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
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律依据。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我国的国体、政体和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各方面重要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是同步发生的”。
马克思哲学确定了公共价值实践基础上美好生活的基本理念和努力方向。一方面，公共价值是美好生活的本质(和正当性理据)，美好生活是公共价值的载体，实现美好生活是人类最大的公共价值。人类是一种公共性存在，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实现美好生活，就是公共价值的核心要义。另一方面，在更为核心、更为实质性的意义上，自主创造、实现和拥有公共价值的唯一合法主体，只能是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群众，这个阶级代表了公共性实践的正确方向。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程，必定贯穿着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求索这一条主线。
证悟很高的圣人，心中唤醒了和我们完全不同的认知，那是一种清净的、进化的和精致的认知，即使在他们还有人身时，就能用完全清净的形式来认知实相，洞察实相一切无限的层面。诚如我们已经见过的，他们对于死亡的经验毫无恐惧或讶异；事实上，他们拥抱死亡，把它当作终极解脱的机会。 我想到龙清巴等大师，我也想到我的上师蒋扬钦哲仁波切、敦珠仁波切、顶果钦哲仁波切，我想象这些获得最深证悟的大师如庄严的高山之鹰，翱翔于生死之上，看到生死的本来面目，了悟了生死神秘而复杂的相互关系。 我对于死亡的喜悦，远远大于商家在海上大发利市的喜悦，或众神吹嘘沙场凯旋的喜悦，或圣人深入禅定的喜乐。因此，有如一位在时间来到时就踏上征程的旅人，我将不再留在这个世间，我将安住于涅槃的极乐堡垒中。 我的这一世已尽，我的业已消，祈祷所能带来的利益已经用罄，世间的事业已经完成，这一世的表演已经结束。
在书画之间，书法成为艺术，主要是因为东汉盛行的草书，使文字书写摆脱了依类相形的具象性，因抽象而实现了形式独立，因追求审美价值而超越了实用功能。与此比较，绘画自汉代以降，长期维持了写实占主导的传统，写实性在此几乎可以等同于实用性和世俗性。直到宋元文人画时期这种状况才得到解决，
至东汉，文字书写向书法审美的转进之势日趋炽烈。明帝时期，北海王刘睦善书，他去逝前，“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作为珍存。(88)章帝时代流行章草，灵帝是书法爱好者。流风所及，在贵族士人阶层更形成时尚。如汉灵帝熹平四年，由蔡邕书丹的七经碑文立于太学门外，“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89)受这种风尚的影响，东汉自明、章时代起，以书艺名世的书家倍量涌现，如杜林、杜度、曹喜、卫宏、崔瑗、崔寔、刘德升、师宜官、梁鹄、张芝、张昶、邯郸淳等，书论则有崔瑗的《草书势》，赵壹的《非草书》，蔡邕的《笔论》、《九势》、《篆势》等。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两汉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成了文字书写向书法作为艺术的嬗变。赵壹《非草书》抨击草书“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90)但它的“无用”正说明书法摆脱了记言记事的工具性，围绕审美价值获得了全面独立。今人一般将魏晋视为中国艺术自觉的时代，就书法在东汉显现出的超功利特性而言，它明显走在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前面。
辞赋在当时社会地位的低下。所谓“贤于倡优博弈”，其实正说明它仍然与倡优博弈具有类似性。从历史文献看，这种时代观念应该给辞赋家带来了巨大心理压力，像扬雄之所以中年之后不再写赋，原因无非在于在当时正统儒家看来，辞赋疏离于儒家经邦济世的主流价值，只不过是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之技。同时，这类作品虽然“曲终而雅奏”，但往往“劝百风一”，对社会的影响总体归于负面。(54)东汉时期，这种价值判断没有大的改变。如班固《两都赋序》仍将辞赋定位为“润色鸿业”的工具性价值，它虽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但仍然处于正宗经学的“《雅》《颂》之亚”。(55)直至东汉末年，蔡邕仍然在讲：“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56)这证明有汉一代，在普遍宗经的背景下，对辞赋的轻视具有历史连续性。 在中国社会早期，围绕“文”就形成了一个意指的圈层，即从自然之文(“众彩”)、人工之文(“锦绣”)、符号之文(“众字”)到意义之文(“辞义”)。其中，语言性的辞义是核心，但它也以意义的多元表达形成了对一切人类符号创造、人工制作乃至自然经验的整体涵摄。换言之，“文”这一概念，就其表意的广度而言，代表了人对自然的一切重构和再造活动，涉及自然的感官化、人工化、符号化和语义化，人的边界在此构成了文的边界；就其表意的直接性而言，则是指人最终以语言或文字方式传达的人生经验和自然经验，并以图文书籍等形式使其物化。
对于中国来说，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它内蕴的“人民至上”的核心思想、“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海纳百川”的文化取向、“和而不同”的民族性格，立体化地呈现了建设美好家园、谋求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对于世界而言，历史上的大运河包容开放，通江达海，为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往来架设了便利的桥梁，其“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联海上丝绸之路”。 清代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称：“天下殷富，莫踰于江浙，江省繁丽，莫盛于苏扬。”
文化产业辐射面要广，文化立场要鲜明，“写字”深刻细致，“听音”如处其中，“看影”如临其境，“上网”随时可搜。 经典的学术话语体系，总是既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又穿透了轻薄的现实，勾连天地，融通传统，“学不可以已”。 今日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说到底讨论的无非也是“活法”。千年之前的“活法”说或能赋予我们特别启迪，让我们以更高的智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刘跃进认为，曾明从传统中国文论语境“内部”出发，将所论要点置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上，重新梳理各种理论命题、核心概念以及这些文学主张在创作方面的种种表现，努力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其来龙去脉，把握其演变逻辑。同时，作者又时时提醒自己，要以全球语境为参照，努力寻找某种“共通”的源头，商略异同，探寻本质。 将这一理论命题放置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因枝振叶，沿波讨源，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讨论不多的文学现象。曾明敏锐地注意到胡宿诗论的学术史意义，于是研读基本文献，爬梳剔抉，将微观的文献解读、版本梳理、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融会贯通，最终梳理出宋代诗学中“活法”说的演变脉络。 作者爬剔清理、正本清源，从名称和内涵两个方面详实考证“活法”说的源流；在中编的六个章节中，作者通过大篇幅的爬梳剔抉、推陈出新，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缜密地考证解读苏轼积善众体、无体不备、无体不活的创作实践； 作者将考证与论述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对诗学“活法”说的产生进行探源溯流，对其内涵进行归纳演绎，对其文本进行钩沉爬梳，对其文献进行考释论证，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宋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发展图谱。
墨文•摩斯的看法：如果要发展人类最完整的潜能，则科技和精神是可以也必须相辅相成的。
贾岛格的诗人队伍由一帮习禅的士人和习诗的禅僧组成，其中大多数人徘徊于仕与隐、僧与俗之间，为官的士人仍然倾心于禅房静室的焚香默坐，而出家的僧人仍然艳羡金榜题名的荣耀。山林禅院对于他们来说，主要是安顿心灵、躲避战乱的精神和肉体的避难所。他们中的很多人虽遁入空门，但并未完全忘怀社会现实。于是，出世与入世这个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的士大夫内心的矛盾，便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以“诗为儒者禅”这种看似荒谬的理论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如六祖所说，面对外面的“一切善恶境界”，能做到“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在论及人的最高完善时, 迈蒙尼德指出:“因此很清楚, 在理解之后, 要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彻底献身于祂, 将理智的运思用于持久地爱祂。极大程度上, 这要在孤独和离群索居中达成。因而, 每位卓越者都经常处于孤独中, 除非有必要, 不见任何人”
《重述律法•论律法的根基》1.3-7,尤其1.4,在其中,迈蒙尼德明确指出:“人的性格特征里的每一项的正确之道都是中道……这种中道是智者之道。”
一个人可以无需求助于任何其它人而持久地获得这种完善。可以看到, 按迈蒙尼德笔下哲人的看法, 人可以自足地获得理智德性。
什么是统驭生灵的“各种力” (forces) 呢? 有心的读者会记得, 迈蒙尼德曾经在为讨论创世问题作预备的卷二10章提到, 与四种星体相联的四层天穹 (spheres) 对应着水、火、气、土四种元素, 而在背后推动星体运行的是四种力 (forces) :分别使矿物、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得以生成的四种力 (卷二10章, 270-271;252-253) 。 对迈蒙尼德来说, 人的终极完善在于理智的完善而非道德的完善, 就此而言, 人的最高目标是通过认识上帝获得真正的智慧。与此同时, 迈蒙尼德并没有忽略实践德性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取得理智完善的人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 而是应当“下降”到“行动”领域, 着眼于“慈爱”“正义”“审判”等与他人打交道所需的道德德性。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民族强盛的热切期盼。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每当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正是彰显家国情怀之时。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顾大家，舍小爱成大爱，救亡图存，慷慨赴死。我们不会忘记天安门广场中央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坚持统一，同心同德，反对分裂，这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基于我们祖先对天的敬畏。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尚书•泰誓》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也有类似的表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在中国古代，民的地位是很高的。由此说来，敬天就是敬畏百姓，敬畏生命。 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谁能获得百姓的信任，谁就会赢得最终的胜利。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谁就必然招致灭亡。《尚书》多次强调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王制》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管子•牧民•四顺》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地间，民为贵，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本思想。
20201226更新，谢谢！
道光间状元李振钧享年不永，官止于翰林，属于经历比较简单的人，其《味灯听叶庐诗草》仅两卷，却有《美人十八首》，咏塞上、楼上、马上、船上、枕上等各种环境中的美人形象；《七夕月》《七夕云》《七夕雨》《七夕河》4首，分别限韵作七言排律八韵；《舟行纪闻杂咏》12首，写风声、水声、雪声、樯声、篙声、橹声、柝声、钟声、雁声、鼠声、棹歌声、梦呓声。 乾隆时高宗再赋《八幻诗》，咏霜花、雨花、风花、浪花、灯花、酒花、笔花、心花，诸臣奉和，今钱载、赵翼集中还分别存有4首、8首和作。宗室敦敏《懋斋诗钞》仿之作《全虚花十咏》，较高宗多出冰花、雪花、剑花、镜花、茗花。后焕明又有《追和瓯北集中恭和御制幻花八咏元韵》之作，夏垲则有《幻花十律》，在前人之外新创石花、水花、烛花、昙花、唾花、泪花诸题。 李铸《次青小阁诗集》咏月27首，分别写芦月、宫月、团月、无月、惜月、山月、江月、爱月、新月、片月、残月、塞月、楼月、听月、泛月、醉月、海月、花月、松月、萝月、踏月、对月、坐月、卧月、待月、望月、浴月，则是合不同状态的月与玩月情境而分咏之，别有意致。 乾隆帝作《喜雨十首》，咏雨阵、雨云、雨山、雨田、雨楼、雨舟、雨树、雨荷、雨蝉、雨蚓，这是写雨的各种情境，将雨置于各种生活场景，或与其它生物相联系，赋予自然物象以一种生活趣味。
恰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创新，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