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正年轻（有添加）

冰团战友

      

人生就像初雪过后的田野，你所选择的路，都将清晰地留下每一个脚印。                          （丹尼斯·威特利）fficeffice" />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腾，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奥斯特洛夫斯基）     

   

 

那时我们正年轻

 

——关于知青岁月的记忆

 

1、哺育我的学校和文化宫

 

我们全家是跟着伯父和爸爸，从沈阳迁厂来到齐齐哈尔市的。新厂是一家兵工厂－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我就是在这家保密工厂的子弟学校从小学读到了初中，文革后下乡到兵团的。

我们学校条件很好，尖屋顶的四层教学楼有暖气，操场很大，冬天上体育课是冰上项目，带鞋的黑龙牌冰刀那可是国家名牌，由学校统一发。

老师中有许多当时国家很宝贵的大学生，风华正茂的她们是随丈夫从全国各地来到北国名城齐齐哈尔，又到学校任教的，教学水平那是相当地高。到了初中赶上苏联专家从工厂撤走，国家二级翻译成了我们班的俄语老师，想想我们当时真幸运！

留在我记忆中的还有我们厂的工人文化宫。当时凡是有苏联专家的企业都要建设这种带舞厅的比较豪华文化宫。舞厅很大，是弹簧地板。

我平生第一场电影就是在这里看的。影片的名字好像叫《两个巡逻兵》。后来还有《五彩路》《马兰花》《宝葫芦的秘密》《大闹天宫》《云雾山中》《沙漠追匪记》《小兵张嘎》《渔岛之子》《林海雪原》《海鹰》《海魂》《秘密图纸》《羊城暗哨》《聂耳》《在战火中永生》《宋景诗》《十字军》，当然也有《五朵金花》《乔老爷上轿》香港影片《假少爷》……多去了，让我看的如醉如痴。儿童影片让我产生无尽的憧憬和遐想，战斗故事片给了我勇敢和坚强，反特影片让我们警醒，外国影片让我开阔了眼界，爱情故事片让我心里萌生一种莫名奇妙的涌动，这些奇思妙想使我的大脑空前的丰富起来。

我在这里召开的学年大会上第一次上台演奏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说来惭愧，是被老师同学有预谋地推上舞台的，他们还偷偷从我的家里拿来了笛子。把我弄得十分狼狈，满脸通红，曲子都不知怎么完成的，竟然还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表现得那么臭，我后悔死了！

作为小学合唱团的成员，我还上过这里和市少年宫的舞台，穿戴着骄傲的白衣服白裤子红领巾，演唱的曲目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担任指挥的是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她当时是班里的文艺委员，长得很漂亮。人长的漂亮一生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在这里就不提了。

“在破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得茅草房……”忘记了这首歌的名字。

每逢周末，这里都有工人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演出水平就是现在看来也还是很高。别忘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中央企业，那可是集合了当时全国的精英。普通车间里都不乏回国留学生高级工程师的身影。

每年一到“五一”“十一”“春节”文化馆组织舞会游园活动。已经工作的大姐二姐穿上“布拉吉”去跳舞，我们从家长手里拿到五颜六色的游园票，去猜灯谜做各种小游戏，玩得别提多开心了。记得我最乐意参加的项目是“汽枪射击”，用真的汽枪打气球，射中就有奖。得回的奖品都是一些小玩具。每次从文化馆回来都能够开心好长一段时间。

下乡以后，即使回家探亲上街经常路过，也难有进去的想法和机会了。在这里参加过为一个同学父亲冤案平反昭雪的大会。

返城后一次到这里看电影，见到了一位久别的小学女同学，她的哥哥还是我的兵团战友。可能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场，都有一点不好意思，仅仅是远距离地相互笑笑，彼此点了点头。

当时男女同学见面能够大大方方说句话，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留在心里的感觉却是美好而难以忘怀的。毕竟我们童年都有相同的梦。

这就是童年以来 “火星文化宫”留在我心里的深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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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瓜地军管了fficeffice" />

 

 1968年夏天，即将上山下乡的同学，我们仍然三天两头地到嫩江去游泳。

嫩江东岸是我的家乡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齐齐哈尔原名卜奎，应该是清朝以来的塞外名城。过去曾有“沙打卜奎，狗咬奉天”之说，清政府和后来日军入侵，都把齐齐哈尔作为重镇，解放后还曾是黑龙江省的省会，“一五”和“二五”期间有多家重点项目建在了此地，其中有被周总理称作国宝的东北重机厂和专门为“两弹一星”生产特钢的北满钢厂，有生产大型数控立车，在七十年代还是国家一机部的先进典型的第一机床厂，有拥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马恒昌的第二机床厂，以及和平、建华、华安等生产武器装备的兵工厂，这些有一两万名职工的企业都是国家重点企业。我们家就是随父辈从沈阳迁厂来到齐齐哈尔的。“文革”前齐齐哈尔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列全国第17位。改革开放以来，以沈阳为首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计划经济的“后果”，由于历史的贡献，国家至今还念念不忘。

快要分手的同学，正值十六岁的花季年华。今天准备过四道江，到对岸去玩玩。大家在泳裤外另外扎上牛筋腰带，每人腰带上别着匕首当时红卫兵都有的叫“文攻武卫”和一双塑料凉鞋。对岸的目标是梅里斯农场的一大片后来知道是23亩瓜地。头年我们去过，看瓜的爷爷看到渡江过来的我们，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让我们在瓜窝棚里就座，怕我们拌坏瓜秧亲自提着篮子给我们摘瓜吃。瓜是真甜哪！由于沙土地和光照时间长，齐齐哈尔的瓜是有名的好吃。爷爷让我们随便吃，因为先熟的瓜品种好，要求我们把瓜子集中甩在桶里准备来年当种子。真是吃惯的嘴跑惯的腿，今天我们又来了。

哪知今年我们来晚了，比我们先来的某校红卫兵跟爷爷吵起来，把爷爷的瓜窝棚给拆了，这帮得寸进尺的混蛋，这么好的爷爷都欺负。爷爷说什么也不干了。你想想，正值盛夏，一大片瓜地哪能须臾的失守。我们看到瓜地里人和瓜一样多，后果那就可想而知了。当天梅里斯农场就报案了。

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有更多的游泳者过江吃瓜，白吃谁不吃。当时公检法属于军管会管理，有时民兵也参与。令吃瓜者没想到的是，瓜地旁埋伏了一个连的军队，一声哨响，神兵天降，当即捕获五十多人。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公开哄摘没人管理的瓜，加上法不责众，加上有些是红卫兵、有些是造反派，都是革命群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集中十天办学习班，每顿饭两个窝窝头，亲友托托人，都放了。倒霉的仍然是赔本的国营农场。

这件事，下乡以后才见到报道，说是一小撮流氓歹徒过江偷瓜，让公安抓获了。幸亏那天我们没有去！好人和坏人距离其实很近。有时就是一念之差，有时自己还没醒过味儿来，就有了“历史”。此事让我时常感到惭愧，虽然没去践踏瓜田，毕竟吃了不要钱的瓜。虽然爷爷待我们很好，毕竟有人欺负了老者。虽然他们不是我们，毕竟都是渡江过来的。虽然此红卫兵不是彼红卫兵，毕竟有的红卫兵做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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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年一次抓捕小偷的特殊经历fficeffice" />

 

那是在1968年11月，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兵团了。这几天同学心里就像长了翅膀，三五成群地相约到街上采购简单而又必要的生活用品，大家有一种既兴奋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心情。

十六岁，花一样的季节，思想单纯得如一江清水。最留恋又难舍弃的是可爱的嫩江水——齐齐哈尔市的母亲河！我们可都是在停课闹革命期间每天步行十几公里的路程，在那里学会了游泳，是江水哺育造就了我们强健的体魄。

走在北国名城齐齐哈尔的街道上，大家说说笑笑，畅谈理想，憧憬未来，回顾同窗之谊。我们的父辈都是建国初期举家从沈阳市一家兵工厂迁厂来到齐齐哈尔市的，居住在工厂的家属区。同学少年同在这所兵工厂的子弟中学就读，大家小学就在一起，直到中学毕业，共同经历小学、初中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互之间分外亲近。

当时，我们三个好朋友一块儿从第一百货商店出来，看到街上围着一圈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卖“大肥皂”的。当时物资匮乏，肥皂凭票限量供应。这种“大肥皂”是黑龙江肥皂厂的下脚料，碱性大，洗衣服很“去泥儿”，论斤卖。我们在一旁看热闹，还没有决定买与不买。

记得那天很冷，我的两只手揣在妈妈做的棉袄口袋里，在齐齐哈尔的冬天我们就是这样的打扮。这次我的手刚刚从口袋里拿出来，又要放回去。奇怪！忽然感到口袋里多了一只手，在自己的口袋里抓住了一只陌生人的手腕子。转过头一看，“手”属于一个成年人，身着流行的烟色卡其布夹克衫。想必他是掏到了我的学生证，看到没钱又放了回来。他冲我笑笑，又点点头。示意我识趣点儿，放他一马，我遂不情愿地把手松开了，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为什么要选择退却？”“可恶的小偷，你太小瞧人了！”

我想起曾经被偷八块钱的经历，这可是妈妈给我买棉帽子的钱啊，数目也不算少了！当时不是非常痛恨小偷吗？同时考虑很快就要下乡了，也不怕他报复。对！应该抓这个小偷，为民除害。心里权衡一下，就把同学叫到旁边小声告诉他们，并嘱咐先别直接看，免得惊动他。经过商量，大家同意共同抓住教训一下这个明目张胆的小偷。我当年曾是“红卫兵”的小头头，同学都听我的。“你们两个去公安局报警，我留下盯住小偷，别让他跑了。”

同学来到公安局。当年“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行使公安职权的是“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组成基本上都是工厂造反派抽调的产业工人。当他们听说同学是跑步来的，还埋怨他们为什么不坐公交车。这里应该声明，同学不是怕花一角钱的车钱，而确实想不到坐车，就是想到了，估计也怕等车会来不及。

话分两头，这边我现场亲眼看见小偷掏了三个人的钱包，又向马路对过汽车站走去。“坏了，他要跑掉！”

来了一辆公共汽车，果然他向车门挤过去。“这分明不是要走掉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恨的小偷，在他挤车的时候，又在掏人家的口袋！很快我有了新的发现：他是乘人们急着上车失去戒备和注意力分散的节骨眼儿上掏包。后来知道这是一种小偷惯用的手法，行话叫“挤车门”。一场虚惊！原来他不是想跑掉，也没有发现暗中盯梢的我。我可以放心地继续在一旁“履行职责”。

过去两辆公交车，又来了第三辆。车上下来的正是我的两位同学和几个陌生人，估计那就是让人佩服的便衣警察。

同学问“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用眼神把目标指给他们并简单地说明了情况。为了表示红卫兵的勇敢，我说“动手吧！”但被“便衣”拉住了，“这样会失去证据”，还是警察经验老到。

看到小偷又一次撩起一位抱小孩儿女子的外衣，把手伸进她里面衣服的口袋。“便衣”出手了，一个“单踢儿（会摔跤的人明白）”把小偷撂倒，又照头上踹了一脚，断喝“明白了吗？！”小偷顿时傻眼，乖乖就擒。“嘿！干脆利落！”

记得好像叫来一辆吉普车把小偷带走了。警察让我们和那位差点被偷的女子也一起分别乘车来到了公安局。

进入一个较大的房间里，警察让我们写笔录。我这是头一次见到这东西。后来“搞外调”，在工作队“搞案子”常常用到这种专用格式。小偷看到我们尤其是看到我后，如梦方醒，他清楚知道栽在了我的手里。我深知小偷最痛恨的就是我了。尽管文革中“造反”、写大字报、组织游行、参加大串联，自认为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现在想来当时只不过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写笔录要求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我们有些顾虑，要知道文革中流氓歹徒行凶报复的事比比皆是。考虑很快就要下乡离开这座城市，就不那么害怕了。

小偷刚开始不愿意交代，警察说“开导开导他！”于是他被带到另一间房里，我的一位好动手的同学上去就给他一个嘴巴，警察阻止了，说这样“挂相”。但这些“警察”（实际是造反派），把他衣服撩起来用三角带抽，只一下，他乖乖求饶，彻底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

得知他是“伊拉哈”人，离我们要去的兵团五师坐火车只差一站地。啊哟，我们还是有点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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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团战友

4、可爱的上海战友(上)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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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25日夜里，我们从齐齐哈尔火车站乘坐一列平时闲置，没有暖气，照明也不好的专列，26日清晨天刚亮，到达兵团五师所在地－嫩江县境内的双山火车站。当时站台上人很多、很乱。接我们的46团军务股现役姜参谋和刚从部队转业的老谢，手里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名单，点名分配连队。我们班九名同学分为三处，我被分配到了五连。我一直把这天做为我们上山下乡的纪念日。

兵团的汽车队设在团直，十几辆“解放CA-10”几辆罗马尼亚制造的“布切奇”和前苏联生产的“嘎斯－51”，统一调度，集中运粮和运送大宗物资。连队的日常交通运输主要靠胶轮拖拉机，“尤特兹－45”型号为主，时速在35公里左右，这种拖拉机被扣上用铁皮自制刷上红漆的驾驶室，大家习惯叫它“小红车”。“小红车”牵个拖车，连队拉货领材料和拉人都用它，这可是连队的宝贝。普通战士平常想要出门，就靠搭乘“小红车”，或者马车，或者拦截拉货的汽车，但能不能坐上全看司机高不高兴，要是得罪了司机后果便可想而知，步行几十里是每人都有过的经历。那时的汽车司机可都能找上漂亮的媳妇。

我们把行李放在拖车车厢里，行李上再坐上人，突突突突，就拉着我们走向社会，走向屯垦戍边的征程，虽然不是“大漠孤烟直”，却也是驶上了前程未卜的路。

经过六十里沙石道，也穿过一大片次生林到了我们的连队。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的黑色。土地黝黑黝黑的，房子土房居多，也是黑的。还好，连部有几栋砖瓦房。一栋是连部办公室，一栋是食堂，一栋是新盖的宿舍。对了，麦场的种子库也是砖瓦结构的。连队也像过去所有的农村一样，有一股马粪味儿。刚闻到不习惯，时间长了还会感到挺亲切。

我们就被安排在新建成的宿舍里。新盘好的炕还冒着潮气，墙是雪白的，刷的也不匀，横一条子竖一道子的。六个人一个屋，有一铺南炕。

第一个星期办学习班。就是由一个1964年由鸡西市来农场的老支边青年组织我们学习。介绍连队阶级斗争和“斗批改”的形势。介绍连队领导和“抓革命促生产”、“斗批改”两套班子成员。这位支边青年文化不高，但挺厚道。请注意，我称他支边青年是因为支边青年与我们知识青年身份是不同的。支边青年多数是辍学或考不上上一级学校，也有的是因为家庭子女多生活困难，选择到这里就业的。而我们是国家统一的“一刀切”“连锅端”。当时一个操着莫名其妙口音的指导员的口头禅是“我是抓运动的，生产我不管。”姓白，大家叫他“白搭”。1971年，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据传他借题发挥说“农业学巴黎公社”，我想一定是连队知青在故意编排他。他头脑清楚，知青也很爱戴他，开他的玩笑，他自己并不介意。

我们是这个团1968年接收的齐齐哈尔第四批知青，分到五连的是我们部分兵工厂子弟中学和九中的初中生共计15名。我们这一批，不知那位“接受大员”用知青安置费买了狗皮帽子发给我们，狗皮帽子保暖但不好看。没办法，不喜欢也得戴，后来一提到这段儿，有人就说“想起来了，你们就是戴狗皮帽子的那一批。”“戴狗皮帽子怎么的啦，当年“四野”就是被人称作戴狗皮帽子的解放军，他们让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
    学习班休息时间，我们跑到山脚下的空地里踢足球，我还利用课余教过大家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到了班排，我们认识了比我们先来几个月的各地知青。其中有六位上海知青四男两女，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后来知道，他们来自上海市静安区，都是老初三的，比我们高两届。

与他们结识以后，性格互补，大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连队办公室那栋平房是各连队的标志性建筑，设计图纸都一样。东西两头房山都横着盖几间，挡风又显得格局，呈“工”字形。西北和东北两个角上的两间房子由于常年见不到阳光，很潮湿，冬天尤其是晚上感到很阴冷。几名上海人苦中求乐，管那里分别叫“西伯利亚”和“东伯利亚”。“东伯利亚”我也住过，确实不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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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爱的上海战友(下)fficeffice" />

 

我们到连队时，地里的活都结束了，但并没有做到“地了场光”。麦场上选种机在选麦种和大豆种子，选出的种子要入囤。囤子是用穴子围起来的，在农村生活过的都懂。农村有些农户的囤子是固定的，兵团不是。

过大筛和入囤，难免有扛麻袋的活。遇到这种活，东北人争先恐后，一麻袋小麦160斤，一麻袋黄豆180斤，敞着口，我们抢着扛。扛麻袋上跳板成了我们北方知青的“专利”。上海战友不同，他们指了指胳膊上的红袖标“张春桥派阿拉来造反、来搞革命的，扛麻袋阿拉是吃不消滴。”听后我们哄堂大笑！这句话后来成了大家揶揄他们的话柄。

上海男生阿源，女生小马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阿源跳舞不怎么样但很投入，常常赢得善意的笑声。小马人长得漂亮，肤色很白，很单纯，说话银铃一般，能歌善舞。我还是不敢上台，在宣传队拉二胡。有一次，我用马头琴般音色的低音二胡拉起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小马不由自主地和唱了起来，大大方方，娇滴滴的南国之音，让屋里所有的人霎时都安静了下来，大家“叹为听止”，听得如醉如痴。这个场面更是永久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了永不衰减的旋律。

六个上海知青有四名男生，阿明同我一道上了大兴安岭，主动担任班里的工具员，他做的扁担、修补的铁丝筐很好用。回连队工作几年后到四连当统计，交了一个北京女生，不知后来返城去了上海还是北京。阿军留在了五连，后来上学回到上海成为一名医生。阿源、阿仪与我同在值班三连，其中阿源与我前后脚到了机关。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阿源多才多艺。爱好书画，篆刻，自修中医和日语。1978年被黑龙江大学破格录取，他面试时，流利的日语让主考官感到很吃惊。对阿源的印象今后我会独立成篇。

阿仪没有离开北大荒，娶了齐齐哈尔的姑娘。1998年纪念毛主席关于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一八”批示30周年时，战友见到了坚持扎根边疆，昔日朝夕相处的战友。有的知青还特意穿上了当年兵团战士的绿色棉上衣。看到他们，战友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两名上海女知青都留在五连，文静内秀的阿雪才能没有被人发现，几年后见过她放猪在山脚下。那名最漂亮的小马在田间排，后来当了老师，再后来嫁给了与我同上大兴安岭的齐齐哈尔男生，他们乐不思蜀，在连队过起了小日子，很晚了才离开兵团。

娶了小马的男知青铁杉浓眉大眼，心地善良，早年就没有了父母，后来跟她又从上海辗转去了无锡。据说前几年来过天津，两人都退休了，小马爱铁杉爱得还像当年那么深痴。

去年有战友重访第二故乡，看到了小马结婚时由上海托运来的五斗橱，现在还在连队老职工家里用着，大漆很亮。睹物思人，让人思绪万千！

今年我们许多当年知青将要回兵团，参加十万知青大回访，不知能否听到他们的近况。

可敬，让我朝思暮想的六位可爱的上海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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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体验放树fficeffice" />

 

到了大兴安岭，在准备修国防公路预设的路旁建好了帐篷，我们迫不及待地钻进了茂密的森林。

忽然发现这里没有林业局和林场，原来这里的森林尚属原始状态，树随便放，没人管。

也是好奇和有劲没地方使，我们选了一颗直径在ffice:smarttags" />一米左右高大的樟脂松，准备把它放倒。

当时我们根本不懂放树，更不懂要看树的重心、风向、确定上下匝。本来放树需要有刀锯，我们却用了截木头用的“快马子”。

大家轮流锯，因为技术不行总夹锯，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才锯透。可是树“坐殿了”，就是锯透的树由于平衡没有破坏，立在那里，怎么也不倒，大家害怕了。

有人说，往天上扔衣服树就会倒，大家就都把衣服脱了往天上扔，可树还是不倒。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兴安岭的天说黑马上就黑了，连队司号员也吹起了开饭的号。

这可怎么办？想回去，这里没人照看，树倒了砸着人怎么办？再说我们转身一走，树倒了，还不把我们都砸死。大家都让我这个当时只有16岁的班长拿主意。

我不含糊，“大家把衣服穿上，我喊一二三，一齐往不同的方向跑，这样即使树倒下来，也只能砸死一个。”只好如此了。

我的口令刚一发出，这帮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跑出直径50米的范围就安全了。

回到连队，照常洗脸、打饭、饭后晚点名。

睡觉时帐篷里点着煤油灯，两个铺的中间是180kg油桶改成的炉子，烧的是大块的木头，这种的炉子着起来隆隆作响，像一个坦克。大兴安岭的冬天气温零下40多度，帐篷里点这种炉子却热得穿不住衣服，可一旦火落了，能把人冻死。

战友们只穿着短裤聚在我的身旁，让我给他们讲《三侠剑》，“胜英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甩头一支；贾明金钟罩铁布衫功夫；还有飞天玉虎蒋伯芳的英雄气概……，”大家听得津津有味。要知道文革中《三侠剑》是不能看的，我是小时候看的，是线装书，满清时期出版的。

帐篷内很热，大家都没盖被子，两个铺上的人都集中在一块儿听故事。过不多久，大家还是太累了，听着听着都睡着了，剩下我一个人还在滔滔不绝、不厌其烦地讲。后来发现大家都睡着了，我也钻进了被窝……住在山上的帐篷里，四周静极了，只能听到炉子里火的声音。

忽然，睡梦中听到一阵巨响，大家都惊醒了，“山里的雷声真大呀！”但是就响了一声没再响，也没下雨，很让人纳闷。我们猜想可能是我们放的树倒了，第二天天一亮我们跑去看，果然是。

原来夜里起风，打破了树的平衡，树就倒了。这颗树立在那里看不算高，倒下来，足有20多米长。

再后来，我们都成了放树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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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营造“炮火连天”（后添加）

 

大兴安岭的战备公路修得弯弯曲曲。后来知道不仅是因为山势走向的关系，还包括隐蔽的需要。公路修好后，从飞机上往下看，公路受到森林的遮掩不容易被发现，即便发现了也是一段一段的，不便于轰炸。

修路需要在森林里先开“道引子”。大树放倒后，地面还留有大大小小的树根没法铺设路基，因此，必须把树根炸掉。我们头一回接触硝氨炸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使用方法，大锤和钢钎也是自己学着用，那时都认为知识青年无所不能。

炮眼打在树根下面，深五十公分左右，口细下面大。

为了提高效率，上午集中时间打炮眼。全班20人两人一组，每组打十个就是一百个。五个女生只能掌钎，男生抡大锤。男女搭配的组，工作进度一点也不慢。

百十个炮眼打好后，送中午饭的炊事员就来了。大锅饭有时是用拖拉机运有时是用扁担挑。一个班两只水桶，一只桶装菜，一只桶装馒头，上顿海带粉条，下顿粉条海带。晚上回去海带粉条汤，另给几段咸带鱼。七个月以来，海带、粉条、咸带鱼是不变的“主旋律”，从漠河回来后，直到若干年后，我们见到海带粉条就想呕吐。

集体伙食，食堂大师傅总是背后挨骂，“一人难称百人心”，“众口难调”，“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都是向着他们说的。

不久我得了夜盲症，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但不耽误白天出工。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过问过一次，自己也不感到委屈。说起来很可怜，六月份连续三天有“炒豆角”，眼睛就好了，豆角没有了，眼睛又看不见了。

晚上上厕所我需要有人领着，否则会被地上的树根绊倒。班里年龄最小的小隋太坏，一次他故意让我抓住一根木棍，另一头在他手里，让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也只得就范。没曾想，外面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有的女生还坐在木头上织毛衣，看到两个剃光头的中间由一根棍连着上厕所，起哄的声音让我无地自容！

在山上吃中午饭，我们另有高招。等炊事员走后，我们用搪瓷碗收刮浮在菜汤表层的油，把整桶的海带粉条倒进林子里。从山上采来“苕埽蘑”洗净放在水桶里，放上盐和油用水煮，把食堂的馒头切成片用火烤，这样比食堂送来的饭好吃。

午休就是躺在路边身下铺着棉衣打个盹。下午上班开始给炮眼装药。在炮眼的底部垫上纸防潮，灌上炸药，插上雷管和导火索，用细土胶泥封口，为了保证爆破效果装好后还要用大锤夯实，自己发明的操作流程很冒险，现在想起都后怕。

装药用了一个多小时，这时我们的精神头可就来了。先观察地形，研究点炮后的撤退方向，一般都是从上坡往下坡跑，这样省力。然后让五位女生手里拿着小红旗在两面200米处放出警戒，不许任何人经过，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人来，只是预防万一。

在放炮的现场，大家详细分工哪些炮眼归谁点和谁先点。然后各就各位，自己也要考虑好点火的顺序。为了节约，导火索的长度都是按照撤退速度算出来的。我总是在最里面，最先点并发出点火的口令。每人一根烟，我学会吸烟就是点炮和抬木头那个时期，做为大班长用别人的烟点炮不好意思，尽管工资都一样。况且补助费掖在铺底下，你要不花别人也会替你花，而且不用告诉你。

预备——点火！我们手里点着这一炮，眼里看着下一炮的位置，把自己的炮点完后，起身向山下快跑，基本是能跑多快就跑多快，直到跑不动为止。然后再各自躲在一颗大树的后面。

精彩壮观的场面出现了！霎时间炮声隆隆连成了一片，石头树根裹夹着刺耳的呼啸声飞向天空，远的还掠过我们的头上，好像来到了炮火纷飞的战场，真过瘾哪！

回去打扫战场，只见树根不翼而飞，留下的是大大小小的土坑。下班后有时还要留下几个人排除哑炮和点那没来得及点着的炮。

虽然硝氨炸药比不上TNT的当量，我们也为自己的“杰作”感到得意，连长看到我们的营造的场面后也为我们叫好。

开道引子炸树根是筑路过程中最有意思的活儿，庆幸没有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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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巍巍兴安fficeffice" />

 

记得ffice:smarttags" />1969年3月2日发生珍宝岛事件，我和战友们3月5日奉命开赴漠河，去修筑穿越大兴安岭1000华里的战备公路。那段挥之不去了的岁月让我的心灵时常感到震撼。

我们从黑龙江兵团五师出发，经过铁路到塔河、然后乘运用卡车（解放CA43）走简易公路到开库康，然后从黑龙江冰上去的漠河，当时叫呼玛县漠河公社。在中苏的界河上看着内外兴安岭上的落叶松、樟脂松、白桦树，不由产生阵阵感慨。

临出发时同学为我们送行，拿大碗盛60度玉米酒，不停的干杯。由于珍宝岛事件的背景，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势。我在学校就是班长和红卫兵的小头头，东北人又爱喝酒。也恰是同学少年，血气方刚，喝了多少自己不知道。就知道行李都是别人帮助打理的，怎么领干粮，怎么上的车自己全然不知，醉了三天，没吃东西，吐的都是黄水（可能有胆汁）。

兴安岭的三月好冷啊！气温竟在零下四五十度，戴上两层口罩还冻得流鼻涕，摘下口罩擤鼻涕，时竟然从鼻子里擤出两根冰棍。口罩摘下来霎时变得邦硬，再想戴，可就戴不上了。摘下口罩的脸，一下子一条白，原来是冻僵了，必须马上用雪搓，晚了皮肉就坏死了。

在黑龙江冰上坐卡车，气温那么低，领导怕大家冻僵了，把大家往车下撵，让在冰上跑一跑，跑热了再上车。下车后大家难免要方便一下。由于有男有女，大家只好分别往山上林子里跑，几个女生可能是地理学得不好，竟向苏联一侧跑去，大家喊了半天才听见。否则就有投敌叛国的嫌疑。

我们在北极村供销社买东西，管售货员称“同志”，她却笑不做答，眼睛直直的盯着我们。当时我们这些各地城市的年轻人还很害羞，让她们看得满脸通红。原来她们那里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生人了，何况是韶华灼灼的青春少年。

我们在供销社买了理发推子，准备到山上，自己理发。干了几天活后，我给大家理发，洗头要用雪化水。为了省事，有人倡议都剃光头，我说我带头。大家理完发有些后悔，因为第二天出工班里还有五个女同学呢！怎么办，反正是冬天可以戴帽子。

不想抬木头很快就出汗了，大家开始脱衣服，穿一件单衣干活却不敢摘下棉帽子。后来实在太热了，我说“我喊一二三，大家一块摘”，大家说“谁不摘谁是小狗”。我看了一眼女同学，喊了“一二三！”大家一块摘下了帽子。但是谁也没敢看女同学，至今也没敢问人家。就知道当时女生真的是惊呆了，惊得说不出话来。要是现代的女生一定会大笑起哄，说不定还会拿男生的光头找乐呢！

作为出身城市知青的兵团战士，当时我才不满17岁，当了20人的班长，自搭帐篷宿营。吃海带、粉条、咸鱼、呼玛面。趴冰卧雪，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夏天天总不黑，一天要劳作20个小时。放树、炸掉树根，开出24米宽的“道引子”，在此基础上筑路架桥，还要时时进行战备演习。

那是在敌情下抢修公路，总参每天都要求报工程进度。记得在距指挥部“13公里”处的大会战，那个地方是“大酱缸”，原地扔三卡车石头都会无影无踪。我们班在1400人中脱颖而出，第一个完成在“大酱缸”上垫路基的任务，得了一个八寸见方的小奖状。我的因工死去的战友就埋在了自己亲手修筑的公路两旁，我和我的年轻的战友对繁荣边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可谓青春无悔。

当年我也曾去过兴安。在中苏边界上，中国军队骑马每隔两个小时巡逻一次，边防战士配备的是五八式冲锋枪。这是一种专门配给边防战士的冲锋枪，就是当年的五六式装上刺刀。边防战士军装也比内地发得多，为得是保持军容。我同边防战士有过难忘的交流，这是我的一段精神财富。
    兴安岭的房子都是木头夹锯末做的，水井怕冻而打在屋里，打水的水桶是胶皮的，磕不坏，山里人爱喝烈酒红茶，那真是个童话世界。

狗熊我们也见过。当时友邻连队食堂炸麻花，同学给我们送去，遭遇狗熊的追赶，直到装麻花的饭盒跑掉了，狗熊才不追了。狗熊坐在地上，打开饭盒，津津有味地吃起了麻花。同学说要知是这样，早就把麻花丢给它了，可是一场虚惊。

第二天友邻连队传来消息，他们连队的食堂被狗熊拆了。原来当天晚上几个狗熊光顾了他们连队的帐篷食堂。吃过麻花后，把帐篷用爪子撕开了，有的在房架子上荡起了秋千。同学们手里有步枪，请示连长是否开枪，连长当时没让开。要不是连长想得周到，一旦与狗熊发生正面冲突，后果就很难估计了。因为狗熊的皮较厚，我们的枪法也没有多少准儿，子弹能否打得透，并能否击中要害，都不敢说。狗熊冲过来，伤人就不可避免了。果然狗熊吃饱了，喝足了，也就离开了。直到国防公路修完，这个连队也没再炸麻花。

记得当年下山时路过加格达齐，利用闷罐专列（其实就是拉货的车）停车时间，我跑到车站外买了5元钱的苹果，没有家伙装，脱掉外衣兜起来就向车站跑，此时开车铃声已经响起，是踩着开车的铃声上的车，谁还顾得上那么多。

到了车上，五元钱的苹果大家一扫而光，就像吃萝卜一样。我们当时已经7个月没见到砖墙，没见到电线杆子，没见到柏油路了，身上的衣服全是补丁，还不一样的颜色。水果就更没有了，只有山上野生的像葡萄样的紫色“都斯”，还有我们喜欢的“苕埽蘑”。

男女青年在一个闷罐车里，解手是男女分别围成一圈。与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

呜呼！大兴安岭几十年没去了，我也是从加格达奇专区进入的冬泳网。看到网友拍的照片感慨万千，看到我们修的纵贯大兴安岭的第一条公路，现在叫塔漠公路，真是今非昔比，霄壤之别，大兴安岭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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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冰团战友 在 2008-2-29 19:50:13 编辑过］

冰团战友

9、学会抬木头fficeffice" />

 

央视当前正在热播《闯关东》，作为关东出生，加上祖辈也是闯关东的人，我每集都看。看到里边抬木头的镜头，感到美中不足。难怪，没有抬过木头的人能排成这样就不错了。

ffice:smarttags" />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3月4日我和战友们奉命开赴漠河，修筑我国第一条纵贯大兴安岭1000多华里的国防公路。在那里我们学会了放树、抬木头和爆破，学会了使铣、用镐、使斧、抡锤、掌钎和挑担子，这些本领在后来的日子里都派上了用场，为后来农田水利工程会战、开荒建点、上山采伐打下了基础。

当然抽烟也是那时学会的。主要是用烟点炮和抬木头休息抽着解乏。再说了，钱都放在铺底下，你不花别人也会替你花。并且当班长的也不好意思用别人的烟来点炮，戒烟那就是后话了。

在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里，我们按照事先勘测设计的路线，开始铺设公路。勘测设计人员只是在森林里钉下了一根根小木桩，我们叫“中心桩”，这是路的中心线。全部铺设任务不论是采石、选土垫路基，也不管是架桥，还是填“大酱缸”，都要以我们16到20岁的知青为主去完成。

第一道工序是打“道引子”，就是按照中心线的标注在森林里开出24米宽的通道。在24米宽的范围内，树木要全部放到，树要抬到林子里，树根要全部炸掉，等天气暖和一点就可以开始铺设了。

抬木头专业性很强，在采伐中是与放树同等重要的环节。抬木头不仅有技术，还必须有力气。放倒的树，先要打枝丫，锯掉树头。然后根据材料分别锯成6米或8米的键子，就可以抬走了。

要是采伐的话，后续工作还有“归楞”，装汽车，上跳板装火车等等。

东北的树截成键子后一般要六人或八人抬。肩上的杠子两头尖中间粗叫“蘑菇头”，用绳套连接下面的横梁叫“八门”，有分配力量的作用。“八门”下面是“卡钩”，“卡钩”是直接用来卡住木头的。键子的小头有的是“蘑菇头”直接联“卡钩”，大一点的木头也要用到“八门”。每组“八门”四个人，两组就是八个人，用右肩的叫“大肩儿”左肩叫“小肩儿”，腿分里腿和外腿，组合好了一般的木头都可以抬。

还有一些专门工具，如压角子、板正子、撬杠等等。

抬木头非常讲求步调一致，因此必须要喊号子。喊号子就是指挥劳动，排在第三杠，便于前后照应。16岁的我是领导20人的大班长，像是工头，又有一点歌唱的爱好，当然责无旁贷。

“领号”有内容，“应号”的只是一个字“嗨！”可能当年抬木头的山东人居多，所以喊的号子都带点山东腔儿，雄浑豪迈铿锵，应该是三/四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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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班务会和颂扬会（后添加）

 

在大兴安岭修路，每天伙食补助0.7元，每月交13元伙食费，能剩几元钱用来买牙膏肥皂，抽烟就困难了。好在兵团连队里32元的月薪还给你留着。

刘副连长曾经修过三塔公路（三合站到塔河是黑龙江北部地区的另一条公路），一个月时间“猛吃猛造”，剩下的钱还买了一块英格手表，这就不好比了。三塔公路是用钱铺的，我们的战备公路是用精神铺的。

我们那时是政治挂帅，搞的是精神第一。那时在精神鼓励下，在敌情下抢修公路，大家真卖力气，干活简直就像拼命，不出大汗都会不痛快。

能够鼓舞斗志的是班务会和颂扬会。班务会每天都要开，时间是晚饭以后。会议方式是班长先讲评启发，然后大家发言各自总结当天表现找差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班长在总结。大家都很认真，沟通了思想，促进了工作。

颂扬会半个月左右开一次，主要运用歌舞、快板书、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等文艺形式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颂扬会净化了思想，也带有娱乐的色彩。大家都争先恐后出节目，说来也奇怪，干一天活了，却一点儿也不感觉累。

阿平竹板打得好，快板书有模有样。几个女生表演舞蹈，《在北京的金山上》好像都会跳。上海知青副排长老潘拉京胡，副班长小周演唱京剧《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唱段也很受欢迎。阿福吹笛，我吹口琴，变一下指法，演奏《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声音还挺和，后来这个节目还参加了指挥部的汇演。

颂扬会结束后，活宝阿福余兴未尽，自己跳了一段《蝶恋花》，“我失娇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杨ersonName>君失柳……”第二天找我请假，说脖子崴了。

那个时期人心很单纯，我这个16岁的班长，除去小隋比我小外，其他人都比我大，只要你能够处处带头，再讲究点方法，大家都会捧场。

班里也很团结，生活上有事都互相帮忙。记得我们当时衣服裤子很少，在林子里干活，冬天要趟几尺深的雪，衣服裤子都费，没有地方买，只能破了就补，而且是补了又补。女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们把自己的裤子撕成一块块的补丁分给男生，有不会拆洗被褥的男同学，也是女生帮助拆洗，让人好感动。

共同流过血汗的战友，真像兄弟姐妹一个样。

当然也有阴暗的一面，连长副连长来自45团，指导员副指导员来自我们46团。连长喜欢搞派性，分配工作有所偏向，知青们也刚从造反派中走来，舞刀动棒打群架的事常有发生，连长拉一派打一派，不去主持公道，单纯善良的学生心理压力很大。这样的环境，怎么让家长放心？

别了，那个特殊的年代！

［此帖子已被 冰团战友 在 2008-3-6 16:08:11 编辑过］

冰团战友

11、凯旋在仲秋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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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24日，我们完成了在大兴安岭修筑国防公路的任务，今天要下山了。大家各自打点行装，把所有的东西都“集成”在行李里，装到车上。这是一个敞篷的卡车，先放行李，行李上面坐人，“客货混装”。我们丝毫没有感到委屈，只有胜利凯旋的喜悦！

这回我们不用取道黑龙江水路，卡车行进在我们亲手修筑的公路上。公路刚刚修好，六米宽，风化石路面很平，从漠河到塔河，基本上是一路下坡，车行得较快。

在我们修路之前，边疆送一名鄂伦春族人大代表到省城哈尔滨开会，要专门雇人用马拉爬犁，面袋子装满干粮，在原始深林中穿行半个月。因为风餐露宿，加上可能遭遇野兽的袭击，有时就是花钱也雇不到人。

汽车走在自己修筑的公路上，加上这是下山，就要回到兵团，也是很快就能见到当时最亲的亲人－一块儿下乡的同学，心情还是比较好的，感觉的就是归心似箭。

让人不能忘怀的是，路旁不时能够看到座座新坟……这是筑路过程中献出的年轻生命。当时条件简陋，加上救治不及时，就是得痢疾也有死人的。我们连的一位战友死在了桥梁的架设中，事迹尚可以说得出口。

七个月来，与远在城市中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与留在兵团的同学主要就是靠信件往来。当时我们的地址是黑龙江省呼玛县漠河公社筑路第七指挥部九公里三连。由于没有公路，邮件只能靠不定期的航班经水路捎带到漠河。春季江水浅，航班少，一个月能收到一次信件就算不错。每次连队来麻袋装的邮件，大家都围在连部里，抢先翻找属于自己的几封信。有时一批信件中要包括同一个人的前后两封信。珍宝岛事件那一年，我们在中苏边境上修路，亲友之间都有太多的牵挂，那真是家书抵万金啊！

大约一千多华里路程，好像当天晚上就赶到了塔河火车站。没人招呼我们吃饭，饿了就肯几口自带的有点发霉的干馒头。水也没有，也不知道当时都是怎么克服的。塔河当时只有简单的火车站台，车站冷冷清清。我们摸黑上了运兵车，其实就是带棚没有任何采暖设施，更谈不上厕所的货车，也叫“闷罐子”。男女知青战友挤在一起，解手就在车上，而且靠大家互相掩护完成。好在我们都有“大串联”的经验，什么苦都能吃。

九月底的大兴安岭，大地已经结冰，需要说明的是，夏天的深林里半米以下仍然是冻土。夜间行车那叫一个冷！大家蜷缩着，没人说话。就这样坐累了就站一会儿，有时半坐半靠在同伴身上，半醒半睡挨到了黎明。整个行程没有见到一个哪怕是连级的领导，看来那时候官僚就普遍存在了。

九点钟左右，列车到达加格达齐，蒸气机车要加水，不得不停了下来。同学们一窝蜂地跑上站台。啊！看见了久违的电线杆子，见到了砖房，还有并行的几条铁轨。没人能够知道准确的停车时刻，这样的车不在正常的运行计划中，恐怕连火车司机也不知道停多少时间。我记得当时谁口袋里有钱就拿来买吃的。皱皱巴巴、灰不溜秋的苹果要五毛钱一斤，我掏出仅有的五元钱。秤完之后不知装在哪里。这时开车的铃声响了，我急中生智，脱下外衣兜起苹果，玩命地冲回站台。到了车上，大家一哄而上，吃苹果简直像吃萝卜一样，十斤苹果一扫而光！

到了双山车站，这里是我们火车的目的地。下车后把行李和自己“装”上团里来接我们的送粮卡车。

这天是中秋节，人们说月亮很大很圆，晚上和白天一样亮！可惜，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夜盲症”让我伸手不见五指。经过团里设在车站的招待所时，我怕给别人添麻烦而没有下车……

又走了漫长的所谓18里，到达了团部。团机关灯火通明，都在欢度中秋节。新近又从沈阳军区来了不少现役军官，大家都在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建国二十周年的国庆节。又听说兵团刚刚组建了值班部队，一些根红苗正，表现突出的同学都到了值班部队。当时的气氛与我们的心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大有被遗忘的凄惨心境。

曾经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的团长，在路边利用转乘的间隙接见了我们。看到一个个面黄肌瘦，头发乱蓬蓬，衣服缀满不一样颜色补丁的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这个1938年参加革命，久经战火考验的首长落泪了！

回到连队第二天，我们拿出部分积攒下来的工资请客，来个同学的大聚会。记得把小卖店中所有的罐头、香槟酒全部搬到了我们的餐桌上。老连长听说我得了夜盲症，专门嘱咐食堂为我清蒸了一副猪肝，为了治眼病，不让放盐和佐料。我没听邪，一块拿到餐桌上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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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查哈阳会战（后添加）

 

关东的气候很有特点，冬天长夏天长，春秋相对较短。漫长的冬季选种积肥搞基建备料，时间用不完，因此东北农村都有“猫冬”的习惯。

组建了兵团可就不一样了，要“变冬闲为冬忙”，1969年十月发动了查哈阳农田水利工程大会战。

我刚刚从大兴安岭回来，就可能因为表现突出被抽调到已经组建完成的值班连队。刚刚发了武器装备，没过几天，没放过一枪，又全副武装开赴了查哈阳水利工地。

查哈阳可是个好地方，它历史年代久远，经多次移民垦荒，1947年诞生了查哈阳农场。一批批转业官兵、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集聚在一起，历尽艰辛，把这里建成了“塞北江南”。

兵团组建之前，这里已经是农垦局的建制了。兵团五师组建，师部设在了九三农垦局，原来查哈阳农垦局的老局长到我们团当了副团长。这里组建为55团。后来又一分为三，成为55团、50团和67团。

查哈阳的10月已经很冷了，不比山上烧柴充足，帐篷是住不了人的。本来紧张的宿舍还要尽量地腾出一部分给我们，十平米的宿舍住了17个人。大家上下铺，枕头挨枕头，夜里翻身都困难。

由于连队刚刚组建，属于“新兵连”阶段，白天挑土方，回来洗脸没有热水，时不时地夜里还要搞紧急集合和拉练，就这样折腾也没有人叫苦。

那一年，兵团五师发生了多年未遇的洪涝灾害。7月下旬麦子熟了，拖拉机、康拜因下不了地，只好用人工割。每个团几十万亩的地，你割得过来吗！损失了多少麦子和大豆，太可惜了！

由于土地是饱和的，一封冻，土冻得邦邦硬，镐头和铁锨就不好用了，担任领导的现役军官又想到了爆破，要用炸药把冻土掀开。连队抽出几个人成立了爆破小组，知道我在大兴安岭有炸树根炸土方的经历，让我担任了爆破组长，我当时还觉得挺美。

爆破组白天和大家一样干活，下班后开始打炮眼，天黑了才回到连队，饭菜也没人安排给我们留。第二天4点钟我们就得起床，不吃饭就往工地赶，然后装药，放炮，赶在大部队上来前，就要把冻土层炸开，让战友用铁锨挖那在悬殊温差下冒着“热气”的软土。这时我们才得空把冻得邦邦硬的馒头，一块块啃下，含化了再嚼嚼咽下去，充做早餐。

白天劳动艰苦，回来宿舍里又挤又冷，夜里根本休息不过来，早上4点钟起床真难啊！

早上4点水房锁着，洗脸是没有热水的。手摇辘轳打上来的井水往脸盆里一倒，哗啦哗啦净是冰，好歹也要洗一下脸。天那么冷，下颚脖子很快就皴了，裂了许多小口子，渗着血，小北风一刮更疼了。后来我们索性早上不洗脸了，直到晚上回来，再洗洗脸，擦擦出过汗的腿。

一个星期没洗脸，在我头脑中留下很深的烙印。

我曾亲眼看到友邻工地，一位担任施工爆破没有经验的青年，点炮后边跑便向后看，被飞起来的拳头大小的冻土块砸在了脸上，当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不后悔不埋怨，更不会否定自己，想说的是庆幸走过了那个岁月，我无愧于那个激情如火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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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团战友

13、丢人了fficeffice" />

 

1969年冬天，刚刚结束查哈阳农田水利大会战，我们又奉命到嫩北四站林场伐木，真是马不停蹄。这些超负荷的劳作，与我们这些未到就业年龄的人来说是残酷的。16岁当兵不够年龄，进工厂属于童工，却来兵团干更加繁重的活计，当年法制不健全，许多道理是讲不通的。

由于有修路开道引子放过树的经历，我带领六零炮班负责放树，当上了伐木工头。住在山上的帐篷里。每天起早开始放树，九点之后山下大批的人上来再用斧子打枝丫，用快马子把树截成六或ffice:smarttags" />八米的楗子——成品原木，然后用拖拉机拖到临时的储木场，再靠人工归棱成原木堆。

管理粗放，分工不当。山下两个排都等着我们只有十个人的六零炮班在前面放树。那时的领导派工很随意，谁能干就“好吃多给”。不知怎么回事，修水利工程时，炸冻土让我当爆破组长，现在伐木又让我当放树的头。有了好事就想不到你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干活是一拨人，得好处的是另外一拨人。

这天休息，我们在山上没事干。我倡议去采“猴头”。大家一拍即合，我让三炮手带上以前实弹演习时留下的两颗手榴弹，以防遇到熊瞎子。吃过午饭就兴致勃勃地出发了。“猴头”也叫猴头蘑，长在树上。大家有的带着书包，有的带着面带，肩上都扛着又长又直二寸直径的杨木杆，是专门准备用来捅树上猴头用的。

基本上是两个人一组自愿组合。说来也怪，猴头有对称生长的特点，这棵树上发现一个往往对面不远的树上也会有一个。过了一会儿，采摘技术渐入佳境，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城市知青光听说过，“猴头燕窝鲨鱼刺”是餐桌上的珍品，没想到得到却这样容易。我们好奇又有点贪婪。两眼盯着可能长有猴头的树上，忘记了东南西北。有上山经历的知道，除了太阳标注着方位，地貌根本就辨不出方向。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四点，这是我们约定的下山的时刻。大家的书包面带都满了，脸上露出收获的喜悦。

这时发现大家互相都失去了联系，战友都不在自己的视线内。好在天还大亮，赶紧聚拢起来。用了半个小时，还差两个人，一个是上海知青，一个是当地领导子弟。天已经暗了下来。黑龙江的冬季天黑得真快！恐惧袭来了，丢了两个人怎么交待，这两个战友会遭遇到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野兽。我们漫山遍野地喊着他们的名字，声音在山谷回荡，嗓子都喊哑了。我想起还有两颗手榴弹，干脆扔了算了，两声爆炸，估计他们一定能够听到。可还是没见动静，人到哪去了呢？

说不定他们找不到我们先回去了。大家的肚子都饿了，我决定回驻地帐篷，向山下连部报告情况，害怕批评也不行。

连长接到电话，立即组织车辆和人向山上赶。我们在帐篷里，心口堵得吃不下饭。

连长带着救援队伍到了。一部南京嘎斯越野车，拉了二十几个人，和我们一起上山了。汽车在新开的小路上走，一回儿上岗一回下坡，远处就能看到灯光，像探照灯一样。正是这忽隐忽现的灯光，让两个失踪者，看到了希望，听到了漫山遍野的呼喊声。终于见到了两个失踪者，他们见到我们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回到帐篷里看到他们满身的衣服都挂破了，脸上也挂伤了，流着血。他们不容插话地向我们讲述了迷路的经过，要不是看见车的灯光，他们会越走越远，真玄哪！

后来，这两位战友其中一个随对象去了煤矿城市，不知再后来是否回了上海；另一个当地领导子弟被推荐上学，分配到了国家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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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团战友

14、我的断指之痛fficeffice" />

 

1970年夏天，刚刚开荒新建点的值班三连。

六零炮班算是最大的班，有两门六零炮10个人，我仍然是班长。

住的是干打垒的房子，非常潮湿。当时受文革影响派性也很严重，属于流氓歹徒般连长嫡系的班排住得好，活也轻。我们排比较受气，老一点的指导员也是老奸巨猾，谁横向着谁。

我的反抗是强烈的。我平生不甘心受累还要受气，流血了还要流泪。

在此之前，可以说从到兵团开始我干了当时所有最艰苦的劳作，全团去大兴安岭修路只有一个排，16岁的我是20人的施工班长。下山分配到值班部队的在连队也仅我一人，没有任何修整就来到查哈阳水利会战现场，又让我当上了爆破组长。然后是上山伐木，我又是驻扎在山上帐篷里的放树班的班长。再下山又是荒原里开荒建点。这些艰苦的工作一个紧接着一个，我一个没落下。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是在帐篷和干打垒房子里度过的。艰苦生活的经历在当时可以说是唯一的。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使我患了夜盲症，严重的皮肤病，后来找到我的的腰病也确认源于那一时期。

不知是因为不屈于拉帮结派的领导，还是身体原因，也许真的是因为工作表现，我18岁就调入了团部机关。后来遇到的不公是发生在推荐上学过程中，但我人生旅途最终的结局比较好，都说人生先苦后甜好过，算我命好，这时后话。

这天任务是打沙子，就是从山坡取沙子用来盖房子打地基用。

开拖拉机属于好活，但都是普通农业连队调来的农工，与我们值班连队的成员好像还有点说不出的区别。我们班负责跟车装卸。

由于正值夏锄，按照统一的作息时间早上4点钟就起床了。

开拖拉机的车长夜班刚刚睡下，他和我说，徒弟比较笨，到现在连骑自行车都不会，倒车舵轮就不知怎么打。让我帮他挂上拖车。那时好多知青都会开拖拉机，我有这个能力，就答应了。

刚到门外，看见好不容易才摸到车的笨徒弟正在拖拉机上，准备倒车挂拖车。我就提起了拖车前部的三角拉杆。这个胶轮拖拉机是朝鲜生产的“千里马－28”，变速器有快慢杆。倒车当然要用慢杆，但是笨徒弟不懂，快杆没有摘下来就挂上了倒档。方向掌握不好速度可不慢，直奔拖车倒了过来……

遭殃的是我的手，右手的无名指被牵引钩和拉杆提手挤掉了一段。紧接着，拖拉机的ffice:smarttags" />一米多高的后轮把我重重地挤在了拖拉机与拖车车厢上，如果没有这个空的车厢或者车厢不是空的，那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一阵手忙脚乱，车子停了下来。

这时，我不自觉的用左手攥住右手指，露出的骨头扎手心。奇怪！却一点也没感觉疼。战友们关切地跑过来问我怎么样，我故作镇定，“没什么，手挤了一下。”当松开左手让大家看时，大家都惊呆了。只见满手心厚厚黏黏的黑红的血和暴露的骨头，一个上海知青看过后吓得不敢再看。年轻的战友感到手足无措。指导员知道后，叫起了睡下的拖拉机驾驶员，让几个战友陪着用拖拉机送我去团部卫生队。经过18里的路程来到卫生队，中医孙大夫想检查一下伤情，当一层层的纱布没有完全打开，看到连纱布算上还没有正常的指头长呢，就让再缠上，决定转送师部医院。

又走了24里到了师部医院，才发现当天是星期日。那时基层连队从事农业劳动哪有星期几的概念。送我的一个家在当地的战友认识某外科大夫，说些好话，接诊了我。他查看了伤势后，决定把这只手指的第一节摘除。说便于缝合，不容易感染。在医生手里，患者肢体的存留只是一句话。问我，我只有同意的份。打过麻药，护士想用布帘挡住我的视线，我说不必了。那时我已经读过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为他的英雄气概所感染。手术的后半程是很疼的，我面不改色。

当天办理了住院手续，让我的一个同学留下来护理我。同学先要回连队取生活用品，问我要什么，我悄悄地告诉他把我的毛选四卷合订本拿来，我要完成毛选四卷的通读。

应该一星期后拆线，才能出院，在我坚决要求下，我提前出院了。

回到连队，当天就带领战友投入打缮房草的劳动。这项活计需要趟没膝深的水，水下有塔头墩子，崴着脚走好长的一段。到了草甸子深处，用镰刀割这个缮房草。我用右手握镰刀，伤手还没有拆线，使不上劲儿，也担心伤口沾水受到感染。也是刚刚出院身体没劲儿，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过几天再到医院拆线时，医生听说后把我好一顿埋怨，“伤口要是感染了，你还得再截一段！”那真不是危言耸听。

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告诉家里。半年以后回家探亲，怎么向妈妈说呢？我为难了。

老人家头年给我拆洗从漠河修路回来捎回家的棉裤，看到布满补丁，浸透汗碱味的棉裤，妈妈边拆边哭，“这条棉裤怎么能还要？！就是拆了也做不上了。”当时给我做了里外三新的棉裤，寄给了我。那年我也是第一次也是在兵团期间唯一的一次给家里寄钱，是七个月的全部收入260元。

在家住了几天后，我想不能临走再告诉妈妈。经过一番思考，用尽量平淡的语调和妈妈说“妈，我和你说一件事，请你一定要理解，半年前我因工伤把手指去掉一节。”妈妈听完，看着我缺损的手指半天说不出话来。让妈妈心痛的不是伤残本身，而是为什么当时不告诉家里。18岁尽管自己感到不小了，可在妈妈眼里还是一个刚出远门的孩子。选择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语言和妈妈述说，真让妈妈不知如何是好。时过那么多年，这件事妈妈都没有忘记。

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可能是害怕影响四好连队的评比，连队隐瞒没有上报。到机关后听一位现役军官说，如果当时上报，可以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将来会享受一些待遇。那个年代经常发生剥夺普通战士合法权益的事。

事故的肇事者为了逃避责任，也怕沾上他，不仅没有表达过任何歉意，也没到医院探视过我，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说过。或许不让他再开拖拉机，他心里还在怨恨我哪，没良心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有的同学感到气不公想打他一顿出出气，我阻止了。今后见到他，我也会权当没有这回事。

今年是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指示发表40周年，也是毛主席批准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一八”批示40周年。最近以来，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知青战友都在发起串联重访我们的第二故乡，届时我可能要回去。

因为那时还处在文革时期，兵团内的上下级之间，战友之间也曾有过各种恩恩怨怨。但一切都可以逝去，留下来的惟有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知识青年，为开发和繁荣祖国边疆共同走过的岁月和解不开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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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团战友

15、一次难忘的驯马经历fficeffice" />

 

在兵团放马是个浪漫的活儿，可有的人能够浪漫，有的人也神气不起来。放马的老张因为一直没有称心的坐骑，自己骑着一匹老马，放着一群活蹦乱跳，膘肥体壮的马儿，总感到有些欠缺，难以尝到放马的神奇。他并不甘心长期骑别人淘汰的老马去放牧，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够驯出一匹良驹来。有人和他说，马群那么多的好马怎么就选不出一匹好马？好马不也得自己驯嘛！

我们工作队进驻九连后，我分工负责联系畜牧排。兵团的老职工一般都有复杂的生活背景，知识青年多数不愿与之过深交往。偏偏愿意结交年长者的我，很快赢得的老张的信任，成了他的好朋友。

我们把没经过驯服的年轻的马叫做“生荒子”，驯出来的马才能人骑或拉车。“生荒子”的背上是沾不得人的。所谓驯马就是通过骑手对“生荒子”的征服调教，让它变背上驮人的不舒服成为习惯。驯马需要好骑手，会骑马不等于能驯马。能够驯马的骑手首先要有征服马的胆量和勇气，又要有好体力，抗摔。驯马的过程还必须是一气呵成，如果中断了，让马取得了战胜人的经验，就很难再驯出来了。因此一个人不行，最好两个人轮流来，歇人不歇鞍，老张一直在物色驯马的帮手。

我爱骑马，不怕摔，有脑子，就被相中了。“想骑马吗”“想”“星期天跟我驯马去”“行”，就这么简单，那时办事很少考虑后果。我确实爱骑马，而且骑得还不错，也知道注意些什么，但是并不知道怎么驯马，驯马会有多么难。

星期天早上，我们从马号里牵出一匹马，当然是老张早就相中的英俊潇洒的枣红马。我问“去哪里驯”，“跟我走吧”。我毫不含糊，也没有多想。我们向距离连队最近的的11号地走去。路上，老张与我侃“驯马经”，“好马不好驯，驯马要有勇有谋，一鼓作气，驯服为止，还要连续的骑一段时间，至少要半年，才能说是驯出来了”。我凭想象说，“驯马最好要找刚翻过的地，一是马会累容易服，二是人摔了不疼。驯马就是让马载人成为习惯，被人骑惯了，就算驯出来了”。老张暗自高兴，判断我一定驯过马。其实知识青年当年在山乡僻壤就是神通广大，能量让人不好估计。

我们来到收过麦子，刚刚翻过耙过，辽阔的，黝黑黝黑的，像黑地毯一样平整的土地上，这就是我们驯马的战场。我急切地像抢立头功地要过马缰，“我先来”。

“生荒子”是不能被马鞍子的，我们叫光屁股马。骑这种光屁股马的好处，就是一旦人从马上摔下来，不至于被马镫卡住让马拖跑。骑这种光屁股马，上下并不难，就是马背铲屁股，骑着不舒服。我左手挽着缰绳，右手执鞭，扳按过马头，骗身上马，两腿轻夹马肚，左手放一放马缰，右手加鞭，马就跑起来了。马上我就感到不太妙。生马身上是不能骑人的，它一旦让人骑上，浑身不自在，只在原地打转，乱折腾，不让你一时的消停，铲得屁股好疼啊！这时我左手抓住马鬃，右手挥鞭猛打马屁股。我想打疼了它就顾不得身上有没有人了。马开始连跑带颠起来，不是好跑，跑跑停停，像表演盛装舞步。看来较量不可避免了，必须先下手为强，让马先“搂”起来。所谓“搂”，就是让马奔跑起来，使马的前后腿交替同时落地。马的这种跑，快而只有上下前后的起伏，没有左右的晃动，这样就会稳当一些。我于是拚命打马，马才不情愿地“搂”了起来，跑得好快，我的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这下我可松了一口气，调整一下姿势，不停地加鞭，再加鞭！跑了好长一段距离，真是过瘾。但是很快我就骄傲了，心里油然出现不过如此的感觉，变得得意起来。

我真恨我当时年轻没经过事。人要是得意，危机马上就到来了。马醒过味来，一个“败道”，就是突然一停一摆头一侧身，我就被弹射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感到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估计也就是过了几秒钟，我醒了过来。醒来之后看看蓝蓝的天空，愣愣神，才慢慢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只觉得后背很疼，其他部位感觉尚好。用两眼的余光四下看看，马已经回到我的身边。马果然不乱跑，不伤人，它围着失败的我走来走去，冲我“洋气”。我悄悄挪动身体向马靠近，用手偷偷地抓住缰绳，一翻身坐了起来，“哈哈，马还在我的手里”。

我牵马遛了一刻钟，老张赶来问我摔得怎么样，我若无其事，“没什么”。老张要求换我休息一下，自己接过马缰，飞身上马。也是经过一阵较量，马开始跑了起来。同样也是跑跑跳跳，没有正形。突然马向地边的防护林跑去，我想还是老张的骑术高超。不料想马有它的主意：想用树干把人挂下来。老张也明白了，但是没有办法，马没带“嚼子”，勒不住，只好“信马由缰”了。跑到林带里，马径直向树干蹭去。可怜的老张，右裤管被挂开，腿也挂破了，直流血。

我跑过去，把老张扶下马。说我再试试，歇人不歇马。老张帮我给马带上“嚼子”，上马向地的中间跑去。或许经过几番较量，人和马都有些适应，这次骑了半小时，没有发生摔人的征候，驯马渐入佳境。我和老张轮流骑，上马就加鞭，马腿陷入新翻的土地足有半尺多深。这样过了两个小时，马开始见汗了，喘着粗气，脾气温顺多了。我们也有些心疼马了，应该说人和马都筋疲力尽了。第一个回合，没让马找到破绽，见好就收吧。

人和马由相互对立开始有些相互依存了。我们牵着马，并肩往回走，浑身像散了架，心里却生出一种征服者的骄傲。

回到马号，老张特意给马加了料，犒劳一下，以联络感情。星期天的驯马算是打下一个基础，之后连续几天骑马不停。后来经过大致半年的光景，这匹马才正式成为老张放牧的坐骑。但是它只认老张，别人骑还是不行。通过这次驯马的经历，也完善了我们的“驯马经”：就是说成功的驯马不能光靠武力征服，搞以力服马；同时也要动之以情，逐渐消除人与“生荒子”的对立状态，使人马相合相知，马才能成为你的朋友，成为你用得上的心爱的坐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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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团战友

16、难忘的知青墓地fficeffice" />

 

1973年的夏天，兵团五师所在的嫩江县连降暴雨。很快酿成了事端，团部通往火车站和师部公路上的两座桥被洪水冲垮了，对外交通断绝了，车站站台上刚刚运来的木材也被冲得无影无踪。团长下令立即组织抢修路桥，搜索被洪水冲走的原木，尽可能减少灾害到来的损失。

我当时是负责物资供应的助理员，由于兵团体制上的原因，财务科改叫供应股、基建科叫营房股、汽车队归属装备股，我们物资科叫物资股，这些经营管理部门都被编入后勤处，平时光受累不讨好，吃香的是作训股，通讯股、军务股和政治处。由于体制上的名不副实，专业技术部门都有意见。现在可好，发水了，抗洪了，看你用那个机关来指挥。团长甩开了平时受宠的司令部、政治处，带上的都是我们这些平时受甩的业务干部。

来到被水冲垮的桥头。前后轮驱动的北京-212吉普，只能望河兴叹。我真庆幸，展示水性的时机到了。我不慌不忙脱掉衣服，用皮带扎好，就下水了，双手高举衣服，踩水ffice:smarttags" />45米，轻松过河，从容穿好衣服（当然里面的裤衩还是湿的），回头向带队的副团长和其他同志打招呼，副团长隔着河吩咐，“今天你不用回去了，就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负责指挥运草袋子，组织人员到河的下游找寻丢失的原木。”这么重的任务过去轮不到我，现在只能让我牵头了，谁让他们不会游泳呢！这件事让我着实风光了几天，回到机关，周围的人也尽可能低估我的贡献，没办法，嫉妒心是普遍存在的。我踩水过河的场面却印在了人们的脑子里，“壮举”也传遍了机关。

事情刚刚过去一个月，一天中午同事告诉我参谋长正在到处找你。我于是坐到了参谋长的吉普车上，向水库疾驶。原来中午12点刚刚接到8连报告：上午10点一个哈尔滨知青在水库游泳没上来，连队正在组织打捞。参谋长立即想到了我，我真荣幸。

25分钟我们赶到现场，连长汇报了情况。这个水库是拦截经常断流的老莱河形成的，水面并不大，只是靠近堤坝的30多米比较深。我们看到30多人一字排开从岸边排到水库中央，像篦头发一样来回搜索。连长们围着参谋长在大堤上着急的走来走去，没人注意我。我俨然像是专家，仔细观察，思索对策。忽然我说了一声，人在那里。大家的目光才投向了我。

原来，我发现一个情况，下水搜索的人每次搜索到一个地方就慌乱队伍并有所变形。我猜现在谁都想尽快把人打捞上来，但又都不原意让自己碰到他。那个特别的区域水下一定就是溺水者。

还是郝排长救人心切，让人把大绳系在腰间，就向我指点的目标区域游去。果然不出所料，他碰到了溺水者。郝排长用手抓住溺水者的头发，让岸上的人拉动大绳，溺水者露出了水面。

几天后，这个知青和其他因工牺牲的知青一样，埋在了团部附近九连的9号地。这里还埋葬着因打井被流沙掩埋的某北京知青、伐木时被树砸死的某天津知青、从田间归来被运粮拖拉机轧死的某上海知青、施工放炮炸死的演出归来摔死的某某齐齐哈尔知青等等，每到清明节，许多知青要自发地去那里祭扫一番。每当此时我还时常想起大兴安岭公路旁掩埋有筑路英雄尸骨的座座新坟。

知识青年为边疆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淳朴的乡亲谁都不可能忘记。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出的话就是——生命无价，青春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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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煤矿见闻—抹不去的记忆fficeffice" />

 

由于体制原因，黑龙江兵团的生活用煤得不到充足的供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兵团五师在嫩北叫大杨树的地方建了自己的煤矿，称作五师煤矿。产品为褐煤，热效不高。矿工都是五师抽调的知识青年。听说能当工人，开始大家都争先恐后。

当时的采掘手段是“炮采”，就是用爆破的方法采煤，煤层又是比较松的褐煤，加上大家年轻，因此，事故比较多。

因为兵团非城非乡，建起的锅炉，冬天缺煤。整个冬天，我就经常跑煤矿、车站、铁路局，组织货源，联系车皮。机关同志戏称我是“倒煤助理”。因此，五师煤矿我经常去。

矿工下井，头戴矿灯，脚登高腰雨靴。坐运煤的轨道车或者步行。走时脸上很白（由于常年见不到阳光），回来时除了牙齿和白眼球外全是黑的。下到井下，工长用斧头“敲帮问顶”，了解一下矿情，做到心里有数。最害怕的就是“冒顶”。

在煤矿初创阶段，矿上曾经从国矿聘请一位从“小鬼子时期”就挖煤，号称是“从煤堆里爬出来的”老矿工张大爷带着大家干。每天下井只要他在，大家干活就心里踏实。一般情况下，他先到井下用斧子一通敲帮问顶，然后就走了，这种情况你尽可放心，不会有问题。有时他敲完不走蹲在了井下，这时你反而要多加小心。一次他喊快跑，结果他比谁跑得都快。到了井上，没见塌方，知青就打趣他，“张大爷，你不是在故意吓唬我们吧？”“你听着”，果然话音未落“冒顶”了。大家对他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

在矿工的宿舍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铺位用板子隔离成一个个“小房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倒班休息互不影响，实际上是给未婚恋人或已婚夫妻提供一点可怜的方便条件。由于矿工工作危险，加上已经到了婚恋的年龄，有的已经领取了结婚证但还没有住房，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领导也不过问。当然“未婚同居者”也并不少见。

一次，赶上井下“冒顶”了，大家都赶着往坑口跑。有对象在当班井下的女青年甚至衣服都来不及穿好，披头散发，敞着怀，趿拉着拖鞋，简直是没命地奔向坑口。

矿工之间互相称兄道弟，患难与共。

曾经有一名矿工遭遇“冒顶”被煤埋到了胸部，同班弟兄打上插板挡住不断下来的煤，冒死营救，几次挖到露出腰部，几次又被新塌下来的煤掩埋。施救的同志们已经筋疲力尽，塌方还在继续。

被埋的矿工发现自己的腿是蹩在“溜子”（运煤的转送带）头上，拔不出来。他当即决定招呼与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让他动手把自己的腿砍断，大家真是不忍。在他的一再恳求下，大家用大绳穿过他的裆下，然后用力硬拉，大家想的是宁可把腿拽断也不能砍断。

幸好，仅是关节脱臼骨折，最终还是把腿完整地拽出来了，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大家抢救矿工的同时，也有两个不仗义的来自某大城市的青年，从当班的井下往井上跑，这属于可耻的临阵脱逃。他们被赶往救人的一位鹤岗市知青一脚踹了下去，踹得他们连滚带爬，回到了现场。

我再去煤矿时，赶上这个矿工伤愈出院，请大家喝酒。他花去自己全部半年的奖金，把小卖店的酒和罐头买光了，用来答谢给他的一条性命的弟兄。

我曾利用工余时间，戴上矿工镶有矿灯的安全帽，腰间戴上电池，穿上矿靴来到井下，当时黑暗和恐怖笼罩着我，面前只有矿灯射出的一束光，也是因为那天巷道漏水，我选择了退却而未能继续前行。

……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们这一辈，与共和国同年生，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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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的领路人fficeffice" />

 

兵团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们时常在我心中显现，也让我在思念之余不断产生阵阵的感慨，李明山就是最让我感动的前辈中的一位。

李明山是出生在广西的苗族人，早年参加革命，曾是光荣的四野指战员，参加过平津战役，南下作战和湘西剿匪。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万官兵转业”时来到北大荒，成为新中国的垦荒人。

在兵团组建之前，他是跃进农场的工会主席。根据毛主席“六一八批示”（批准成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营团主官均有沈阳军区派遣，原来的领导不论职务高低的通通安排副职或降级安排。李明山就成了物资股长。当时我十八岁成为了他手下负责计划的助理员。

物资供应在生产资料匮乏的年代里工作难度很大，本来在屯垦戍边中地位举足轻重，却因为备战和突出政治社会背影以及兵团定位问题而受不到应有的重视。部门任务重，要求高，地位低，被过度使用而不被重用。当时我年龄小，业务不熟悉，特别是康拜因、拖拉机、汽车、机械设备的配备和零备件保障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好在有中国第一代康拜因手原跃进农场的供销主管与我一道当助理员，他就是我最好的老师和兄长。

李明山股长业务也不熟悉，那个年代外行领导内行十分普遍。他的特长是思想政治领导，就是靠人格的力量，靠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和对同志的真正关心实现有效的领导。当时这样的领导很灵，部门内部很和谐。

我是在值班部队时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工作变动考察重复，1974年22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当时认为却有点晚。入党介绍人就是李明山股长和另一位助理员。李明山与我的父亲年龄相仿，与他接触感受的是温暖和敬重。

后来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兵团又撤销重新改制为农场，李明山以他的资历和品行当上了农场的纪委书记。

再过了若干年，我早已离开北大荒，也已经娶妻生子，而且成为第一批国家公务员。突然收到了他的来信，见到他像篆字的亲笔信别提多高兴了。热情洋溢的话语我多次朗诵给同事家人朋友。“就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我许多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的骨灰至今还埋在天津的烈士陵园。”这是信中最让我感动的话。他还说“在我有生之年希望我们不要断了联系。”值得说明的还有，每封信中他都要拉一个熟悉的名单，告诉我“这些人都已先后作古。”

我给他寄过我的工作和生活的照片。有了程控电话后与他通电话，他高兴的只是笑，那爽朗的笑声，还是强烈地感染了我。正好一位没有回城已经是农场教育科长的天津知青在他的家里，他把电话交给了她。

提起他的养生之道，“我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很少吃肉，再有就是知足长乐。比起早年牺牲的战友们，我享受离休待遇，吃穿不愁，应该满足了。”

后来，在一次春节我又把电话打给他，却接不通了。有人告诉我他不在了，我没有相信。

他是我遇到的少有的简朴淡定谦和之人。

每个人都会遇到导师，他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引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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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战友阿源（上）fficeffice" />

 

阿源1968年上山下乡从黄浦江畔来到了兵团五师，比我早去了几个月。1978年以28岁考生的身份考取了黑龙江大学日语系。

刚下乡时我们在一个连，中间我去大兴安岭七个月，之后同在值班三连，又前后脚调入团部机关，整整十年里，我们大多数时间在一起。

在比较优秀的第一批上海知青中，他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阿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诚恳谦虚，为人热心。最大的特点是好学，干什么像什么，属于多才多艺的那一种人。骨子里可能有点清高，不大注意边幅。不会唱也不会跳就愣敢上台。平时总是笑眯眯的，不与别人计较什么。其实他很精明，自己的“小算盘”一直在响。

在值班连队他是三排长，我是连队组建后才下山，有点晚，只混上一个班长。在机关他是保卫股的干事。我在物资股当助理员。还是他们政工部门吃香。

阿源钢笔字写得很秀气，行草有点怀素的风格。篆刻也很到家。自学过中医。1976年因为肾炎在上海家里办理病退。办病退期间，师从当时在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广播里">广播里ersonName>教授日语的廖承志的女儿学习日语。在里弄里边学边卖，还教了几个学生。他的真诚热心，身边总能围上一些追随者。

在机关时我们都住在有暖气的办公室里。他住的是冲洗照片的暗室，晚饭后，大家常聚在他那间比较僻静的房间里天南海北地神聊。尤其要是谁刚刚探亲回来都要在那里聚一下，他给这间暗室取名“海天堂”。

上海人比较讲究营养，他又属于夜猫子早上起不来，总是赶赶啰啰到食堂好歹吃上几口了事。到了晚上又是麦乳精，又是饼干巧克力的，吃个不停。

有一次食堂里卖倭瓜，他们叫南瓜。东北一般都用它喂猪，只是刚下来是尝尝新鲜。我们爱吃，上海人也非常爱吃。三分钱一份，有多大的饭盒，服务员都会给盛满。他为了多得到点儿，竟把饭盒掰得变了型，滑稽的做法逗得服务员笑弯了腰，总是给他装得冒了尖儿。

要是食堂光卖菜汤，他就边走边喝，回到房间只剩下还没有来得及咬上一口的两个馒头。

他衣服和裤子前门儿的扣子总是不全，腰带用一根绳儿代替。平时他衣服脱下来总是放在一边先不洗，再找另一件，几件穿过来，又在穿过的衣服里找稍微干净一点的重复再穿一轮，袜子也是一样。直到实在没有穿的了，集中时间洗衣服。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有点像济公。

一个星期天，北京和天津的两个漂亮的话务员，听说阿源会篆刻，找到了他。让他刻图章用来领工资。阿源答应了。突然，阿源眼珠一转“我刻的图章都是给书画家题款用的，给你们领工资有点委屈。这样吧，我破例给你们刻图章，你们帮我洗衣服。”两个话务员满口应承。那时女生帮助男生洗衣服天经地义，况且还让他帮助刻图章呢！说好后各自先回了房间。

我看阿源回到“海天堂”，拿出石料，三下五除二，不到三十分钟，两枚图章告罄，马上急匆匆地给话务员送去了。话务员见到图章喜出望外，真没想到刻章竟这样快。

随后，两人双双来到阿源的房间。阿源不露声色地从床下拉出了泡着衣服的洗衣盆，满满的一大盆，酸臭酸臭的还冒着泡。两个话务员小姐吓得差点没有昏过去，然后连呼上当！谁让咱有约在先呢，可怜的两位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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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战友阿源（下）fficeffice" />

 

1976年，兵团撤销，又改回了国营农场。我们九三农场管理局又接收了七星泡和建边农场。这回让我当了赴七星泡农场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这次政治处的干部都没有参加工作队，后来知道了因为他们听到了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把“机会”给了我。

阿源这时还在上海等着办“病退”，又跟着电台自学日语，而且很下功夫。还专门请人引见了在电台教日语的老师。那时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在马路上见到日本人，他就跟在后面，听人家讲话。一次让日本朋友警觉起来，陪同的中方人员发现以后和他说，“现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与日本友人对话，免得人家误会。”机会来了，阿源把自己学来的日语全部掏了出来。然后赶紧用日语发问“您看我的发音怎么样？”“您是标准的东京音。”可把阿源乐坏了！

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在里弄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大学的外语系。而他的户口在兵团，是不能参加上海的高考的，他回兵团了。

按照黑龙江1978年的政策，28岁以上的考生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而且要“社来社去”，他义无反顾愤然赴考了。

阿源有点偏科，多亏报得是外语。初试通过后，进入复试。他说进入考场，我就不说中国话了。东北的老人通日语的较多，考官都是五十多岁的人。给他一篇文章让阿源阅读，阿源感到过于简单，让人家随便问，“我说你也太牛了。”考官说这是统一要求的，要按照这个评分。阿源才认真的发他的“东京音”。

一个感到惊讶的考官，马上问阿源多大了，“28岁年龄大了去年没赶上。”“还可以考虑，我是黑龙江大学的”这些本不是主考老师应该说的话。

果然，不久阿源接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可是就在同一天阿源也收到了病退回上海的通知，他遭遇了命运的抉择。

他找到我说起这件事。他说回上海也有人帮他联系工作，但在外面时间长了，不愿意回家接受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的父亲的严厉管教。现在知道那就是所谓的代沟。最后决定还是上大学。

学校传来的消息是，日语专业48名同学，分成三个小班。阿源是中共党员，又下乡多年，最主要的是日语基础好，当上了48名同学大班的班长。

每次讲完大课以后。求知欲望强烈的同学都要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

哈尔滨要吃粗粮，阿源在上海和在兵团都吃的是细粮，感到不大习惯。家在哈尔滨的同学就专门从家里拿来细粮给他吃。大家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

再后来，大家各自都忙着返城找工作结婚这些积压多年的“个人问题”，相互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阿源回到了上海，当上了专业翻译。

我由衷地祝福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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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未尝的愿未了的情fficeffice" />

 

那年我去新疆伊犁，坐小型飞机“多尼尔”回到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逗留了两天，最后回北京是下午的航班。上午没什么安排，就准备乘公交车去市内公园走走。

乌鲁木齐有两个大型公园，一个是红山公园，一个是人民公园也叫西公园。公交车上邂逅一位1958年进疆，后来转业到铁路工作的离休军人，记得好像姓张。我主动与他攀谈，主要聊的是当年王震、王恩茂、陶斯岳兵团，还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事。讲到建国初期和六七十年代解放军官兵和知识青年对开发边疆，屯垦戍边所作的贡献，重重地拨动了我们的心弦，彼此有点难舍难分了。短暂的接触，使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安排，专程陪我逛公园。

很有文化内涵的是红山公园，但那里很静，我们登上红山，参观了陈列，鸟瞰了乌鲁木齐市全貌。看到王恩茂的题字，拜谒了林则徐塑像，数过情侣们的连心锁。还照了许多照片。既陌生又亲切的我们边走边聊，感到非常惬意。回忆了许多新疆当年闻名全国的往事，彼此非常投机。

后来又到了人民公园。我可以想象新疆冬季很冷也很漫长。这里的人们一定像东北人一样特别珍惜温暖的日子。果然在这里见到那么多的人，穿着比内地大城市还要时髦，说着纯正的普通话，真是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原来他们多是当年从内地支援边疆建设才来到新疆。现在他们从各自岗位退下来了，都在追寻逝去的光阴，尽情的释放曾经为了工作而积聚多年的只有青春才有的澎湃激情。

这些浪漫豪迈老年人，有的在学新疆舞，一招一式，韵味十足。有的搭设舞台演唱只有西北人才懂的秦腔。也见到像北京景山公园里的老年人一样，大家围在一起，演奏各种中西乐器，唱着尚未流行的《父亲》等歌曲。旁边坐着一位老人，地上若干种歌单两毛钱一张（工本费），有兴趣当时就可以参加。真是一条龙服务，组织得好，唱的也十分投入，可惜我没能大胆参与一下。

也有一些年轻的人在排练现代的舞蹈。也有拉京胡唱京剧的。总之比北京天津公园里的热闹场面要宏大多了。

一个上午本来普普通通的时光，让我回到家里之后久久不能忘怀。当年爬冰卧雪，艰苦创业，走过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人们啊！原来你们竟有这般如诗如画如歌如酒的境界和情怀！

“美丽的夜色多沉寂，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我想起田歌作词作曲的地方，我在那里也拍了照片，那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

耳边仿佛又响起这样声音“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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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冰团战友 在 2008-3-11 15:27:41 编辑过］

冰团战友

21、漫漫求学路（后添加）fficeffice" />

 

不知是文化地革命，还是要革命文化，偏偏选择了停课闹革命，不再让学文化。倒霉的是我们，当时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莫名其妙地停课了，后来工厂也停工了，一切让路给造反动派的反，此后想上学就难了。

六年之后。“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1972年开始有所松动，但自己的命运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要由工农兵推荐才能入学。

16岁下乡，当时已经有四年工龄，我有年龄的优势，同时自己付出多少，自己最清楚，相信工农兵群众和相信能够上学应该是统一的。

实践证明，我太幼稚了！

我也曾被推荐过，先是说我年龄小，今后还有机会，应该让年龄大的先上；后来说谁谁家庭困难，家里需要照顾，名额应该让给他；再后来，说你工作重要离不开；又说都上学走了，谁扎根边疆！

再看那些靠走后门和送礼上学的，我明白了！还是他不想让你上学，工作需要你，学校却需要别人！

推荐中的猫腻就更多了，简直是歪风邪气大展演，让你无可奈何。“个人服从组织”，“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还有那么多的紧箍咒！

直到即将恢复高考，却把下工作队的名额“让”给了我。错过一年再考吧，对不起，年龄大了，必须“社来社去”而且必须报考师范。虽然已经过了初试，但综合地考虑到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决定悬崖勒马！

终于时来运转。1983年，以优秀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身份进了市级的公交干校。哲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三门功课，我两门100分、一门99分，老师竟说不出那一分丢在了何处。那一年要不是原单位发现了不放，我差一点被调到该校当老师。

1983年电大第一年开设经济类专业，我复习了几天，考上了，但是这还不行，上级要求进领导班子必须先把高中文凭拿到手。我又脱产了八个月，高中毕业，电大已经读完一年了。

后来我又上了市委有关部门委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定向培养我们的研究生课程班，结果说文凭有的单位不承认，需要去党校再交2400元学费，上几个月课，然后再由党校发一张正式的研究生文凭。这种为文凭而战，让我感到厌烦，我又一次选择放弃。

最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输在了文凭上。

我们这一辈，让上学和文凭折腾得好苦！我主张“有文凭论不唯文凭论”，可谁听你的！

雇“枪手”取文凭，高薪聘请老师飞行上课的领导干部不是仍然很吃香吗？假文凭能够屡禁不止，不就是因为有些单位“认证不认人”吗？！

好了，今后好了。我们这批人，因为年龄原因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关于文凭的官司没人打了。但反对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和现代迷信，诚实奉献与投机钻营者的战斗正未有穷期！

 

22.知青中的幽默

 

（1）大学毕业的顾干事

嫩北四站林场的冬天，帐篷内外温差很大。机关的顾干事上山慰问我们负责放树的战士。进了帐篷，眼镜被雾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摘下来擦一擦，感觉还行。看见帐篷柱子上有一颗钉子，又从容地摘下棉帽子，就往上面挂，三下两下，怎么挂不上？战友问他，他说“明明看见这里有一颗钉子，怎么不见了”，“那是一只苍蝇，飞走了”。弄得很尴尬。

过一会儿，他看见一只苍蝇落到柱子上，为了证明自己的眼睛没问题，伸手就是一巴掌，“唉呦！原来是钉子。”
                    （2）胆大妄为的刘干事

一次机关干部在四自给地里锄地，孙副参谋长给卷心菜打药。过来一只黄鼠狼，大家追着打，没撵上。可让腿有伤残的参谋长打到了，他很得意。放肆的知青说，“您一条腿在垄沟，一条腿在垄台，黄鼠狼也跑不过您”。最可恨的是刘干事竟敢给参谋长说谜语：“远看金鸡独立，近看累马歇蹄，走路风摆荷叶，睡觉长短不齐”。参谋长追着他打。那时的上下级关系多么融洽，现在谁敢开领导这样的玩笑？

（3）知青“老闻”

1976年兵团转地方，接收七星泡农场，我是一名工作队的副队长。由于知青的身份，很快就和大家搞熟了。有一个上海知青，大家叫他“老闻”，在一次会上我也叫他老闻，全场哄堂大笑！原来他并不姓闻，只是因为眼睛近视，看报纸眼睛距离报纸特别近，像闻报纸一样，才得名“老闻”，我哪里知道？

（4）死心眼儿   

想起兵团机关的一位协理员说过“咱这人死心眼儿，上火车从这个门上来，就不会从那个门下去”，这赶上站台在一边还好，有时站台在另一边，他可就下不去车了。其实他想说的是自己不如别人“活分”，没有人家头脑灵活，左右逢源吃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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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帖子已被 冰团战友 在 2008-3-11 15:37:45 编辑过］

兔宝宝

您的回忆，勾起了我无限的思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