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革命运动奏响爱国主义的时代旋律 五四运动因抗议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而展开,爱国主义始终是其核心主题。 中国于1917年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并跻身战胜国之列。中国民众对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化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寄予很大期望。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租借地的最基本要求,也未能实现。巴黎和会受挫的消息传到国内,社会舆论大哗。人们对“公理”的高度期望转化为极度失望,对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已有清晰自觉,因此走上街头奋起抗争。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知识阶层,还有广大工商业阶层和普通劳动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在强大民意支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这一举动史无前例。近代以来,中国对各种有损主权的条约并非没有抗争,但终究逃脱不掉“始争终让”的规律。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向列强说“不”,开创了对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勇于抗争的先例,在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因爱国主义而引发,又将爱国主义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任何党派、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公然背弃这一主流价值。五四运动后,南北两个政府在外交方面都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积极姿态。这与五四运动后爱国主义的高扬和国民外交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的北京政府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要求废除协定关税,实现关税自主;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实现司法自主。修约运动中,鉴于西班牙和比利时对修约交涉持抵制和拖延态度,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中西、中比条约。北京政府还罢免了不听中国政府指令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这些外交上的断然举措,皆为近代以来所未曾见。 在当时的北京政府展现出外交新姿态之时,国共合作的南方国民政府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因其具有不平等性而不合法,应直接宣布废除,即应断然采行“革命外交”。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过程中实践了这一理念,以民众运动为先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显示了南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不同特质。 爱国主义的力量在此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面对军力和国力远超中国的日本,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用巨大牺牲赢得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不仅使中国摆脱了深重而迫切的民族危机,而且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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