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来由 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构想的,是乔治·凯南。1946 年2 月,美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看法。当时,主持美驻苏大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日夜疾书,于2 月22 日给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 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政治”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 1947 年1 月,凯南在这份电报的基础上,写成了《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官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 苏联的软化趋势出现之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允许在俄国早日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由此可见,凯南阐述的对苏联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 继凯南之后,美国务卿艾奇逊也提出了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战略构想。他在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于1949 年8 月5 日公布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和他本人同年7 月30 日致杜鲁门的信。在这些文件中,艾奇逊明确提出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的主张。他说:“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够促进实现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 杜勒斯更是“和平演变”的鼓吹者。他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侵朝战争失败后,杜勒斯提出所谓的“和平解放”战略,即用“和平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宣称要“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一旨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 杜勒斯于1953 年1 月15 日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如果说,凯南“和平演变”的目标旨在苏联的话,那么,杜勒斯则把“和平演变”的目标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了。 杜勒斯在1957年7 月2 日说,如果他们(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言下之意,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会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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