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模板难以“套用”不同极端事件 暴雨类型的不同,也加剧了预报的难度。 “我国暴雨多发,却很难以一套既定的模板‘套用’每一次极端事件,正所谓一种螺丝配一把扳手。”罗亚丽说。 据她介绍,我国不同区域常出现不同类型的暴雨,如华南前汛期暴雨、江淮流域梅雨锋暴雨、西南低涡暴雨、华北低槽和低涡暴雨、东北冷涡暴雨以及沿海台风暴雨等。暴雨频发的地点,与夏季风主雨带的位置,以及维持时间密切相关。 “如果与相同气候区中的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暴雨强度很大,不同时间长度的暴雨极值均很高。”罗亚丽说,在今年郑州站出现极值之前,1小时降水极值是1975年“75·8”暴雨中河南林庄的198.3毫米,24小时降水极值为1963年9月10日台湾地区的1248毫米。这些数值在世界上都是“数得着的”。 李泽椿介绍,我国预报暴雨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产品,同时结合预报员自身的知识经验。近年来,虽然数值天气预报模式分辨率逐步提升,但通常来说,极端事件发生概率非常小。 他告诉记者,尽管有些极端暴雨出现时,环流形势整体稳定、清晰,但这其中还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在发生作用,其尺度可能只有一两百公里、生命周期只有几个小时,当前的数值预报模式,很难将其“准确清晰地表达”出来。 中央气象台强天气预报中心副主任蓝渝曾比喻道:这就好比用网捕鱼,网眼太大,小尺度的天气系统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 李泽椿说,攻关暴雨预报难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加强对大气变化的精密监测,提高数值预报的精准度。 他同时提到,数值模式的改进既不能一蹴而就,对暴雨预报能力精准提升和服务精细的另一个焦点,放在了像陈涛这样长期“钉”在值班室的预报员身上。 陈涛认为,需要对暴雨形成过程具备敏锐深邃的洞察力,从海量观测和预报信息中分析预报关键影响系统,以及其与未来暴雨发生时间、地点和降水量的关联,及早发现天气系统预报偏差,等等,才能最终形成对重大暴雨过程的预报意见。 李泽椿还很关心面向公众和决策者的科普,防灾减灾离不开气象,老百姓也离不开气象。 “希望强化决策者的防灾减灾意识和提升能力,更深入了解暴雨预报如何作出、难度在哪儿、风险多大,更好地利用气象预报预警做好各项准备和安排。”李泽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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