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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人的大连情怀 --------------------------------------------------------------------------------
来源:大连晚报 编辑:姜巍 时间:2010-06-13
图片说明:本报记者(右)采访韩树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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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唐榕
图/首席记者 李传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从68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大连东渡扶桑求学,除了中间五年在家乡任教外,他的大半生都在外地。他的口音当中,已少有大连乡音了,可他对家乡的热爱却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近日,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就是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教授。
A寒门学子一跃成为“天下秀才”
今年正逢“米寿”(八十八岁)之年的韩树英,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前牧城驿村人。韩树英家境贫寒,父亲识字不多,母亲是文盲,但他们却非常重视儿子的教育,将儿子送进西岗“公学堂”(大连一中现址,是日本人办的殖民地小学)学习。
韩树英天分过人,学习成绩优异,甚至连学堂的日本老师对他也另眼相看。因此,在日本老师的推荐下,从“公学堂”毕业后,韩树英考取“大连中学”(沙河口军人俱乐部现址)。这是一所专供日本人子弟就读的中学,只有极少数成绩优异的中国人子弟能被录取。
1942年春,韩树英考入“一高”。
“一高”,是东京大学的预科,当时日本大学的学制是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当年日本学生都以考取“一高”为荣,在日本,能考取“一高”的学生被称为“天下秀才”,许多日本政商要员,都出自“一高”。与韩树英同年进入“一高”的,就有曾任丰田汽车社长的丰田章一郎(其子丰田章男是现任丰田社长)。当时大连有四所专为日本人子弟办的中学,而每年敢于报考“一高”的学生不过二三人。
B在东京“一高”
韩树英考取“一高”,可谓一举跳龙门,他的父母对于这个独生子更是寄予了厚望。
“一高”的留学生素来就有集会的传统。开学一个月后的5月4日,“一高”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五四纪念会”,作为新生的韩树英也受邀参加。会上,来自国内各地的留学生们纷纷上台发言,他们慷慨激昂,大讲“五四”运动的过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新文化运动。这些内容是韩树英闻所未闻的,他感到,自己以往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大连所受的教育,缺少了许多内容。为了补上这一课,他加入了中共影响下的秘密组织——读书会。
这些书今天说来,韩老还记得清清楚楚: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夫人的《西行漫记续集》、史沫特莱的《华北前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中寄语》和《萍中忆语》;鲁迅、茅盾和巴金的小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当然,也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等。
这些在国内公开场所都难以见到的书,怎么会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心脏——东京呢?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和夫、郭博,也是“一高”的学生,郭沫若从国内得到的鲁迅等人的书籍,被兄弟二人转送给了读书会。二是读书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周幼海,他是大汉奸周佛海的儿子,比韩树英早一年进入“一高”。他反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思想进步,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在来往国内与日本之间不受日本宪兵的盘查,因此便可由上海携带进步书籍到东京“一高”。
那时,韩树英书桌上明面上摆着数理化教科书,手里看的可都是进步书籍。读书的同时,他开始参与留学生中的抗日活动。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趁“一高”和东京工业大学留学生举行足球赛的机会,留学生们举行集会。当时正逢日军进攻长沙,造成众多中国军民死伤。集会上,全体留学生起立,为死难的前方中国将士默哀三分钟。
C投身疆场
韩老回忆说,日本当局对留学生中涌动的抗日活动并非没有察觉,他们会派日本教授参加留学生的集会,以“掌握情况”。随着东京形势的严峻,中共地下组织动员留学生们回国。1943年底,韩树英回到大连,准备与国内抗日根据地接上关系后,投身抗日疆场。
至今让韩树英难忘的是,在“一高”与他同宿舍的一位台湾林姓同学,也想与他一道回国参加抗战,只是考虑到林姓同学只会讲一口闽南话,回国后难以通过日本宪兵的盘查进入抗日根据地,只好放弃。可令韩树英没想到的是,在回国的轮船上,他在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发现了林姓同学偷偷塞进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踏上了伟大征程,我的心中充满了羡慕。”韩老说,台湾的留学生接触到了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后,爱国心表现得也很强烈。
为了不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韩树英回国后不敢报户口,整天躲在牧城驿老家乡下只等着远方的消息。终于,他接到了先期回国探路的同学吉晋生的来信:“医学书已经买到,我在北京等你们。”这是联系好进入根据地的暗号。
进入抗日根据地并非易事,要经过日本宪兵的层层盘查。当时从东北进关必须有旅行证或劳工票,韩树英当时是托人办了一张假劳工票。可他这个白面书生,刚出山海关,就被一个日本宪兵用手指点着额头说:“这小子有点气派”。
临近根据地的最后一道关卡,韩树英手里拿着那张假劳工票,满怀忐忑地与吉晋生排队候检。这时,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一个日本宪兵发现吉晋生穿着的“一高”制服,高兴地用日语喊:“你是‘一高’的学生,刚从东京回来吧。”吉晋生一面答应着,一面指着韩树英说:“这是我‘一高’同学”。二人在日本宪兵的满眼敬意中,没经检查就通过了关卡。没想到,“一高”的名气,让韩树英虎口脱险。
就在韩树英秘密进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后不久,日本宪兵队三次扑到他在牧城驿的老家搜捕他。原来,“一高”出事了。
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除了中共的抗日地下组织外,还有国民党的抗日地下组织。1944年5月,因国民党地下组织不严密,“一高”的几名留学生被逮捕,相继株连到其他进步留学生。
D家乡解放后出任“学界领袖”
苏军出兵东北解放大连后,请中共速派一个市委书记和民政局、教育局两个局长来。市委书记、民政局长自不待言,为什么单单还要点出教育局长呢?原来,当时大连的“最高学府”——大连高中的学生,嫌在敌后坚持了八年抗战的八路军“土”。
学生们只看到了八路军“土”的一面,可不知道八路军中还有“洋”的。于是,韩树英受命回乡。
韩老当年在大连高中的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韩树英当年风华正茂,那个帅劲儿,一亮相就镇住了那帮高中生。再一讲话,那叫一个高屋建瓴,连平日里最能言善辩的刺头,都挑不出半个不字来。
回首当年那段激情岁月,韩老倒不认为完全在于自己的个人魅力。他说,他只是从高中生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也是用读书会的方式来转变学生思想的。在他的影响下,大连高中一大批优秀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当中,有后来出任驻日大使的杨振亚、大连市委书记毕锡祯、解放战争中写下《木船打败敌舰》的战地记者戚龙德。
E促成大连——福冈包机航线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大连市教育局长任上的韩树英进入中央党校。此后历经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种种政治风云,他从未停止事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1978年7月15日,韩树英撰写了《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发表于《理论动态》,并很快于7月23日被《光明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在这篇文章里,韩树英鲜明地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这一论述,对推动此后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起到了重要作用。几天后,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的同志说: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的抗日名将王震,委派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组团访问日本。阔别东京四十载后,再次访日归来。韩树英于1985年组织曾经留学日本的各界人士,成立了大连市中日友好学友会,并出任名誉会长,为大连市对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大连并未有与日本直通的航线,直接影响了大连的改革开放速度。当时大连市的领导找到韩树英,希望他能促成此事。韩树英不负众望,通过自己当年在“一高”的日本同学的关系,开通了大连——福冈的包机航线,为大连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今日谈及此事,韩老还是非常兴奋,他说,为了感谢他对故乡的这一重大贡献,当年他回大连探亲时,当时的市长魏富海请他住进了棒棰岛。
F故乡情怀
“故乡”一词对于韩树英有着不同寻常的含义。当年他进入“一高”后,选修的是第一外语德语和第二外语英语,每周都有许多课时。每当课文中出现“故乡”一词时,韩树英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
从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离休后,韩老受聘为中央党校终身教授,仍主持重大课题研究。与此同时,他还抽出时间与精力,关心家乡的史志与文物,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投身于抢救流失海外的大连文物的工作。他说,这叫做“义不容辞”。
■韩树英小传
韩树英同志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前牧城驿村人。1942年留学日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秘密外围读书会的组织和活动。1943年底回国,1944年3月从大连去延安途中,留在晋冀鲁豫太岳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从事培养干部的教育工作。“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被派回大连工作。1946年在大连任市立高中校长。翌年起任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1950年去中央党校进修,留校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现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他从事党校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60年,桃李满天下。
原文:http://www.dlwb.com.cn/news/detailnews.htm?id=3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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