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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郭沫若——谈谈口译工作中的花絮 刘德有 2011-6-17
编者按：2010年9月17日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题为《我的人生与中日友好交流——选自刘德有影集》的图片展。在展览会开幕前，中国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向200多名日本观众发表了讲演，题目是《记忆中的毛主席、周总理和郭沫若——谈谈口译工作中的花絮》。以下是讲演全文。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多朋友在百忙中拨冗出席，我谨向各位表示衷心感谢。在图片展开幕之前，主办者要我讲一点什么，所以我想就这里展出的照片，谈谈我做口译工作中的一些花絮。 我最早参与对日工作是1951年春在我的家乡——大连。二战结束后不久，大连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并创办了为人民政府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子弟开办的学校——大连日侨学校。人民政府派我到这所学校教中文，这便是我从事对日工作的开始。想来，经历了60个春秋。转过年——1952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参与了面向日本的综合性杂志《人民中国》的创刊，从此我搞了长达12年的笔译和编辑工作。当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还处于民间交流的阶段，在日本，要求日中友好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要求恢复邦交的国民运动也此起彼伏。 随着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的增多，日本代表团相继来访中国。中国也开始向日本派出代表团，——虽然为数还不多。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些口译人员。我本人一方面做《人民中国》的笔译工作，另一方面常常被临时借调到接待部门去做日常的口译。后来，渐渐地开始做重要会见和会谈的口译。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日本代表团，是1954年7月在出席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会议之后返日途中来访北京的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团员中有后来分别担任总理大臣、众议院议长和外相的中曾根康弘，樱内义雄和园田直。当时，人们称他们为“青年将校”或“少壮派”。 如果说在我的人生中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郭沫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会见日本朋友时，屡屡担任过口译工作。 那时，我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刚来北京不久就担任如此重要的任务，简直就像做梦。 一个人的命运，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不可分的。这样想来，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 当时，像如此重要的会见，都由国务院外办统筹安排。根据工作需要，外办便向外文出版局《人民中国》编辑部借调我去做口译。 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做口译，不同于一般的口译，每一场都感到很紧张。我本人也是从“实习”开始，经历了从失败、失败、再失败，到逐渐熟悉这样一个过程。 第一次给毛主席做口译 我第一次给毛主席做口译是在1955年10月。由于过分紧张，一上来就出了纰漏。 那是10月15日的下午5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会见厅里摆放着一张长桌，上面铺了一块白色台布，看上去，简朴、大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陈毅等中方领导人坐在外侧，日本客人在内侧落座。我被安排坐在团长旁边。我从大连来到北京后，只是在国庆节的时候，从天安门广场远远地眺望过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但是坐在毛主席对面，近距离地看他的面容，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大概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吧，我感到全身僵硬。 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先向日本客人让香烟。团长说：“谢谢！我不会吸。”毛主席风趣地说：“不吸烟？好。你的道德比我高尚。”说罢，自己点了一支香烟，用那难懂的湖南口音说：“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种。” 如果我当时按字面老老实实地翻译，就什么问题也不会发生，但我想把“人种”译作“种族”，结果，很糟糕！由于心脏在蹦蹦跳，慌乱之中我竟把“种族”说成“民族”。 真不愧是周总理！在场的周总理听到我的翻译错误，立刻纠正说：“不是‘民族’，而是‘人种’。”——我更加紧张，陷入不知所措的“恐慌状态”。就在这时，坐在长桌边上的出生于东京、会讲东京土话的廖承志急忙坐到毛主席身旁，微笑着说：“我来，我来”，就自告奋勇地担任了这一场重要会见的翻译。我感到十分惭愧，但心情比先前轻松得多了。 会见的时间，包括翻译在内，持续了三个小时。对于我来说，这是学习口译的绝好机会，我全神贯注地听毛主席的谈话和廖承志的翻译。廖承志的翻译，不仅日语流畅，而且很传神，该俏皮的地方俏皮，该严肃的地方严肃，使日本客人能够感受到毛主席的讲话既有很深的哲理，又风趣、幽默，引起了他们阵阵笑声。 当时，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毛主席说，美国的“手”很长，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各国人民一定会把美国的“手”顶回去。朝鲜战争时，中国“就顶过美国的‘肚子’……” 廖承志把毛主席说的“顶”，译作“突き飛ばす(tsukitobasu)”。应当说，译得很传神，非常恰当。但是，廖承志在译到“顶”字时，稍微迟疑了一下。毛主席忽然发现自己在讲话中用“顶”这个词，可能不好翻译，便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顶’字怎么翻呀？不好翻吧？”说罢，自己笑了。廖承志微笑着说：“可以翻。” 这一天，毛主席兴致特别高，他纵论天下大事，旁征博引，运用辩证法谈了如何对待核武器和世界大战以及世界和平等问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961年10月7日上午11时。 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前来参加国庆盛典的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教育代表团等日本友人。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住在北京的、人们称为“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 站在门口迎接日本朋友的毛主席，这一天身着深灰色的中山装。他红光满面，一头乌发，显得比往常更加精神。 廖承志站在毛主席身旁一一介绍来访者。 毛主席边与客人握手，边亲切地询问：“你是第一次来中国吗？” 不消说，在温馨的气氛中我做翻译的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教育代表团中有一位客人告诉毛主席他是搞儿童文学的，毛主席听了，风趣地说：“那你是安徒生的朋友喽！”那位日本客人异常兴奋，赶忙说：“今天见到毛主席，是我人生戏剧的最高潮。” 勤政殿的客厅很大，正面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红色地毯上，摆放着藤椅和藤茶几。在中国国旗前合影后，毛主席随手拿起茶几上听装的“熊猫”牌香烟，向24位日本客人每一位都让了一支。客人当中有人不吸烟，但是毛主席的盛情多难得啊，便把接过来的香烟珍藏在上衣口袋里。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日本代表团的这次访华，是在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后一周年时实现的。在这一年当中，日本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声浪中，岸信介内阁垮台，池田勇人就任了首相。 毛主席对客人表示欢迎后，操着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开始发表了“朋友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那篇著名的讲话。 “你们是真正的朋友。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广大的日本人民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通过实践，可以辨别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毛主席的讲话，总是海阔天空，谈笑风生。像我这样水平的人是无法企及的。特别是在翻译时很怕毛主席引经据典，讲一些不熟悉的成语、谚语。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毛主席在谈话中引用了中国一句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进入我耳朵里的是浓重的湖南口音：“wu yi lei gyu yin yi kyun fen”。如果用普通话来说，就是：“wu yi lei ju ren yi qun fen”。由于没有听懂湖南话，我紧张得脑子轰地一声，不知如何是好？ 在场的廖承志看到我的窘相，又一次助我一臂之力。用日语说：“類は友を呼ぶ（rui wa tomo-wo yobu）”（同类呼友）。 哦，原来如此！的确译得好！佩服之至！ 后来，我查了一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出处是《易经》。 “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1962年1月2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会见了以铃木茂三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这一次也是安排我去做的翻译。 宾主落座后，毛主席带着赞赏的口吻突然说：日本社会党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党,是一个有战斗性的“奇怪”的党。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指日本社会党旗帜鲜明，坚决反美。 铃木茂三郎在致辞中谈到，日本人民掀起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之后，新上任的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一上任，就积极地开展对日本工会和知识阶层的工作，借此要削弱和瓦解从1960年初高涨起来的反美斗争。 毛主席对铃木的讲话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问在座的廖承志：“赖肖尔的名字，英文怎样拼？” 我知道毛主席一直在学习英文，所以，毛主席问赖肖尔的英文拼法，是不奇怪的。 廖承志把拼法写好后，让另外一位陪见人确认了一下，便送到毛主席手中，说：“赖肖尔的名字很罕见，看来，不像盎格鲁撒克逊的后裔……” 毛主席在谈话中向代表团着重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在谈到各个历史时期参加革命的人数时说，现在年轻的党员大量增加。毛主席一面说，一面把脸转向我问：“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1956年。”我回答后，毛主席对客人说：“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入的党。” 在谈话过程中，代表团团员、军事评论家石桥政嗣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毛主席善于用兵，所以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请问，读的是什么兵法？是《孙子兵法》嘛？” 毛主席笑着回答说：“我不是靠看书本打仗。靠书本是打不赢战争的。我是边打边学。” “您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吗?” “革命前没有读过。后来读了。克劳塞维茨的著名论点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句著名的论点，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所以还记得，使我能够顺利地翻译出来。译完，不觉松了一口大气。 毛主席问我名字，并问“你有德没有德？” 进入1962年，为毛主席做翻译时，有两次我被问过姓名。 第一次是1月3日晚，毛主席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那一天，日方出席者还有安井郁的女儿和在北京常驻的西园寺公一夫妇。中方有廖承志和王晓云。 我比客人早一步来到会见厅。也许我在毛主席看来是生面孔。毛主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德有。” 在一旁的廖承志介绍说：“是今晚的翻译。” 我同毛主席“对话”，这是第一次。像我这样的“小不拉子”，毛主席是不可能记住名字的，但尽管如此，我也感到很高兴。
第二次是1964年7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社会党系统的五个代表团。 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我进会见厅看到，毛主席和乔冠华、赵安博等人坐在藤椅上等待着客人的到来。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身穿一件短袖白衬衫。我的这一身打扮似乎跟当天的庄重气氛不协调。我只好安慰自己：我不过是一个翻译，着装可以不必太讲究。 按惯例，那一天还另外配备了一位译员。毛主席知道我要担任那一天的主要翻译，便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前面已经说过，1962年1月3日毛主席在会见安井郁时曾问过我的名字，但他不可能记得，这也不奇怪。 我回答：“我叫刘德有。” “德有？你有德没有德啊？”毛主席问。 听父母说，我的名字是出生后请私塾的先生起的。据说出处是《论语》中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摘取了其中的“德”和“有”。按汉语的习惯,应该是动词在先：“有德”。但是，私塾的先生却按《论语》的语句顺序，定为“德有”。也许在毛主席听来不像汉语，觉得挺别扭的，便问了“你有德没有德？” 毛主席这一问，使我不知怎样回答才好。自己不好说“我有德”，但又不好说“我没有德”。正在发窘时，赵安博从一旁说：“他品质很好。” 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可以”和“马马虎虎” 我最后一次为毛主席做翻译，是在1965年8月26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几批日本青年代表团。我在这前一年，作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常驻东京。当时我因休假正好在北京度假。那一天，我得到通知要我去做翻译。 有400多名日本青年聚集在大厅里，而团长和主要人员则在另一间屋子里，等待着中国领导人先行会见。 不一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郭沫若、刘宁一等人来到这间屋里。中国有这样多的领导人一次出面会见日本青年，是罕见的。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是多么的重视中日青年交流。 常驻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夫妇和驻京的西园寺公一作为陪见人也被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简要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讲完后，毛主席请日本朋友发言，问：“谁有什么要谈的？”也许由于砂间书记在场，日本青年们不好意思开口，都保持沉默。过了一会，砂间书记打破沉默，说：“主席身体好吗？” 毛主席说：“还可以。” 我把“还可以”译作日语“まあまあです。（maa maa desu,）” 毛主席听见“まあまあです。（maa maa desu.）”，便模仿“maa maa”，说：“马马虎虎”。 这引起了在座的中国领导人一阵愉快的笑声。我立即又把“马马虎虎”译成另外的日语。 然后，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移到另一个大厅，去会见那几百个名日本青年。这次会见结束后，我又回到东京。不到一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为毛主席做翻译，这竟成了最后一次。 “日本没有虎吗？” 下面，再谈谈我为周总理做翻译的一些情况。 我为周总理做翻译，最初也是从“实习”开始。我在几次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的现场，集中精力观察周总理讲话的内容、神态以及发音的特点。当时在中国领导人中，周总理的话最接近普通话，很容易懂。但是，个别字的发音也有独自的特点。例如，“矛盾”，一般读作“mao dun”，但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却读作“mao shun”。我觉得奇怪，回家查了字典，才知道“盾”同于“楯”，古音读作“shun”。周总理是按古音把“矛盾”读作“mao shun”,而没有按现代音读作“mao dun”。 有一次，周总理会见日本关西经济代表团。在谈到日本向东南亚渗透的问题时，周总理说，“东南亚人一听到‘日本’，就‘tan hu shi′t bian’。” “tan hu shi′t bian”？什么意思呢？在那一刹那，我没有听懂。 周总理把“色”读作“shi′t”,因此我把“色变”错误地听成“事变”。但，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分析，判断讲的不是“事变”。我开始犹豫，不敢往下翻，便停顿了下来。 周总理诧异地把脸转向我，问：“怎么？日本没有虎？没有‘谈虎色变’的成语吗？” 我一下子领会周总理说的是“谈虎色变”，便赶忙翻译过去。 想来，我的这次“失败”，一来是由于不熟悉周总理的发音特点，二来是由于平时对国际形势学习不够。应当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在那一时期，周总理不止一次地在对外宾的谈话中，谈到这一问题时使用过“谈虎色变”这个成语。只是我到后来才知道这一情况。 什么是“阮玲玉”？ 我在翻译中遇到困难时，周总理亲自向我伸出过“援助”之手，如今这已成为难忘的回忆。 “阮玲玉”。 当我从周总理的口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心里着实发慌。“Ruang Ling-yu”，到底是哪几个字？我脑子一片白。 这是1957年3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周总理会见以著名导演牛原虚彦为团长的日本电影代表团。在谈话中，出现了“Ruan Ling-yu”。这个人是谁呢？ “Ruan ling-yu”，是上个世纪20年代在中国曾红极一时但又遭受不幸命运的女演员阮玲玉。对于这位超级女明星，中国人太熟悉了。然而，由于我当时还很年轻，况且出生在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大连，对于中国内地上海的情况不甚了了，又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尤其糟糕的是我对于中国电影界的历史和明星漠不关心，所以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阮玲玉。 “这便如何是好？” 我心中焦虑，急切地盼望着有谁能助我一臂之力。没想到周总理看我译不出，很为难的样子，便在我翻译用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写了三个字“阮玲玉”。也许总理觉得字迹潦草了点，怕我认不出，在本子上又一笔一画地写了一遍。我照着汉字译出，说：“げんれいぎょく（gen rei gyoku）”时，牛原等人频频点头。看来，他们早就熟悉这位名伶。不知道的只有“不学无术”的我。 “应当让年轻人懂得历史” 会见结束后，周总理把中方陪见人和我留下来，说起我翻译中“卡壳”的事。 周总理说，“应当让年轻人懂得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割断历史，不好。” 周总理的这一教导，指出了当时社会上一般不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历史教育的倾向。或者说只强调重视革命历史教育，而忽视进行全面的历史教育。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周总理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和教育。周总理的批评，一针见血地触及了我的弱点，同时又给我明确地指出了努力方向，使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周总理当时留下宝贵字迹的本子，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每当我拿出本子，看到周总理那具有特点、饱含殷切期望的手迹时，总是感到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鞭策我，鼓舞我。 我在工作中深深感到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要求严格，但同时又特别关心翻译人员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成长。周总理希望翻译人员能多学习和掌握政策，多了解情况，多熟悉业务，并指示有关方面为此给翻译人员创造必要的条件。 有一次，周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批日本客人。接待班子的负责人孙平化带着我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先一步到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总理，以便向他汇报。周总理来到福建厅落座以后，孙平化便开始汇报。当时我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翻译，而且顾虑所汇报的内容我听了不知是否方便，就选择一个离汇报的地方稍远的位子坐下。周总理发现后，用轻松的但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 “你过来坐嘛！你也来一起听一听。你怎么自外于人民啊？” 周总理的关怀，使我在进入那一场翻译工作前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对我做好当天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别开生面的“车中会谈” 在谈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时，我们自然会忆起周恩来总理和众多日本方面的“掘井人”。如果要我举出其中一位代表性的人物，我要举出松村谦三先生。 因为松村谦三是一位在中日邦交未恢复前的那段严峻时期，推动中日关系由“民间往来”向“半官半民”阶段发展的日方有功人士。 从1959年到1964年，松村谦三总共三次访问中国，与周总理进行过多次会谈。我担任了这些会谈的翻译。 松村谦三战后第一次访华，是在1959年10月。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在法律上尚未结束，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但是，民间的交流在加快发展，经济往来自不待说，文化交流也已开始。中日之间的往来有了相当的进展。 然而，1958年5月在长崎发生的日本右翼分子污辱中国国旗的事件，彻底破坏了中日两国间已经出现的友好气氛。不消说，这是当时的岸信介内阁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于“长崎国旗事件”的发生，中日两国间好容易建立起来的交往渠道几乎全部中断，剩下的只有中国方面向日本中小企业提供“照顾物资”这条细小的渠道。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从1959年起，日本一些有远见的政界人士忧虑中日关系的现状，开始展开活动，以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位到中国来访问的有影响的日本政界人士，便是前首相石桥湛山。那是1959年9月的事情。紧接着就在当年10月，松村谦三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率团来华，其目的是要打开当时的僵局。 说到松村谦三的第一次访华，应当大书特书的是那场著名的“车中会谈”。10月25日上午，周总理陪同松村谦三一行，乘坐特别安排的专列前往位于北京西北的密云水库参观，在列车上举行了“周恩来、松村会谈”。 这趟专列从北京出发时就挂有一辆公务车。列车启动后不久，我陪同松村先生来到这辆车厢。车厢内布置得像一间客厅，秋日柔和的阳光透过车窗射进来，显得明亮、温馨。我看到周总理已经等候在那里。根据双方约定，中方陪同人只有廖承志，而日方没有安排陪见人。这是一次深入的会谈，日方后来把这次会谈称为“车中会谈”。 周总理和松村谦三利用往复北京、密云间的各两个小时，就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周总理对岸信介内阁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动向明确表示了反对，同时，强调说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松村说日中两国有两千年的友好传统，他表示不希望把现在这样的不幸状态持续下去，应当早日恢复正常关系，并且强调说日本愿意与中国一道为世界和平而努力。但是，松村却极力为岸信介内阁进行辩护。 有一次在会谈中，松村表示担心中国强大后会成为威胁。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样发展下去，会变得很强大”。松村用的日语是“恐ろしく大きな国になる（osorosiku ookina kuni-ni naru）”。 我想，在外交场合，翻译要严密、准确，就机械地按字面把这句话译为“中国会变得可怕的大”。也许日语的“恐ろしく大きい”，只意为“很大”，而没有“可怕”的意思，但我把它译作“可怕的大”。 这样，就引出了周总理的一段阐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话。他说：“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因此，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绝对不会侵略别国。中国怎么会侵略日本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由于我的翻译不甚恰当，竟使会谈稍微偏离了方向。正因为这是一场重要场合的翻译，我深感自己的责任。不过，我当时很不严肃地自己安慰自己，暗暗地想：由于我翻译的不准确，反而引出了周总理关于和平外交政策那一段富有哲理的谈话，这岂不是“歪打正着”嘛？当然，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这次会谈中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松村先生总想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方面完全同意了日方的主张。对此，周总理明确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人，松村先生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成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怎能都一致呢？不一致是自然的，不可能全都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中日两国实行和平共处，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是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周总理态度明确，毫不含糊。真不愧是周总理！ 松村谦三的第三次访华，为中日贸易从民间的友好贸易发展成为民间的长期贸易奠定了基础。紧接着，高碕达之助率团来北京，于同年11月9日与廖承志之间签订了“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据此，取廖承志的“廖（LIAO）”和高碕（takasaki ）的字头“LT”二字的LT贸易—— 一种新型的中日贸易问世了 在这一基础上，1964年4月松村谦三第三次访华。为了顺利进行“LT贸易”，日方通过与周总理会谈，商定互设常设的贸易联络办事处，并且商定两国新闻界渴望已久的互换常驻记者事宜。双方就这两项事宜签订了协议。 1964年8月，以孙平化为首席代表的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纪尾井町建立，同年9月29日，中国的7名新闻记者（我是其中的一员，中方保留了两个名额）抵达东京。同一天，日本的9名记者到达北京。从此，中日之间战后第一次实现了互换新闻记者。 松村谦三的三次访华，把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推向“半官半民”，应该说，这是具有画时期意义的。而1972年实现中日恢复邦交，也是有赖于“半官半民”所奠定的重要基础，我想，这样说是决不为过的。 这里，我想插一段话。大家很想知道周总理是否曾想过访问日本？记得，我在做翻译的过程中，周总理曾关切地询问过京都附近的琵琶湖的情况。还有一次，在欢迎高碕达之助的宴会上，高碕问周总理：“您可否在适当时候访问日本？”由于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周总理回答说：“现在不可能。不过，法律上有‘假释’，如果总理可以‘假辞职’，我就可以去。” 由此可见周总理的心情。仅仅是由于当时不具备周总理访日的条件。后来，中日建交有了这个条件。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很快就签订，周总理很有可能访问了日本，但遗憾的是这个条约竟拖了6年之久，于1978年才签订。而周总理在此之前于1976年已经去世。这实在是令人感到遗憾！ 从郭沫若访日想到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50多年前，1955年12月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的一件往事。 我当时是随团的译员。郭沫若一到日本就提出要去北镰仓,为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扫墓。那时还年轻的我，开始很不理解郭沫若为什么要为一个日本人扫墓? 大家知道，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受到旧政权的迫害，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亡命日本，住在千叶县的市川市。1937年7月发生芦沟桥事变，郭沫若只身逃出日本，回到中国，投身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留在日本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受到日本政府的政治迫害，在经济上也陷于极度的困难。夫人被宪兵抓去，一家人进退维谷时，岩波茂雄到市川市找到郭沫若的长子，表示要负担一家的生活费和孩子们上学的费用。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更何况会被说成“通敌”和“卖国”。然而，岩波茂雄却丝毫也没有犹豫。 遗憾的是，岩波茂雄在新中国诞生前三年，即1946年故去。对于郭沫若来说，岩波茂雄是未曾谋面的恩人。郭沫若要利用相隔18年访日的机会，去为从未谋面的恩人扫墓。 当岩波茂雄的后人向郭先生道谢时，郭沫若也正襟危坐，感慨而郑重地说：“我虽然没有见过岩波茂雄先生，但受到他多方关照，我非常感谢。18年前，我把家属留在日本，只身回到中国，而岩波先生出资供我的孩子上学。现在，两个孩子大学毕了业，长子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次子在上海工作。我不知怎样向岩波先生表示感谢才好？……”。 说罢，郭沫若挥笔写了这样一首诗： 生前未遂识荆愿， 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 望将冥福裕后昆。 “识荆”，是久闻其名而初识面的敬词。诗的第一句“生前未遂识荆愿”，是说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未能实现与他见面的愿望。第二句“逝后空余挂剑情”，是说我本想向岩波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先生却已不在人间了，只得现在到墓前补上。这一句用了一个典故“挂剑” 。“挂剑”的典故出自《史记》和《蒙求》。春秋时，吴国的王子季札使鲁途中，来到徐国。徐君见季札所佩宝剑，很是喜欢，但未能说出口。季札虽然看出徐君的心思，但由于是在历访各国途中，不能把剑送给他，就离开了徐国。回国时，季札想满足徐君的愿望，便又来到徐国，但徐君已经故去。季札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了却了自己赠剑的心愿。这一句，是说我本想向岩波茂雄先生当面表示感谢，但先生却已不在人间了。 最后两句“为祈和平三脱帽，望将冥福裕后昆”，是说我在岩波先生墓前祈念和平，并希望他的子孙后代能获得幸福。 我认为，这段动人的佳话是为一般人所不大知晓的中日交流史中的宝贵一页。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先人为构筑今天的中日关系付出了艰辛努力。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毫无疑义，彼此都要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在两国人民的交往中，我认为“情”也很重要，在发展今后的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中，“情”是不可缺少的。 说到中日关系，我深切地感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中，民间交流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日中友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民间的“草根运动”。中日关系能够取得像今天这样的局面，正是凝聚着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掘井人”的心血。迄今为止的两国交流的历史证明，中日友好的基础正是广大两国人民的友好。对于这样得来不易的中日友好的果实，两国人民有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去加倍地爱护和珍惜，而没有一条理由去损害它。 今天，中日关系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了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时期。在新形势下，两国的民间友好交流是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而已经过时？依我说，不能这样看。 民间外交，无论在推进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继续发展，在教育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加深相互理解和信赖，消除两国间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制止和反对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活动方面，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毋宁说，两国的复交使人民间的友好活动有了更广阔的交流渠道，而且更加增强了这种活动的力量。我认为，今后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要在坚持中日关系的原点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中日民间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从而继续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课题。 21世纪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应当是和平、友好、合作、发展，而不应该是不友好、不合作、反目、敌对。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应该追求的目标。这次举办图片展，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和愿望。如果它能对今后的中日友好交流多少起一点作用，那将是望外之喜。
来源http://tokyo.cccweb.org/cn/sy/fxzg/797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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