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挑战是，
无法用常规之法使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
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加西亚·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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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不是与我们无关的话题，而是一种社会基因。
《五十四种孤单》是对中国作协，湖北省作协“孤寡老人生存状态调查项目”的整理。一年多的时间里，普玄和他的团队，走访七百多位福利院的孤寡老人，精选和讲述了54个老人的故事。
他们发现，因残疾和贫弱而孤寡的只是福利院里的极少部分。还有妇女干部，算命先生、还俗道士、曾身居高位、左右逢源或腰缠万贯的人。而就他们如今的处境看来，财富、能力和地位都不能保证儿女成群和老有所伴。
人终将老去，归于孤独，这就是人生。
不要说什么活着的伟大、生命的坚韧，正如普玄所言：不过是上天给他们的寿命还没有结束，面对人生，唯有承受而已。
潮流推她向前，也将她遗忘；社会进步使他找不到工作……当他们的故事与时代紧密相连时，我们很难再认为，福利院里的世界，与我们无关。或许某一天，我们也会出现在六十年后的另一本写着孤寡老人的书里。
文学也是人学，作家在此放下讲述的权力，成为记录者。故事的主人公都没有在倾诉痛苦，更多是在缅怀过去的辉煌。
从中流露出的孤单、心酸、或是触目的人类晚景，则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同时更是一种激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既是一种理想，也应该是一种必须。”
因为，爱会在本能中延伸。正如贺洲在采访后记中记录：
“很多采访，都是我儿子陪同着在夜晚进行的。他还不到十四岁，这些老人的故事让他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体会。所以，他能不抱怨不吭声。
在没有路灯的乡村道上，他在后座抱紧我的力度，最终变成了照亮回家路的光束。”
《五十四种孤单：中国孤宿人群口述实录》
普玄等著
组织上很多年没有来看我了
口述人：黄三元，女
1923年出生，湖北省公安县人
1983年入住闸口镇福利院
一个可怜人
我是个作孽（可怜）人。我的姆妈（母亲）一共生了七个伢（孩子），我是第三个，共活下来三个：两个哥哥，加我。
大概六七岁时，整天吃不饱饭，于是家里大人商量把我送到别人家做小媳妇（童养媳），姆妈舍不得，送我走时一直哭，但总比饿死在家里要强……婆婆经常有事无事打我。
解放以后，国家不但让我一个没读过书的童养媳读夜校，还上党校，没多久让我当妇女大队长，后来又当到公社的妇女主任，一直培养我，我也拼命搞工作来回报组织。
我都是有组织的人了
我工作蛮认真，吃得起苦，人又憨直。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时，我们押着地主恶霸开批斗会，逼他们交钱，要把地主的钱搞干（完）。开始地主不交，我们就开大会斗他们，一斗就老实了，让怎么交就怎么交，有多少就交多少，还把偷偷埋在地下的“大脑壳”“小脑壳”（银元）都挖出来，全部交给我们。
不光逼地主交，我自己也带头献（捐献），我把一个金戒指、一副金耳环和一个银项圈都献给了新政府，自愿的，心甘情愿。这些首饰是我的全部家当，在旧社会给人家做女红、扎柴火攒下的三袋米打（置换）的。我都是有组织的人了，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献出来？
我搞工作是一把好手，上面很欣赏。我是搞土改时入的党，六个月就转正。一直是党代表，当了好多年。
我还是得亏党，是党培养了我。区委书记周先保培养我，送我上党校，上了一次又一次。那时候县委党校搞“千字毕业”，就是认得一千个字就毕业。轮到我上县委党校的时候，正碰到改革，笔画多的繁体字，改写简单的简体字。我蛮快就认得了一千个字。
到了1966年，实行农村干部退位（回乡务农）。组织上说，现在是年轻人的世界，我们老了，要主动从岗位下退下来……我和老头子是党员，既然是党员就要听党的话，听党安排，于是我和他回乡了，重新当农民。回乡的时候，上面给了我们三百斤米和四百块钱，公社书记亲自送我们到村里。回到村里以后，又有人说怪话（风凉话），说你们当初搞工作不是很积极的么，怎么回来了？话是很难听，但我不在乎，是党员就要受得住打击。
不干活有饭吃，都是沾政府的光
1951年我怀过一个孩子，但整天没有日夜地搞工作，风里来雨里去，怀到四五个月大时流产了。孩子流掉后，万国珍要和我离婚，他经常埋怨我，说我一个女人家，不该天天到外面跑，又是搞工作，又是读夜校，反正是说我不顾家。他思想既封建又落后，我也难得和他过下去，后来组织出面，我就和他打脱离（离婚）了。
打脱离一年后，我和苏国初结婚了。苏国初当时是永丰乡党委书记，比我大六岁，死了老婆的。我一心想要搞工作，他又有一个儿子，所以对要不要孩子不上心，后来也没再怀过。
老头子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农村。政府没有忘记我，乡民政上的一个姓周的同志坐着三轮车，往我家里跑了三趟，要送我进福利院。我问，进福利院了政府还给我发钱吗？他当时愣了一下，说那我不知道，我要回去问问。他为我跑了很多路，我不进福利院也对不起他，对不起组织。进福利院前，政府每年都给我发钱的，进福利院后不发了。他们说你进福利院由国家养，还发什么钱？刚进来时，条件好差，自己还要到外面捡柴火、挖野菜，吃得不太好。一个小屋子，住几个人。现在条件好了。进了福利院，不干活有饭吃，都是沾党的光，吃政府的，每次想起都对党不起。
这个福利院的老人中，只有我是共产党员。我还是老党员，跟我一起（同时期）的党员都快死光了。以前大队（她所在村）发展新党员，还要把我接回去开会，发一包烟，到馆子里吃一顿饭。每年“七一”，大队书记还要带着几个支委到福利院看我，给我一百块钱，后来不来了。组织上好多年没人来看我了。
以前说，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花花绿绿，现在都实现了，但我又要死了。
睡了几十年山庙的唱戏人
口述人：尹先华，男
1929年出生，
一生闯荡江湖，以算命、看风水、唱戏为生，
2014年，进入郧西县观音镇福利院
从小学唱戏，一唱就是几十年
我爷爷是个唱戏的。岁数大了，就不怎么唱了，靠打银饰养家，父亲跟着爷爷学唱戏，汉剧、豫剧、京戏、楚剧都会唱。自己搭建了个戏班子，是班头儿。
啥窑出啥瓦，啥地长啥草。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儿，除了过年，就是庙会，父亲的戏班会唱大戏。我每次都挤到前排，不管会不会唱，咿咿呀呀地跟着哼。
我九岁那年，父亲因为常年吸烟酗酒、熬夜赌博，伤了元气，去世了。父亲一死，我也没读书了，因为自小跟着父亲学戏，就带着父亲留下的大衣箱、二衣箱，进了人民剧团。
九岁进戏班，一直待到文革开始，从一个新人磨练成台柱子，生、旦、净、丑都会，收入也从一场戏几升粮升到几斗粮。文革开始后，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老曲目被看成封建毒瘤，不让唱了，时兴革命样板戏，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我倒会唱，可是没机会唱。
一辈子只会唱戏，不唱大戏了，总得有个营生啊。当地有个皮影戏班子找到我，说：“大戏不让唱了，咱们唱小戏，唱皮影戏！”我就进了皮影戏班。在皮影戏班子混了几年，看的人不多，收入也不行。
与弟媳不和，外出陕西算命、看风水
父母过世，也没分家，我跟着弟弟、弟媳过。每次演出我都给家带回点粮食，收入好还割点肉。日子久了，就有矛盾了，我在外面喝酒吃肉，总会惹他们不痛快。没唱大戏没啥收入那几年，弟媳天天在家吵闹，我实在忍受不住，1979年，决定外出闯荡。
算命、看风水是大学问，不识字不行，嘴笨不行，脑袋不灵光不行。师傅每天教我背《周易》《梅花易数》《铁板神算》《麻衣神相》内容很难懂，开始像背天书，还在我有几年私塾底子，又肯下功夫，几年下来，几本书也能背得七七八八。
说实在话，算命比唱戏挣钱，当徒弟时是不分钱的，但看着师傅每个月都能挣十几块，我是多么羡慕！1981年，我五十二岁，跟了师傅三年，终于出师了。
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我一辈子最快活的时光。算命有了名气，招的人也多，来钱也快，没把钱当数，挣多少花多少，吃好的，和好的。还收了个徒弟，让徒弟美美地伺候了几年。1995年以后，有了电脑，听说那东西比人脑好用，什么东西都能查得到，找我算命，看风水的人越来越少了。
进福利院之后，陪我的只剩一杆旱烟袋
1990年以后，时代真的变了。电视、电脑、手机都出来了，有啥不懂的看电视、查电脑，大街小巷都在唱流行歌曲，年轻人相信血型、星座。那些装模作样的大师，拿着几本书，到处架罗盘。我真瞧不起那些测个字还翻书的人，师傅教的都背不下来干嘛吃这碗饭呢？
在镇安跑了几十年，离老家路途远，身边也没个亲人，孤魂野鬼似的。自己没有固定的房子，只有看风水的时候，才能在别人家里住上一两天，大多时间，都在外面游荡，晚上就住在山庙里，镇安的几十座山庙，我都住遍了。有一天夜里突然下大雪，寒风直往庙里灌，我从睡梦中被冻醒了，雪光照到庙里，白晃晃的，还以为天亮了。我也顾不上得罪神灵，用庙里香客挂的红布往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蜷缩在神像的底座下，浑身不断地发抖，牙齿不停地打颤，心里一直想，哪个神仙可怜我，就快把我从这人世间带走。
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扛不住了，当地政府怕我冻死，把我安排在镇安县福利院，生活总算有了着落。2014年，听说我户籍在湖北省郧西县观音镇天河口，镇安县通过和郧西县联系，将我从陕西镇安转回郧西县观音镇福利院。
我从镇安回来，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根陪了我几十年的旱烟袋。到了静悄悄的黑夜，我就来到院里，点燃一锅旱烟，低声地唱老戏。
“下放”的日子不好过
口述人：李玉友，男
1944年出生，
下放时当过农民，回来后做小生意，开茶馆，
2008年入住太平店福利院
乡里十七年，大家叫我“二流子”
见到我的人都说我穿得蛮光堂，不像个农民，你看我像吗？不像，是吧？我本来就不是个农民，我原来是城镇户口，在太平店共建街长大。二十岁时我跟我妈一起下放到农村，这一去就是十七年，影响了我一生。
66年的春天，正晌午我从大队的牛栏那儿经过，看到李英华一个人在那儿玩。她是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小姑娘，才十六岁，长得很可爱。我挺喜欢她，但她不喜欢我。当时有点鬼迷心窍，跑进去后把她抱在牛栏上就强行亲了起来。她不同意，在那儿又喊又叫，她妈跑进来把我揍了一顿，又喊人来把我扭送到大队部。队长让我带着行李在大队部上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
从那以后我的坏名声就出去了，都说我不上气，是个琉璃蛋（二流子，不好好混的意思）。我成了老大难。你问我为啥会变成那样？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下放到那儿，人生地不熟，性格又比较孤僻，想到哪儿就是哪儿，喜欢蛮干。二是年龄大了，有那方面的需求，迷迷糊糊就犯了错误。三是总觉得自己不会在那儿扎根，思想上不安定，对啥事都是无所谓的态度。
十七年的婚姻，竟然也被“下放”
返回原籍后，我去十堰打工，帮一个私人老板杀猪杀羊卖肉，一个月管吃管住，六十元钱。
老板娘介绍我认识了孙淑琴。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多了，她比我大八岁，是十堰轮胎厂内部的理发师，刚内退，一个月还有几十块退休费。她老家是东北的，长得还不错，就是皮肤有点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很好听。
没过几个月，我们就好上了。1987年，孙淑琴和我一起回到太平店，先是租房子杀猪杀羊干了四五年，生意不太好。她就提议说开茶馆，因为她是个爱热闹的人，自己也喜欢喝茶。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和孙淑琴拿结婚证。我们在一起整整十七年，还是很有感情的。没有争过嘴也没吵过架。当然，是她当家，我啥子都听她的。我茶饭做得好，一直是我在做饭，我有力气，衣服也是我洗。钱我也不管，都是她在管。衣服吧够穿就行，她给我买什么我就穿什么，我平时抽点烟喝点酒她也不反对。她一个拿工资的人，愿意跟着我，我还不知足！
一直到2007年，孙淑琴有了外遇，我又一次被“下放”了。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在茶馆忙，孙淑琴说要回去照顾外甥（她之前结过一次婚，有孩子）经常不在家，我也没在意。后来喝茶的人好心告诉我，说她在外面又找了个老头，还经常在十堰公园散步。我开始不相信，后来见她老是不回家，就找了个早晨跑到公园去看，果真看到她和一个老头在散步。
下午孙淑琴回来了，还有那个老头也过来了。他们给我带了二千块钱，让我把茶馆处理一下回襄阳。我心里也清楚，自己一没房子二没钱三没有工作，孙淑琴跟着我也是受罪。不说别的，这十几年，光是租房子都换了七八个地方。我没说话，啥话也没说。
福利院收留了我
带着钱，我灰溜溜地从十堰跑了回来。房子没有房子，亲人没有亲人，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孤老”。刚开始找到几个老表，这个家里住两天，那个家里住两天，活像一个灰老鼠。
还好，第二年就住进了福利院。在福利院里，再也不用操心去挣钱，吃喝穿用都有了保障。那一回中风最严重，半边身子麻木，说话都说不清楚，院长及时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还跟了一个院民去照顾我，住了半个月，好得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摸到良心说，要不是碰上现在国家政策好，我真不晓得坟上的草长得有好深了。
我无聊的时候喜欢下象棋，没事就在福利院里找个人下。下个三五盘，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有时候找不到人，我就在心里自己跟自己下，上家走一步下家走一步，有时候走到最后，我也不晓得上家赢了还是下家赢了。反正有个事做，心里不空就行。
要说什么都不挂念了，那也是假的。
咋说呢，心里总还有些不甘吧。有时候真想再去十堰看看孙淑琴，可是有什么理由呢？要是当初把那两千块钱还存她那儿就好了。
民间修庙人
口述人：秦天富
1951年出生，
曾做过护林员和阴阳先生
阴阳先生
二十八岁之前，我是义务劳动的护林员。
二十八岁那年，因为机缘巧合，我接触到了《入宅传》和《入坟传》。这两本书，从民国时期就一直在民间流传，是一个手抄本，里面画的“八宅风水吉凶方位八宅盘图”，我很感兴趣，而这也是所谓风水学中最古老的一门流派。后来，又接触到《地理秘诀》，这一本是别人从海外带回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村里的人知道，例如说，谁家择一个宅基地的日子了，谁家看一个坟地的向位了，都找我。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周边几十里地的人陆续都知道了。
看了三十多年的风水，看过的阴阳宅可以说不计其数。但是，我从来不问对方索要一分钱，都是对方过意不去，随意留下一些钱物，三十五十块，百儿八十快，算是一些礼节吧。所以说，到现在倘若是我走到哪个村了，人们还是主动围上来问这问那。
我用巧计建起一座小庙
要说修建庙宇，得从2012年说起——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村突然来了一个外地人，说是要承包坡上这片核桃林。当时核桃已经挂果，这个外地人操着听不懂的语言，在村里动员了半天，说：“你看看这片果林，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不如承包给我们算了，我每年给你们租金。”他这些话，让绝大部分群众很反感，不同意给他承包。
当晚，我就想，如果在山坡上修建一座护林房子，这核桃林不就成了有娘的孩子了吗？没想到遇到很大的阻力，期间还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说我想沾光，想借机发财。
我死心不改，一心想搞成这件事儿。
大概又过了十几天，我私底下跑到十几里外的安国古城河南岸，找到那个村里会念经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曾在多家庙里伺候香火，村里村外、十里八乡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我们两个商定后，按照我的计策，让他隔三差五到核桃林的一个空地上念经。每当他念经的时候，我就故意在村里放出风声：“有老和尚在坡上念经了，都赶紧去听啊！”
我这一招果然很灵。大家开始往和尚旁的小木箱里投钱。
一天下午，看念经场上人很多，我就大声提议修一个小庙保一方平安，没想到绝大部分村民都同意了。
我的小庙保一方平安
小庙封顶好热闹。临近中午，当最后一根椽子将铆钉钉稳，拴着红黄绸子的梁木顺利放上梁坑，一时间，小庙两头燃起的两挂鞭炮，噼里啪啦开始齐鸣，大伙围在小庙周围有说有笑。
那景象，那场面，一生都难忘啊！
群养五保对象，是必须要住在福利院的。我在福利院里比较特殊。十里八乡的人们找我看坟地的多，跑得多，很少闲着。我就和福利院的院长说，平时我又不在福利院吃住，能不能多少给一点补助。谁知道院长很开明，就按照五保老人们的平均花销，一个月补助我三百块钱。就在去年，我想着一生的愿望实现了，人也老了，就申请到福利院来住。之前，因为我是抱养一个女儿，闺女出嫁后，没有跟我在一起生活。去年，一次收听广播的时候，广播上说，儿女不在一起生活的老人，可以到村里申请，办个五保户。
别看我一个月领到三百块钱，平时看坟地多少也能挣个小钱儿，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我亲手修建的小庙，隔三差五到坡上走走看看，听一听庙上的风声，看一看神像的光芒。
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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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9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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