难以计数。当然,最有价值的褒奖是群众授予的,那便是“樱桃大王”、“桃子大王”“果农保护神”的称谓。
81岁,研究果树育种55载!该做的已经做了,人生精彩、辉煌。然而,曾因肺癌和前列腺癌做过两次手术的王逢寿并未想歇脚。他关注着果农的命运,他深爱着那片沃土,他常对我们年轻人说:科研工作者必须扎根于群众之中。搞果树科研必须有干一辈子的精神,农业科研还必须有幻想、有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管风吹日晒、刮风下雨,都要把自己钉在试验田里。成天坐在办公室里,那是育不出新品种的。我当初来农科院就想好了将来老了就把自己埋在果园中。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到农科院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在我从师的这20年里,几乎每个春夏秋冬,王老师都是这样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春天迎着风沙、踩着梯子、爬到树上做杂交工作;夏天顶着烈日在田间调查,密闭的桃园连一丝风都没有,汗水和着桃毛使人身上痒痒的,年青人都感觉喘不上气来,身患严重皮肤病的王老师胳膊经常被挠得直流血水,而他调查的专注劲好像对周围的环境丝毫没有感觉;冬日里冒着严寒到农村搞调查,为农户讲修剪。他就是用这种奋发进取的精神,契而不舍地拓展着生命的年轮。多年来在他的带动培养下,有的青年科技人员被评为大连市十大青年科技标兵,有的已成长为兄弟市农科所的领导和科技骨干。
他言传身教,为农科院不断培养后继人才。有几个年轻大学生是在他离休后才分配到农科院的毕业生,王老师还象带学生一样从头开始,认真讲解,耐心示范,就连下农村到基地都带着他们,让他们在实践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关海春感动地说:“对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能遇上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从王老师身上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和宝贵经验,还学到那种为事业不懈努力拼搏的敬业精神。”
在王老师的书桌上,摞满了各种书籍、杂志。他虽然身体状况很差,但仍然经常翻译外文资料。前些日子,王老师因病住院,高烧38度,我到医院看望王老师,打开病房门只见王老师还在伏案看日文的果树栽培书,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说:“王老师你都烧成这样了,怎么还在看书啊?”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过: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再说这些资料你们年轻人能用得上,有时间看一看,给你们准备点资料。就这样在病床上还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关于科研方面的事。
那年住院大手术,市委书记毕锡桢看望他时考虑他的身体情况,想把他的住房从六楼调出来,调的大一点,舒服一点。他选房时并没有考虑这些,他却看中了现在这套住处前面那不足200平米的小院。因为那小院就是他心中的伊甸园!他在小院里栽种了桃子、李子、洋梨,当然更多的是樱桃,有15个品种。最近两年他正在研究矮化密植。去年,王老师已经开始在普兰店市、瓦房店市、金州区、甘井子区等地推广密植矮化樱桃栽培法,已栽种 3万多棵,两年就可开花结果,可提前2年开花结果。
讲到此,我要提及一个重要人物:王逢寿的老伴刘桂林。她也是农科院的果树育种专家,与王老师同批办理了退休手续,同时被聘为终身顾问。有道是“夫妻恩爱比翼双飞,携手奋进,事业有成,离退休后这对老夫妻形影相随。刘老师既是王老师生活好帮手,又是科研好助手。王老师评价说:“我们夫妻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可以达到十分的默契。”
王老师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为我国的果树事业发展和广大果农脱贫致富,辛勤地耕耘着,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不仅是我们党员学习的榜样,更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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