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难忘的河东地道外

我是小叮铛

回复 19# 爱冬
                好家伙！半夜里发书。还叫人睡觉不。好文章也得明天看喽！拜拜，觉觉去了。

爱好冬泳

回复 17# 爱冬：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津海冬

回复 19# 爱冬

古月胡

这真是老天津卫——老老年儿的老老事儿！

再现了老南市的民风民俗！有点意思！

回忆过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现在是一切都变了！很是向往啊！

谢谢您——爱冬！

等待您的下集......

感激的人

回复 1# 爱冬

刚刚看到，值得一提。石墙子大街还有一个小石门，我们就住在对面的胡同里，真是难以忘记啊！

天津老黄牛

九四年我住海河中学旁，因国家用地，新住地还没建好，临时搬到河东郭庄子，六家一院，青砖瓦房，冬暖夏凉，邻里之间很和睦。
小郭庄大街商铺没有那么多了，买东西到沈庄子还是很方便。
今天看了爱冬转帖，又勾起了那段回忆。
再接着往下看，写得不错，谢谢！

爱冬

回复 21# 我是小叮铛

哈哈，叮当姐就是有学问，晚上失眠睡不着还得找个由头，当然还是要感谢您继续看下去呦！

悄悄地告诉您：晚上看书有味道。

爱冬

回复 22# 爱好冬泳

谢谢您，请您继续关注。

爱冬

回复 24# 古月胡

谢谢胡爷，能给您带来快乐感到很高兴。

爱冬

回复 25# 感激的人

谢谢二哥门，老故事给您带来回忆，是不是您可以用此来写一篇--是回忆。。。。又不算回忆  （感悟幸福）？

爱冬

回复 26# 天津老黄牛

一篇转帖不经意间唤起了老朋友们的无限回味，真心祝福大家开心快乐，向往美好生活。谢谢黄牛老哥哥。

爱冬

回复 23# 津海冬

感谢海东版主对爱冬的鼓励与支持。

爱冬

南市绝唱之二•庆善里12号

南市治安大街庆善里12号是胡同里的最后一个门牌。院落坐东朝西，褪去朱红色的松木大门上斑迹驳驳，锁门的是一条厚重而深沉的松木门闩。饱经风霜的两层大青条石台阶，被岁月磨去棱角，留下沧桑的历史气息。院内共居住七户人家，房屋南北相对，各屋门口仍有两级青石台阶，南侧院门后有公用自来水及下水井一处，院子尽头正中是一小间公用厕所，只有一个蹲位。院子宽度大约三米有余，大号青砖墁地，后高前低。据说这里曾是日本侨民的居所，抗战胜利后没有归属，一直空闲。1949年后收归国有，分配给天津市工商联合会糕点业分会使用，居住的多为当时的商界代表。
    房屋的结构是硬山搁檩，青砖青瓦高屋脊，中间的墙体厚度达到五十公分，1939年天津发大水，这里也曾被浸泡到一米以上，每逢三伏天返潮季节，墙上就显现出犹如地图般的黄色印迹，冬季又会有蓬松的盐碱产生。屋门宽大，带有上亮子（门头窗），两侧是将近两米高、直至屋檐的推拉式满面窗户，采光很好。窗上嵌有凹陷式的黄铜拉手和很长的黄铜插销，门窗的玻璃比较小，大约也就是二十几公分见方的样子，窗户内外都没有窗台，有时候雨水过大，就会顺着窗户的缝隙流到屋内的墙壁上，留下弯弯曲曲的水痕。虽然窗户过于高大，拉动起来很费力气，但孩子们却偏爱有佳，因为夏天可以看雨水像一条瀑布顺着屋檐垂流直下，冬天可以看满天鹅毛大雪轻盈而至，绝对是一件最富于情趣的童年乐事。这儿，便是我童年的乐园。
    学者们常说，天津卫水旱码头、五方杂处、南来北往、水陆通衢，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们的大院就最能体现天津这座北方大都市有容乃大的气魄。七户人家七个祖籍，七位户主七种职业，共同生活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循着天津卫的风俗吃喝穿戴，按照天津卫的妈妈例儿接人待物，和睦相处，如同一家。
    一、湖南老张家
    大院北侧第一家是祖籍湖南的老张家，房子是里外两间。据说张大爷家原来是南方的盐商，年轻时张大爷经常往来于湖南和天津之间做生意，解放前定居天津，解放后任工商联合会天津糕点业分会秘书。张大爷个头儿挺高，嗓音浑厚，小巧的张大娘则嗓音清秀，颇有南语呢哝的味道，小时候最爱听他们用夹杂着天津话的乡音争吵，无奈的是无论你如何洗耳恭听，也只能听懂张大娘“什尼什尼（什么）”的鸟语，以及张大爷“拉过拉过（哪个）”的争辩。
    张家只有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大同、大新、大华。孩子们都随张大爷的个头儿，生得高大端正，从小就会两种语言，一种是他们的家乡话，另一种则是纯正的天津话。我们记事儿的时候，大同哥哥就在天津大学上学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当老师。大同毕业后，大新哥哥就成了院子里最大的男孩。说来也怪，虽然这个院子里大排行，但是孩子们却从来不承认大新这个实际上的老大，总是把我列在男孩子的第一位，所以我就成了和平大哥哥了。“老二”大新哥哥特别爱学习，总买一些比如《科学大众》、《无线电》之类的杂志看。我经常向他借阅那些杂志，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一篇《科学大众》上的文章，叫做《凝固的音乐》，是写故宫的，把故宫巍峨的建筑比喻成凝固的乐曲，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大新哥哥不善言表，但是内秀，他是我制作矿石收音机和养热带鱼的师傅，那时候他就会制作带喇叭的半导体收音机，还会自己加工给热带鱼保温的加热管，他是天津铁路工程学校的学生，最让孩子们羡慕的是他进出北宁公园不要门票（当年铁路职工免票，如今不知是否依然如此）。毕业后他分配到塘沽车站工务段工作，张家孩子里只剩下了大华。大华和我们年龄相仿，大伙儿一起玩儿扣泥模子（一种把黄泥放到陶制模型内加工人像的游戏）、玩弹球儿、玩毛片，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张大娘是一位非常勤劳的妇女，她不工作，每天里里外外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打夹子（把破布粘合在一起，用于制作布鞋），纳鞋底儿，缝缝补补，从不拾闲。记忆最深的是张大娘患有高血压，她会从胡同里各个地方索来偏方，喝芹菜汁儿、鸡血疗法（得用白色的公鸡）、甩手疗法、三九天冷水冲头……总之，每有一次健康运动兴起，不论别人如何，张大娘都会雷打不动地坚持到下一个节目的到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张大爷得了严重的胃病，开始吐血，住进了南门外大街的第六医院（今长征医院，现已迁走）治疗。有一天，院子里的人说张大爷可能不行了，我就随着大人们前去探望。看到全院的邻居都来看望自己，张大爷精神焕发，坐起来跟大家拉家常，好像是有说不完的话。回来后，听同院儿的孙大娘说，那是回光返照，人都没有了抬头纹，可能不行了。果然，第二天张大爷就去世了，从此张大娘就沉默寡言，仿佛变了一个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华留城，分配到滨江道的发电厂工作，单位分配给他新的住房，老张家就搬出了庆善里12号，从此也就断了消息。
    二、陕西老胡家
    大院南侧第一家是祖籍陕西的胡大爷，住里外两间，里间另在庆善里10号院子开门。胡大爷是糕点分会的干部，据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是他的本家哥哥。我们小的时候，胡大爷一家就支援边疆，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当了一家食品厂的厂长，最初还有机会回天津联系工作，后来也就杳无音信了。
    记忆中，胡大爷的书法很好，逢年过年都是他用大红纸给各家写对联，写福字，写那些“抬头见喜”、“吉庆有余”、“出门见喜”之类的喜联。据说，胡大爷后来成了银川的书法大家，还参加了中国的书法家协会。不过，自他家搬走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他和胡大娘。
    胡大爷的房子后来住进来一位吕伯伯，他是天津一家建筑公司的瓦工，河北人。吕伯伯为人热情，家属和孩子都在老家，他孤身一人住在这里，每天也不做饭，基本都是下饭馆。好在南市里饭馆很多，也很实惠，一顿饭花不了毛八七的，加上喝酒也就两毛来钱，他是技术工人，挣得不少，乐得逍遥自在。
    三、东北老冯家
    北侧第三家是祖籍东北哈尔滨的冯伯伯家，里外两间房。冯伯伯为人不苟言笑，最大的爱好就是听转盘儿（手摇留声机）。印象中他家的家具很讲究，当时就有写字台、皮转椅和酒柜。早先，冯伯伯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干部，后来在天津经商，解放后是工商联的干部。我们院里老冯家孩子最多，记得冯伯伯的大女儿香莲大姐结婚后生孩子，恰巧冯婶儿也生最后一个孩子——小耗子，香莲大姐没有奶水，冯婶儿就一个乳房喂自己的儿子，另一个乳房喂自己的外孙，就那样奶水也是富裕，有的时候还得白白地挤掉。
冯婶儿性格爽快，直言快语，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有头有尾。她是家庭妇女，每天在家里给孩子大人做饭，做衣裳，她会使用缝纫机，每天打发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之后，    院子里就会响起 “嗒嗒嗒嗒”的机器声。那时，老冯家的缝纫机不但是院子里唯一的，也是胡同里唯一的。
    老冯家的香莲大姐是个大美人儿，很有点当时的电影明星王晓棠的感觉。人长得漂亮就好打扮，记得香莲大姐经常用两把火剪给冯婶儿和院子里的女人们烫头，什么大波浪、飞机头，还真的有模有样。有一次，她一时兴起，给我烫了一脑袋的大卷，那火剪夹住头发的味道真是不好闻，就好像是燎毛，烧得滋拉滋拉的，但是那一头的卷发，倒也让我在胡同里着实风光了一把。

老冯家的大儿子叫冯建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公子，绝对一个奶油小生的身材长相。那时候就经常给百货大楼五楼的津百影院写影评，所以有什么好电影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免费观看，他是我小时候内心最崇拜的一个偶像。建勋大哥毕业后分配到呼和浩特的一家企业工作，“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时想不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消息传来，全院老少难过了很久……     在这两位大哥大姐的下面还有冯建章、小耗子两个男孩和冯建敏、冯建玲两个女孩，如此构成了全院子最大的一个家庭。     “文革”中，冯伯伯受到冲击，一家搬到了宫北大街老纸局的房子里居住，那年我还专门去探望了他家，记得房子很是高大，家中已然没有了昔日风采，乱哄哄的。我没久留，告别后走在宫北大街熙攘的人流中，我还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送我的冯建章，心里一股莫名的酸楚油然而生，不由得感慨，人呐，到什么时候都得过生活。     四、河北老马家     南侧最里面的第三家是祖籍河北的老马家。说是老马家，其实就马伯伯一个人，家属和孩子都在石家庄老家，他住一间很大的房子，有其他人家两间那么大。记忆中马伯伯最爱旅游，其实那时候也不叫旅游，就是好玩。他家里有很多各个地方的地图，我的第一张天津地图就是他送给我的。孩子们最爱听马伯伯讲各地的故事，什么北京、济南、青岛、山海关……他哪儿都去过。     说起来马伯伯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小学六年级第一学期大考前，我得了腹膜炎，阑尾穿孔，危在丝毫之间，是马伯伯背着我跑步到了第六医院，得到了及时的抢救，才使我得以活到今天。     记忆中马伯伯的一件趣事很有意思。马伯伯是个矮胖墩，当时一个人生活，下班后东家给一壶热水，西家让他使用炉子做饭，他呢，也不见外，只是操着河北口音一个劲地道谢。那年冬天的一个大清早，院子里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吓得各家赶紧出来观看，原来是马伯伯用一个竹子皮的暖壶到水管子那儿接凉水，由于温差太大，导致暖壶胆爆炸，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凉水，瞬间就冻得硬邦邦的。气得院儿里的陈奶奶说：“我说马伯伯啊，您了这是养孩子不叫养孩子，叫吓人（吓人）啊。要是把我老人家吓出个好歹来，棺材本儿可就有辙了。大早起来的，哪地事儿啊！”大伙儿笑成一团，老太太一扭身，进屋去了。     “文革”中，马伯伯因为地主出身，被遣送回原籍，从此再没了消息。     后来马伯伯家那搬来一户新邻居，天津人，姓孙，祖孙三代，有一个老太太。当时我已经结婚了，我和弟妹们叫孙家老太为奶奶，顺延下来称呼他的儿媳妇为老婶儿，而孙家儿媳妇却坚持让她两岁的小女孩叫我大伯，弄得院里的人都哈哈大笑，都说这辈分不知道从哪儿赁（论），胡同里的人听了就更是莫名其妙。可这一叫就是几十年，直到南市拆迁，大家分别时还是如此。     五、山东老孙家     北侧最里面的第四家是祖籍山东的老孙家，住着并排的两间北房，也是里外屋。孙大爷身板倍儿直，气宇轩昂，有点像电影里的国民党将军，是山东烟台人，张口闭口“耶——我薛（哎——我说）”。孙大娘说话办事很利落，是纯粹的老天津卫，一张嘴就是“嘎嘛，嘎嘛（干嘛，干嘛）”。旧时孙大爷在估衣街开绸缎庄，解放后公私合营，把买卖交给了公家，自己被派到工商联当会计。     孙大爷有两大嗜好，第一是抽烟，一根接一根几乎不断溜儿。第二是下象棋，在我们这片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人称 “棋神”。孙大爷擅长的是 “连环马”、“挂角马”、“卧槽马”、“窝心马”、“盘头马”，总之是马上大将军。杏花村有几位高手不服气，总是缠着孙大爷比划，到头来也总是负多胜少。     孙大娘是院子里的“厉害人儿”，小时候谁家孩子不听话，家大人就说，再不听话就告孙娘去，孩子立马就老实了，就好像听到了大老虎或者大灰狼一样。其实孙大娘可是个大好人，谁家日子过不去了，她都会悄悄的送过来几块钱接济，只不过就是天津卫老规矩懂得的太多，谁家孩子要是不守规矩，比如见面不叫人，她就会立起眼睛，教训一番，还时不时地带出个口头语——你个小王八蛋的。如今想起来还真有点滋味，有点留恋呢。     老孙家就一个女儿，叫淑兰。淑兰身体单薄，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精神，说气话来利利索索，不拖泥带水的，办事也随孙大娘，干净利落，我们是从小玩大的朋友，每次见面都觉得很亲切。淑兰是一位贤淑豁达、敬老爱幼的好女孩，后来跟后胡同敦厚里8号院张奶奶家的老儿子成婚，婚后很幸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孙大爷老两口相继去世，给院子里的邻居们留下了永久的思念。     六、天津老陈家     南侧第二家是纯粹天津卫的老陈家，住着并排但各自开门的两间房。老陈家祖孙三辈，正对我家住的是陈奶奶，隔壁是身材消瘦的陈大爷两口儿。陈大爷家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宇华，二女儿宇荣，三女儿宇洁，老儿子小宝，三个女儿跟着奶奶睡，老儿子跟着爸妈睡。     说起陈大爷，真是多才多艺，我不得不分而述之。     其一，陈大爷的算盘打得很好，据说当初跟那种老式计算机比赛，加减乘除下来，竟然比计算机还快很多，堪称“神算子”。     其二，陈大爷擅长厨艺，就是家常普通菜，到他手里也是掂配得有滋有味。比如用青椒作辣子罐儿，比如一条鱼要三吃：一半糖醋，一半红烧，剩下鱼头熬鱼汤，充分印证了“卫嘴子”是指有口福的说法。     其三，陈大爷对京剧、评戏那是一个精通，京胡拉的，快板如同爆炒崩豆儿，慢板恰似行云流水，老唱腔、样板戏段段儿在行。尤其评戏，老陈家一家子都会唱几口。每逢星期天，陈大爷的妹子就带着闺女来到我们的院子，一大家子人就各扮角色开始唱评戏，什么《谢瑶环》、《碧玉簪》、《锁麟囊》都不在话下，那作派，那唱腔，那表情，可真是不让专业演员。一来二去，院子里的人也都成了 “票友”。我那时嗓音很好，陈大爷就教了一段小丫环的唱段，戏中唱道：“秋玲正在房中坐，忽听得门外扣打门环，扎下钢针，盘绒线，我慢抬二柱出了房间。一边走来我一边问，你们谁来咧，哪个来咧？门环打得那个响连天。叫门地人儿你把我等——等我与你取下门闩。”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出戏，但是唱腔真的是很委婉动人，至今记忆犹新。     其四，陈大爷有好多藏书，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地球和宇宙的书籍，里面讲到了九大行星和宇宙中的诸多奥秘。陈大爷还有四册一套的《魔术》，揭密西方魔术节目的暗道机关。这些书中的知识令我感叹不已，原来自然界这样神奇，魔术世界的背后竟然都是经过了巧妙的安排。这是我读书的启蒙，读这些书使我领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     再说说老陈家的陈奶奶。陈奶奶身材瘦小，满口的地道天津话，管太阳叫“爷爷”，管厕所叫“茅厕”。陈奶奶每天都要喝酒，每天中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到治安大街的合作社去买一块酱豆腐和二两白酒，每逢胡同里的人碰到问候她：“奶奶，打酒去啦？”陈奶奶就诚惶诚恐地回答：“哎，人老啦，就指着这二两猫尿活着呐。”其情形不由得人哑然失笑。     那时候我家五个小孩，三个男孩子很能吃，每个月的粮食都吃不到那头儿，陈奶奶总是存下很多一两、二两的粮票，找一个儿子、媳妇都不在家的时候，偷偷送给我母亲。我父亲也借着逢年过节的机会，给奶奶买两瓶酒，双方都不言谢，一切情感都在无语之中。我与陈家的姐妹感情很好，宇华长我一岁，是院子里女孩中的老大，院儿里官称“宇华大姐姐”。我们一起玩得多是打沙包、抓子儿、跳房子之类的游戏，有的时候也玩过家家，加上我的弟妹们，组成一大家子，我和宇华大姐姐自然是爸爸和妈妈。     后来长大了，大家也是说话很随便，不像那时男女孩子有所谓的“男女界限”。记得那一年夏季，天气太热，各家都是敞着屋门睡觉，有一天早上，对面屋的二姑娘陈宇荣对我说：“好么，和平大哥哥，夜个晚上您了还男声独唱——《血染的风采》，一段不行还来两段，整个一个男高音啊！”原来，我夜里做梦唱歌，吵得街坊们都不能入睡，但自己却一无所知。为这件事情，婶子大娘们没少取笑我。由此可见，老邻居们都不见外，很多事情互相担待都是常事。     可也有例外的时候。那时夏天，院子里的女孩们都穿着白市布做的半截乳罩（类似于今天的短款吊带装）进进出出的，可一旦院儿里谁家来了客人，瞬间女孩子们就都穿上了正式的衣服。按照孙大娘的话来说，这叫懂得规矩，现如今的时尚说法，应该叫精神文明吧。     “文革”时期，陈大爷因为解放前在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当过日语翻译，被造反派打倒了，一家人下放农村，他们的房子就那么一直空着，后来分配给了两户人家，也是长期没有人来居住，直到南市拆迁。     七、北京老王家     北侧第二家是我家，我家住里外两间房子。我父亲祖籍北京牛街，后来到天津，在和平路芦庄子口的玉生香清真糕点铺作糕点师傅。     父亲中等身材，眉清目秀，为人正直勤劳，生性好学，酷爱读书。当年在玉生香是手艺比较高的师傅，挣“三角钱”（指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师傅如果挣大洋一块，我父亲就可以挣到七角五。每逢正月十五打元宵，是各糕点店打出名牌效应，争取顾客的好时机。玉生香干脆把加工厂摆到了和平路的大街面上。一个笸箩连家伙带面七八十斤，师傅们打起来，一抻一送都显得干净利落，“啪啪”带响，江米面抖起六七十公分高，还不能撒在外面，这不仅是为了表演，更是为了元宵的质量，抖得高才能滚得圆，才瓷实。卖元宵也是活广告，父亲操着北京口音，一边数数儿装兜，一边大声吆喝：“一呀来个，两来个，三呀来个，四来个……”那才叫敞亮，惹得买主们纷纷前来围观，争相抢购。再加上专门加工的江米面和元宵馅儿质量可靠，工艺精制（下四回水才成功），元宵煮熟了夹开一看，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就像美人的眼睛一样漂亮。     解放前父亲参加了工会组织，解放后任和平区糕点业工会主席，后来作为工人代表调任市工商联糕点分会，再后来调到天津市机械局（海河边原锦州道口，旧时也叫马家渡口）任秘书，最后调到教育系统，直至退休。     我弟兄五个，老二老三是大弟小弟，老四老五是大妹小妹，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我和小弟在南市平安街小学就读，大弟和大妹在南市荣安街小学上学，轮到小妹，有了荣安街第二小学，那里就成了她的母校。     记忆中我家的孩子有两件事，一苦一甜。     “苦事”是因为淘气我们经常挨打。每次母亲下班回到家，冯婶儿就会告诉她，今天老大上房啦（当时我制作矿石收音机，总要上房修理天线），老三跟胡同的孩子打架啦（其实老三是在保护妹妹）等等，母亲也不问青红皂白，抄起擀面棍儿就给脑门儿一下，等冯婶儿一走，赶紧又是用嘴吹，又是用手呼噜（揉），其实母亲出手并不太重，都是做样子，说明自己家教严谨。直到今天，八十多高龄的老人提起当初的事儿来，还后悔不已，此已是后话了。     “甜事”是节粮度荒时，很少有糖果给孩子们吃。一次，只有小弟和大妹在家，两个人把一管儿牙膏档成甜品，你一下我一下的吃了个底儿掉。母亲下班回到家，发现这俩孩子口吐白沫，着实吓了一大跳，等问明白了，笑得母亲都弯了腰，赶紧让父亲到首善大街的胜利香糕点店，给孩子们买了几块儿高级糖（奶油的），每人发了一块。花了好几毛钱，足够一家人一天的饭菜钱。     八、院子里的“大事”     记忆中院子里曾经有过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节粮度荒。有一年，大概就是五八年吧，我看到治安大街和首善大街交口的一家饭馆人们都排队买大饼，后来就有人来院子里登记口粮定量，当时好像是不限量，只是问你能吃多少，就登记多少，后来就发了购粮本，再后来就都到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饭，我们公社的食堂就设在治安大街万庆里口的一个院子内，不久又解散了大食堂，各归各家开伙。那时各家吃饭都是分份儿，像我们家，每顿饭老大一个窝头，老二多半个，老三半个，老四少半个，老五更少一点。     节粮度荒年代，我目睹过几件事情。其一，在河北鸟市的电影院门口，一个人买了块切糕，刚把钱和粮票交给售货员，另一个人就伸手抢走了切糕，边跑边吃，被抢的人显得十分无奈，只得又买了一块儿。其二，我跟父亲下过一次饭馆，看到了一碟炒菜，叫做“素炒龙须”，其实就是把大葱的须子剪下来，洗干净，上锅素炒。其三，那时的干饭（大米饭）都用 “增量法”制作，方法是把少量的大米放到碗里，放上适当的水上锅蒸成半碗，等米饭熟了，再二次加水上锅蒸成满碗，看着是满满一碗饭，吃下去不搪时候，一会儿就饿了。     那时很多人都营养不良，瘦瘦的身子大肚子，经过医生鉴定，这些人每个月可以得到一些黄豆、一点素油的营养补助。     院子里的第二件大事是挖防空洞。那一年，为了对付“苏联修正主义”，国家提出深挖洞，广积粮。社会上各家各户都开始有所动作，我们院儿就在院子中间挖了一个通长的大坑，结果刚刚挖了几尺深，就呼呼地往上冒水，成了一个大水槽子，院里的老人孩子出家门都得格外小心，否则很可能就掉进 “河”里。后来经过上级领导鉴定，认为我们院儿不适合挖地洞，才不了了之，幸运的是这处老房子地基相当稳固，没有产生什么变化，院子里的人也没受到什么伤害。     院子里的第三件大事是 “烧柏油马路”。还是节粮度荒的时候，不但口粮紧缺，燃料也相当紧张，配给的煤球和硬煤不够烧的，怎么办？胡同里有人发明了把修马路砸起来的碎柏油块儿当燃料使用，那火苗好大，做饭也快，就是烟雾迷茫，而且很容易把白铁皮的煤球炉烧坏。于是对症下药，各家各户都砌起了砖头炉灶，炉子省下了，却浪费了烟筒。如今想起来，整个就是一个环境污染。可那时人们也真是纯属无奈，此计虽为下策，但也不乏是解决“燃煤之急”的聪明之举。     九、院子里的春夏秋冬     春天最大的事情就是过年。虽然日子很清苦，但人们还是遵循着老例儿对待每年的春节。     民俗的讲究就不再赘述，只说几件小事儿。第一个是染衣服，每年腊月，各家就张罗给大人孩子做新衣裳，由于配给的布票数量很少，一般都是给当家的男人做一身体面点的裤褂，妇女们都是做一件大襟的花棉袄，孩子们里的老大肯定会得到新衣服，而往下的孩子们只能拾哥哥姐姐的剩儿，大不过用颜料给染一下。于是乎，各家都会用蒸饭的大铁锅，熬上一锅开水，放进一袋颜料，煮上几件衣服，然后捞出来晾干，就算是过年的“新衣服”了。第二个是刷浆，那时没有类似于今天的涂料或者墙面漆，讲究的人家使用大白，大约得一块来钱一块儿，用的时候要熬点糨子（白面糊）掺进去，不然 “跟人”，一蹭一身。不讲究的人家使用白灰，也就是一两毛钱的事儿。即便如此，还是有点讲究的，就是买白灰不能买面儿，要买没有发酵的大块儿，回来自己浇点凉水，那石灰块儿就会慢慢地爆裂，成为很好的白灰，刷浆的时候往大盆里倒一瓶蓝黑墨水，刷出墙来锃白里透着蓝头儿，屋里显得更为明亮。第三个是糊灯笼，那时富裕人家都是到娘娘宫的年货市场买灯笼，不富裕的人家或者孩子多的人家，就自己动手糊灯笼。其实孩子们倒是挺喜欢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忙乎给自己糊灯笼的事情，又是裁纸，又是熬糨子，又是扎架子，那才叫不亦乐乎。自己家做的灯笼各具特色，有大绵羊，有小白兔，有大白菜，还有胡萝卜……等到三十儿晚上，孩子们就排着队，打着灯笼走街串巷，不停地高唱：“有打的灯笼都出来呀，没有打的灯笼抱小孩呀，金鱼拐子大花篮啊——”还有“打灯笼，烤手来，你不出来我走来——”小孩越聚越多，灯火辉煌，俨然一道靓丽的风景。     夏天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更渴望院子里积下很深的雨水，一大群孩子男男女女光着脚，哗啦哗啦地趟水玩。我小时候，父亲的同事送来一个天津“火轮赵”制作的铁皮火轮船，那船大约一尺来长，肚子里有一盏灯，倒上一点煤油点着后，就会从烟囱里冒出黑烟，然后火轮就会“突突突”地开走了。所以每逢雨后，开火轮就成了孩子们翘首以盼的节目，我也因此获得了不少“追星族”，成了院子里的“偶像”。     秋天里最忙乎的是各家大人，要做好过冬菜蔬的储备：买大白菜，存老倭瓜，淹芥菜疙瘩、咸萝卜等。还要趁着蔬菜多的时候晾干菜，什么茄子、豆角、西葫芦，都可以晒干储藏，到了冬天改善生活的时候，弄点儿肉炖一锅茄子干，熟了之后，茄子干就有了肉[，那滋味/color] 真棒，不亚于今天的满汉全席。     冬天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护水管子不要被冻住，每天把水龙头开开很小的一个水流儿，各家轮流值日，晚上都要经心此事，否则一旦冻住了得需要用开水烫，烫不好还会造成水管破裂，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事儿如果放到今天，绝对是能源的极大浪费，可当年谁也没有这个意识。轮流值班的事还有打扫厕所，由于机制健全，我们院儿的水管子几十年很少冻坏，厕所也是一贯整洁卫生。到了冬天，邻居们几乎不串门，都蛰伏在自家的炕头上暖和着，只有胡同里不时传来“臭豆腐——辣——豆腐——”“好吃不辣地青萝贝（卜）——”和“金橘哦青果——”的吆喝声。那时人们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听话匣子，好在我们院儿的邻居们经济条件还都可以，家家的收音机都会陪伴各家老小度过漫长的冬季。（之二完） 明天继续

感激的人

回复 30# 爱冬

没问题！

爱好冬泳

回复 28# 爱冬：好的继续！！

爱冬

南市绝唱之三•荣业大街

南市荣业大街原来是两条相连的街道组成。从南马路至清和大街而止为荣业大街，往南至多伦道称为首善大街。上世纪八十年代两街合并为今天的荣业大街。荣业大街是当时贯通南市的三条重要南北大道之一，如今也是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天津著名的南市食品街、旅馆街就坐落于此。
    天津卫有一句老话说“白牌电车围城转”，说的是围绕着东西南北老城圈马路行使、编号为白牌的电车。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的有轨电车线路还没有拆除，那时如果你坐白牌电车从东南角沿南马路过来，第二站便是荣业大街了。
    南马路步入荣业大街，得下一个几十米的大坡儿，这个坡一直延续到与其相交的官沟街十字路口，其落差大约得有十几米，据史料记载，当年发大水荣业大街有多所民房倒塌，水深竟然达到一米五左右。对于这段往事，从后来这段仅几十米马路的巨大落差中，足可以想象出当时洪水滔滔的景象。
    这个十字路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热闹异常，因为从这里向东到南市东兴大街是“南市旧自行车交易市场”。既然是市场，就有专业的车贩子，很多商贩都兼职修车，或者说很多修车的都兼职出售旧自行车。这里的车辆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高档的有带变速飞轮的“三枪”、“凤头儿”，低档的有自制的“倒蹬闸”水管架子“农用车”（其实城里人也有使用的），甚至连独轮车、儿童车、婴儿车都有出售。我家就曾经在这儿买过旧自行车，当时还得向售车者索要该车的“驾驶证”，以证明这车的来路清白，得到的是一张油印的小卡片，上面盖着一个模模糊糊的印章，只要与自行车的钢号一致，购买者就心安理得了，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因为那玩意儿很可能就是车贩子自己做的。
    继续向南，就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说是路口，其实西侧是一条叫做“杨家柴厂”的大胡同，天津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就是从这条胡同里成长起来的。东侧则是南市通向东南角一条叫做“闸口街”的小马路，因康熙年间城东南修建的一座石闸而得名，早期南市内大型旅馆之一——东方饭店即在此街（另一家大型旅馆是鸿义栈，设在华安大街），南市恶霸袁文会的老宅也在此街。再向南就到了荣业大街和荣吉大街的交界处，这个路口的西北角是黄河剧院。这家剧院的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的升平茶园，位于荣业街21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与燕乐茶园齐名，同为天津最负盛名的什样杂耍场，后来演出河北梆子和京剧，三十年代更名为升平戏院，专演评剧。新凤霞曾在此演出《孔雀东南飞》、《双烈女》等剧目，深得天津观众好评，也使新派评剧得到广泛传播。1953年3月，这里由国家接收，更名为黄河剧场，南市里的人们俗称黄河戏院。
    早先在黄河戏院附近位置，有一家号称南市“八大成”之一的聚庆成饭庄，相传这家饭庄开办于乾隆元年（1736），之所以取名聚“庆”成，含有庆祝乾隆皇帝登基之意。乾隆南巡路过天津时，住在万寿宫（北马路小学址），每日均由聚庆成饭庄供应御膳，可见其烹调水平之高。
    清末民初，聚庆成与南市“八大成”之一的另一家饭庄——义和成共同投资，在聚庆成原址筹建了号称津沽八十大饭庄之首的“先得月饭庄”，“两大成”合并后，推出燕翅席，不卖散坐，预定天津正宗风味的捞面席，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率先把津城百姓的寻常饭——捞面搬上了大雅之堂。
    先得月饭庄对面是南市“八大成”之一的聚合成饭庄，专门经营高档菜肴，满汉全席、燕窝鱼翅、银耳、熊掌、干贝以及各种海鲜俱全。
    这两家大饭庄内外装饰大致相同，门前设高宽的罩棚，两侧有花铁栏杆，庭院可停放马轿车和人力车（黄包车），罩棚栏杆均为红绿色油漆。厅堂设散座、雅座，桌椅全部大漆，四壁悬挂名人字画。餐具为江西景德镇瓷和纯银器皿、象牙筷，经营的都是天津风味，甚为各公馆、商人、大户人家所厚爱。
    与黄河戏院相邻的还有坐落在荣吉巷口的荣业大街7号劳动剧场。原是建于1915年的华乐书场，1926年更名聚华戏院，是天津最早专演评剧的戏院，12岁的鲜灵霞在这儿以一曲《井台会》唱响津城。1956年公私合营，1959年重新大修，1965年更名为劳动剧场。
    早年在劳动剧场北侧有一家叫做御膳园的中档小馆，饭菜经济实惠，最拿手的是烩饼焖饼，好吃不贵，很受普通百姓的青睐。
    劳动剧场斜对过路东，玉清池后身的荣业大街57号，是天津市第二制本厂，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协成印刷局，经理张玉庵，时任印刷公会会长。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上学时，曾经在这里组织编印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荣业大街还有一家叫作“李德元印字馆”的印刷厂，具体地址待考）。与协成印刷局毗邻，原有一座普通的二层青砖小楼，南市里的老人们都管它叫“老报社”，那家老报社便是在沦陷时期坚持刊登爱国言论和抗战消息、拒绝采用日本同盟社稿件并主张新闻抗战的益世报社。为此，该报社报童曾被日本兵杀害，经理生宝堂在乘车经过万国桥（现解放桥）时被日本特务绑架，受尽严刑拷打，折磨致死。上世纪七十年代天津地震后，老楼损毁拆迁改建，只有余留下的天津人的民族气节感心动耳，回肠荡气。
    沿街南行，就到了荣业大街与慎益大街的交口处，东北角就是著名的玉清池浴池，这里不得不仔细说明。
    玉清池浴池号称“华北第一池”，始建于1924年，是南市地区最高的建筑物，更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浴池。玉清池大门设在两条街道的转角处，门头上设有内藏式阳台，顶部还突出一个八角楼，西门子电梯直达顶层观景台，当年我曾经跟大人去过楼顶大平台，登高远望，可以俯瞰大半个天津城，那感觉真的很爽。
    玉清池一楼有四个大池子，二楼有两个大池子，每个池子都能容纳四五十人同时洗浴。三楼是单间盆塘（可以接待男女同浴），旧时能上三楼的大多是官宦富商，有些人专程从北京、山东等地慕名前来，亲自感受一下这所著名大浴池的风采。
    老天津卫人管洗澡叫“泡澡”，所谓“渍泥儿一刮，皮松肉软，骨头节儿睁眼，汗毛眼儿喘气儿”，当时有人就戏称“不到玉清池洗个澡，白来天津卫走一遭”。天津作家吕书怀，在他的津味小说《小人书铺》中，活灵活现地描写了一个南市泡澡堂子的“塘腻子”的形象。书中写道：
    南市的澡塘子有名，像什么玉清池、新华池、瑞品香、第一池等等，都是当时天津卫顶顶一流的洗浴中心。尤其是玉清池，是南市一带最高最豪华的建筑。
    小康不像他爸爸那样爱逛窑子，喜欢泡澡塘子。天津人管这路人称“塘腻子”。小康每天吃完晌午饭，打着饱嗝儿往玉清池跑。买个牌儿，往里间走，早有茶房挑起布帘，喊道：又一位，康先生里边请！玉清池生意火，睡榻躺满早到的塘腻子。小康侧身绕过一个个盛衣裳的柳条筐，坐到一张藤椅上，麻利地脱光衣服，往筐一塞，拿一条浴巾照细腰一围，拖着“趿拉板儿”，直奔塘子而去。
    塘子分热池和温池两种，小康喜欢泡热池，身子往热水里面一溜，烫得他齿呲牙咧嘴，扯着脖子嚷舒坦！直到泡得身子松软了，再爬上池边，用搓脚石蹭脚后跟的皴皮。做完这些例行公事，小康便躺在一条大木凳子上搓澡，搓完澡，又冲过一遍，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塘子。小康是熟客，茶房早已为他准备好睡榻。热得烫脸的毛巾递上来，他擦擦脸，随后往睡榻一倒，便一觉睡得美，睡得熨帖。醒来时，茶房沏好的一壶酽茶放在茶几上，小康自斟自饮，直喝得饥肠辘辘，才穿戴得当，溜溜达达走出玉清池。

荣业大街和慎益大街交口的东南角、西南角是两家鲜货铺，作家提到的小人书铺，就是慎益大街玉清池侧门对过一间高台阶的小铺面，作家的故事就从这里展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这个街角常年有一个卖萝卜的摊位，摊主推着一辆平板车，每天在此兜售，车子上有一个铁钎子，上面永远绽放着一朵用紫心萝卜雕刻、红花绿叶的萝卜菊花（北京称作“辣了换”的那种）。摊主身着冬青夏皂的中式裤褂，手里一方洁白的毛巾，车上整齐地摆满了滴翠的青萝卜，你可以买一个，也可以买半个，称好分量，摊主用白毛巾托住萝卜，使一把锋利小刀，麻利地把萝卜均匀地割成薄片儿，而且那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吃完萝卜就只剩下花瓣形的整张萝卜皮，每天买萝卜的人很多，围观的人更多，那情形亚赛观看一场精湛的艺术表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各类洗浴中心、泡脚屋的出现，导致玉清池的效益开始逐年下滑，到了2000年终于停业。目前（2008年10月），整个南市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玉清池作为硕果仅存的老建筑，孤独地守望着曾经辉煌了一个世纪的老南市，揣测着自己未知的命运。
    再往南走，就是淮海影院了。淮海影院坐落在今日南市食品街东门斜对过，初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7月。位于法租界葛公使路（今滨江道）与巴黎路（今吉林路）交口附近的权仙电车站旁。是由法国百代公司电影部经理周紫云创建的。1907年1月8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权仙茶园经过改建，正式改为权仙电戏院。电戏即电影。这标志着天津最早的影院诞生。这是天津人独资经营的最早的影院，这个时间要比外国人1908年12月22日建成的上海虹口大戏院（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称之为中国首家正式电影院）还早近两年，因此可以说权仙是中国第一家电影院，这应该是咱天津人民的骄傲。当时权仙电戏院装修典雅，座位洁净，上下密排电风扇，炎炎夏日满座生风，中外官绅多携眷观影，常常观众盈门。
    1912年，权仙电戏院挪到南市东兴大街，改名“上权仙电影院”。这是当年华界最豪华的仿古式木结构电影院。1916年秋，影院因火灾付之一炬，损失惨重。两年后，周紫云用火灾赔款多方筹措，在现在的荣业大街盖了一座电影院，仍叫“上权仙电影院”。民国时期这里上演的都是外国片，诸如《卓别林》系列、《红眼盗》、《巴林女》等。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演中国影片《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关东大侠》等武侠片。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年代中期，一部由北京东四牌楼玉亭商行拍摄的反映天津娘娘宫皇会出巡的影片《天津皇会》在此上演，那才叫宾客如云，场场爆满，名噪一时，生意更旺。为此，天津老乡亲们盛赞上权仙经理周紫云为“电影周”。
    1952年，上权仙电影院由政府接管，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更名淮海影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市一带只此一家甲级影院，上演的都是一轮影片。我小的时候经常到这里看电影，学校里组织学生看《新队员》、《花儿朵朵》，跟着家大人来看《羊城暗哨》、《英雄虎胆》等。记得一次看一部外国电影，只是觉得场面很好看，男的女的穿着带翅膀的白衣服跳舞，听大人们议论，电影讲的是永恒爱情，等长大了才知道那是苏联著名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荣业大街拓路工程，淮海影院被拆除一半（因此拆除的还有黄河戏院），由此全面停业，改为永安堂药店。如今，淮海影院早已荡然无存，但作为天津老南市的一份记忆，应该永远载入史册，供后人怀念。
    说到了淮海影院，就不能不说说旧时南市的一位“名人”，那就是卖药糖的王宝山。王宝山虽然不是什么财主大亨，但是在南市一带甚至整个天津卫都是远近闻名。当年上权仙起盖新楼房时，王宝山就在附近租赁了一间门面房，卖自制药糖，他是天津第一个卖药糖的人。所谓“药糖”，就是把砂糖熬到一定火候时，加进各种中药材，如砂仁、豆蔻、玫瑰、红花、鲜姜、薄荷等，糖熬好后拉成条，再切成小块出售。门前放着糖锅，案上摆着各种药材，当场制做，做好就卖，店前常常围着许多人。我小的时候还经常到那儿看热闹，当时掌柜的是谁就不知道了，只记得淮海影院对过的一家门脸儿，门口支着一个大面案子，掌柜的把熬好的糖块像揉面一样揉来揉去，然后用一个大擀面杖擀平，用一个黄铜制成、有很多小格子的器具使劲一压，就切出了若干糖块来。王宝山卖药糖也吆喝：“橘子、香蕉、菠萝蜜，酸地、凉地、薄荷地。”有时他一边卖药糖，一边议论社会实事，再加上自己的看法，引来很多群众围观，生意也很兴隆。在王宝山卖的药糖中，以“牛黄清心”药糖最贵，每块儿合后来的人民币一毛五分钱，这在当时够一个人吃顿便饭了。
    过了淮海影院，就到了南市的鸟市。从淮海影院对过说起，沿街除了几个小门脸，就是一家旅馆，旅馆的南侧是一家畜禽商店，主要是经营小猫、小狗、鸽子和鸟笼之类的饲养器具，过来就是鸟市窄小的胡同口了。胡同坐西朝东，胡同口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牌坊，上写“鸟市”二字。南市鸟市规模不大，比起河北鸟市来，是小巫见大巫的感觉，里边只有十几家经营鸟类、鸽子、秋虫（蝈蝈、蛐蛐）、小动物的摊店，其中还有个别小酒馆，与住户混在一起，不过说起来也是挺热闹的。鸟市胡同口的南侧，是坐落在清和大街口的一家国营书店，同时也租赁小儿书，我记得上中学时在这儿买过一本《七三一细菌部队》，是揭露日军在东北搞细菌战研究的，当时在同学中传看了很长时间，大家对书中的内容感到既神秘，又恐怖，但也了解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
    过了清和街口，进入首善大街。路口西南角是南市有名的马记仁义馆，以烧麦闻名，老经理名马冠三，原籍东北哈尔滨，这家饭馆除了出售烧麦外，还独创了锅塌三样，别具风味。对过的东南角是玉林村，以过去的一家叫作玉林村的老茶楼得名（这儿是老三不管的西北犄角）。“文革”后三不管被取缔，盖了一栋居民大楼，仍以玉林村命名，临街的一层曾经是一家国营土产瓷器店。
    从清和大街经华安大街到福安大街这一段马路上，有两家小旅馆，还有几家白铁铺，其它就都是一些住户了。

过了福安大街路口西侧，有一家煤厂，加工机制煤球儿。起初“叫煤”还不受限制，冬天还可以供应硬煤（大块原煤），到后来就凭煤本按户供应了，大约是每家每月夏季四百斤，冬季六百斤，引火的劈柴也是凭本供应，记得是每户每月十几斤而已。当年每每路过煤厂，看到孩子们在煤堆上玩，就想起来马季相声《登山英雄赞》里面的台词：“哦，您也登过山。登过。那您登过什么山呐？就——我们家房后的那个煤山。煤山啊！”     离煤厂不远的路东，是一家清真早点部。那儿白天也磨豆浆、点豆腐，记得去买豆腐时，总能看到磨房里一个老师傅，手把着一个吊在屋顶上的十字架，挂一个白布兜，在那里摇啊摇的，乳白色的豆浆就源源不断地流到下面的大水缸里了。早点部旁边就是南市里有名的副食店——东华居。东华居的规模比较大，门脸有四间大小，进深也有十几米，糖业烟酒，南北副食，蔬菜水果，一应俱全。东华居的旁边是一家一间门脸的小水铺，水铺没名没号，临街一套“死里外”，里屋是住家，外屋是铺面。每天一开门，白腾腾的水蒸气就溢散出来，弥漫半条老街。外间屋半面灶台，稻糠烧火，灶上安放两口特大铁锅，一口是翻滚冒泡儿的开水，一口锅是平静的温水。那年头，天津人一般早晨起来不点炉子不坐水，想漱口洗脸喝热水，或者沏茶冲鸡蛋，就到水铺打开水，小暖壶二分，大暖壶三分。尽管水铺生意不大，但打水的人川流不息，绝对是这一大片儿的开水供应中心。     水铺对过路西是一条错综复杂的大胡同，斜插向北通福安大街，名为“高家大院”，记得胡同口是一处白灰场，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建材商店之类的单位吧。胡同口南沿街几家买卖，头一家是国营废品收购站，第二家是一间小酒馆，过来在荣安大街西北把角的是一家茶馆。茶馆对过的东北把角是一家蒸食店，早上卖烧饼、大饼，中午晚上卖豆包、花卷、糖三角等。     首善大街和荣安大街交口西南角是一处公共厕所，从上世纪五十年初代到九十年代末拆迁，几十年一直如此。其中也有过几次变化，从过去的青砖瓦房改成内外瓷砖的现代化装修，从最早的旱厕掏茅坑，到后来的冲水化粪池，直至拆迁前的真正冲水到环卫污水系统。可一直没变的是蹲位数量，新社会的繁荣稳定，国人数量与日俱增，可以从这间公共厕所挨个等候队伍的不断壮大中略见一斑。     路口东南角是一家私人修车铺，最拿手的是给瓦圈拿龙和调整车架子、前叉子，买卖家信誉很好，收费不高，所以生意很红火。     从荣安大街到治安大街口，有几处值得记录的地方。路东侧杏花村胡同口旁有小儿书铺一家，藏书很丰富，大多是全套的三国、水浒、说唐之类的古典内容，看一本薄的一分钱，厚的二分钱。紧挨着它的是南市里的一间高跷老会，名字我记不清了。逢年过节这家老会都会沿街表演，孩子们最喜欢看大棒、二棒随着鼓点击打手中的木棍，节奏花样，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还有老渔翁扛着鱼竿哆哆嗦嗦地钓鱼，利利索索地劈叉，又随着锣鼓家伙颤颤悠悠地站起来，赢得一片叫好声。这段街面上还有一处人们叫做“板棚子”的水果批发点，棚子里垛满了用柳条编的大水果筐，每天有几位大爷大娘在这里挑拣分类，把一些烂水果处理干净，割掉腐烂的部分，摆成一堆儿一堆儿的，低价出售。记得那时很多小孩子到那里向老人们讨要，那些爷爷奶奶们也不吝啬，总是给孩子们一块削好的苹果、鸭梨嘛的。孩子们吃完了一抹嘴儿，就冲着板棚子开始唱：“烂红果，一大堆，先尝后买不吃亏。”老人们也不生气，笑呵呵地干自己的活，第二天孩子们来要，照给不误。     治安大街西口与首善大街丁字相交，西北角是一家私人买卖，作箍筲的生意，生产木盆、木便盆儿、水筲、卖雪花落儿大木桶之类的产品。西南角是一家饭馆，就是我前面曾提到过人们排队买大饼的地方。沿街西侧有三轮社、三轮社职工宿舍，住的都是单身汉，很多都是四五十岁了。三轮社宿舍隔壁是一家钟表店，主人是一对聋哑夫妇，能修钟表，也能修手表。再往南就是一座青砖大宅门，高屋建瓴，磨砖对缝，颇为恢宏，一直到下一个路口处。     治安大街与首善大街东北角是国营的大肉铺，兼卖鱼虾和肠子、肚子之类的下水。东南角是合作社，值得写一笔的是，当年卖鸡蛋要用一个装着灯泡的小木箱把每个鸡蛋照一下，凡是泻黄的鸡蛋决不卖给顾客。还有是一种出售食油的计量器，把一根带着若干小孔的不锈钢管插入整桶食油当中，然后根据顾客油票的数量，按下相对小孔的铁楔，提起手柄按下去，那油就会自动流入顾客的瓶子内，四两半斤不差分毫。

在门口围观，看里面的人（运动员？）漂亮的大虎头、二虎头（虎头肌），和身上凸起的大块儿（胸肌）。再向南是一家磨房，一间大房子，一座大石磨，一头小毛驴，一个老人家，就是这里的全部。这家磨房是个老字号，远近闻名，据说当年的玉生香等糕点店都在这里加工江米面一类的原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里基本就停产了，后来改合作社隔壁是国营胜利香糕点店，负责这一片居民凭副食本购买的一些食品，例如过年时的瓜子、花生、杂样儿（把干货干果掺在一起出售），以及中秋节的月饼，凭粮票购买的糕点等等。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胜利香花一毛钱就可以买四块酥皮点心，水果糖一分一块，奶油糖二分一块，酥崩豆五分钱一大包……总之很便宜，孩子们找大人要上二分钱，就可以到这儿买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食品，售货员照样热情接待，所谓童叟无欺。
    由胜利香往南，是一家煤场，煤厂大门口是一家小理发馆，也是这一大片唯一的一家国营理发馆，可以电烫头发，当年讲究的人都去多伦道的香山理发馆，这里则是普通人家妇女的钟爱之地。理发馆南邻是一间门脸所在，我从小到大也没弄清它到底属于一个什么单位或者机构，那是个类似于今天健身房的所在，屋里有杠铃、哑铃、拉力器，都是正宗的体育用品，不是当时在南市胡同里随处可见的石锁、石墩子，男孩儿们经常站成了切面加工点。磨房南侧是一家比较大的汉民饭馆，也是当地接人待客经常光顾的老字号。
    饭馆对过的西北角是一家小酒馆，店堂内少有桌椅，酒馆门口有一个推车卖五香大果仁儿的小贩，一毛钱一包，味道绝对正宗。来此喝酒的大多是三轮车夫、搬运工和一些长年老客。酒客们在附近买上点杂碎，来张大饼一卷（大饼直径大约五十公分，重量大约二斤左右），间或来包大果仁儿，到小酒馆的柜台前买上一壶白干儿，拎着酒壶坐在酒馆门口的台阶上，或者附近的便道牙子上，一口酒，一口肉，吃起来看。更有甚者，就站在柜台前，来上二两白干，一扬头儿，“滋溜儿”一下就进去了，然后抻抻脖子，瞪瞪眼，咂摸咂摸嘴儿，完事大吉。
    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市井小说《俗世奇人》中有一段写“酒婆”，与这家小酒馆当年的情景别无二致，每逢与他人谈起大冯的作品，或者谈起南市的酒馆，总是觉得是一码子事儿，总觉得他写的就是这家小酒馆，所以特地摘录了一段，供读者品味。
    酒馆也分三六九等。首善街那家小酒馆得算顶末尾的一等。不插幌子，不挂字号，屋里连座位也没有；柜台上不卖菜，单摆一缸酒。来喝酒的，都是扛活拉车卖苦力的底层人。有的手捏一块酱肠头，有的衣兜里装着一把五香花生，进门要上二三两，倚着墙角窗台独饮。逢到人挤人，便端着酒碗到门外边，靠树一站，把酒一点点倒进嘴里，这才叫过瘾解馋其乐无穷呢！
    这酒馆只卖一种酒，是山芋干造的，价钱贱，酒味大。首善街养的猫从来不丢，跑迷了路，也会循着酒味找回来。这酒不讲余味，只讲冲劲，讲嘴赛镪水，非得赶紧咽，不然烧烂了舌头嘴巴牙花嗓子眼儿。可一落进肚里，跟手一股劲‘腾’地蹿上来，直撞脑袋，晕晕乎乎，劲头很猛。好赛大年夜里放的那种炮仗“炮打灯”，点着一炸，红灯蹿天。这酒就叫做“炮打灯”。好酒应是温厚绵长，绝不上头。但穷汉子们挣一天命，筋酸骨乏，心里憋闷，不就为了花钱不多，马上来劲，晕头涨脑地洒脱洒脱放纵放纵吗？
    由此可见大冯才是真正的天津娃，有生活啊。
    过了富贵大街口，路东直至多伦道是原来的利民食品厂，路西是几座相邻的青砖大楼房，一直延绵到保安大街口处。再向前，就到了首善大街与甘肃路的交口，那就出了南市了。
    （之三完，明天继续）

古月胡

真好！等着看下集！

我是小叮铛

回复 36# 爱冬
                  好看，爱看！等候继续！

爱冬

南市绝唱之四•东兴大街

老南市东兴大街南端与华安大街成丁字相交，北口直抵南马路，大街两旁多是圆拱型门脸的青砖瓦房，走在这条老街上，处处能领略到南市的百年沧桑。这里曾是南市最繁华的中心闹市，是老天津卫和投奔天津卫穷人们谋生的宝地，更是天津乃至华北各阶层、各色人等的休闲之地，解放前后一直如此，即便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节粮度荒的困难时期，依然如故。旧时，此地人声鼎沸，摩肩接踵，闻名遐迩的天津“三不管”即坐落此处。东兴大街南端，是南市里赫赫有名的“东兴市场”，此街便是因它得名。
天津卫有一句老话“不到南市逛一逛，白到天津走一趟”，但如果到了南市，不到东兴大街转悠转悠，那肯定是一个特大的遗憾。就说这东兴市场大门前的丁字路口处，俗称“小市场”，无论白天夜晚总是

闹异常，各色商贩应有尽有。
大街东侧的一排小门脸，多是镶牙、修脚、治瘊子、点痦子的诊所。当年跟着老辈人逛南市时了解到，东兴市场有一位姓刘的先生专治瘊子，不管什么瘊子，他先在患处抹些自治的药水，再用香火烫一阵子，然后用指甲一掐，立马就掉，保证除根，人送绰号“瘊子刘”。这人在整个天津城都享有盛名，很多人慕名前来诊治。
    大街西侧多是出售小吃的摊贩，人们最感兴趣的自然也是这一边。我少年时常到这里玩耍，记得当时南头第一份买卖是卖清真水爆肚的老人，一个大号煤球炉子，上面座着一口大铁锅，那水永远是哗哗地滚开着，升腾起一股白色的雾气，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大徐树卿，兼卖河螃蟹、麻蛤，洗得十分干净，并且决不出售‘陈货’，变味了的东西，宁扔不贱卖。”由此得见，我们的前辈虽然处在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但他们做人和做事的规矩，比今天商贩们的不规矩行为要强百笊篱，从抓起肚丝到入锅出水、加调料、放芫荽，直到递到您手里就好像是变戏法，转瞬间一气呵成。
    使用龙嘴大茶壶是卖茶汤、油茶的，看着掌柜一手端起放好米面的大碗，一手顺势将大茶壶倾斜，随着滚烫的开水从大茶壶龙嘴里喷泻而出，那大碗也迎着开水逆流而上，水满了，面茶熟了，撒上芝麻盐，掌柜利落地把一个方头的小竹铲插入碗中递到你面前，简直就是一场精湛地艺术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放眼望去，卖五香大果仁的，卖煎焖子的，卖扒糕的，卖炒螺蛳的，卖羊杂碎的……各色小吃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至于这些吃食的质量问题，已故民俗大家张仲先生在他的《老三不管的小吃》一文中写到：“久居‘老三不管’的王喜增老人对我说过，当年‘老三不管’的小吃摊，很注意食品质量和卫生，他观察过。如‘爆肚徐’倍呢。
    大街上还有其他各色买卖，当然都是撂地开张。
    有拔牙的，地上一块白布上，放着大约千八百颗牙齿，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据知情人说，这些牙齿包括牛、羊、猪、狗都有，自然也有人牙在其中，但是不是他拔的不敢肯定，于是乎，就想起来刘宝瑞先生相声《拔牙》中用二踢脚做手术的情形，看来艺术家创作还是很有根据的。
    有点痦子的，也是铺一块白布，上面画着一张很大的人脸，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痦子，这种地摊一般很少有人问津，但是只要有人上前咨询，便立刻会有人上前围观。有一次，我也挤进人群看热闹，听那摊主洋洋洒洒地讲各个部位的痦子：长在颧骨上的是滴泪痦，对人不利；长在两个眉毛当中的是美人痣，又称二龙戏珠，不可以摘除等等。看来这门技术还是有一定的讲究，听他侃侃而谈，似乎也不无道理。
    还有卖烟丝的老人。说是烟丝，其实都是捡别人抽剩下的烟头。那时候的烟卷没有过滤嘴，摊贩在一根小竹杆上绑一根缝衣针，整天在南市里转悠，见到烟头就扎起来，都不用哈腰，然后一个一个地剥开，凑成一份一份地摆在一块小纸片上出售。那年月好像人们也没有尼古丁、传染病这些概念，此等烟丝也不乏买主，价格当然也就是仨瓜俩枣的事。
    以上说的都是 “坐商”，东兴大街上还有 “行商”。
    卖大糖堆的，扛着一个用稻草束成的草把子，上边插满了各种大糖堆，有冰糖红果的，有橘子红果的，有红果豆馅的，有冰糖山药的，还有山药豆子的，一边走一边吆喝：“堆儿呃——”
    有卖药糖的，挎着一个分成若干小格子的玻璃盒子，里面是花花绿绿的各种药糖，一边走一边唱：“卖药糖，哪位吃药糖，仁丹那个嗦啰蜜和密柑橘，红果败火烟台梨，要吃嘛味儿，橘子味儿地香蕉，杏仁茶糖——”津味十足，悠远绵长。
    有卖耗子药的，打着一个白布做的三角小旗，上面画着几只大小老鼠，此等商贩低头走路，不抬眼皮，只是不停地用沙哑的男低音吆喝：“耗子药，耗子药。”声音短促，不拉长音，干净利索。
    还有算命的先生，身着一件长袍，手里一个小铜锣，边走边敲，声音很小，决不惊世扰民。我曾经见过一位算命先生，很神秘地把客户拉到胡同背静的地方，面授机宜。由此猜想这种先生或许与摆卦摊那些人张扬地招揽顾客有所区别吧！不懂，这事儿有待研究。
    我在文章前面，提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这里的繁华情况依然如故，此话并非虚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往前出生的人们，还都记得统购统销年代，买东西不但要用钱，还必须凭各种票证。每人每月油票五两（困难时期仅为二两），麻酱票一两，市民口粮定量二十八斤到三十斤，其中粗粮百分之七十、细粮百分之三十，每人每年布票一丈七尺三寸、线票二两，有正式工作的工人干部可以领取到工业券……那时候你钱多也不能多买东西，因为商店里的布匹、食油都是根据当地居民总额配给的。
    然而就在东兴大街，当局明令禁止买卖的各类票证，都可以买到。记得当时倒卖票证的人有一句“广告词”，叫作“粗地细地全国地，油地布地工业地”。其中前一句说的是粮票，后一句说的是食油票、布票和工业券，这工业券可以用来购买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等工业产品。此行为虽然属于非法，但却给平民百姓们打开一扇方便之门，例如有老人、病人或坐月子生小孩妇女需要加强营养的人家，都会派人“冒险”来到此地，买一点自己需要的票证，以解家庭燃眉之急。那为什么只是平民百姓才光顾此地呢？答案很简单，那些社会知名人士、政府官员每个月都会享受额外增加的“特供”票证或指标，犯不着来这儿找麻烦。就这样，计划经济年代统购统销的冰河，在东兴大街上悄然撬开了一条裂缝。
    就是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砸烂一切封资修”的“文革”时期，这里也未曾寂寞，老邮局门口的邮票交易“市场”、热带鱼交易“市场”，屡屡被造反派、红卫兵砸毁，但却常年不衰。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紧俏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东兴大街似乎又恢复了昔日繁华。
    写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分，停止手中的键盘敲击，点上一支香烟，望着那袅袅升腾的烟雾，思考着此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自从旧社会有了南市，到新中国的人民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后粮食、商品逐渐解放，东兴大街是否一直就“三不管”呢？
    从东兴市场大门的丁字路口向北几十米，路西有两个胡同口可以抵达南市“三不管”。路东则是一条大胡同，我记得叫东兴三十条，提起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二年，我在呼和浩特铁路局铁路文工团做相声演员，当时刘文亨老师演出了一段相声《百花盛开》，团领导很感兴趣，就派我专程回到天津学习。我通过同学张士杰的父亲、相声演员张振岐伯父介绍，到刘文亨老师家学习。我记得那是一个大四合院，大门很气派，刘先生当时在东北角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居住，屋里地界儿不大，比较拥挤。得知来意后，刘先生立刻给我找出一本《天津演唱》，上面有相声文本。接着他又叫进来魏文亮老师（好像当时他们住一个院内），为他量活给我示范，并嘱咐我哪一段活怎么使，还特意在书上作了记号和说明。两天后，我再次登门回课，刘先生对我的表演表示满意，并嘱咐我：这个段子属于“柳活儿”，唱段比较多，如果在内蒙地区演出，可以更换一些当地的演唱形式，对此我谨记在心。回到单位后，便按照刘先生的嘱咐，将其中的一段天津时调改为内蒙二人台，果然满堂的喝彩，效果极佳。此后的年月里，每次走进南市，路过那条胡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向内张望……此文写到这个地方，不由就想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彼时情景历历在目，故此落笔记录，也算是对刘文亨先生这一代老艺人德艺精神的缅怀和纪念吧。
    继续前行，就到了东兴大街与清和大街相交的路口。这个路口的东北角是副食店，东南角是清真饭馆，两家买卖直到拆迁前一直营业。需要仔细说的是这个路口的西南角，原来是一家布铺，店名叫什么似乎大家都未曾注意过，因为掌柜绰号“白傻子”，故而称其为“白傻子布铺”。说是布铺，其实也是以卖碎布头为主。东兴市场里卖布头的摊贩一家挨一家，但以白傻子吆喝最出彩，他是连说带唱带比划，总是能招揽到很多围观的买主，最拿人的销售手段是买大块儿饶小块儿。要问为嘛买东西还饶东西，他就说都是布铺剩下的零头儿，不值仨瓜俩枣的。事实却非也，老人们说过，他都是把整匹的布，一块一块扯碎了，为的就是多卖布，等买主到家一合计，也许并不便宜，可当时往他摊前一站，让他铁嘴钢口一白乎，怎么听怎么觉得实惠，忍不住就往外掏银子。看来还是老话说得好：“买的不如卖的精”，白傻子其实一点也不傻。当然，他的铺面内也有整布按尺码出售，但价格可就贵多了。据说当年相声演员们经常到此看他吆喝卖布头，可能也是在寻找创作灵感吧。清和街口到慎益街口这一段，重点需要记载的有几处。
    其一，坐落在路东侧东兴大街93号的群英戏院。戏院占地面积七百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一千余平方米。1920 年，由开发东兴大街的东兴房产公司建立了群英书馆，后改为群英茶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更名群英影院，以放映电影为主。四十年代更名为群英戏院，主要演出什样杂耍（曲艺、相声、魔术等）。观众厅是长条椅子，每条坐四到五人，能容纳七八百人，楼上还设有包厢。当时的名演员小岚云、魏喜奎、侯宝林、郭启儒、荣剑尘等曾在此演出。1945年后改演话剧，主要演员有陶露萍、霍克家、徐家华、叶秋心等，演出形式多样活泼，丰富多彩，很受群众欢迎，在南市里是上座率比较高的戏院。
据史料记载，1945年，群英戏院经理郝样金进京约来在京盛极一时的郭荣启与于俊波搭档，在群英担纲“倒二”相声，其代表节目《打牌论》、《学讲演》、《杂学唱》、《汾河湾》、《卖布头》等博得了内外一致的好评，誉满三津。当时，前场有张伯扬的单弦，魏喜奎的奉调大鼓，由京韵大鼓名家小岚云攒底，故而群英戏院的演出场场客满，如火如荼。
    1947年，相声大师马三立脱离“兄弟剧团”，首期演出便是与侯一尘先生在群英戏院献艺，开创了“文哏”相声的新篇章，其代表作《夸住宅》、《西江月》、《暗八扇》、《吃元宵》等，深得曲艺爱好者的认同。此时，正值日寇投降不久，马老又演出新段《打日本》和以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为主的《西江月》，讽刺了日伪罪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重视与赏识。
    解放后，群英戏院收归国有，由市演出公司按月统一安排剧团，半月轮换一次，剧种较多，京剧、梆子、评剧、曲艺、杂技等轮流上演。改革开放后，增加了录像厅、小卖部、豪华台球室，之后改造为滚轴溜冰场，2000年初，整体出租改为舞厅——群英大舞厅。2008年被彻底拆除。
    其二，群英戏院对面原来是上权仙影院旧址。1912年，原法租界权仙电戏园经理周紫云，因租界地租金太高，在南市东兴大街租借东兴公司地盖起了当年所谓华界最豪华的仿古式电影院。舞台设施与戏院相同，设有上下场门，戏桌戏椅，下场门设场面席。因为当年人们习惯称租界地为“下边”，“华界”为“上边”，故而影院改名为“上权仙影院”。上权仙临街两侧是两米高的铸铁栅栏，门内是宽阔的方砖地面，专门用于停放包月车。庭院两层楼高的屋顶罩棚。门内是售票大厅，两侧有入场门。楼下为池座，设有近百张黑亮亮的大漆八仙桌，每个桌子围放着6个凳子，凳子红漆腿，有黄帆布垫子，边上有长板凳。楼上设有包厢，包厢内是两个带坐垫的木椅，备有茶壶茶碗。包厢围子和舞台两侧还画着各种形象的神仙，栩栩如生。在其北侧又连建了杨记照相馆（与日租界鼎章照相馆同期开业，是天津最早的照相馆之一）。同时还在影院前厅楼上开设西餐厅，名曰“洋饭店”。1916年，因洋饭店烟道不慎失火，上权仙影院连同照相馆、西餐厅都在火灾中付之一炬。1918年，周紫云用保险赔款加上多年的积蓄，在荣业大街选新址重建影院，仍称上权仙影院（即后来的淮海影院）。
    其三，解放前后，群英戏院对面有一家天津老字号“天昌酱园”，自制的地葫芦、酱瓜、韭菜花、辣椒糊（读“户”）以及各种酱菜很受南市的居民欢迎，后来天昌酱园搬到和平路63号，在人民剧场对过。天昌酱园以北是两户卖膏药的门脸，主家姓梁，是回民，主要出售治疗跌打损伤类的膏药。
这就来到了慎益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一段街面商号集中，我们分东西两侧讲述。
    先说西侧。
    路口西南角是一家规模中等的理发馆，在南市里是数得着的买卖，其技术与设备亚赛于多伦道、新华路口的香山理发馆。
    路口西北角是原南市全聚德鸭子楼旧址，到拆迁时为富华浴园。鸭子楼的前身是饭馆十锦斋，为南市里开业较早的二荤馆，经营家常便饭，菜肴品道是纯厚的津味，以八大碗席最为著称，如溜鲫鱼、炸飞禽、炒全蟹、炒虾扁、扒野鸭、拆烩鸡、十锦锅子等，还有人们喜吃的单勾卤、老虎爪、家常饼、烙馅锅贴、家常面汤等，应有尽有，脍炙人口，名噪一时，是天津人最喜爱最熟悉的饭馆。当年在十锦斋楼上，还有家南市唯一的清唱茶社——畅春园，也值得记上一笔。
    鸭子楼向北是一家两间门脸大小的玻璃店，也是南市里唯一的玻璃店，谁家需要都要到此购买。计划经济年代，购买玻璃时单位需要介绍信，大批购买时需要有指标，比如学校的门窗维修就得到相关部门申请指标。想起来好笑的是，当时居民们购买玻璃、灯泡等物品要使用副食本，一直弄不明白这规矩是打哪儿趸来的。
    玻璃店的北侧当年是山东风味饭馆——同福楼。同福楼门面不是特别出众，但里面的布局相当讲究，中间一座天井，老式电扇悬挂，楼梯扶手、屋门雕檐都古色古香，可谓精美。当年同福楼的饭菜质量和服务水平是数一数二的，在南市大饭庄里榜上有名，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解放后这里一度是旅馆，之后是小学校，再之后成了医院（挂两块牌匾“和平区清和医院”、“和平区安定医院”），到拆迁时这里是 “南市地区平房改造项目拆迁指挥部”，一家著名的老字号，以 “指挥的身份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同福楼的北侧不远，是一条比较大的胡同叫做“荣福巷”，这个胡同口有一处公共厕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坚持到这条街道被夷为平地（2008年夏），因为拆迁的民工们每天都要使用，可以说它是东兴大街最后的见证者了。厕所北侧就是从同福楼里搬迁出来的原东兴市场小学，它几经变更，到南市拆迁时竟然成为了东兴大街上的“荣安街小学”。

小学校毗邻的就是东兴街104-108号南市百货商场（1960年前为公私合营的群众商场），是在老广和楼戏院旧址上建起来的。群众商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五和商场、世界商场、泰康商场并称为天津四大商场。当时市场内还放映电影，据南市的老人们回忆，商场后部的老影院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里面摆的都是长条凳，能容一百多人。那时上演的影片有石挥主演的《关连长》、田华主演的《白毛女》以及前苏联神话片《奇异的种子》、《棉桃》等等。散场后，大家都从通向广和楼后胡同的影院后门离开。     说起广和楼戏院，始建于清末民初，在当时能容纳千余观众看戏，后因设计不合理倒塌，之后原地又建起了第一舞台。第一舞台有一个特殊的设施，那就是 “转台”，使用人力推动，可以在不间断演出中更换布景，使剧情一气呵成，当年可谓天津首创。那时上演的剧目有《艳阳楼》、《英雄义》、《大白水滩》等，还有《狗报恩》、《小上坟》等“转台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曾在日记中提到了在天津南市广和楼看话剧的事情。那是1912年6月10日下午，鲁迅先生和好友齐寿山到达天津，先在齐的族人家安顿下来，晚上便到南市的广和楼观看现代话剧，但不凑巧的是话剧因故未能开演，二人只好到丹桂园（南市影院）观看旧戏。第二天下午，鲁迅和齐寿山到天乐园（北马路天乐茶园），又一次观看了旧戏。     时间到了2008年夏天，南市商场店面拆除后，后边露出一座高大的青砖建筑。这建筑面向东兴大街的白灰墙上，仍可清楚地看到写于1950年至1953年之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红色大字，与这八个大字重叠在一起的依稀还有“群众商场”四个大字，显现出老戏院的不尽沧桑。     南市商场的北侧是两间门脸，与增兴德斜对面，是一家中药铺，把着东兴大街和荣吉大街的西南角，荣吉街口西北角是计划经济时期的菜市场，直到拆迁一直如此。 再说东侧。     东兴街口和慎益街口的东南角最早是一家比较大的糕点鲜货店，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玉生香在此处经营（后来搬到玉壶春处），东北角旧时是永安茶庄，到南市拆迁市为正兴德茶庄分号。     永安茶庄北侧就是天津赫赫有名的登瀛楼旧址（同福楼对面）。史料记载，登瀛楼开业之初，在南市建物大街华楼附近，此后由于种种原因，1920年停业。1924年在南市东兴大街103号新址重新开业，股东康振甫等人启用服务员王桂为经理，王桂上任后，在“生意经”上大做文章，制定了“铁的制度，严格要求，高超技术，精细核算”的经营策略，克服了种种艰辛和困难，使登瀛楼鹤立鸡群，声名斐然。     登瀛楼旧址的北面有两家专门出售烟叶的小铺面，然后是东善巷，胡同北面依次是老南市照相馆、老南市邮政局（东兴大街55号）、老南市先锋旅馆。     上世纪的几十年中，南市里的居民照像一般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这里的南市照相馆，另一个是多伦道上的兄弟照相馆。至于和平路上的鼎章、新联、中国照相馆，除非有大事儿，一般很少光顾。那时候的照相馆很负责任，照相以后第二天要看“样子”，也就是毛边的样片，顾客可以提出一些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地方，摄影师会根据顾客的要求对底片进行修改，然后再出样片，满意后才冲洗正式照片交付顾客。南市照相馆的布景、摆设很齐全，西湖风景、西式洋房、天津海河、沙发、茶几、太师椅等等，任由顾客挑选。     南市居民对东兴大街唯一的老邮局也充满着情感，尽管南市离和平路百货大楼对面的邮政局也不远，但是人们宁可在这里排队，邮寄包裹、发挂号信、打长途电话。每逢过节过年，这里排队打电话的人很多，两三部长途电话应接不暇。这里也承揽发电报，但是要经过一次周转，由业务员用电话传递给电报局总台发报，所以人们发电报一般都到河北路的电报局大楼，那里不需中转，发报速度要快一些。     先锋旅馆的北面，在南市商场（早年为广和楼）对过位置，曾是一家天津老字号所在，那就是万顺成小吃店。万顺成是一家专卖津味传统食品的早点铺，后也经营中晚餐。它以嘎巴菜、八宝莲子粥、米饭著称，另有面点，如蒸食、炸果子、开花馒头等等。由于受到百姓欢迎，又在南市口牌坊北侧处（日租界内）、辽宁路隔开一处分号（法租界老天祥后门）。辽宁路的店面至今仍在营业，只不过店名改为“京津小吃店”。     这就到了东兴街口和荣吉街口的东南角了。这个把角是南市里比较大的糖果糕点店——永园春，居民们俗称鲜货铺，卖水果、糕点、糖过、干果等食品。它的南邻原是一家水铺。     街口的东北角是清真饭馆增兴德。增兴德有五间门面和进身，以羊肉烫面蒸饺为主，兼营酒和冷荤，好吃不贵，经济实惠。这个饭馆由开业至解放后一直兴旺不衰。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东兴大街南起慎益大街北至荣吉大街这一段开辟为服装市场，主要经营服装鞋帽等纺织产品，同样的东西，在百货公司、劝业场卖几十元，到这儿十几元便可拿下，便宜将近百分之五十，当时大胡同商业区尚未成熟，对于每个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工薪阶层，这里无疑是首选之地，自然也就人流如织、热闹异常了。     再向前，就进入了东兴大街的最北端，这一段街面在八九十年代有两个商贸市场。一个是成立于1987年的东兴街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北起官沟街南至荣吉街，主要经营农副产品和水产品。另一个是成立于1980年的南市旧自行车交易市场，坐落在官沟街，东起东兴大街西至荣业大街，主要经营旧自行车辆交易。 此外就是坐落在北口路东的长城影院了，这儿最早是冰窖赵家的一处冰窖（赵家另一处冰窖在闸口街东南角，后建成同庆茶园）。民国初，赵家见南市逐渐繁荣，遂将冰窖改建成    一座戏院，取名天喜舞台，后经营不善，转兑平安公司接手改演电影，更名为上平安影院，此后再次转手，曾上演京剧、小戏等。“文革”后是实验曲艺团的专用演出场所。 旧时在这一段路面，还曾经有过几处值得一记的商号。     其一，上平安影院对面的文华斋酒馆，以卖酒为主，备有大批锡酒壶，一两一个（老秤十六两计量），柜台前设梯形货架 ，上面排放着二三十盆各式酒菜，售价两三个铜板一小碟。文华斋最拿手的饭菜是坛子肉，其味道香美，风味独特，非他人可及。     其二，还是在上平安影院对过，有一家陈傻子包子铺，那包子质量绝不亚于狗不理，尤以肉皮包驰名天津，凡包子上加有红点的即为肉皮包，是这里的特色食品。据现代医学分析，肉皮对美容十分奏效，如果今天这家饭馆还在，那肯定会受到各路美女的青睐。     其三，东兴市场与南马路交口处有一家“夺天巧西服店”，主要承揽加工，手工制作。店主将自己的店名用一幅长长的布标高悬在街口，其店名和宣传方式极为夸张，可谓东兴大街北口的一道亮丽风景。     另据记载，当年的“午报社”，初创时设在南市东兴大街（位置不详），后迁至金汤大马路（建国道与今胜利路交口处）。创办人为津门著名报人刘孟杨。刘孟杨，字伯年，天津人，生于1877年，卒于1943年。清末秀才。1902年在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任主笔。1912年开始，先后创办了《白话晚报》、《白话晨报》、《白话午报》等系列报纸，三份报纸各有一个小社论栏目，名称分别为“晨钟”、“午炮”、“暮鼓”，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给予评论，使用近于口语色彩的白话，因此赢得了市民的欢迎。其中《午报》还以副刊见长，设有“家常便饭”、“茶花”等专栏，主要刊登以天津当时发生的社会新闻为素材的通俗小说，如《南皮双烈女》、《杨三姐告状》等。     一条大街，走过兴盛衰落，历练百年春秋，在天津建城六百年之际，告别了自己的舞台，寿终正寝，只留下三朝五代的不尽人生，使人回味无尽…… （之四完，明天继续） 爱冬：字体太大重叠了，帮你改小了。子牙老韩

古月胡

谢谢爱冬！又让我们重读了一次：

南市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