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漂流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再思考——1986，生死漂流

冬泳博士

被江河捆绑的命运

文/本刊记者袁颖 原载于2008年《户外 》

生命如树的年轮，因为漂流改变形状。如果是荣光的话，他们是真正的漂流者。如果是痛苦的话，那是共有的体验，铭在我心。——随队记者马挥

1979年，四川西南大学电教室职员尧茂书在一本美国《国家地理》上看到了日本探险家植村木直单人漂流亚马逊河的故事，漂长江的念头悄然在尧茂书心中生起。他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去做准备，包括体能训练和勘察江河。计划在1985年9月开漂。

年初，坊间传言美国人肯•沃伦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了长江的漂流权。据说听到这消息后，尧茂书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提前！提前！”。

1985年，在《四川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长歌祭壮士》的报道，讲述尧茂书漂流长江不幸遇难的事迹。报道的作者戴善奎在在多年后补述道：尧茂书的勇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艺术的热情。尧茂书本身就是一个玩命的摄影爱好者，他拍摄的冰川消融照片曾登上过《中国摄影》的封面。如果换在今天，尧茂书的故事可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被表达，而当时，作者着力表现了尧茂书要抢在美国人之前漂长江这一点。这个角度正好符合了当时的主流，“中国的长江要中国人首漂”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信息匮乏的年代，一篇文章就是一枚炸弹。

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到80年代中期，人们接收资讯的渠道是是极其有限的，除了电台和只有几个频道的电视，就是报纸。相对现在的资讯海洋，那时候资讯传载量顶多也只是公共澡堂。于是，每条官方认可的信息都能有效传播，且在适宜的时候，它能裂变成“重磅炸弹”。

《长歌祭壮士》这篇报道首先在四川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媒体纷纷转载。尧茂书一句“不能让外国人抢先漂我们的母亲河”瞬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热情。

一篇文章再加上一支即将到来的美国队伍，揭开了中国漂流的第一页——中国人首漂长江。这是1986年春天。

我想问，如果尧茂书没有看到植村的故事，还有另外怀有漂流梦的中国人吗？如果没有那篇报道，有多少人在乎一个在长江失踪的普通人？如果当年肯•沃伦没想到要漂流长江，中国人会那么急切投奔长江吗？如果当年首漂没有牺牲那么多队员，今天中国漂流运动的成长是否可以向“登山”那么蓬勃？86-87年两河的首漂，是中国漂流发展“早产儿”吗？

去年记者曾跟随一个美国的漂流学校漂流了长江的金沙江段。两岸陡峭的岩壁把这一段围抱作世外桃源。过了几个3-4级滩，中间也有队员遇险脱险。但敲打我心最强烈的是：为什么美国人能这么熟悉这条江河，而中国人只能含糊其辞？中国在首漂后，与江河就渐行渐远了吗？

从金沙江回来后，记者开始寻找那些曾漂流长江黄河的中国人。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当年所发生的一切。

时间的大手不断挥动它的抹布，事情大体的脉络在当事人的记忆力也开始模糊，他们只能在某个点上给你抛出连串的故事。以至记者错觉当年也就是两帮人漂了两条河。

随着寻访轨迹的延伸，线索和结点的不断丰富，我们终于把这场首漂连成了一张网——

这是关于两条江河，6支队伍，10个队长，百多名队员和上百名记者的故事。

这不但是人与波涛搏击的故事，也是队伍之间竞逐的故事，甚而也是以江河为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故事。

以最简约的方式去表述这次竞赛式漂流的赛果：在长江上，肯·沃伦带领的中美合作队在巴塘宣告解散，途中1人死亡；其余两支中国队伍以牺牲10人的代价漂完长江。在黄河上，三支队伍以牺牲7人的代价漂完黄河。

请容许我首先讲述遭遇挫败的肯·沃伦队伍离开中国后的信息。

两条相对立的新闻：在1987年的美国的《划艇》杂志把肯·沃伦带领的长江漂流被评为本年度全球十次最伟大漂流之第二位。在同年5月的《Outside》杂志上，迈克·麦克瑞（Michael McRae）撰写的名为《扬子江上的哗变》，阐述了肯·沃伦队伍在长江上是如何的糟糕。

肯·沃伦返回美国后陷入舆论的误解和漫长的官司，使他面临沉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不久宣告破产，在1989年去世，享年62岁。肯•沃伦为世人留下了一部90分钟的长江漂流纪录片，还有一本回忆录。那是证词，让当时和后来及局外的人们继续关于他的褒贬和争论。

关于肯•沃伦，在他从巴塘决定上岸那一刻起，对于中国来说，已是无足轻重，不足挂齿。沃伦的队伍如被离心力飞速抛离的一滴水，消散在空气里。

提起沃伦，其实是上面《划艇》杂志评选同时把我一巴掌拍醒。中国两支队伍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东海，中途越过美国人认为“天堑”不可漂的虎跳峡。这些都有影像为证。信息通畅的美国媒体——《划艇》杂志并没有把这些成果列单其上？

如果当时中国人知道这个评选结果，他们又以怎么样的方式回应？

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评比的公平性。而是惊觉当年中外信息流动的不对称。我们全民上下力扑一个“首漂我们母亲河”的外国队伍，使尽浑身解数，一拳击出，其实击中的只是空气。对方在谈论的是困难、规则、水情、技术和成果。也就是说，他们关心的是哪里有更刺激的急流，怎样才可以漂得更好。他们的对手是河流，我们的对手是人。

在采访到北京黄漂队队员丁凯的时候，他说：“我们漂流长江黄河都是因为一个‘肯·沃伦’，但，我们有多少队员了解他，知道肯·沃伦长什么样，他们的队伍怎么样漂？他们在美国的状况如何?。”他在当时队员心中就是一个“影子对手”。

1987年9月11日中午12点，河南队由李朝革和朱磊用敞船在离黄河壶口主瀑布6米以下一块较小的水帘闯过壶口。图/王琦

中国式漂流

美国的汉堡包和西安肉夹馍的整合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材料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味道不一样。

所幸的是，也因为信息交流不畅，也造就了我们一个有想象力的时代。在美国人争论该有多少独木舟配合橡皮筏在险处派上用场的时候，中国人想的是如何找到替代橡皮筏漂过险滩的工具。中国的漂流队想：既然要过虎跳峡，既然坚持是“无动力漂流”，那使用“密封舱式”的漂流器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在老外看来，那完全是另外一项极限运动。）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图像里，出现了好几款的中国人自己研制的密封挺。如果换在今天，我们会马上从外部资料里“抄”学，别人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连想的胆识都没有了。全球化进程让 “游戏规则”都成了舶来品。

中国人说的“漂流”，美国人惯用的词汇是River trip（江河旅程）。由语言传导到意识形态，造就了一种运动方式在不同民族的认知有了先天差异。

20年过去，人们对长江首漂的“赛果”已经冷漠或忘却。因为那是干枯的历史枝条，并不是花叶和甜美的果子。

历史书描绘的常常是大历史，充满细节和感情的故事，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历史。有了聚焦才有温度。

1986年初夏，三支队伍先后在长江源头集结。这是否一个最适合漂流长江的季节到20年后的今天仍在争论中。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美国人能掌握的长江水文资料并不充分。所以连肯·沃伦的队伍他们也只能从匮乏的资料里判断长江源头和上游的水文地理状况。

他们定出了出发的时间，迫使中国人必须在他们之前踉跄出发。

同在1987年，也是应为争“黄河第一漂”的心理，来自北京、洛阳、马鞍山的三支队伍也在不适宜的季节提前到了黄河源。

在两条母亲河的源头，都面对同样的困难。江源还是冰冻中，在高海拔地区忍受寒冷、饥饿，还要拖拉着皮筏在坑坑洼洼的冰沼里行进。几天几夜看不到任何人烟，没有通讯设备。

这样的行进对任何人都是困难重重的。最折腾人的就是迷路，还有个别小分队的失踪……人在极限环境里，且在没有装备没有经验没有技术的时候，唯一的资本就是年轻，心理和身体的承受力是可以无限地挖潜。而且是为“民族荣誉”而战，所以他们也就这样走过来了。

漂流队里除了队员，还有记者和医生；在满眼雄性气息的汉子堆中，也穿插着几个女性。我们将会在后面的篇幅里读到黄漂队员女队员舒辉在源头的困苦与尴尬，她不无遗憾地意识到：探险世界里不接受性别差异。而在长漂队伍里活跃的另一位女性吉胡•阿沙，她为了争得和男性平等的漂流机会做出很多让人张口结舌的事情以明志：“你们不应该轻视我。”她是对的，时间是证人，20年过去，在我们翻开她刚刚出版的自传后，才发现，长漂只是她传奇人生里的一个章节而已。

走到水能载舟的地方，１人摆舵，４人划桨，渐下，渐下，时间很漫长，队员们轮流着唱歌。可他们都知道，大河要从海拔5000米跌落到海平面，需要下很多的楼梯。这些大自然造的阶梯并不以人的尺度……河流突然去了温柔，突然换了个脾气，也换了嗓门，怒吼咆哮……

“我们过滩时只有50%的机会，要不顺利通过，要不翻船。翻船后也有50%的机会，不是生，就是死。”说话的是前后经历了长漂和黄漂、从死神的指缝间逃出来的袁世俊。（他是在拉加峡五位落水队员中的唯一生还者。）记者心中升起另一个念头：“其实还有50%的机会，可以选择过，也可以选择不过”。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口。在当时他们的生命语境里，没有不过的道理。

  

1986年10月12日，雷建生和袁世俊进入舱体，这对好朋友即将冲刺长江滩王老君滩。密封舱为球体，上半球捆绑车轮内胎保证浮力和减震，外部底面捆着两个外胎以稳定重心不易反侧。此船是被媒体称为漂流个体户的王殿明设计订造，他用这密封舱单人漂过虎跳峡后，与洛阳队合漂，后在雷波分开。图/李永孚  张新生提供

大河和她赤裸的儿子

当有人攀登了一座山峰，漂过一条河流，穿过一片大陆，其他人便确信这样的事情在人类能力的范围之内。在现今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做探索未知的第一人，大多数人永远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安索·南斯

“落水后的感觉是怎样的？你下沉时所看到的世界首先是白色，然后是黄色，慢慢变成灰色，随后是黑色。但你无法左右自己的身体。水流像洗衣服一样，它爱把你甩到哪就是哪，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水底，一会儿又把你托上来，然后再甩下去。”北京队队长于忠元回忆道，“水的力气无比大，能把你给扒个精光，首先是外面的裤子，然后连裤叉也扒下。如果救生衣穿不正确，它就马上从你头顶脱出。”记者在去年金沙江漂流的时候穿的是防水服，在颈脖手脚处都有密封圈。防水服的功能除了抵挡水的侵入外，还有良好的保温功能。在拉加峡牺牲的队员里，就是因为失温而无法坚持下去。

“大约在河里泡了一个小时，身体被仅5-6度的水冰的渐渐麻木。又一排浪打来，紧靠我的宝洛首先没了。……‘建生，我受不了了！’朱红军又凄厉的哼了一声。朝建生望了最后一眼，手臂慢慢地从船绳滑脱，随波而去……没多久，张宁生轻微的呻吟也停止了，头耷拉着消逝了……”而同在一船的雷建生是被礁石击中头部昏迷而死。袁世俊的每次回述都是痛苦的。在聆听中，感受到他们的漂流征程犹如斯巴达里赤裸的壮士。记者快速打开记忆的闸门，八十年代的建筑工人们作业时需要配戴头盔吗？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上漂流，如果你没有穿戴头盔和救生衣会被罚款的，水上监察员愿意的话，他还会把你拽下水，让你感受失去保护的严重性。”美国漂流手文大川对记者说。

来自洛阳的郎宝洛、雷建生和队长王茂军在勘察水情，前两者一起首漂长江成功，被当时媒体称为漂流王子，但翌年，两人同时牺牲在黄河拉加峡上。图/李永孚

死亡，总是在突然间到来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

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两条河流共夺取了17条生命。在这17中，有15人是在闯滩时遇难的，其中14人是在敞船翻船后遇难，有１人士在密封船里被强大的水压从密封船中挤出遇难。而剩下的两个人，是在陆上罹难的，他俩的职业都是记者。

“大卫·夏普（Dave Shippee）是《爱达荷人报》的摄影记者。他为什么要来这条未知的河流？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这次探险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他的一次职业机会。”他的队友安索·南斯（Ancil Nance）在《1986年中美联合长漂纪实》里对他的描述。“大卫在我们进入唐古拉山北侧5280米的长江源头前就病倒了，不得不返回格尔木休整。两周后，大卫看起来好多了，肯·沃伦答应他回来。大卫告诉我他已经完全做好准备继续漂流。也就是说他一定要去，无论身体是否彻底恢复。这是他个人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一路都没有后援，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到达880公里外的玉树为止。谁也不希望在这段漂流中遇到麻烦，没有人能听到我们的呼救。我记得那时我告诉自己，在旅途中连一个小伤口都不要出现。两天后，大卫又病了，我们只好把他从筏子上弄下来。大夫想办法让他喝些液体，他看起来明显脱水。但是他摇头说：‘没用了。’就昏了过去，在午夜咽气前也没恢复意识。大夫尽了全力，但他还是死了。”

至于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外界的救援。

据当时的《中国建设》随队记者回忆：“据说那时即使最先进的美式黑鹰战斗直升机, 也由于空气稀薄, 都无法抵达无人区。”另外中美合作队的中方队员张继跃也补充道：“在和中国官方磋商漂流活动的后援问题时，肯·沃伦被承诺他们将有直升飞作必要的救援。但就在沃伦整个队伍已经在广州入境的时候，才被遗憾的告知，没有办法为他们提供直升飞机救援服务。即使飞机能飞抵该地区，但也没有可供应飞机加油的地方。”但是所有船只和队员摄影组都来了，沃伦并无回天之力。

外界都认为美国死了一个人，所以就退缩了，不漂了。大卫的死并非解散队伍根本的原因。据说当时队伍已经没有办法依据本来的时间表去行进，且皮筏遭到了严重的损坏而没有修理的工具和设备，粮食基本已经消耗殆尽。且最致命的是，队伍里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甚至有人希望重新投票选出新的领队。

“一旦回家的渴望从心里涌起，其他一切都索然无味了。大足石刻和大熊猫都没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大家都疲惫了，一心只想回家。”安索·南斯回忆道。

肯•沃伦因为大卫的死在美国遭遇了官司，最后还是沃伦胜诉。

沃伦的队伍里有好几个由媒体委托的记者和摄影师，还有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在后面篇幅里接受采访的保罗就是摄制组里的成员。

安索·南斯回忆道，他们的行程有时不得不为迁就拍摄而拖延。

摄影师保罗说，虽然那段90分钟的片子在美国造成很大的反响，但其实那都是在没有危及生命的河段拍摄的，而他们所经历的真正危险段落，在观众根本无缘看到。

就在肯•沃伦宣布解散漂流队的同时，从中国的漂流队里得到了另一位记者身亡的消息：

“《世界青年》杂志记者万明，他在虎跳峡采访中国长漂队归途中，被飞石击中头部，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就这样，长江首先收进怀里的，是两名记者的生命。

叶巴滩位于四川甘孜的白玉县，装备精良的美国人在此失败，也是中国长漂队队员首次牺牲的地方。1986年11月19日，长江科漂队的王建军、杨前明、王振补漂叶巴滩牺牲前的最后照片。图/王烈诗

冬泳博士

被江河捆绑的命运 (续)

最真诚的想法是最简单的原因s

站在灵堂的台上，我浑身绷紧，突然产生恨意——强烈的愤恨。不是悲伤，是愤恨。不知道谁能让我打一顿，谁能为这事情负责？谁造成这一切？——随队记者马挥

让记忆换一个场面。追悼会。

雷醒那时候５岁。舅舅带着她坐火车从洛阳赶往西宁，她记得很清楚，她睡的是下铺，火车加速时把她从床上甩到地上。“我从此坐火车再也不愿意坐下铺了。”她也是从乘上这列火车开始，成为一名没有父亲的女儿，不论她愿意不愿意。

记者在一段录像里见到过追悼会上的雷醒，孩子双手托着和她身体不成比例的相框朝着灵柩哭着。相框里人就是雷建生。

“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来到一个充满未知、危险重重的地区探险，先驱者会为后来者铺平道路，平安归来的探险者让其他人知道什么是可做的。而那些没有回来的，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驱驶他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肯•沃伦队的队员安索·南斯的这段话放在雷建生身上尤为贴切。雷建生既是那个平安归来的人，也是没有回来的人。

“漂流王子，梦断黄河”这是1987年报纸里的醒目的标题。他参与了1986年的长漂，“长江上主要的险段叶巴、虎跳峡、老君滩、白鹤滩，洛阳队每次冲滩他都有份，是全队唯一。洛阳队７次历险，每次他都在船上挥楫，浪里拼搏，水下挣扎也是全队唯一。”——《探险在中国》

这位中学历史老师从长江来到黄河，过任何大滩，都是他在前面开路。其他人和别的队伍都等这位河南队长拿主意。

“他没有在长江牺牲，他去漂黄河，若他没有在黄河牺牲，他还会去漂密西西比河，然后是其他的河流，他注定要把生命结束在哪一条河流上。”雷的队友刘毅这样说，雷的女儿也这样说。

“雷建生是职业探险家的类型，在战争年代里，他是将军。和平年代，他探险。”不只一个人这样定义雷建生。从他给家人的书信和他的漂流日记里，记者深信这一点。

“拿破仑讲了：‘中国是一头睡狮，如果一旦醒来，它将震惊世界’”这是雷建生在长江首漂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时的一句话。换到现在的记者会上，可能只有周星驰敢于调侃式地引用。

他们为什么漂流？不就是要像狮子一样吼一声吗？每个时代都是一级落差，哗哗逝去的时代淹没了20年前那些美好又单纯的人最原始近乎赤裸的初衷。

我们为何不马上相信这些理想并为之感动，那是因为河流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泥沙俱下，大浪淘沙。金子最后会被淘出来的。”长漂队员黄列诗感概，“如果让每个人都写2万字的回忆录，哪怕只有10个人写，那就是20万字的书了，长漂将会是另外一个故事，更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断章取义的故事。”

雷建生在女儿出生后为她取名雷醒，也是他对“民族”这个概念，最为朴素锥心的愿望。

镜头回到20年前。送完爸爸回到洛阳的雷醒还像其他小朋友那样白天在幼儿园，晚上回家。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母亲给我一个很完整的成长环境，给我的爱一点都不少。”

你能用三个词去形容你的父亲吗？“坚毅的，坚强不足以表达；健康的，别人眼里他是英雄；也是残忍的，对于我和我母亲而言，他是残忍的……”问者和答者的喉咙被铅块哽住了。长途电话的两头都没有了语言能力，十秒，二十秒，只有湿漉一片。有千万个抱歉，雷醒，我不该打开这闸门。虽然之前你父亲的队友们都提醒你是个坚强、大气、低调的孩子。

25岁的雷醒前年结婚了，她说她找首先是普通人，不要英雄，但得有男子气。她的婚礼上，父亲生前的队友都来了。其中一个揪着新郎：“可不要亏待咱家的闺女。”

老婆啊，不要哭！

画家黄永玉曾出版一本记述他被打牛棚后的生活琐忆，虽然故事都只与一帮臭老九的劳动生活有关，但他把书取名《老婆啊，不要哭！》。

当黄河漂流结束后，《解放军报》记者周涛到了洛阳，找到雷建生遗孀朱梅英。

“人没了，总催我去派出所吊销户口。……派出所人的脸色，那扫过来扫过去的目光，两个人还在一边嘀咕‘没把丈夫看好’‘要不，能出这种事！”可去年呢？去年呢？建生长漂回来，又是进级，又是奖金，又是给予这个称号那个称号，全洛阳都争着把他往身边拉……”20年后，从她的孩子雷醒哪里，知道了这位遗孀现在爱上网，看朋友们的博客，也搜索与雷建生有关的内容，然后搜藏。“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她生活得很平静。”

不论是做英雄的妻子，还是英雄的遗孀，都很难。“白天在幼儿园里我就会暂时忘记，但晚上回到家会感觉压抑。” 这是朱梅英的感受“我能感受母亲为父亲而焦灼痛苦和担心。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女儿看在眼里。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的作者乔恩·科莱考尔曾经这样写道自己的妻子：琳达开始接受我的攀登，她看到这正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重要方面。攀登，在她看来，是我人格中某种像眼睛颜色一样无法改变的本质体现。她看到我对登山欲望的真正内容，害怕起来。“如果你死了，”她带着失望和愤怒争辩道,“不仅仅是你要付出代价，我也要，你知道吗，用我的后半生。这对你无所谓吗？”

乔恩逃过了灾难。雷建生永远离开了妻子。

在黄河上游漂扎陵湖时，极度严寒孤寂，记者张新生甩出一个话题：“现在最想家里什么人？父母、孩子还是老婆”几个大汉的回答都是孩子，只有雷建生英雄气短：“不，我想老婆，我真想她。”

逝者，都是大写的人，除了雷建生，还有郎宝洛——长江上的另一位“王子”。

他和朗宝洛一同来到了黄河，也和朗宝洛一起葬身黄河。但，他们之前的生命轨迹、气质、性格都折然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都“大河之子”。河流，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就像电影里连个不得不出现在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男主角。

在洛阳市政府家属院的一个楼房里，郎保洛的母亲给记者一份复印件，那是郎保洛在1986年3月写给某报社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报纸向呼吁社会能支持长江首漂。文句拙朴，心绪焦急，是赤手空拳的坦诚， “肯•沃伦长江漂流的时间是1985年（一篇《梦断长江》的文章让郎误会肯•沃伦已漂长江），设中国人漂流长江的年份为X，1985－X＝A则肯定是个负数，是个“赤字”，现在只能尽力使这个负数的绝对值小一些，这是中国人的责任。……意大利哥伦布为了横渡大西洋，居然能说动西班牙国王，给他一个船队。中国社会现在这个情况去哪儿活动呢？中国怎么没有个冒险公司呢？……碰了一鼻子灰，心情惆怅、阴沉、茫然，给你们写信，想看到点光芒。盼你们回信。……若你们也为难，看完后就销毁它吧……”

在黄河出海口，马鞍上队队长张大波抱住张志珍老人：“大妈，我们回来了，却把他落在那里了！”失声痛哭。

记者见到的母亲不是祥林嫂，而是一个身体健康、思维清晰，特别照顾客人的可爱老人。老人递给记者一罐暖暖的露露，待记者喝完一瓶，她要我再喝一瓶。张志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郎宝洪17岁那年去栾川县老君山探险，从悬崖跌落身亡。二儿子1987年在黄河漂流遇难。老人现在一个人生活，丈夫儿子的遗照放在床边。

岸上的漂流孤儿们

吴泉民在90年代初逝世，按照他的遗愿，把一半的骨灰埋在北京顺义的青年公园，一半撒到黄河入海口。

黄河首漂北京队的组织方是北京青年联合会，吴泉民是联合会的代表——漂流队的总指挥。出发前，他被授予的终极职责是让队伍以最小的代价“一寸不落地把黄河漂完。” 若有特殊情况，跳过的河段，得把船抬到原地补漂。

从原来的文质彬彬到后来的蓬头垢面，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半年下来，他所面对不是一个角色单一的漂流队，而是一个复杂社会的浓缩体——里面的人极富个性——理想家、探险家、甚至机会主义者。队员之间的矛盾，队伍之间的竞争随着出发的第一天已经接踵而来。执行既定任务同时，处理纷纭复杂的人际，且心力交瘁的——横在他面前的还有陌生的黄河。他比谁都难。

当各队先后出现伤亡后，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发出41号通知《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的管理通知》，三支队伍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夭折。“漂流是民族精神的弘扬”过渡到“漂流过热”几乎就是一夜间的事情。通知指出当时中国有一哄而起“漂流热”的现象，出现了19个漂流队……纵观全局，除北京队尚具条件外……

漂黄河除了激情燃烧，同时也背负着“完成任务”的。那就是为什么在长江上的漂流英雄，最后在黄河上被“流寇”化的原因。

记者询问一个正为登珠峰做准备的朋友：“你当时知道1987年的黄漂吗？”“知道。”“有想过参加吗？”“没有。”“为什么？”“那是运动。” 运动？他指的不是体育运动，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场运动。

在过了壶口后，三支队伍更是进入冲刺阶段。北京队3个月没有出青海，壶口到入海口1600公里，11天划完。

这让人想起《河殇》中的预言：当有一天中国人以玩的心态去国外漂流，就能真正感受到这项运动带来的乐趣。

在记者写稿的当下，当年的黄漂队员朱磊和杨明正在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上。他们计划从拉萨飞往尼泊尔，开始他们的“闲逛”之旅。另外两名黄漂队员丁凯和王琦也将在数日后出发，他们四人会在加德满都回合。

丁凯说他现在的职业是“兽医”。因为他拥有很多马，需要照顾他们的健康。他在北京郊区拥有一个马场。20年前，也在北京郊区，他和其他两名队员一起养鸡。“在最困难的时候，卖过粥，也做过自行车保管员，两个人喝一碗牛肉面汤。当时大家都很苦难，但没有办法，但兄漂流队员们就像一家人，没有保留地分享自己仅有的东西。成朴卖血300元请我上大饭馆，王琦卖血请羊肉串。”

在郑州的越秀酒家里。几位当年的漂流队员围坐在佳肴酒香前，喝得差不多了：“逝去的都是英雄，活着的怎能是英雄，顶多狗熊。”他们都有自己的物业、公司和座驾，但一路走来，其实坎坷不少。

生活不容易。尤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最激烈的20年，如没有栅栏的高速列车，它大拐弯时，可以把人载向理想的方向，也能把人甩下车去。

漂流队上岸后，开始了在陆地上的漂流。他们回到原来的单位，或者搞个体户、结婚、离婚、再婚、再离婚……经历下岗创业、打工失业、经济纠纷、牢狱之灾、出国回国、患病早逝，甚至有的成了失踪人口。

“我们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能经历。”他们就是那代人：要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要长知识的时候遇到“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回到城市刚好赶上“只生一个孩子好”，到了不惑之年迎接他的是“下岗”。当然还有比江河更难以预测的沧海桑田在等待他们，比如还没有完全建设好的深圳，还没有开始建设的海南岛。他们中的好些人也拽住了这样的橄榄枝。采访的队员年龄大多分布在1951-1961之间，张艺谋和王石（1951年），崔健和潘石屹（1961年）也是那个年代的弄潮儿。（《户外》杂志 袁颖）

冬泳博士

1986，生死漂流

      来源：ELLEMEN睿士

      2016-08-29 12:27


今年五月，我们收到一封邮件，来自一名69岁的美国老太太，叫做简·沃伦。她跟我说，她的丈夫30年前在中国家喻户晓，因为他要做地球上第一个漂流长江的人。但现在，中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想在中国出版长江漂流的回忆录，出版社要她自费。她得了癌症，想最后来一趟中国，重走一遍长江，联系到的中国电视台找她要赞助，但她连机票钱也出不起。她对我们说：丈夫去世后整整20年，我都活在愤怒和痛苦中，没法谈论这事。你知道吗，这是唯一一次由“最高行政机关”批准的探险？

1986年，在国务院批准下，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和简·沃伦率队漂流长江。为了争夺第一个漂流长江的荣誉，10多支装备简陋、毫无技术的中国队伍和他竞争。最终，中国人以10条人命的代价勉强漂完长江，第二年在黄河上又失去7条人命。而肯·沃伦的队伍在大水面前陷入猜忌，互相指责，终于分崩离析，他回国后便陷入官司，在破产中突发心脏病死去。让双方都付出如此代价、一度与振兴中华、女排五连冠、洛杉矶奥运会首金并列的长江漂流，
却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次爱国主义运动。


◎ 致命的误判
1983年，成都，一对美国夫妇在到处找人，他们已经待了一个月。在美国，一个华裔美国人骗他们说，自己可以拿到漂流长江的许可。为此，他们花费40万美元，带来了整个队伍和9吨的漂流物资。

几番倒腾，美国职业探险家肯·沃伦和他的妻子简·沃伦，被介绍到了国家体委旗下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简称“体服”），体服开价80万美元，当时体服官员一个月的工资才40人民币。双方约定，肯·沃伦回国筹钱，并训练三名中方队员，组成中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简称“中美队”），1985年8月正式漂流长江。这被美国报纸 USA Today 称为“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服”。


肯·沃伦

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漂流运动，却有漂流爱好者。西南交通大学的摄影员尧茂书偶然得知了肯·沃伦的漂流计划，这与他从小的梦想不谋而合。1979年开始，尧茂书就在金沙江试漂，到长江源头和虎跳峡勘察水情。回家后，他给体服写了封信，希望加入中美队，到美国接受肯·沃伦的训练。但体服只在内部筛选，拒绝了这个四川眉山的爱好者，并建议他不要漂。

尧茂书也拒绝了体服的建议，并且他决定，要抢在肯·沃伦之前出发，成为第一个漂流长江的人。他对记者说：“中国人的长江，应当由中国人完成首漂！”
6月20日，尧茂书从长江源头下水，入沱沱河。临走前，想到万一自己牺牲，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难以再嫁，尧茂书做了一个悲壮的举动：他让妻子把肚子里4个月大的孩子打掉。

就在尧茂书下水的同一天，美国俄勒冈州罗格河上，代表国家体委的三名中方队员褚斯鸣、张继跃和徐菊生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训练。3个月里，肯·沃伦带领他们下水12次，漂流了8条河流。

为了筹钱，肯·沃伦几乎倾家荡产，他放下户外公司业务，到处借钱、选人、挑装备、拉赞助。主要赞助商是保险公司，条件是与ABC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长江漂流

的纪录片。直到中方队员结束训练、即将回国时，肯·沃伦仍然没有凑足钱。他给体服打电话，称无法筹齐80万，请求取消原定1985年8月的漂流计划，推迟到第二年，体服同意了。

7月24日，漂行了1270公里后，“龙的传人号”橡皮船被发现扣在金沙江通迦峡的岩石上，尧茂书遇难，年仅32岁。

◎ 俄勒冈的赌徒

1985年12月，在写给赞助商的信里，前橄榄球四分卫、探险家肯·沃伦这样评价尧茂书和他的后继者：
“如果有一支中国队伍'尝试'漂流长江，那体服对我们的收费很可能大打折扣……请注意，我强调是'尝试'，因为狂热的爱国者们绝对不知道他们将遭遇什么。”

“在六月份尧茂书疯狂的个人冒险之前，他通过孔庆文告诉我，他已经考察过800公里长江。但就像我回复孔说的，这毫无意义，我们已经极其仔细地研究了长江的坡度……尧茂书翻船处在沱沱河沿镇下游约600英里，他漂到了坡度在9英尺/英里的青藏高原边缘，落入落差60-100英尺/英里、白浪滔天的水汽中，尸骨无存。”

“你记得（1977年）漂流恒流时，当时一支捷克斯洛伐克漂流队抢先我们两周出发，结果两名船员溺死，为我们这次探险增添了难度和戏剧性。”

“中国队伍的出发时间很奇怪。那时，水位极低，青藏高原被雪困住，我确定他们只是想先我们一步。所以，我们一路上应该能替他们捡起倾覆的船只！”
“总之，这几乎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

1985年年底，沃伦夫妇仍未筹够80万美金，申请降价，体服降到30万美元。双方签订合同：中美联合长江漂流将在7月初开始，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宜宾，全程预计2个半月。长漂结束后，体服授权肯·沃伦户外公司第一个来中国开展商业漂流。

肯·沃伦挑战长江的主要武器是7条5.4米长、3.6米宽、可承重2吨的橡皮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漂流设备，用他的话说，“几乎坚不可摧”。中美队每名队员拥有上百种装备，仅服装就有40件，包括防寒泳衣、保温救生衣、保温防水靴等等，供应商有 Woolrich、North
Face、Nike、UGG 等100多家，物资总重量超过9吨。肯·沃伦面试了每个队员，他向全队保证：“所有桨手都经过仔细筛选，有着极高的专业水准。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中美队在肯·沃伦的精心准备下，物资丰富，进展有序

漂流长江时，肯·沃伦已经59岁，大高个，极强壮。他出生在大萧条中，富有运动天赋，读大学时拿到橄榄球和篮球双料奖学金。他酷爱读书，大学时主修历史，崇拜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打赢了美西战争，当上美国总统，卸任后又去非洲、亚马逊热带雨林探险，同时主张环境保护，建立起了黄石国家公园。肯·沃伦常说，自己晚了一百年出生。他认同那个时代的探险家们。

在35年数千次漂流生涯中，肯·沃伦的总漂流里程超过11万公里，无重伤、撤离记录，肯·沃伦户外公司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户外公司。他一生都保持锻炼，体力极其充沛。他强调团队合作、敬天、尊重河流，他认为河流孕育了周围一切生命，人与自然一体。每次出行，肯·沃伦都随身带个垃圾袋，把自己和其他游客的垃圾捡起来。肯·沃伦绝不认为自己在“征服”河流，漂流对他是爱好，也是他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方式。

在他的船上刻着一句话：Go with the flow.（随波逐流）“不要和大水搏斗，你要顺着它走。”他告诉队员，“在河上你不能有任何投机、轻慢的心理，把自己交给河流，河流会保佑你。”基于这种哲学，肯·沃伦对漂流中最危险的事故，翻船，有着不寻常的理解：船是被浪打翻的，但当浪太大，把船灌满水以后，船就成为河流的一部分，就不会翻了，你反而安全了，“因为河不可能把自己翻过来”。一年后，在长江最致命处，肯·沃伦的这种漂流哲学将放大长江的惊险。

工作之外，肯·沃伦只有一种消遣方式：喝威士忌。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他会在家里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喝一种叫 Canadian Clubs
的威士忌，他只喝这种牌子，每天如此。边喝边坐着聊天，他就放松下来了，他称作 Ken's Medicine（肯·沃伦的药）。

就在出发前三个月，肯·沃伦处理了一笔医疗诉讼，在一次手术中，他的左肾被误诊切除。他拿到8万美元的调解金，不再追诉。为了漂流长江，肯·沃伦投入190万美元，他的公司破产。电视台的赞助不够，他不得不拿自己的钱投入到探险队中。家里电话停机、燃气被断，只能捡树枝生火。他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纪录片版税和日后中国的商业漂流上。

但中美队多数人并不像肯·沃伦那么严肃、投入，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肯·沃伦小20多岁。年轻人们抱着来玩的心态，打成一片，很快有队员谈起了恋爱，还衍生出三角恋。抵达中国前，最后一次队伍会议，肯·沃伦问队员们还有什么疑惑。队员问他：漂流时，我们能在船里读小说吗？

◎ 大院子弟
活着的尧茂书默默无闻，但死后，他声名大扬，狠狠地刺痛了中国人敏感的自尊心。

1985年9月，《四川日报》刊发《长歌祭壮士》，第一次详细记录了尧茂书的漂流遇险。这篇重磅报道引得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人们反问：“龙的传人，难道就只一个尧茂书？”


8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枚炸弹。为了抢先美国人一步，1986年6月，国内自发组织的漂流队动身前往源头，他们毫无准备。一支从上海出发的队伍，到源头时只剩下一个人，这人挣扎到沱沱河，看了一眼才甘心返回。另一名武汉的漂流者，漂流船就是三只轮胎绑在一起，中间放一块木板，他也在源头附近被劝回。

最后坚持下来的是两支漂流队。一支是洛阳漂流队（简称”洛阳队“），民间自发组成；一支是四川省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四川队”），多家媒体支持，资金相对充裕。但两支队伍都没人漂流过。

洛阳的队员多数来自洛阳市委和市政府大院。两院只隔了一条街，住的都是市委、市政府的家属，他们从小接受着“英雄主义”教育，却在最好的年龄赶上了文革，不是下乡，就是在街头闲晃。

大院子弟天然抱团，是街头斗殴的一大势力。后来成为漂流队主力的郎保洛因为打架，多次出入劳教所。队长王茂军曾因失手杀人，到龙门煤矿背煤。副队长雷建生的父亲是洛阳玻璃厂厂长，副厅级官员，文革时被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来雷建生报考飞行员，所有环节都过了，最终政审被拒。

没有受过正经教育，街头经历又给他们增添了污点，最后，大院子弟们多数进了工厂，郎保洛是胶鞋厂干部，报考法律系研究生失败，雷建生曾在轴承厂做干热处理工，王茂军在纺织厂做锅炉工。和他们从小崇拜的英雄相比，工厂的工作是那么碌碌无为，和“建功立业”没半点关系。他们的理想，“把锅炉烧翻了也没法实现，（还得算）安全事故。”王茂军说，“快憋疯了”。

长江漂流就像一个出口，释放他们年轻时未能迸发的激情。尽管他们对漂流既无知，也没兴趣，家人更是不支持，整个队伍的训练就是在洛阳公园里划船，但他们还是出发了。1986年5月，洛阳漂流队背着家人、躲开体育局的堵截，偷偷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

才到青海，他们就发现摸到长江源头都很难，更别提下水。一路上都是无人区，风大，干燥，队员嘴唇开裂，血流不止。脚下的路一会儿是冰冷入骨的雪水，一会儿是绵软的沙土，几次折腾，队员们脚都烂了。


无人区生活

食物也不够，洛阳队险些饿死。他们最开始不习惯吃炒青稞，后来掰开硬咽下去，吃了几天，嘴全烂开，稍不注意上下嘴唇就黏在一起。青稞也快吃完时，只能抓草充饥。加上高原反应，每走半小时，他们就停下来喘一会。没有大容量的储水装备，渴了就只能喝混着死牲畜味道的沱沱河水。长江在源头一段被称作沱沱河，沱沱河水小，橡皮船根本漂不起来，而且河岔多，拖不好就陷到另一条河床上。


6月24日，洛阳队终于到达沱沱河沿镇。他们得知，获四川省支持、人员众多的四川队同样在源头下水，而且，肯·沃伦的中美队也已出发，设备精良，船只众多。此后的江面上，两支中国队伍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但都把“漂在美国人前面”当作目标。

和外国人抢时间的不止是漂流。洛阳队在曲麻莱县招待所就遇到一位画家，正自费步行考察长江，准备创作长达1127米的《长江万里图》，计划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完成。问及原因，画家说，他得知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到中国创作长1100米的《丝绸之路》萌发此意。又一个和外国人抢时间的人，洛阳队立刻邀请他上船漂流。


洛阳队昼夜兼程，花了三周漂到玉树，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玉树的记者告诉他们，肯·沃伦6月30日到沱沱河沿镇，坐大卡
车，只用了5天就到源头。他们听说，肯·沃伦是经验丰富的职业漂流探险家，漂过密西西比河、尼罗河、亚马逊等大河，为了挑战长江，他带来12条、价值10多万美金的船。洛阳队的装备是“104军用登陆艇”和橡片圆筏，加起来才值6000人民币。

这大大刺激了队员们。洛阳队开会，有人提议单船漂流，其余人上岸，但是密封船无法驾驶，商讨后觉得不妥。副队长雷建生又提议，单独放小敞船，直达巴塘，然而补给无法保证，也被否定。最后，大家决定仍放三只船，但让之前上船的画家等人上岸，再减轻装备，尽快抵达巴塘。

◎ 牛仔与嬉皮士源

头上的肯·沃伦并不知道中国队伍的焦虑，他终于抵达了他心中的圣地长江。到源头时，他让队员们放慢脚步，整个队里鸦雀无声。像以往一样，肯·沃伦跪在水边，他情绪激动，对着河流祈祷：“希望你保佑我们。”他感恩上帝赐予他这次机会，在过去的两天，他哭的次数比他之前近60年还多。
1986年7月21日，中美队从沱沱河下水，正式开漂。前一年，青海雪灾，大雪覆盖了青海西部，政府出动直升机给受灾牧民空投大饼、面粉和成捆的木材。当中美队的大卡车从青藏高原上走过时，遍地都是冻死的羊，尸骨在草甸上，白花花的一片一片。


沱沱河开漂


按原计划，中美队每天需要漂流80公里，相比之下，洛阳队用了一个月才漂到尧茂书遇难的地方，平均一天40公里。与20世纪早期的探险不同，长江漂流的一大任务是拍摄纪录片，电视台是最大的赞助商。摄制组听从制片人而非肯·沃伦的命令，矛盾首先出现在摄制组和漂流队之间。肯·沃伦要带队赶路，但摄制组希望收集更多的素材。快到激流处，船队就要停下来，摄制组下船选机位、测光，每次拍摄起码要选定三个机位，这都会耗费大量时间。


队伍中，年轻队员大多也是抱着来玩的心态。“我们这么老远来漂长江，不是为了参加比赛的，每天跟苦力似的拼命划船。”但肯·沃伦是一个老派的西部牛仔，自称约翰·韦恩，这是美国最著名的西部片演员，他的角色诚实、保守，富有个人英雄主义。漂流时肯·沃伦从来不戴安全头盔，却经常戴着一顶牛仔帽。所有河流他都第一个下，所有危险他也第一个上。他严格按照合同去赶时间，“何况我们一路上已经延误了”。

每天早上，肯·沃伦第一个起床，一个个叫醒队员。“沃伦劲特别足，因为这是他的项目，他的所有的野心、激情都在里面。”中方队员褚斯鸣说。他把肯·沃伦当周扒皮，每天天不亮就催他起床，天黑了还没停，停下来就要扎帐篷、打桩，人极累。

两种探险心态和目的，造成越来越大的分歧。队里传言，ABC电视台给了已经破产的肯·沃伦一个条件：如果他能提前完成，帮助ABC节省人工费、设备租赁费，他将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这笔奖金与队员无关。

这种心态上的差异最明显地体现在桨手托比身上。托比是肯·沃伦户外公司的员工，他称呼肯·沃伦为“爸爸”。前往长江源头时，托比害怕不敢去，便借口整理装备和食物，留在沱沱河沿镇。留守期间，中方队员逗他，给他喝啤酒，教他学汉语，“哥们”。“什么叫哥们，哥们就是，有什么东西都分享。”托比没上过学，他就把肯·沃伦的威士忌拿出来给中国人“分享”了。

回到沱沱河沿镇后，肯·沃伦惊讶地发现，中方专门在广州给他买的威士忌，被托比喝得只剩1瓶。他大发雷霆，后来一犯酒瘾，他就非常难受、六神无主。

托比负责的后勤也出问题，每次装的食品都不够分量。一饿，队里就互相指责，有美国人说，肯·沃伦偷偷藏着食物自己吃，或者说中国人藏着食物。在中方队员中，褚斯鸣英文最好，他听到美国摄影师抱怨：“中国人提供的罐头食品，比美国的狗粮还不如。”美国人也不信任中方队员的划船水平，不肯坐他们的船。过玉树后，中方队员要求自己划一条船，食物也分开吃。

从沱沱河沿镇下水后第3天，美国摄影师西皮呼吸困难，脸色煞白。第5天晚上11点，西皮死于肺炎。托比和西皮一个帐篷，西皮死的那一刻，托比看到无数淡黄色的气泡从他嘴里冒出来。张继跃看到，哭哭啼啼的托比找到肯·沃伦，肯·沃伦没有安慰他，反而斥责他说：“哭什么哭！这是探险，弄不好下一个就轮到你。”在长江上游，下水后便是无人区，河边没有路。肯·沃伦打开无线电求助，结果信号无法接通，广播里听到的都是俄语。

队员把西皮埋在岸边，在桨上拴了5面美国旗，纪念他在河上度过的5天，中方队员提供了1面中国旗。在西皮葬礼上，褚斯鸣鸣枪数响。肯·沃伦当时没有直接反对，但后来他对褚说：不该浪费子弹，那些旗子和桨也有专门的用途。


美国队员把西皮埋在岸边，并挂了五星红旗，以示纪念


西皮死后，队员更加恐慌，开始狂吃，每顿吃两、三盘食物，撑到几乎睡不着，早上赖床也更严重。肯·沃伦很生气，“好像如果不这么吃，他们自己也会死掉一样”，他更严厉地催促队伍加速漂流。

抵达玉树后，美国人得知中国队伍已经在叶巴遇难。叶巴是玉树的下一站，恐惧进一步渗透到队中。队员们要求肯·沃伦下台，他们指责说，肯·沃伦对西皮毫不关心，对待队员态度极差，尤其是对托比，“像对一坨狗屎”。另一个由来已久的争执是，肯·沃伦禁止队员在河上和晚上十一点后放音乐，也不许他们在船上看小说。“没有队员把长漂当度假，但有些人意识到这事有多严肃时，为时已晚。”一名队员说。

最终，包括托比在内的三名桨手和一名队医退出，乘飞机回美国，中美队继续漂流。开会时，不少队员畏惧玉树和德格之间“最危险的一段河流”，肯·沃伦说：“不可能。虎跳峡才是最凶险的水域，在那儿，光是勘察和架机器就得花两天。”

一路上，中美队不断发现翻船、断桨和橡皮艇碎片，褚斯鸣捡到过一根一米左右的塑料桨，“小孩在公园里坐充气船划着玩的”。他觉得好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

8月17日，中美队从玉树出发，逐渐进入长江最危险的江段。金沙江在3000公里的流域内跌落3000多米，长江即将显露它的威力和磅礴。

◎ 叶巴滩遇难
中国队伍更早感受到了这一点。进入金沙江，江面收窄，两岸陡峭，水流湍急，船队难停。洛阳队和四川队使用的都是小型橡胶船，吃水浅，碰到大浪极易翻船。更危险的是，江中密布礁石，急水流过，不规则的河道形成紊乱的漩涡，有的形成水湾，一旦进入便很难脱离。


金沙江

当时长江水文资料极少，队员们都将虎跳峡和尧茂书遇难处作为重点。随着在金沙江频繁翻船，洛阳队决定提前拿出为虎跳峡准备的特殊武器——碉堡式密封船。

这是洛阳队发明的“特殊漂流船”，其形状如飞碟，周身封闭，呈扁圆形。人进入后，扎住入口，抱住气柱，靠舱内的氧气袋呼吸，很像抗日电影中的黑碉堡。两支中国队伍都认为这种封闭式漂流设备更安全，4名队员第一次进入密封船，顺利漂过大滩。人们对密封船充满了信心。


密封船示意图


然而，密封船远比它看上去危险。由于无法操控，人在船里只能听天由命，既不能躲避礁石，也停不了船。在老君滩，四川队进船前喝了壮行酒，结果过滩时剧烈颠簸，一名队员把鸡肉和壮行酒都吐出来。另一名女队员碰到呕吐物，也哇地吐了。于是，呕吐物在船里上下翻滚，粘了队员们一身。

密封船的迷信在叶巴滩被打破。这是玉树往下第一个大型险滩。7月25日，洛阳队和四川队决定用密封船绑着敞船闯滩，当晚便翻船，7人落水。敞船上5人陆续找到，密封船内3人却失踪。几天后，接应队捞到了空无一人的密封船，都惊呆了：密封船中间撕裂，破开了2/3，像张嘴的贝壳。队员推测，大浪时3人困在其中，天旋地转，

最后船体开裂，3人被甩出去后失踪。



四川队翻船以后

这是1986年的长江漂流中，第一次出现水上伤亡。搜救队伍进山，一无所获，失踪3人基本没有生还可能。出发前，洛阳队完全自发，提前商量好，生死自负。他们通知后方的遇难者家属，隔了几天，后方来电：“家属均正确对待”，队员们很受震动。

但此时的漂流已经复杂起来。叶巴事故后，路透社、法新社等媒体报道，人们开始知道中国的长江上，正展开一场惨烈的探险竞赛。8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赞扬漂流队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随后，四川省派了副指挥到前线，要求队伍的每一步行动都要报省里。洛阳市政府也派人来劝返，一时间洛阳队便要解散。

更急迫的是，8月13日，巴塘县宴请洛阳队，席间官员透露，中美队已漂过玉树。洛阳队没想到中美队速度如此之快。“他们来了要超过咱……干脆，直接到虎跳峡，赌一次，咱们赌成功了，就行了；赌不成功就让人美国超过去了，也不难看。”

紧急磋商下，装备尽毁的洛阳队不顾劝说，直接跳过四川段，决定在最险恶、也是最著名的虎跳峡一搏。8月17日，洛阳队乘卡车前往虎跳峡，四川队也跳过叶巴，直奔虎跳。

两支队伍还没到，几十家媒体就已经在虎跳峡等着了。新闻界的长枪短炮已架好，每个人都期盼着长江上即将到来的中美对决。

◎ 杀手河

然而，中美队到不了虎跳峡了，他们在叶巴经历了最恐怖的一段水上探险。

8月29日，阴天，队伍先派独木舟桨手夏普去勘察水情，独木舟轻巧，易停，可以贴在河边蹭着走，适合开路。夏普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景象：前方河道有一个极深的大水洞，将下游30米的水都吞入其中，中美队的船会“直接掉进去，完全消失”。夏普对船队说：“我的天，这个洞太大了，掉进去就死定了。沿着河边走，你们也许能挤过来。但你们必须先勘察。”

河边山高崖陡，一直走到下午3点，中美队才在右岸找到能看到水洞的地方。肯·沃伦判断：水洞右侧有水流流出，应该向右划。这天，摄制组架设机器又花费大量时间，下午4：30，中美队出发。


现在的叶巴大水，摄于四川省白玉县盖玉乡叶巴村

在当天的记录里，肯·沃伦写道：“我们进入了全世界最大的激流中，10.8米长、7.2米宽的船队被抛来扔去，如同玩具。”为了漂过大洞，中美队把4条船绑到一起，扎成一个菱形的大筏子，以增加浮力和稳定性，但最大的浪起码有两个船队那么高。

褚斯鸣惊悚地发现，虽然船绑到一起避免了翻船，但由于载水多、船极重，没人能停住船了！所有人只能跟着水走，充满气的橡皮船绑在一起，互相摩擦，发出怪异的声音。

“非常窄，非常多的弯曲，走几步就拐弯，走几步就拐弯。转弯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有一种心理暗示，如果转过去一看，My God！河没有了，前面是一个断面，特别可怕！因为你不知道它下面断得有多深，它可能只有2米，问题不太大。但你在上游是看不见下游的，所以就看见往上溅的白色的水花，那河就断了，似一条线断下了。

“就停不住，非常可怕，最后那段谁都不说话，就听着橡皮的声音、溅的落水的声音，就好像变成拍电影的慢镜头一样，把个别的声音抽出来，别的声音就空了。所有的注意力都盯着下面看是什么，很自然地没人说话，谁的心里都特别紧张。有一种特沉重的气氛压在那儿。阴天，走了好长时间就是这么个状态，那天是心理折磨很厉害的。

“那段时间就特别集中地一直往下，你就停不住。它就一直特别窄，一直往下不停地跌，跌水，就只能走，所以就特危险。如果有类似虎跳峡那么一个东西，那么下去，就玩完了。由于是首漂，谁也不知道前面的路况，谁也不知道叶巴大水到底是什么样的，中方怎么死的不知道。所以那个心理阴影一直在。”

“房子那么大的水”向中美队打来，船队被掩埋在浪群中，队员们多次落水。褚斯鸣和张继跃落水后，河里全是涡流，就像“被扔进洗衣机里边搅”，两人拼命扒住船的救命绳才没被甩下。

这时，美方桨手安索看到：“洪流像褐色的被激怒的巨龙拼命地摇动着，似乎想甩掉自己身上的虫子。褚斯鸣和张继跃奋力扒住筏子边，浪头把筏子顶得几乎要竖起来，又跌入水中，划过搅成旋涡的水洞的边缘……绞在一起的胶皮、筏框和水摩擦的声音让人胆寒。”

“此时，浪花冲向两侧绝壁，愤怒地卷回来，被扭曲，被击碎。我们像软木塞一样被甩出去……水波的声音和筏子的吱扭声搅在一起，其他声音都听不见，就好象火车穿过隧道时的情形。筏子里灌满了水。”

失控的船高速下行，水流巨大，似乎置身海洋之中。在最大的激流处，肯·沃伦告诉桨手们“停止尝试”。第二年再度随肯·沃伦去印度漂流的夏普观察到，肯·沃伦在无法判断水情时，就会转向自己的漂流哲学："go with the flow"（随波逐流）。“与其说他相信人的机巧和好运，不如说他坚信人在全心全意把自身的命运和江河万古奔流的必然，毫无犹豫地结合到一起去后，冥冥中会有超自然的力量保佑你。”30年后，褚斯鸣这样理解肯·沃伦当时的指示。

于是，在关键时刻，肯·沃伦让桨手们放弃了与河流角力，相反，他让满灌着水的船队半沉在河流中，“变成河的一部分”，随着河流急速下行。翻船的危险避免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瀑布的恐惧。正在这时，前方出现一块巨石，船无法躲避，肯·沃伦的船骑到石头上，船底被拉开一个大口子，水开始涌入，船逐渐下沉，但肯·沃伦并没有立即意识到。

突然，本来半个身子就在水中的肯·沃伦发现脚底没有船了，他和桨手安索掉落水中。他迅速反身抓住旁边一条船，船速极快，他没有时间爬上来，只能死命抓住，队员们大呼：Hang on for your dear life!（拼命抓紧了！）

褚斯鸣在后船，惊涛骇浪继续往船队打来，”站起来就被甩下去“。他紧抓住船，完全无力把肯·沃伦拉上来。眼看着前方河道有个急弯，拐弯处一块大峭壁棱角向外，水冲着船就往峭壁走，失去控制的船直奔峭壁而去。

肯·沃伦和安索此时还在死死地抓住着船边，大半个身子都在水里，头朝船内，峭壁上突出的大石头正对着他的后脑勺。褚斯鸣准备闭眼了，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的脑袋被挤瘪。万幸，过弯时，撞向峭壁的激流又撞回来，回水的力量把肯·沃伦的脑袋往回推了几十厘米，肯·沃伦的脑袋几乎擦着峭壁过去了。

褚斯鸣越想越后怕。“他要是看到（峭壁），他肯定害怕了，肯定觉得会被碾碎在里面，肯定会松手，松手这船就走了，他们俩就废了。就是他们俩不知道，傻乎乎地拼命在那抓着抓着，就冲下去了。”

一直等水稍缓，褚斯鸣赶紧窜出来，把肯·沃伦二人拽上来。他第一句就说：Congratulations.（祝贺你）


肯·沃伦问：祝贺什么？褚斯鸣说：你离死只有这么远，刚才太危险了。

大筏子靠岸后很久，驾驶独木舟的夏普才划到，靠岸后，他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说：Is everyone here?（都活着吧？）
这一晚，不需要催促熄灯，每个人都精疲力竭，迅速睡去。四名队员受伤，部分摄像设备被撞碎，船只受损严重。“长江拿走了它的过路费。”肯·沃伦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

◎ 误解与逃生



8月30日发生的事是一连串误解，最终导致这支立意伟大、准备充分的探险队，还没有到达虎跳峡，就分崩离析。

第二天醒来，惊魂未甫的摄制组和桨手找到肯·沃伦，告诉他不想再漂了，要就地扎帐篷、等待救援。尤其是主力桨手罗恩，他被前一天的水情吓坏了。队伍在河边等了一天，这时，负责勘察水情的独木舟手夏普坐不住了，他要划到下游看看。夏普在摄制组中职位最低，但他坚强果断、自有主张，在漂流前他听说一天要漂80公里，就认为不可能，“这让我不信任肯·沃伦的领导”。

夏普划到下游后，又逆流划上来，他带回来的消息打击了所有人：下面的河流比之前还要凶险。“我看到队伍士气低落，肯也不打算继续。”夏普心算出食物储量撑不了几天，“这时我的角色变了：我是队里唯一的独木舟手，也是唯一有勇气的人。”他把船划到对岸，然后弃船向深山徒步，他要去找救援，然后“带着修船工具，回来继续漂”。

但夏普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其他队员，在他们看来，夏普害怕逃跑了。连贴边走的独木舟都过不了，只能从河道中间过的大筏子就更不可能，队伍更恐惧返回水上，只幻想空中救援。直升机成了全队的梦魇，三天时间里，每个人都在望着天空，寻觅直升机引擎的声音。当导演把发电机打开时，队员们开始大喊：直升机！直升机！连负责联系空中救援、最清楚不会有直升机的褚斯鸣也出现了幻觉。探路时，他在山上把水花声听成螺旋桨，心想：“坏了，直升机现在来了，把他们接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搁在这儿了。”然后拼命往山下跑。到后来，他听什么都像直升机，动不动就抬头看，直升机来了没有，“狗屁都没有”。

第五天，三名队员沿陆路勘察水情，回来后，桨手罗恩对肯·沃伦说：下面的河可以漂，他会尽快修好船。两个小时后，肯·沃伦走到罗恩的帐篷检查修船进度，他口袋里揣着录音机，罗恩接下来说出的话震惊了他。

“我骗了你，肯。河流很危险，我不想再回去了，我想等直升机救援。”罗恩情绪崩溃了。这不是罗恩第一次情绪失控，他有情绪躁狂症状，在玉树，就是他大吵大闹，要求肯·沃伦下台。后来他又第一个和解，哭泣着和肯·沃伦拥抱在一起。他情绪波动极大，等肯·沃伦走了以后，他又和队伍分析，认为此处徒步实在困难，反而往下漂了一天才上岸。

“好。”肯·沃伦回答。

“你没生气，我真高兴。”

肯·沃伦心里想：“我生气？罗恩，妈的，我为什么要生气？你这个疯疯癫癫的混球。我现在就这么跟你们打交道。”
但他还是说：“当然，没问题。”
在队里，罗恩的划船技术仅次于肯·沃伦，同时他还是修船专家，所有的船架都由他制造。肯·沃伦没法单独操作一个大筏子，如果罗恩不去，有一艘船无人能划，再遇到大水就加倍危险。肯·沃伦也深知罗恩的反复无常，加上从白玉县出发已经漂了6天，他误以为离下一个接应点很近，走出去会很快抵达。

于是他找到褚斯鸣，三名中方队员一直服从他的指令，“队长说什么就做什么”，是他在队里最后信任的人。在玉树美国队员哗变时，肯·沃伦曾说，“即便我们桨手只剩下中国人，我也绝不怀疑会成功。“确认了直升机救援不可能后，肯·沃伦先说：我出去勘察，要行我就回来再一起走。又说：褚，我一定要走，“就算这帮人都不干，哪怕我从美国找人接着漂，也要做完”。褚斯鸣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可能到美国找人回来漂呢？还没等他想明白，肯·沃伦就背包走了。

叶巴附近是茫茫的原始森林，走之前，肯·沃伦对着录音机留下了对妻子简·沃伦的话：“由于我不相信他们，我决定走出去……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种该死的、滑稽的恐惧已经穿透了这片营地……他们的合作精神每况愈下，勇气不复存在，只想着自我保护。没有团队合作，什么都没有，只是狗屎，完全的狗屎……”

出发后，肯·沃伦走到利于勘察的山顶，往下望，河流湍急，尽管他还想漂，但他觉得“不可能说服其他人继续了”。于是他接着走，带着对所有人包括对自己的愤怒徒步出去了。跟着肯·沃伦走的只有导演，导演说，如果肯·沃伦不回来，纪录片得有结尾。于是他扛着摄像机，一直拍到肯·沃伦孤独的身影消失在山那边，第二天导演又一个人回来了。

肯·沃伦刚走，一个队员就跑来告诉大家：他不会回来了，“我掂了一下他的背包，起码有70磅重”。队员们跑去翻肯·沃伦的帐篷，整个长漂，肯·沃伦从不跟队员们一起露营，他会跑到远离大家的地方，有时甚至到对岸扎帐篷。这让褚斯鸣都觉得他孤僻，“好像你挺讨厌我们”。

队员们拆开他的帐篷，看有没有留下信件，却发现了跳蛋和充气娃娃。中国随队记者没见过这玩意，拿着跟美国人捅着玩。大家把充气娃娃、防潮袋吹鼓了，写上SOS，往下游丢。

肯·沃伦离开后，中美队又划了一天，才决定上岸徒步。摄像机、电池、镜头、胶卷和船只都搁在江边，只带吃的、帐篷、衣服和水。为了轻装，褚斯鸣把1985年肯·沃伦送他的牛皮皮带都丢了，换了绑船的一根绳子。他只带了自己拍过的胶卷和两本薄薄的日记。当时，全队的食物只剩下一点挂面和干白面，如果坐等肯·沃伦求援，非饿死不可。

在山里徒步数天后，队员们终于找到一个村庄，掏出所有钱买了一头猪。结果没人知道怎么杀猪，队员们把猪嘴给捆起来，“想给它憋死”。这时候，信佛教的录音师走过来，漂流时，他每天都念佛经、给日本妻子写信。他说：这得等什么时候去！上去“噗”的一刀，把猪捅死了。
一天后，搜寻了十多天的救援队也终于找到他们。出深山的路上，因为马不听话，罗恩的躁狂情绪又发作，他脱下鞋，拽着马笼头狂打马脑袋，大喊大叫。在他们抵达县城的半小时前，独自徒步出山的肯·沃伦也遇到了藏民村庄，他白皙的皮肤、新奇的装备吸引了藏民，很快，消息层层上报到巴塘县。肯·沃伦获救了。

回到巴塘后，肯·沃伦宣告漂流结束。四川省某位领导告诉他们，中国人有“秘密武器”密封船，一直在陆上做接应的简·沃伦，在电视上看到了密封船，她说：“那不是漂流。”

宣告结束的当天，伴随着巴塘彻夜不歇的犬吠声，肯·沃伦在日记里写道：“长江的威力即便对一个漂流老手也难以描述……我们选的这些人，这些签了合同、要为长漂奉献的人，最终只关心自身安危。如果这次探险有失败之处，那就是缺乏决心和勇气。”

在日记最后，他说：“我说过，和长江峡谷的人们见面是这次旅途的全部，有太多太多的感人场景。但我最珍惜的时刻，是我孤身一人时……我也许再也见不到长江了。对于它的气势、力量、速度和湍流，以及这难以言喻的咆哮声，我满怀感激。”

◎ 虎跳峡决战

8月下旬，两支中国队伍赶到虎跳峡，他们并不知道肯·沃伦已经遇险。

虎跳峡位于云南西北部，在丽江和香格里拉的交界处。峡谷在哈巴雪山、玉龙雪山之间，全长17公里，谷深水急。顺江而下，江心有三块突出的大石头，被划分为上、中、下虎跳，上、中虎跳间还有20多个特级险滩。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徒步圣地，早在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就撰文描绘过它。

洛阳队和四川队犹豫了，虎跳峡的险恶远超想象：原本碧绿的江水，到桥头向东拐，跌进两座雪山的夹缝中，江面迅速收窄，三公里的峡谷陡峭、多碎石。当地人说，把砍好的木头从上游放下，过了虎跳，能捞上来的不过一半。要么被拍碎在江心的大石上，要么掉入水湾，几个月都出不来。
队员们走半山的悬崖路勘探上虎跳，还未见水，就听到磅礴的水声。走近一看，跌水不断，巨石暗布，浪头激起有十米高，江水瞬间化成浓雾，赫赫水声震耳欲聋。人们互相说话，即使面对面吼叫都难以听清。

在虎跳峡山路行走，如果听到轰隆隆声，人就要立刻缩到路内侧，紧贴石壁。经常有牦牛或者山羊滚落，轰隆隆滚下去，砸到大石上的一命呜呼，掉入江中的瞬间淹没。后来营救悬崖下的郎保洛时，一名四川记者就在山路上被落石砸死，年仅23岁。

四川队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迟迟不下命令，一些队员开始反对冒险，他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一名四川队队员最开始偷了队内设备，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第一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

但是数十家媒体的记者等不及了，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你们太撇（四川话，差劲）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四川队队员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30年后，李大放对记者说。

每天都有记者去询问队员，漂不漂，何时漂，《四川日报》记者找到洛阳队队长王茂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究竟漂不漂虎跳峡？”

“怎么不漂？不漂虎跳峡干脆回家去算了！”王茂军说。记者又将洛阳队的态度传递给四川队，四川队也压力巨大。

在把长江漂流从一个民间活动，推向全国性爱国运动的过程中，新闻记者的作用就像催化剂，无论结果好坏，都是他们“写稿的佐料”。1985年时，就有记者和漂流队员孔志毅找到张继跃，“大家一块搞个漂流队，我们记者可以给你摇旗呐喊。”张继跃拒绝了，水性极差的孔志毅溺死在叶巴滩。


漂中遇难的孔志毅和万明

记者也经常向队员们传递新消息，8月底，洛阳队在虎跳峡勘察，在一家小饭馆遇到两名记者，其中一名兴奋地向他们高喊：“美国队死了一个人！美国队也死了一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并不清楚细节，只是反复肯定说，错不了，死了一个队员，叫大卫·西皮。

两岸民众也都知道了漂流，他们每天都来到江边，看哪方会先冲过去。洛阳队在核桃园村附近勘察，遇到村书记，书记都知道后面“美国队”在追赶，劝慰他们，一定可以先漂过虎跳峡。

9月4日，新密封船运到，洛阳队决定先把一条狗放进去，从上虎跳下水，“试漂”。结果密封船开裂，狗不知所踪。但这并不影响记者的“信心”。第二天，四川电视台记者告诉队长王茂军：“老王，你们当时如果坐人，也就过去了，狗不是人，它只能躲，人则可以抓船。”

躁动中，也有记者保持清醒。《渡口日报》记者戴洪芳就很不满激进记者的劝说行为，她反而对王茂军说：你们可不能听那些不负责任的记者，说些煽动的话，他们是为了写新闻，发报道，虎跳峡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干吗非要把命搭上？

采访完，她让王茂军写几句话，王茂军写了：“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 / 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王茂军也要她签名，戴洪芳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王茂军一愣，这是之前极少见的赠言。戴洪芳说，“我没有豪言壮语，我只能默默地祝福你们。”

试漂船破后，洛阳队找不到合适的工具补船，就用补自行车的胶水，粘上丽江客运站送来的旧轮胎。此时，恰好在虎跳峡的重庆橡胶厂技术员赶来，他看着连连摇头，得知洛阳队要拿这艘船下水，他掏出五十块钱，塞给王茂军，转身离开。

9月10日，洛阳队雷建生等二人上船，当天冲过上虎跳，舱门连接处撕破，人没有受伤。各大新闻单位立刻发出报道：洛阳队冲过上虎跳！

洛阳队士气大振，再次连夜补船，冲击中虎跳。舱门连接处不易修补，他们就把一块红色气垫床塞到裂口处，又用胶水反复加固。两天后，郎保洛和孙志岭上船，下水后第一个大浪，红色气垫床就飞出来，密封船撕裂成了半敞船。孙志岭失踪，漂过中虎跳后，郎保洛在峭壁边的大石块上岸，等候营救。中虎跳一死一伤，两队都停下来，全力营救郎保洛。

这一过程被多家电视台拍摄下来，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各大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营救，郎保洛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9月16日，岩缝里的郎保洛被救出，举国欢腾。

就在3天前，肯·沃伦宣布中美队结束漂流。“美国人退缩了，我们绝不退缩，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站在虎跳天险前，洛阳队对着吼声如雷的大跌水立誓。之后，两队都利用密封船漂完整个虎跳峡。

漂完虎跳，两队立刻成为民族英雄，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疯狂追捧。洛阳队在云南大具县给船打气时，一名纳西族青年背着一筐梨要求入队，他说：“中国人漂长江，也应有少数民族一份。”招待所的服务员也要求加入。在长江上游第一个大城市渡口（现攀枝花），四川省委常委和洛阳市副秘书长带领的慰问团迎接。

渡口市万人空巷，离开时，江边几万群众送行，把大桥上的一个围观群众都挤掉下去。一名少女突然跳入水中，向漂流船游去，没有追上，放声大哭。在狂热的民众面前，漂流队员明白，他们出名了。“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一名漂流队员说。

◎ 成名与再战
肯·沃伦和中美队的放弃，反而加剧了洛阳队和四川队的竞争，两队都要抢“首漂”荣誉。

和洛阳市商量后，洛阳队直接派一队人乘汽车到武汉下水，两地同时开漂，直奔上海吴淞口。四川队措手不及，过了宜宾，长江便可通航，仅靠桨划，怎么也没法追上汽车。四川队开始强调“一寸不落”，派人去补漂之前在四川、云南跳过的4段江段。叶巴受阻后，洛阳队跑到虎跳峡，直接跳过半个四川，“一寸不落”正是它们的软肋。

11月，四川队的4只补漂分队赴四川、云南。在莫丁险滩，补漂队3人除一人在渡口后曾上船漂流外，其余二人都是第一次上船，之前一
直在负责队伍的后勤和装备。结果船翻落水，3名队员全部遇难。这是长江漂流死亡的最后3个人，加上叶巴失踪3人、虎跳峡和白鹤滩遇难2人、病死的西皮和被飞石砸死的记者，长江漂流三支队伍共死亡10人。


金沙江最后一搏遇难的三位勇士：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越

往长江下游，欢迎群众的规模越夸张。每到一处，都有盛大招待宴会，并请到礼堂作报告。11月12日，洛阳队进入上海吴淞口，上海市委、市政府、海军上海基地、河南省和洛阳市的领导迎接，上岸后，手捧鲜花的上海市民簇拥着漂流英雄入城。队员们在同济大学做演讲，被学生的欢呼声打断。队长王茂军受上海电视台邀请，拍摄节目《真正的男子汉》，他特意刮了胡子，导演大为失望，“唉，我们拍的就是你那络腮胡……”

休整两天后，洛阳队乘火车返回河南，数千名上海民众到火车站欢送。次日，凌晨五点十七分，洛阳队乘坐的火车经过郑州，河南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在站台等候，看望路过的队员。上午九点，火车抵达洛阳，数万人涌入火车站广场。“汽车都开不动，老师也不上课了，人群把队员们抛起来。”一名亲历者回忆说。

报道漂流的记者们也获得了他们的奖赏，他们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全国新闻摄影评选一等奖等奖项揽入囊中。接下来的一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里都挤满了漂流探险的人，他们希望用同样的方式沾染英雄的荣光。长江漂流的故事也被搬上荧屏，尧茂书的故事被改编成电视剧《长江第一漂》，由春晚上名声大噪的朱时茂出演，洛阳漂流队的经历被改为电影《天鼓》，主角包括李幼斌、迟志强。

长江漂流时，洛阳队就想过再漂黄河。在四川，一位小朋友问洛阳队队员：“你们漂完长江干什么？”队员回答：“漂黄河。”结果小朋友大哭，说：“都让你们漂完了，我长大以后漂什么？”队员们听完热泪直流。

1987年，洛阳队再赴黄河漂流，在黄河上，洛阳队坚持不用密封船，坚持“一寸不落”。但这一次，长漂时的队内矛盾公开并放大。组队时，郎保洛以“加里森敢死队”为模板，挑选了一批劳改犯、强奸犯、抢劫犯作为队员。《加里森敢死队》是1980年中央电视台引进的第一部美剧，讲述二战时一群囚犯在队长加里森的带领下建立奇功的故事。该剧播出后轰动全国，无数年轻人效仿，引发1983年的严打，该剧也被强行掐断。在黄河上游，这支“敢死队”与沿途藏民发生冲突，屡次动刀子。在达日，由于内讧，队伍自相残杀，一名队员被捅伤，一名记者在劝架时腹部被捅一刀。

在拉伽峡，洛阳队强行冲滩失败，雷建生、郎保洛等4人死亡，这成为漂流的转折点。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的管理通知》，漂流立刻由“民族精神的弘扬”变成“过热”，中宣部下令，对漂流“不宣传、不报道、不支持”。但黄河上的3支队伍坚持漂完，最后以7人死亡为代价结束。等洛阳队到达黄河的入海口时，在场记者只有3人。长江漂流连同一起，被迅速忘记。

1986年，当漂流队到南京时，女排五连冠队长孙晋芳说：“你们不仅是不怕苦、不怕累，还要加一个不怕死！你们中间还有队员牺牲，我们非常感动，要向你们学习。”

但是今天，曾经一度与振兴中华、女排五连冠、洛杉矶奥运会首金并列的长江漂流，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场爱国主义运动。

长江漂流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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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褚斯鸣
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很快面临西皮家人的诉讼。在玉树放弃的队员提前回到国内，接受采访，将肯·沃伦描述成一个恶魔，并对他提出指控。因为西皮的死，美国国内对长江漂流的报道绝大多数是负面。“他宁可踩着尸体也要首漂长江。”一则报道这么形容。

1990年6月，长漂4年后，法院宣判，否认了4名离队队员的证词，肯·沃伦无罪。西皮和医生伪造了一份体检报告，隐瞒了自己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史。


西皮极其渴望参与长漂，但他的报社毫无合作欲望，停薪、不准假、不承诺保留工作，西皮想借此跳槽到华盛顿的报纸。肯·沃伦赢得全部6场官司，但欠下18万诉讼费。由于负面报道过多，他的漂流业务难以为继，他的公司和个人相继宣告破产，房产被出售。

6月的一天，肯·沃伦回家时，带回一束白色羽毛，他对简·沃伦解释：“对印第安人来说，白色羽毛是懦夫的象征。”他写了8封信，分别寄给给4名在玉树退出的队员和4名从前的仇敌，并附上一根羽毛。

1990年12月，褚斯鸣正在准备出国留学，肯·沃伦对他说：褚，你不要急着来，咱们一起把漂流做完，我负责给你交学费。

肯·沃伦再次获得体服的许可，一家日本的电影公司愿意赞助，褚斯鸣把张继跃、当年随队记者都喊上。当肯·沃伦的代表正在日本谈判时，1991年2月，肯·沃伦在家中突发心脏病死亡，享年63岁。

褚斯鸣这样解释肯·沃伦对长江的执念：“曾有过那么一个时代，在人们心里有爱。人们因为爱而欲罢不能，于是被高山大河、深海太空所吸引，孤注一掷地去舍身探索，很像人在为情所困的极端处迸发出的不顾一切。沃伦从心底里挚爱长江，他魔咒在身，无法摆脱，只有以身相殉。”



褚斯鸣

1993年，当年的中方桨手张继跃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漂流公司，公司的一条经典漂流线路正是当年肯·沃伦看中的玉树到曲麻莱。在中国，漂流几乎只在公园以“激流勇进”的形式出现，远无法成为一项大众运动。张继跃的主要客户是日本人。接受采访时，英国才通过脱欧公投，日元升值，张继跃的漂流公司刚刚收到一笔汇款。他对银行的朋友说，缓些时候再把这笔汇款换成人民币。另一名中方桨手徐菊生，后来成了中国国家皮划艇队教练。

在印度，肯·沃伦播下的另一颗种子却发展壮大。1985年，与褚斯鸣、张继跃同在肯·沃伦家里训练的一个印度年轻人，Shauket Sikand，回国后创立了印度第一家漂流公司。他介绍说，每年有10万人在恒河上漂流，他们公司占了十分之一。Sikand说：“在印度，肯·沃伦几乎被老一辈漂流家当作神。因为他，漂流才在印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提起被媒体称为“最后的伟大征服”的长江漂流，他说：“你不能征服长江。因为长江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他还很可能会继续存在几百万年。我们利用河流来抵达每个人，我们必须感恩长江。”

肯·沃伦去世后，带着一个孩子的简·沃伦生活困难、个人破产，法律不允许她拥有个人积蓄。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刻，她每个月也省下90美元，租下一个储物间，把所有1986年的资料、档案储存其中。一直到25年后，从痛苦中恢复，她决定写下长江漂流的回忆录，书名叫《当梦想撞击恐惧》。在1983年因为被骗损失了40万美元后，肯·沃伦一度想放弃，但简喝止了她。“我不允许任何人跟我说放弃这个词，”她说，“现在，滚出我的办公室。”她在书里写道：“女人如茶包。把她放到水里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她有多坚强。”

病故前有段时间，沃伦夫妇经济条件稍微好转，他们买了一座新房子。没多久肯·沃伦去世，遗孀简·沃伦申请个人破产，为了躲避债务，她必须卖掉房子。同年，褚斯鸣来到美国留学，暑假他想去看望简·沃伦。简·沃伦对他说：褚，你快来，这个房子我已经卖了。因为要让你看一眼，我跟房主商量了，他先不搬过来，再多给我几天时间。

1991年夏天，时隔6年，褚斯鸣又回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他来到简·沃伦已经出售的房子，房子里摆满了纸箱，大大小小的箱子已经分类，沃伦的个人物品已经打包封存。房子沿着河修建，前门通着道路，周围都是树林。简·沃伦对褚斯鸣说：我就等你来住两天，看一眼，这是肯活着时最想要的房子，他在这儿没住多久就去世了。

褚斯鸣推开后门，有一条小河，河水哗啦啦地流过。每天，野鸭就顺着河流游过来，到这里上岸，沃伦夫妇会往地上扔许多玉米豆给它们吃。在树上，一个木箱被小石头拴着，拿滑轮拽起来，里面也装满了花生、玉米，小松鼠就顺着树跑来吃，吃完就走。这是肯·沃伦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在河边的房子，每晚，他枕着河声入睡，这个63岁的老人还想象着有一天能乘上他的 What's Next 号，再度拥抱白色的水花。




撰稿：陈楚汉、杜修琪
编辑：NABOKOV
图片：由褚斯鸣、安索·南斯、杨勇等提供
陈楚汉 杜修琪：自由撰稿人
夜航船工作室（northfleet）

山苗

长江第一漂，伟大的壮举！

冬泳博士

“长漂”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1986，生死漂流

　　2016年11月25日，《羊城晚报》特推出“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长江漂流30周年再思考”系列报道，并第一次由传统报人尝试以微纪录片的形式，做一次多媒体传播的探索。纪念历史，启示未来。

　　题记：

　　十月长江，寒冰乍起。江水东去，逝者如斯，凝眸处，遥想三十年。

　　三十年前，尝有长江漂流勇士者数十人，一叶扁舟，或御风驰骋，或樯倾楫摧；悬泉飞瀑激越，急流险滩竞渡，其志高也，其行勇矣。三支队江上逞英豪，十一人舍身赴黄泉，成就史上首次壮举。

　　当其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十亿人民奔“四化”，百废待兴，百花齐放，长漂胜利如强心针，万民争睹，一时风头无两。臧否者云：其为国乎？岂为名乎？以命相搏，得以偿失欤？

　　卅年弹指间，往昔朝发白帝，暮至江陵，今朝高峡平湖，电站轰鸣，两岸不复猿声啼号，渔歌问答。三十年间沧海桑田，大浪淘尽，英雄竖子今何在？

　　俱往矣。然则不记历史，不知未来，成此文，追往思今，以江上悲歌哭往者，生态警钟启来者。

也许很多人已经不记得，1986年的这个时候，一场飞舟竞渡，正在长江上胶着。

　　1985年，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获得国家体委的批准，将来中国首漂长江，这被美国媒体称作“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服”。

　　母亲河由外国人完成首漂？这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四川高校职工尧茂书，率先只身漂流长江，不幸在通伽峡遇难。他的牺牲像导火线，“噌”地点燃了全国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

尧茂书

　　从源头沱沱河到长江入海口，一群不懂漂流却愿以命赌一把的年轻人，用了半年的时间，在长达6397公里、落差5400米的战线上，先是和美国人，再是和自己人，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却会付出生命的惨烈竞技，11个人因此魂断长江……

　　30年前的今天，人类第一次全程无动力漂流长江的壮举，由“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完成。他们“一寸不落”，“征服”长江。

　　此前，世界第一大河尼罗河、第二大河流亚马逊河、第四大河密西西比河都先后被探险人员征服。因此，漂流长江被美国媒体称为“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后的今天，科漂队的亲历者和牺牲烈士亲属再次汇聚于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长江漂流纪念馆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准备冲滩 图/冯春提供

　　然而，这个一度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标语、女排五连冠、洛杉矶奥运会首金并列的、把国人带入狂热自豪与欣喜中的长江漂流，“却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次爱国主义运动”（语出《1986年，生死漂流》）。

　　30年过去了，我们钩沉历史，不仅因为长江漂流是最后的绝响，更因为这30年是人类历史上改天换地变革最大的30年，长江漂流写下的不仅是探险故事，不仅是民族悲歌，更是沉思，是昭示，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人对环境的漠视继而重视的往复历程中，长江科考与漂流探险，放在今天的价值观去审视，又有了别样的含义。

　　从今天起，《羊城晚报》特推出“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长江漂流30周年再思考”系列报道，并第一次由传统报人尝试以微纪录片的形式，做一次多媒体传播的探索。纪念历史，启示未来。

　　含泪的胜利

　　30年前的那场命运漂流

　　“30年了，老伙计们这次聚聚，没空也得有空！”冯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扯着大嗓门冲着电话那头的沈大刚嚷嚷，然后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以下简称“科漂队”）的老队员们准备在11月25日搞一次大聚会，为此，冯春老早就腾出工作空档，拉着张国宪等人忙前忙后。“杨欣在长江源搞生态保护，杨勇在横断山搞地质研究，他们一年有大半时间都不在成都，要提前打招呼。”冯春翻着手机上的通讯录，又开始拨李大放的手机号，“不知能不能聚齐”……

1986年11月25日，东经121°55′,北纬31°16′，横沙岛。

　　长江与东海汇合处，鸣枪十响。队员们热泪奔流，投下漂流瓶。

　　一场祭江仪式在此举行。

　　那气氛，说不清是欢呼雀跃，还是悲壮庄严。人类首次无动力全程漂流长江，历经176日至此划上句号。

　　“最后的伟大征服”，本是一场值得欢庆的胜利，可为何参加者都是悲喜交集，五味杂陈？

　　第二天在上海吴淞口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虽然锣鼓喧天，却也悄然降格，多位原定出席的重要人物都缺席欢迎仪式。

　　就在最后胜利的前两天，长漂烈士榜上又添三人——最后填补漂流空白线路的三位队员被确认失踪。五个月里，科漂队、洛阳队和中美联合漂流队三支队伍共有11名队员葬身长江。

　　“苍天给长漂开了一个大玩笑。”多年以后，长漂队员回忆起来都摇头叹惜。

　　“后悔吗？”

　　“遗憾，但不悔。”

　　长漂第一人

　　尧茂书牺牲处的旧纪念碑，被科漂队员移至四川大邑县的长江漂流纪念馆里了。

　　2016年8月的一个酷暑天，原科漂队员冯春、李大放和张国宪来到这里，摩挲石碑，追忆往事。

　　除了他们，还有人记得这位长漂第一人吗？

尧茂书

　　30多年前，关于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那些泛黄的报纸、照片，用当今年轻人略感陌生的话语体系，构建了一个令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的世界。

　　很多人以为尧茂书是1985年才开始准备长江漂流的，实际上，他哥哥尧茂江证实，早在1979年他已荫发此想。当年，在甘孜州工作的尧茂书以“旅游”的名义拉着二哥尧茂钧一同前往北京，然后才说要去国家体委办手续、递申请。

　　国家体委当然没有同意一个毫无体育背景的四川小伙的请求。可尧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到寒暑假就着手试漂、训练、呼吁筹钱。他计划要为长江拍一部电影、出一册影集、写一本书。

　　1985年，已是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员的尧茂书，知道了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要组队培训中国漂流队员的消息。他向国家体委申请参加，再度被拒。“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漂流长江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 尧茂书打算“抢在美国人之前漂流母亲河”。

　　尧家人从不理解到支持，全家为他筹集了7000多元，连小外甥女袁鹤芸都给舅舅捐出了自己全部的61元压岁钱。在多方筹措下，保温救生衣、两艘橡皮船都到位了；峨眉电影厂提供了一台电影摄影机；乐山科艺音像公司提供了两部性能优良的相机，还借给他7000元。

　　1985年6月，尧茂书在哥哥陪同下踏上了漂流之旅。

　　33天后，他乘“龙的传人”号皮筏，从源头漂行了1270公里，不幸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尧茂书的死随着《四川日报》的长篇通讯《长歌祭壮士》，唤醒了一大波青春热血无处释放的青年。戴善奎是此文的作者，如今已70岁的这位原《四川日报》记者，对多年前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颠峰。

　　卡在“源头”处

　　中国的母亲河要让美国人来首漂？尧茂书的遗志谁来继承？媒体的报道振聋发聩：龙的传人，就只有一个尧茂书？这样的发问让当时的稍有热血的年轻人寝食难安。

　　“中国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要成立的消息“噌”地在很多人心中点燃了小火苗。攀钢职工冯春七次从渡口（今攀枝花）连夜坐火车到成都“请战”。后来成为科漂队队长的王岩也是看到相关报道从天津赶到四川的。那时，他是一名海员，算是漂流队里“经验”最丰富的一位。

　　为了在美国人面前展现中国人强健的体魄，科漂队指挥部起初提出了严格的筛选标准：男性，身高不能低于1.70米，体重不能低于50公斤。年龄在20－35周岁、会游泳、会划船。除了满足上述条件，报名者还要参加统一的体检，并须持所在单位盖章、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的“志愿人员登记表”才能正式加入科漂队。包括随队参加采访的记者，也不例外。此表被队员们称为“生死书”。

　　长漂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中科院成都地理所山地地理研究室原党支部书记解晋康回忆，由于单位或家人不同意，绝大部分报名者在这个环节被“卡”住了。200多个实际报名者筛选剩下的人只够勉强组织一支20多人的漂流队。

　　还有个别人虽未得到单位许可，但下定决心“黏着不走”，也被吸纳为长漂队员。“主漂队员”之一的张国宪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的好友杨前明（后牺牲）特别想去漂流，拉着张国宪一起去。在大部队上源头前，他们就自费“黏”上了科漂队。两人都是设计师，也是摄影“发烧友”，先以给科漂队免费拍照为由，留在了集训地。照像、修相机、踏勘、绘地图、设计队服……两人就这样“步步为营”，终于成为队员。

　　身材高大的张国宪到了科漂队一看，“老实说有点失望”，他以为漂流健儿肯定得高大威猛、技艺过人，“想不到有的还不如我”。他先被允许下水，一路漂去，成了主力。

　　一位不愿意名字见报的队员透露，当时科漂队已开始陆续报名集训了。原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找到长漂指挥部，说在美国受训的才是真正的国家队，劝谕科漂队不要漂，建议解散，并吸收一部分队员加入中美联合漂流队。

　　四川省这边很为难，更不好以官方的名义组织了，既不想得罪国家体委，又按不住民间的热情——“上面要解散科漂队”的消息一出来，有两个队员偷了两艘船只和装备就往源头跑了——不让漂，我们偏要漂。最后的妥协，是对外说是民间的。实际上，科漂队有成都军区官兵和武警战士保驾护航，官方色彩很浓。倒是洛阳人王茂军请求加入科漂队被拒，回去自己拉了队伍单干，他们才是真民间人士组织的。

玩命的年轻人

　　若干年后，李大放带团到虎跳峡，随口问了句“长漂队员能不能免票”，结果人家豪爽地把整个团的门票都免了。他就是当年那个“拼命”的年轻人之一。他被裹挟进金沙江虎跳峡，命运从此拐弯：历史教师成了旅行社从业人员。

　　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也是世界最深的峡谷之一，以险峻雄奇闻名。江流在17公里的峡内连续下跌7个陡坎，江心雄踞一块巨石，把激流一分为二，惊涛震天，声传数里。

　　1986年9月，美国人已宣布退出长江漂流的角逐，所谓“中国人首漂”的障碍已不存在。这里，成为科漂队和洛阳队的主战场。

　　当时，科漂队指挥部的领导并不认为有非漂不可的理由，但是洛阳队的“民间人士”已经箭在弦上。他们是看着《上甘岭》、《英雄儿女》长大的一代年轻人，体内有一股股热血在奔腾。

　　多年以后，媒体记者才披露，在洛阳队领队和一些名满天下的队员中，既有过失杀人者，也有因打架“几进宫”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游泳都没学会，就来漂流了。整个洛阳队甚至连一顶头盔都没有，就敢用3条总价人民币6000元的船去和中美队空运来的12条价值超过10万美金的船拼。

　　1986年9月10日，科漂队还在犹豫漂与不漂的时候，洛阳队在60多个媒体面前宣誓：“美国人退缩了，我们绝不退缩，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

　　他们在上虎跳一举成功！这下，压力全部卸在了科漂队身上。“人家民间的都敢漂，你们官方的都不敢。”还有记者使激将法：我们当记者的都敢，你们还不敢？年轻气盛的李大放坐不住了：谁说不敢？我上！

　　最后科漂队确定由李大放和王岩“出征”。队员们在大渡河曾经培训过一个月，学习翻船自救、冲滩，但是进了密封船，便完全失去掌控，只能随波逐流。运气好的可以冲出来，运气不好，可能会被激流漩入回水，不停翻卷揉搓。

　　科漂队漂流虎跳峡的密封船是李大放回家乡重庆专门找长江橡胶厂订制的。队员们用了各种比喻：“高压锅”、“滚桶洗衣机”，队长王岩则说：“完全是地狱”。

　　“出征”前，指挥部当众宣读了一封信：以李大放母亲名义写的。“其实是我哥冒我妈的名写的，我妈知道后大骂我哥：我儿要是出事，我一辈子和你没完！”。

　　王岩和李大放成功漂过上虎跳的第二天，赶在前面漂中虎跳的洛阳队出事了：密封船被水冲破，孙志岭落水牺牲，郎保洛失踪。就在这个当口，科漂队随队记者、来自四川《青年世界》杂志的万明，在虎跳峡采访归途中，被飞石击中头部，以身殉职，年仅23岁。

　　连续多人牺牲使得长漂蒙上了极为悲壮的色彩。

　　郎保洛被困江中绝壁，五天四夜后获救，每天搜救的新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一举成名。

　　多年以后，面对羊城晚报记者，一位队员反思道，现在看来，长漂到虎跳峡时已经有点变味了。美国人的放弃，反而加剧了洛阳队和科漂队的竞争，两队都要抢“首漂”荣誉，说是“为国为民”，其实是一群年轻人在全国的关注下，在虚荣心的刺激下，已经开始有点争名夺利的意味了。

　　漂完虎跳，两队都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疯狂追捧，一路都是万人空巷、鲜花掌声。“人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是英雄。我们有的人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英雄，有的人还比较清醒。”张国宪至今记得，在迎接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专业的运动员。一位运动员羡慕地说：你们才几个月就挣了个世界冠军，我们从小训练得那么苦，可能一辈子也拿不到一个冠军！这话，长漂队员听起来觉得既自豪又份外残酷。

　　拿下女排五联冠的孙晋芳则说：我们的胜利还只是不怕苦，你们是不怕死！

　　这些话都曾让不少长漂队员有飘飘然之感。

　　天差地别的比拼

　　湖南猛洞河，2016年8月，李月光和冯春，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场推迟了30年的“约会”。

　　“30年前，你们邀请长漂队员来猛洞河试漂，我们没来成，如今你们成立国内首家漂流探险学院，我终于来了。”冯春说。

　　长漂成功后，漂流热情席卷中国大地。猛洞河受长漂启发，靠水吃水，成为中国最早搞商业漂流开发的景区之一，如今每年约有17万游客冲着漂流而来。当年负责猛洞河商业旅游漂流开发的李月光老人，今年已八十有二，当年的长漂队员冯春则被邀请成为漂流学院的顾问，两人见面了。

　　漂流，是离不开的话题。

　　今天的中国，已有漂流探险学院；甚至还引进了漂流世界杯在长江上游的青海玉树角逐。一切都已不一样！

　　可是，1986年的夏天，中国和美国的漂流者踏进了同一条河流，随命运的波涛翻滚，他们的比拼好像完全不在同一个次元上。

　　江河漂流，并不是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开展过。在长漂之前，中国人对此几乎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这是一项体育项目。相反，美国是现代漂流运动的发祥地，有100多年的发展史，民间俱乐部培育出的漂流爱好者达数十万之众，相关运动产品也已形成富有科技含量的产业链。

　　在中国，不管是代表官方的科漂队，还是代表民间的洛阳队，对河流的分级标准、运动比赛标准等漂流运动的常识基本茫然无知，更不要说装备的天差地别了。科漂队员回忆了一组可以对比的数字：美国人一艘船的设备耗资4000美元，我们是3000元人民币左右；美国人的一支船桨就40多美元，我们的仅十几元人民币；美国人一天的补助是300美元，我们每天2.5元人民币（洛阳队更是自费，无补助）。

　　当时美国队有7条长5.4米、宽3.6米，内置金属架结构，漏气后能自动充气的橡皮艇。中国这边连头盔、保暖救生衣这些基础装备都没有，更不要说美国队的防寒泳衣、保温防水靴等等中国长漂队员闻所未闻的衣物。据说，当时美国人用的桨已是碳钢结构，既轻巧又坚固，还能浮在水面不下沉，而中国的漂流队员只有普通的木桨和塑料桨。

　　科漂队还算是有集训：教练是原来林场的“赶漂人”——当年深山伐木都是靠江河运送，“赶漂人”练就了一身与江河打交道的好功夫；启蒙教材则是几份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献，以致队员们对“无动力漂流器”，“不间断连续漂流”这样的术语从不知到迷信，甚至认为“一寸不落”才算是真正全程漂完长江。

　　洛阳队的训练，则是出发前到公园的小湖里去租只小船划桨。

　　不过，洛阳队创造出一种“密封船”，像一个小型的充气“碉堡”。肯·沃伦看到这个“秘密武器”后摇头叹息，只说了一句：这不是漂流。

　　确实，这样的比拼，不是漂流运动技术与科技的比拼，只能说是命运的比拼。

　　洛阳队队长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说到底，啥都没有，唯有以命相搏，听天由命，这点也恰恰是中美队专业漂流选手最缺乏的。

　　拿命相搏的竞赛

　　命运并不特别厚爱哪一方。

　　这场无刀光剑影但依然会流血牺牲的竞争，如长江般波譎云诡。

　　虽有尧茂书牺牲在前，长漂队员并没有意识到死亡真的会那么近。他们开始时总认为，尧的牺牲是因为准备不充分、单枪匹马、无人接应的缘故。冯春说，后来才知道，肯·沃伦那句“对长江要重新认识”，并不是一句托辞，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漂流探险家审慎的态度和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

　　解晋康在《长江漂流风云录》中记录了长江漂流的最后一漂：

　　11月18日是王振的29岁生日。前一天他买来啤酒和花生，让大家一起庆生，并祝漂流一举成功。18日一大早，他们钻进了“中华勇士号”密封船。一路漂行，开始接应都还顺利，18日当天漂行53公里，在江边负责接应的藏族同胞还杀了两只鸡煨给他们补充体力；19日上午，他们修补了让大浪打坏的内胎后继续前进，至下午5点30分左右，一路劈波斩浪漂过了莫丁滩，在最后一个回水处被接应队员将船截住。

　　大家请他们上岸休息，老乡还牵来肥羊准备款待他们。此时，“一寸不落”漂流金沙江的最后空白已被填补，他们完全可以不漂了，可是因陆路难行，3人仍执意沿水路下漂……

　　20日上午，前方的接应点仍未见到密封船的踪影，不祥的念头掠过众人心头……20日至23日都是紧张的搜救，四川省委、省政府派出了公安与武警中队的干警沿岸溯江而上寻找营救，最后在扎木滩只找到了完好的密封船。船里积水仅至脚踝，连相机、日记本等都还在，三人却再也不见踪影。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两天后，科漂队主力进入长江入海口的横沙岛江段。

　　长漂结束，百川归海。

　　来源｜羊城派

　　责编｜谢哲

今来

冬泳博士 发表于 2017-8-30 16:58
那些被长漂带走的生命
卷走的除了11条鲜活的生命，还有与之关联的两条未出生的生命

英雄壮举

深海06

冬泳博士

那群30年前，在长江激流中搏命的人

• 2016-08-04
  
• 分类：三联生活周刊 16年第29期
  
  

　　“长漂”这个词在媒体上已经越来越难寻觅，昔日轰动一时的探险竞争，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记得，又正在他们的脑中渐渐湮没。

　　虎跳峡的僵持

　　几年前，李大放带了一个旅行团去云南丽江的虎跳峡参观，他是四川中国青年旅行社海外部经理，平时自己很少带团出门。

　　虎跳峡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以山高谷深、雄奇险峻而闻名，成人门票65元。买票的时候，李大放悄悄问售票员：“我是1986年的长漂队员，能不能给我免一张票？”

　　结果，一个团的票全都被免了。虎跳峡景区所有员工都知道，这个峡谷之所以全国闻名，起因就是1986年的那次长江漂流。

　　时光推回到30年前，1986年9月初，云南丽江，虎跳峡。

　　此时的虎跳峡还没有什么名气，科漂队已经在这里滞留了16天，长江漂流已经进行了快3个月了，第一次在一个地方停留了这么长时间，此前一路顺着源头而下的新闻报道，如今都卡在了虎跳峡。

　　这里是长江上游最危险的路段，虎跳峡全程16公里，落差207米，金沙江水在这里终年不停地沸腾奔流。科漂队几个月前曾来这里考察过，一名队员在枯水期时登上了江心的虎跳石，眼前的场景让他不寒而栗：“只觉得狂风吹动着身躯，水汽扑打着脸面，寒气夺人。站在上面往下看，流量达每秒500～2000立方米的金沙江巨流仅从这只有十余米宽的通道上倾泻而下，形成了巨大的瀑布，简直是不可思议，可谓是举世奇观。巨石以下，水雾蒸腾，泡沫满江，水声震耳欲聋，传至数里。在上面不一会儿，愈觉得害怕，赶紧撤离。”

　　此时丰水期的虎跳峡只能更令人生畏：巨大的江水被虎跳石分成两股，呼啸而下，形成了两个十余米的跌水，激起的水柱浪花高达十几米——谁都能看出来，乘坐橡胶筏从这里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此前洛阳队用密封船放了一条狗下去，密封船在大浪中迅速消失，再浮出来，密封口早已被大浪敲开，船体撕出来两尺多长的口子，狗也不见了。这验证了科漂队之前的测估数据：在上虎跳峡及中虎跳峡的跌水瀑布处，密封船体表面所承受的打击和挤压力在每平方米7吨以上。

　　7月27日在叶巴险滩群，就是因为密封船破裂，已经死了三名队员。更早之前已经有人临阵脱逃了，一名队员最早拉着队伍偷偷提前上了源头，遇到危险又最早独自退出了：“那么危险，不漂了，祖国人民会原谅我们的。”30岁的李大放进入金沙江后，每天下水也很害怕，他说“就跟打仗一样，发令枪响，所有人一起埋头向前冲。胆子都长在队友身上，大家都下水我就跟着下水，也不可能自己当逃兵，太丢脸了”。

　　因为要实现“一寸不落漂流长江”的口号，虎跳峡不得不漂。有三名队员主动报了名，但更多的队员是沉默。科漂队在等新的特制密封船，也在僵持。

　　媒体越聚越多，最后已经有四五十家媒体在这儿守着了，对长江漂流，媒体已经长篇累牍地报道了3个多月时间。这相当于一场20世纪80年代的真人秀，记者们当然希望这里有精彩的故事。“那就是写稿的作料了。”李大放说。

　　所有人都在等，指挥部在等上级指示，队员们打牌，出去玩，回家探亲。又一次胶着的会议上，有一名记者讽刺队员们：“你们太撇了，都是瘪火药，你们不敢漂，我是记者我都敢漂。”

　　李大放一下子被激怒了：“没有人上我要上！”

　　“我当时年轻嘛，血气方刚，受不了被别人小看，之前都漂了那么长的路了，你还敢小看我们？”

　　9月9日，密封船到了。9月11日中午临行前，指挥部当众念了李大放母亲的家书：

　　如果你们信任我的儿子，把冲锋的任务交给他吧！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国家的，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几天后的媒体报道里这样评价这封信：“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下水前，李大放把信要过来，第一眼就变了脸色，但什么都没说——他一看字迹就认出来了，这封信是他哥哥写的。

　　“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前的那场长江漂流，一共持续了5个月时间，中美队、洛阳队、科漂队三个队伍共有11名队员遇难。

　　一切的缘起都是因为肯·沃伦，一名被中国媒体称为“世界漂流探险家”的人，1985年，他与国家体委下属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签订合同，要来中国做长江的首次漂流。

　　美国人要首漂长江的消息，让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室摄影师尧茂书发问：“漂流长江这条东方巨龙，为什么不能由‘龙的传人’首开序幕？”1985年，尧茂书为抢在美国人之前，自己独自从长江源头开始漂流，在进入金沙江后遇难。

　　1985年9月5日，《四川日报》头版以《长歌祭壮士》一文高度赞扬了尧茂书的行为，作者戴善奎感叹道：“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刚刚能吃饱肚子，整个社会长期僵化，各方面刚刚开始放松，肯定要反映在新闻媒体上，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英雄主义的故事。”赵坚和戴善奎是同事，当时他们都是《四川日报》的年轻记者，后来共同去报道了长江漂流，多年后二人又一起变成了《华西都市报》的创刊领导。但在1985年，他们都刚刚参加工作，正想写出一鸣惊人的大稿子。《四川日报》此时只有四个版，七八千万人的一个省就看这么几张版面，头版上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长歌祭壮士》结尾的一句是：尧茂书在长江的浪头上“前赴”了，然而，他的浩气永存斯世。

　　这一句引出了无数的“后继”者，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要求继续尧茂书的长漂，并且，必须要抢在美国人之前。

　　事实上，肯·沃伦在探险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今日搜索他的英文信息，会发现几乎全都跟1986年的这次长江漂流相关。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肯·沃伦野外探险公司”，用当下的话语讲，肯·沃伦只是一个从事商业探险活动的美国中产阶级。

　　30年前的美国，漂流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商业活动了。国家体委工作人员禇斯鸣在1985年去美国接受了肯·沃伦的漂流培训，他发现当时美国东部每年就有超过100万人次参加漂流活动，其中75%是有组织的。像肯·沃伦这样的商业公司会承包河段，“就像今天的北京汽车牌照一样，都是有配额的，比如一条河旺季时每天可以100人下水，几家公司分配这个名额。肯·沃伦属于这条河道的开拓者，等他老了，就可以把额度卖掉换作退休金。”

　　肯·沃伦到长江漂流，一是为了探险，二是为了开发长江旅游，他如果成功漂完长江，今后就可以带美国人过来做商业探险，此次培训的中国队员未来能在旅游里帮他做桨手。

　　同一条长江上，中美两方完全是在做不同时代的对话。

　　因为呼声太踊跃，1986年4月21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牵头，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科漂队”）。河南洛阳8名青年自发组织、自筹资金又组建了中国洛阳长江漂流探险队（简称“洛阳队”）。两支队伍都在肯·沃伦来华之前一个月，抢先在长江源头下了水。

　　李大放是科漂队队员，他此前是四川德阳的一名中学历史老师，正打算要辞职，还没找到下家，看到招募赶紧报了名：“想借这个机会看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队伍里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青年工人，他是少见的大学生。整支队伍都笼罩在一种亢奋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相比之下，李大放的目的显然不纯粹：“我出去募捐、跟别人宣传，也都是说中国的母亲河要由中国人第一个漂。我的动机太个人主义了，不能暴露出来，只能装在爱国主义的大口号下面。”

　　1986年6月，长漂开始之后，中国的两支队伍始终处在跟美国人竞争的压力下，每天都在抓紧时间赶进度，生怕被肯·沃伦超过。李大放到处转转的念头很快就落空了，他提了几次能不能上岸去周边转一转，说了几次，没人理会，也就不说了。

　　也是因为赶进度，科漂队并没有留下什么视频资料，现在大家能搜到的漂流视频基本都是肯·沃伦的中美队留下来的，这也是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之一：中美队随队带了一个摄制组，拍摄探险和长江上游两岸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未来会制成两小时的专题片，卖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ABC）。

　　“就跟现在的制播分离一样。”禇斯鸣讲起昔日中美队的运作模式，已经能跟现在的中国产业一一对应上了。肯·沃伦夫妇是拉赞助的高手，那些被中国队羡慕的“价值10多万美元”的漂流船、全套高科技的装备，在妻子简·沃伦的书中都有赞助商明细：防水电台、相机防水罩、煎锅、睡袋，甚至是沿路“送给孩子的玩具”，都有不同的出处。其中“必胜客”的创始人之一鲍勃·齐斯霍姆（Bob Chisholm）还捐助了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让肯·沃伦帮他弄一张西藏的狩猎许可证。

　　中美队在7月21日下水，其中三名中国桨手前一年在美国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漂流船怎么打气、保养、修补，日头太毒要放多少气，喝的水要用过滤器过滤，从碗到锅怎么一层层嵌套固定在船里节省空间，遇到大浪团队要配合，几个人划桨，几个人要赶紧过去压重……禇斯鸣出发之前没想过长漂的成功概率：他充分信任肯·沃伦的技术能力，他不知道长江真实的面貌，他二十出头，从未想过“死”这件事。

　　而沃伦夫妇一直怀疑两支中国队草草上阵的安全性，为了抢进度，中方在最佳漂流期的前一个月匆匆下水。“我们理解，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人因为历史原因，在这件事上展示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在两位资深漂流运动从业者看来，“中国队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9月初，中国的两个队已经率先到了虎跳峡，此时中美队才刚刚进入金沙江。双方不知道彼此的确切位置，但禇斯鸣此前勘察过虎跳峡，水太大了，美国漂流通常急流按难度被分为“I”到“VI”级，在上游就已经出现过超出VI级的水域。

　　美国队最终没有机会真正到虎跳峡去做决定，禇斯鸣现在判断，按照漂流运动的衡量标准，虎跳峡，美国人是不会漂的。

　　洛阳队和科漂队的队员跟美方从始至终都没有直接接触，洛阳队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洛阳队已经确定了要先漂下去。《渡口日报》一位女记者劝王茂军：“不要被不负责任的记者们煽动，你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绕着走，人们会理解的。”王茂军回答他，漂虎跳峡是自己情愿，如果死了，就死得其所。

　　最后，女记者拿了一个本子让洛阳队写几句话。王茂军提笔写下：“长江巨澜/积之于涓涓细流，中华振兴/有待于万千黎原。”

　　王茂军也让女记者给她签个名，对方却只写了一句：“愿上帝保佑你们！”她告诉王茂军，自己没有豪言壮语，只能默默地祝福他们。

　　王茂军当时就愣住了：“她走后，我又想了半天，是我太华而不实，尽喊空洞的口号，还是她世界观有问题？”

　　中国式漂流船

　　9月11日，1时35分，步话机传来指挥部下水命令，科漂队队员王岩、李大放乘坐由重庆长江橡胶厂为漂流队特制的“中华勇士号”红色飞碟式密封船，在欢呼声中向虎跳峡漂去。

　　密封船最早是尧茂书的设想，他曾经想过把两条敞篷船扣在一起，人躺在里面漂流。肯·沃伦全套设备都是从美国运过来的，其中并没有这样的船只。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这些年一直从事商业户外探险，他觉得密封船是个笑料：“所有玩漂流的都会问，这是什么啊？从行业角度是开玩笑的，这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东西。”

　　人一旦进入密封船，就完全失去了对船体的操控。7月27日冲击叶巴滩时，密封船在跌水下不停打转，在船里的三个队员不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水在不停地绞，直到巨浪把密封船打烂了，人才被冲出来。队员孔志毅已经被晃昏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毫无知觉地消失在巨浪中，队员张军和杨洪林被江水吞噬，至今都没找到尸体。

　　2时26分，李大放和队长王岩乘坐的密封船冲进上虎跳峡口，船舱内漆黑一团，只有一个手电照明，有一个对讲机跟外界联系，两个人共用一个用汽车内胎做的氧气袋。密封船从近8米高的虎跳石侧面跌下，顿时就像“进了洗衣机一样‘砰砰砰’地撞”。围观者看到小船几次陷入滚滚白浪，几秒钟后又冒头出来。密封船被翻倒、被撞击、被激流冲过了两道十几米的大跌水。捆在船外的汽车内胎被打掉了一个，舱门已经撕开了一个几厘米的口，水已经开始涌进来了，但好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冒险就结束了。

　　“李大放、王岩被拉出舱口，李大放高呼：‘我们胜利了！’王岩壮志未酬地说：‘我还要冲满天星！’有记者和队友关心地问他：‘是否想到过死？’他说：‘想过是真的，不想才是假的。不能怕死，怕死就冲不出虎口。’”（资李申：《他们是怎样征服“上虎跳”的》，1986年9月27日，《科学报》1版）

　　30年里，李大放也反复被问到这个问题：当时到底怕不怕死？“漂的时候我心情非常平静，根本不去想可能一下就起不来。”他念念不忘的是记者骂他们“孬种”的刺激：“后来还有记者说，在密封船里面，懦夫和勇士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就算给你密封船，你要有相当的胆量才敢进去。”

　　在后期进过密封船的科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自传里描述过对密封船真实的恐惧：“如果要说在长漂中最恐怖的时候，我可以说不是在水上，也不是在疫区，而是独自走进密封船的时候……全身蜷在橡胶味道之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最恐怖——以至于我以后的噩梦环境都发生了我被活埋在黑暗之中。”

　　李大放下水的前一天，9月10日，洛阳队已经抢先成功漂过了上虎跳。

　　9月12日，洛阳队郎保洛、孙志岭两名队员冲击中虎跳，仓促准备的密封船被大浪打破，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生上岸，被困在悬崖下的一处凹窝内。次日，24岁的记者万明在报道郎保洛被困事件时，发稿路上被山石砸中，当场身亡。

　　4天后，9月16日，郎保洛被成功解救。一年后，在1987年的黄河漂流中，郎保洛等七名队员遇难身亡。

　　就在营救郎保洛期间，肯·沃伦9月13日在巴塘宣布中美队解散：由于漂流到四川白玉县境内河段，遇到密布的险滩和特大的激流，船只损坏严重，无法按原计划抵达宜宾。

　　早在8月3日，中美队一名随队记者大卫·夏普因为高原反应引起肺水肿，病逝于通天河河畔。“就是因为大卫的死，又听说中国两个队已经在下面死人了，所有人都开始害怕了。”这一点跟李大放一样，禇斯鸣在长江上没有跟队员讨论过怕死的事情：“这太私密了，你说的话是想影响别人，给自己加分的，人在这种状态下都是演员。”

　　科漂队里，有人为了逃脱最危险的路段，把手包起来假装受伤，依然在积极地喊：“上！上！上！”——伤员是不可能上战场的，这跟战争时期是一个道理。中美队的反应是频繁出现的争吵，队员说肯·沃伦的领导能力有问题，说队员之间有性格冲突，指责摄制组不帮忙干活儿，互相怀疑对方偷吃食物……禇斯鸣知道，越来越激烈的争吵都是表象，所有人实际上都是怕死，想掩盖自己的恐惧。

　　“大家来都是商业合作，是为了探险，没想把命搭上。”队伍已经分崩离析了，先有三名桨手和一名医生离队，又有三条船被激流划破无法修补。中美队最后弹尽粮绝，像个牛仔一样始终独来独往，不太会稳定队伍的肯·沃伦自己离开了队伍，中美队十几个人分成了三路，先后弃船求生。最终，三组人几天后居然同时在巴塘汇合，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

　　肯·沃伦知道丢盔卸甲的这支队伍无法继续漂流了：“现在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另外，在不同的河段采用不同的漂流器材是十分重要的。”

　　荣誉

　　整个1986、1987年，漂流队的队员们都走不出长漂的状态。

　　李大放做了大半年的报告会，北京、辽宁、天津、四川……各地巡回做报告。漂了下虎跳峡的队员杨欣，回到攀枝花电厂就涨了两级工资，被选为团中央“十二大”代表；科漂队队长王岩，漂了上中下虎跳峡，被推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国庆37周年联欢晚会。戴善奎因为200多篇关于长漂的连续报道引起全国反响，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出了虎跳峡，一切就已经开始不同了。

　　张国宪是中途加入科漂队的队员，他此前是成都印染厂的设计师，给科漂队设计了印有“中国”大字的队服，之前他以为漂流队的队员都是高高壮壮的，见面才发现：“撇得很，这群人能漂，我有啥不能的？”

　　但从长江上越往下走，这群在他眼中没什么出奇的队员们，在外界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起来。

　　沱沱河、通天河的藏民们很难理解这几支漂流队，洛阳队跟藏族工人费劲口舌，对方仍不明白漂流有什么意义。租汽车时，北京籍的个体户对花重金漂流十分不理解：“2万元买成肉，在家能吃几年！”最后谈妥价格，老司机还要吆喝一句：“我赔着本儿送你们去爱国。”

　　在金沙江漂流时，西藏一侧的居民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电视，李大放明显感觉到，巴塘县的迎接是上边安排的，政府人员都不怎么积极。“越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反应越是平淡。只有到了通讯发达、文明的地方，我们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我们到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渡口，万人空巷，确实可以那么讲。”

　　渡口市，就是今天的攀枝花。张国宪上岸时，浑身脏兮兮，满脸都是大胡子，岸上迎接的学生们热情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的两只胳膊，张国宪被架着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他们看我都是一种崇拜的眼神，我都不明白他们在看啥子，看外星人吗？又不是从南极回来的。”

　　科漂队漂过宜宾，之后的长江通航路线上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所迎接的只有山呼海啸的欢迎。到南京时，欢迎仪式上前国家女排队员孙晋芳也出席了，她对科漂队说：“你们的成绩跟我们当年五连冠一样，都是壮举。”

　　张国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重庆体院，队友们在主席台上声情并茂地做报告，他坐在观众席里跟运动员们聊天。“你们好了不起哦，好羡慕你哦！”邻座年轻的运动员看着张国宪，满眼都是真实的憧憬：“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得不了冠军，你们几个月，就挣了这么大一个冠军！”

　　“那个时候真的是举国狂欢，真把大家当作了胜利归来的壮士，把我们的虚荣心激起来了。”李大放这时已经彻底不能再讲自己“出来玩玩”的动机了，媒体已经把这件事塑造成了弘扬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的调子。“境界都是庞大的宣传机器造出来的，队员也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嘛。”

　　等回到重庆老家，邻居见到李大放就叫：你娃儿还活着回来了嘛！你要没回来，你哥可就完蛋了！

　　邻居告诉李大放，听说了虎跳峡的那封假家书，李妈妈把大儿子臭骂了一顿：“我二儿死了我就要找你算账！”

　　“她怎么可能容忍自己儿子去死呢？”过了这么多年，李大放没跟哥哥说那封信的事。他不怨恨哥哥，在那种环境下，“哥哥也是受了舆论炽热的裹挟，并不知道真正身处其中的人是什么感受”。

　　“我在巴塘时接到我哥的电话，你想想我哥费了多大劲，把电话从重庆摇到藏区，再摇到了乡上，你想想那得花了多大力气？”

　　“我哥哥很激动，说全国都在关注你们！电话里叽里呱啦讲了很多大话。我当时听了心都凉了：你懂啥子？我这下水有可能就要死！”

　　“但我当时又不好说这个。我哥哥是跟着报纸看热闹，占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觉得这个仗打得好！他没想到下面尸骨遍野。”李大放说。

　　假镜头

　　2016年6月末，我跟李大放约在成都一家商场里见面。他个头不高，外表普通，坐在熙熙攘攘的咖啡馆里并不起眼，在这里讲30年前的长漂，聊着聊着总觉得有点尴尬，每一个词都跟周边的环境格格不入。

　　李大放带我去了张国宪的工作室，长江漂流之后，李大放去了中青旅工作，张国宪先调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又在90年代的下海大潮里，出来开了一家视觉设计公司。大多数科漂队的队员都换了工作，又多多少少跟长漂有关系。这些年媒体最常采访杨欣、杨勇、冯春三人，长漂后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都在围绕着长江工作，他们夏天都不在成都，这正是出野外的时间段。

　　还有一些人假托自己不在，事后我才知道，前几天刚刚有媒体采访冯春，“90后”的记者问了许多科漂队、洛阳队之间的竞争和矛盾。这些尖锐的问题让冯春很不满，在微信群里提醒大家，只接受正面报道，不要说负面内容。

　　30年前的媒体宣传话语，已经给这场漂流定下了调子，就像杨欣在电话里对我讲的那样：“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为了这些能献出生命的精神——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些东西。长漂最后的结果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精神，通过这个唤起一种精神、唤醒了一代人，给人感觉是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年复一年，大家依旧延续着报告会上的说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怀念80年代。这30年里科漂队发出的声音最多，洛阳队几乎杳无音信：他们大多数主力队员都在1987年6月的黄河漂流里遇难了，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管理各种自发组织的漂流行为，“各新闻单位对未经批准的漂流探险活动，不得公开宣传报道”。

　　死去的人更不会说话。那些在长江上消失的人，也永远地沉默了。

　　张国宪前些年一直在照顾队员杨前明的母亲。1986年，杨前明是跟着好友张国宪一起参加科漂队的，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你去，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死后，杨妈妈听说了这句玩笑，一直耿耿于怀。独子早逝，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老妈妈沉浸在悲伤中一直出不来，去汶川县南部的映秀镇出了家。

　　杨妈妈自己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庙里，偶尔有游客会过来烧烧香。有一年，一车游客烧完香就在寺庙里闲逛，其中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闲聊了起来：“老妈妈，你是哪里人，怎么自己住在这儿？”

　　杨妈妈告诉她：“我是成都的，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出家到这里来了。”

　　女游客突然不吭声了，再一看，她已经满脸都是泪水。

　　“杨妈妈也很惊奇，这个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这个女的是王振的老婆，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

　　——1986年11月19日，科漂队大队伍已经漂到了南京，一路鲜花掌声马上就要胜利抵达上海了。队员杨前明、王建军、王振返回金沙江莫丁大滩补漂，以实现“一寸不落”的长漂诺言。船过莫丁大滩后，因水流湍急，无法靠岸，在继续下漂时，三人在扎木滩落水遇难，至今没找到遗体。

　　“当时女孩已经怀起了娃娃，王振死了，她就把娃娃打了。”张国宪听到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自己也听哭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多巧的。女游客喊她杨妈妈，还给她写信，后来也中断了联络。”

　　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山上的庙子整个垮了。杨妈妈当时在成都，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寺庙里杨前明所有的遗物也随之消失了。受此打击，没过几年，杨妈妈就去世了。

　　中美队的中国队员们这些年很少接受采访，他们在长漂这件事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角色，禇斯鸣、张继跃等人30年前后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别：这就是一次商业合作，跟国家、跟荣誉没什么关系。禇斯鸣和科漂队、洛阳队从来没有来往，他觉得大家做的完全不是同一件事。

　　禇斯鸣也怀疑科漂队是否真的“一寸不落”，公开的视频资料里科漂队有个最著名的镜头，是一条敞篷橡皮艇冲上浪巅，瞬间翻船，队员们在江水中游泳搏击。

　　“那条船是个光板船，一点物资都没有，他们真正的补给到底是怎么运输的？而且那个浪实在太小了，这点技术都没有，后面到底是怎么漂的？”中美队经历的最危险的江段，肯·沃伦把四条18英尺长的漂流船扎到了一起，每条桨有14英尺长，合起来变成了一个10.8米×7.2米见方的菱形船队。就这样的大阵仗，“有的浪一下子就冲得立起来了，我抬头再一看，离浪尖还有船队这么长的距离。你说得有多凶险！”禇斯鸣在江上捡到过前面中国人队伍的塑料桨，不到两米长。“我说天呐，他们想凭这个东西漂长江一定要死人的。”

　　听说几名中美队队员都提到了那个翻船的镜头，张国宪一下子笑了，他没想到中美队这么多年还在纠结这个。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告诉我真相：那个镜头是假的。

　　中国两支队伍在金沙江上基本没有视频资料，镜头是为了报道大家特意补拍的，所以船上没有物资，吃水浅，遇到小浪立刻就翻了，也好显示队员们艰苦拼搏的精神。

　　“一寸不落是真的。”旁边的李大放说，随后他们也补充了一句，有时候浪太大，人被冲下水，下游在哪捡到船，就在哪里继续往下漂。“路太难走，也不可能再拖回去重漂了。”

　　30年过去了

　　2007年，《户外探险》杂志中国版的年度金犀牛奖评选，给肯·沃伦颁发了年度荣誉奖。长漂20周年刚过，以此纪念他：“开启了一扇通往长江探险的大门。世界各地漂流者们认识了这条伟大的河流。”

　　沃伦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回到美国后，肯·沃伦因为大卫·夏普的死，和未完成的商业合同，陷入了不断的官司，最后自己的漂流公司也被迫破产。虽然官司都以他的获胜告终，但这个身高1.9米、体形强健的运动员长期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一个下午，在修剪草坪时，肯·沃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0年之后，长江漂流在媒体上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你为什么还写长漂？”每个采访对象一坐下来都要问这个问题，随后又是同样的一句话：“长漂不好写，故事太多了，你一篇文章写不完。”

　　长漂对这个时代有什么意义？

　　对肯·沃伦来说，留下的意义只有悲剧。禇斯鸣已经到了肯·沃伦的年纪，他现在北京宋庄经营一个园区，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许多，但因为高血压，每天要吃降压药。“我已经59岁了，哪能像沃伦一样再去冲击长江。”他觉得30年前的沃伦抗击的是命运，“小人物的无用挣扎，再努力，在自然面前也微不足道”。

　　禇斯鸣说自己很少跟别人讲长漂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回头加他的微信时，我发现他的微信号是“rafter1986”（“桨手1986”）。

　　中美队队员张继跃还在成都，他开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这些年一直在带国外旅行团到四川探险，漂流也做过不少。现在看来，肯·沃伦那个漂完长江，再漂雅鲁藏布江，一路开通旅游到恒河的计划完全是天方夜谭：这条经过中印之间的线路，根本不会让外国人从这里顺流而下。

　　更何况，长江也变了。金沙江已经被水坝彻底改变了模样，赵坚这些年去看过很多次，“基本都拦完了”。叶巴大滩附近正在修水坝，过不了几年，第一次密封船事故的区域将会变成一片平湖。杨欣最近几年的重点工作，就是呼吁停止烟瘴挂的水电站修建计划，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他对长江源头的情况了解得更多：“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因为层层水坝已经阻隔了长江。1986年的长漂已经成了千古绝唱。”

　　科漂队现在有个微信群，一群平均年龄已经60岁的队员们平时经常在里面聊天。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有不同的来历，队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整个长漂笼罩在英雄主义情怀下，很多冲突后来已经被抹平了。有几次提到当下的新闻热点，大家吵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了。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人一直在长漂的旧梦中走不出来。

　　虎跳峡景区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正是那名最早离开长漂队伍的队员开的。这名队员后来又组织了珠江漂流、黄河漂流，但他始终也都不是主力队员，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危险的江段，其他队员最不能理解他，也不明白为什么都到了今天，这个人还在孜孜不倦做长漂这个工作。那个小博物馆孤零零地矗立在景区内，小馆长一直活在过去的岁月中。

　　科漂队有一个更正式的博物馆，2013年6月，长江漂流纪念馆在成都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内开馆。我去的时候正是盛夏，工作日来参观的游客不多，一小时内，只有几个小学生飞奔进来，转了一圈，不明所以地走了。

　　玻璃柜里的橡皮筏已经落了厚厚的灰尘，纪念馆里的展品都是科漂队员们捐赠的，没有洛阳队和中美联合队的实物展品。

　　征集展品时，大家跟李大放要那封虎跳峡家书，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来。“信是假的，我怎么可能展览这个？”

　　纪念馆仍然挂着一张照片，上面是在媒体的长枪短炮的簇拥中，一个男青年正在读着什么。图片说明是：冲击上虎跳峡前，科漂队现场指挥部的资李申向队员宣读李大放母亲的一封来信，信中母亲为儿子漂流鼓劲打气。

　　（感谢实习记者杨文轶对本文的贡献）

　　记者 刘敏

冬泳博士

纪念洛阳长漂队长江漂流30周年特刊 洛阳网—洛阳晚报    2016-09-12

30年前，一群洛阳年轻人怀揣梦想，历尽艰险，做成了很多人现在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完成了长漂壮举。

　　他们的长漂精神，和同时期的女排精神一样，激励和鼓舞国人。他们让当时的人们知道，原来人还有这样一种活法！

　　正如同时进行长江漂流的美国人肯·沃伦，在其日记中总结自己的失利时所说：“长江的威力即便对一个漂流老手也难以描述……如果这次探险有失败之处，那就是缺乏决心和勇气。”

　　而这，恰恰是中国长江漂流队，尤其是洛漂队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1986年的9月10日，洛漂队向长江天险虎跳峡发起冲击，为长漂壮举写下标志性一页。30年后的今天，我们推出纪念长漂30周年特刊，向他们致敬，也向改革开放以来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洛阳人致敬！

　　30年，浪涛依旧；30年，英雄不远。

长漂精神，当被历史铭记

　　在长江入海口，队员们将写着杨红林名字的旗帜缓缓投入江中

　　在四川省渡口市(现攀枝花市)江边留影

　　签名留念，与当地青年共勉

　　在老君滩乘密封船出发

　　过金沙江白鹤险滩(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在有江河的地方繁衍生命、孕育文明。中国人乐水，真正征服大江大河的念头却不曾有过。

　　1985年，一个美国人提出要来征服中国的长江，这让部分中国青年感到难以接受。

　　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最早出现在长江上，可惜最终命殒金沙江通伽峡。尧茂书的牺牲，更加激起了中国人的血性。

　　1986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四川成立。这支队伍有官方支持，物资充裕。几乎同时，民间漂流队伍洛漂队在洛阳成立。两支队伍的背景不同，但目的一样。

　　没有技术、缺少食物、船只简陋，甚至有队员不幸献出生命……历时5个多月，凭着一腔热血，洛漂队完成了人类首次全程漂流长江的壮举。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后来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些血性汉子用行动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肯定。

　　1986年11月12日15时50分，洛漂队的4只橡皮舟在堤岸数千名群众的欢呼声中到达上海吴淞口，上海市政府、当地驻军举行了欢迎仪式。

　　洛漂队在完成“万里长漂”回到洛阳后，每个队员都戴着花环，被人抬着从人海中“漂”出了车站广场。是年11月17日，洛阳市委、市政府召开洛漂队英雄事迹报告会，市领导在会上讲道：洛漂队这个英雄群体，为洛阳人民争了光，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是青年的光辉榜样。洛漂队的事迹在大街小巷流传开来。

　　在光环的背后，争议声也不绝于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漂被一些人否定。有人认为，中国的河流应该由中国人先漂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然而，这些争议并不能否定这一壮举，更无法掩盖这一壮举带给当时民众的感动和鼓舞。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洛漂队每次冲击险滩成功，都会激发民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每到一地，他们都会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沿途甚至有不少人为他们募捐……

　　这段经历，注定被写进历史。无论什么时候，这种激荡人心的精神都会被铭记。(洛阳晚报记者 王博东)

对话王茂军：在那个时间做了认为该做的事儿

　　年轻时的王茂军(资料图片)

　　如今的王茂军记者 王博东 摄

　　30年，弹指一挥间。30年来，作为那场轰动全国的长漂的主角之一，洛漂队队长王茂军很少接受媒体采访；那段往事对他来说是宝贵的人生经历，也是一段不愿再触及的伤痛和酸楚。

　　当身材高大的王茂军穿着休闲服出现时，记者依稀能看到30年前那个胡子拉碴、又黑又瘦的洛漂队队长的影子。尽管已经60多岁，但他的声音依然洪亮，步伐依然矫健，双手依然温暖、有力。

　　在咖啡馆宛转的音乐声中，他的思绪慢慢回到了30年前……

　　谈初衷：大家都怕，都不试，那永远不能成功

　　记者：怎么想到要去长漂？

　　王茂军：连家人也问过我们，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那时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有几年了，大家精神头儿很足。听说一个美国人获得中国长江的首漂权，大家很不服气——凭什么咱中国的长江，要被外国人首漂？中国人就不能长漂吗？得有人站出来啊！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可不止我们，四川省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先成立了。

　　那时我们没有技术，从来没接触过漂流，更谈不上对漂流有啥兴趣。那为啥还要去？作为当事人，我们觉得就是精神思想方面的问题——不服输，敢冒险，想争先。

　　记者：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觉得长漂有多大把握？

　　王茂军：说实话，茫然，没有一点儿把握。

　　1985年，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独自在长江漂流时遇难。虽然光看新闻、听广播就知道那地方有多危险，但不管多危险，总得有人站出来，大家都怕，都不试，那永远不能成功！

　　最先提出长漂想法的是郎保洛，他说“尧茂书能漂，我们为什么不能漂？”我们开始也怕他出事儿，就劝他，但劝不住，索性就一起去。说实话，大家心里也都有这种想法。

　　谈准备：郎保洛曾给杂志社写信求助，最终大家想尽办法贷了3万元

　　记者：费用从哪儿来？

　　王茂军：这种事儿如果没有经费，再有胆量也是寸步难行。

　　我们当时听说，美国人肯·沃伦为了挑战长江，带了12艘船，共价值10多万美元。我们算了一笔账，即便我们买差不多的漂流用具和设备，也需要两三万元人民币。现在谁有个万把元不稀罕，可那时候的万元户是很少见的，放到现在算，差不多是富翁了。

　　我们借了好久也没借到钱，找来找去，最后遇到李勤建，把李勤建和他的朋友孙志岭、霍学义共同开的商店抵押了，从银行贷了3万元。这三个人，后来也参与了长漂。在出发前，我的好朋友杨红林、雷建生也参与了进来，杨红林的好朋友张军后来也加入了。这八个人的队伍就这样临时组织起来了。

　　我们立下生死协议，在长漂结束后，大家共同还清贷款。如果有人死了，就由活着的人分担，哪怕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也不能赖了银行这笔钱。后来我们确实也把这笔钱还了。

　　记者：听说为了借钱，郎保洛还写过求助信？

　　王茂军：我们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搞装备。

　　郎保洛就给一家杂志社写过信，内容大概是：哥伦布曾说动西班牙国王给了他一艘船，并在西班牙的资助下四次横渡大西洋，最终到达美洲大陆。我们要去长江漂流，你们能不能也给我们弄一艘船。

　　这封信最后石沉大海，我们一直没等到回音。

　　谈抉择：回去对不起死去的朋友，计划照旧，继续漂

　　记者：刚开始漂流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茂军：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吃的。在正式开漂后的第二天，队里就断粮了。长江源头地广人稀，半天见不到一个牧民，有钱也买不来吃的。大家饿得没劲儿，又缺氧、负重，走十几分钟，就得躺在地上歇十几分钟。实在饿得不行，大家就去喝带着冰碴儿的河水，喝到肚子鼓起。有人甚至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当趴在河边喝水时，直接掉进了河里。

　　我也没好到哪儿去，当时饿得发慌，看到脚下的草，心想羊能吃的东西，人也可以吃，当时就拽了很多草往嘴里塞。那天真是令我终身难忘。

　　记者：“叶巴翻船”事件使洛漂队两名队员在长江殒命，这改变了大家对长漂的看法吗？

　　王茂军：“叶巴翻船”事件，张军、杨红林失踪，我们带过去的三艘船，要么毁了，要么被冲跑了。为了保证安全，政府也来电，劝民间漂流组织解散，当时政府也专门派人来劝我们回去。队里也开了会，讨论还要不要继续漂。大家觉得当时如果回去了，对不起死去的朋友，就决定计划照旧，继续漂，要在虎跳峡打一个翻身仗，哀兵必胜！这时候，我们收到了杨红林、张军家人的口信儿，他们表示“对于俩人的死可以理解”。这句话让我们感到愧疚，也更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记者：为冲击虎跳峡，进行了哪些准备？

　　王茂军：一直有人质疑洛漂队设备简陋，不看好我们能成功漂出危险的虎跳峡。在我们看来，漂流探险本就是充满危险的，如果安安全全，那还漂什么？谁也不敢打无准备之仗。为此，我们搞了一次试漂，让一艘装着狗的密封船过上虎跳，想看看密封船能否扛得住大浪。最后，这艘密封船在汹涌的浪中翻了几个跟头后便不见踪影，等它再冒出水面时，船舱已被冲开一个大口子，里面的狗不见了。

　　密封船坏了，再去上海赶制已经来不及，我们就把破的密封船拉上岸，补了又补，粘了又粘。

　　9月10日早上，在冲击上虎跳前，我们所居住的一个大理石厂破天荒地端出四个热腾腾的菜，给队员们加餐，像搞最后的送行。我作为队长，要考虑很多，万一船破人亡怎么办？没有退路，还得冒死往下漂，这船不行了，就再去上海做一艘结实的。总之，临漂之前，我心里五味杂陈。

　　谈感受：在那个时间做了认为该做的事儿

　　记者：长漂让你们成了英雄……

　　王茂军：洛漂队起初去了八个人，有三个人没能回来。郎保洛和雷建生第二年在黄漂时遇难了。除了郎保洛没结婚，其他人都是有老婆、孩子的。

　　回来的人生活没有因为长漂而发生什么改变。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到一些厂矿和学校开了十几场报告会，没用完的捐款也都上交了，然后就该干啥干啥。

　　这些年，每逢春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会去给遇难队友的家人拜年。如果谁家的老人不在了，我们还会去送终……

　　记者：付出的代价这么大，后悔吗？

　　王茂军：谈不上后悔不后悔。我们就是在那个时间做了认为该做的事儿。现在，我还想回去走一遍长漂时走过的路，但想归想，身体情况不允许，60多岁了。(洛阳晚报记者 王博东 孟国庆)

　　郎保洛当年英姿(资料图片)

　　杨红林(资料图片)

　　张志珍：我的儿子保洛

　　做的是很了不起的事儿

　　秋日的午后，阳光洒在老市府家属院一间略显陈旧的卧室里。

　　88岁的老人张志珍独自坐在床边。她头发花白、背微驼，面前放着一本发黄的旧相册。相册里，是老人的儿子郎保洛风华正茂的模样。在30年前的那次震惊世人的长漂活动中，她的儿子是发起者、参与者，也是最终凯旋的队员之一，然而命有不测，热衷探险的郎保洛，在次年的黄漂中，命殒江河。

　　儿子的生命，年轻而富有激情，当生命逝去，留给这位普通母亲的，却是锥心之痛，以致在将近30年的岁月里，老人甚至不敢轻易去碰触这段记忆……

　　再提儿子

　　她只有哽咽，没有泪水

　　纵然时光飞逝近30年，儿子的音容笑貌始终是张志珍心头最柔软的回忆。当我提出想跟张志珍聊聊她儿子当年的故事时，被她摆摆手回绝了。

　　“那么多年过去了，没啥好说的，不好受。”说这话时，老人神情平静。

　　“那就不采访，我坐下来陪您聊天？”我说。她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沉默不语。

　　隔几日我再来，老人看起来心情尚好，虽然没有过多的言语，却向我打开了一扇房门。房间大大小小的柜子里，装的都是关于郎保洛的资料和用品，上面落了不少灰尘。

　　“如果不是你来，这二三十年，我都没看过这些照片。”老人平静地翻开一张张老照片，有儿子在长江源头的，有遇险被救的，还有回到洛阳后到一些企业、学校作报告的。

　　“当年知道保洛要去参加长漂时，我就知道我是阻止不了他的。”老人的声音略显哽咽。她说，在儿子去长漂的那段日子里，自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终于盼着儿子回来后，她的心才算放了下来。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1987年，31岁的儿子又去参加了黄河漂流。

　　那一去，郎保洛竟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家空了，张志珍的心也空了……

　　保洛喜欢冒险，和他哥一样

　　张志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郎保洪、小儿子郎保洛，但母子间的温情，她没有享受多少年。

　　1954年，张志珍和丈夫随着支援建设的大军举家迁到洛阳。1956年，小儿子出生，因为生在洛阳，所以起名“保洛”。

　　郎保洛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和哥哥郎保洪一样，都喜欢冒险。1983年五一期间，郎保洪因为听说湖北神农架景区有野人，便提出也要到洛阳深山找野人。结果没过多久，噩耗便传到家里，郎保洪在栾川坠落山崖，再也没醒过来。

　　丈夫早逝，俩儿子是张志珍的命根子。她费心费力好不容易才将儿子拉扯大，可活生生的大儿子说没就没了。张志珍说，当时自己的心像被割走了一块肉。“保洛的哥哥已经不在了，我不想保洛再去干冒险事呐！”造化弄人，从小爱冒险的郎保洛最终还是走上了探险的路。

　　老人说，当时信息没有这么发达，儿子离开家后，她唯一能了解消息的途径，就是家里订的几份报纸。每天，她都急匆匆去取报纸，打开看了又看，想找儿子的名字，又怕看到儿子的名字……那种纠结和忐忑，她至今仍铭记在心，尤其是郎保洛冲击中虎跳失利后失踪期间，她的精神几近崩溃。“我那会儿真怕儿子没了啊！”老人说。

　　好在，郎保洛回来了，可回来后的他更忙碌了，忙着到处作报告，忙着为下一次的漂流作准备，忙得甚至都没时间和母亲坐下来好好聊聊天。

　　在儿子离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志珍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初的那些年，她躺在儿子的床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我的儿子保洛，做的是很了不起的事儿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张志珍经历了两次。多年之后，虽然心里很痛，但她仍然对儿子的行为感到骄傲。

　　“我的儿子保洛，做的是很了不起的事儿。”她说，当年洛漂队长漂结束后返洛，她跑到火车站接儿子，远远看到被当作英雄围在人群里的儿子，内心激动不已。

　　“你回来啦！”

　　“妈，我回来了！”

　　老人说，虽然当时和儿子的对话只有这短短几个字，但她的心在那一刻突然敞亮了许多。“儿子为咱国家争了光啊！”

　　多年后再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我们也分明看到，老人的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如今，已是88岁高龄的张志珍走路颤颤巍巍，身体也需要定期治疗，家中有保姆专门给她做饭，但俩人平时基本不交流。平常的日子她总是待在家里读书看报，遇上阳光好的日子，也会出门晒晒太阳……这位老人留给周围人的印象，总是一个孤寂的身影……(洛阳晚报记者王博东)

　　杨志敏：

　　与哥哥约定相见

　　哥哥却“食言”了

　　时隔30年，再次谈起哥哥杨红林，杨志敏仍会觉得心痛。

　　杨红林比杨志敏大3岁，长漂那年，杨红林32岁，杨志敏29岁，俩人均已结婚成家，且杨红林当时已经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女儿。在杨志敏心里，哥哥为人宽厚，知识面广、有能力，对父母都很体贴。

　　当年得知杨红林要去长漂，家人非常吃惊，对长漂一无所知的他们，当时既没有立马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陷入纠结当中。

　　“哥哥向父母说了很多关于长漂的背景和意义，当知道他是要去为国争光时，父母就同意了，并交待哥哥放心去完成长漂，家里有他们照看。”杨志敏说，在哥哥出发的前一夜，他俩在一起聊了很多，俩人约定，待他们漂至虎跳峡时，他一定请假去那里和哥哥相聚，为他加油。

　　只可惜，兄弟俩的约定提前在叶巴破灭。

　　1986年7月27日，洛漂队在叶巴翻船，杨红林落水失踪。消息传至洛阳后，杨家人寝食难安，尤其是杨红林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杨志敏当即决定告别父母，前往叶巴寻找哥哥的下落。

　　出发时，杨志敏带上母亲为长漂队队员们缝制的写有“为国争光”四字的背心，也带上了父母和嫂子写给哥哥的书信。历时一个多月，杨志敏一直未能找到哥哥的下落，他的心情跌至谷底。

　　告别叶巴时，杨志敏几度落泪，内心充满矛盾，他想继续寻找哥哥，可他也知道，哥哥极可能已经遇难。

　　对着金沙江，杨志敏含泪高喊：“哥哥，你在哪儿？你走了，爸妈咋办？你的妻子、你的女儿璇璇咋办……”临行前，他将家人写给哥哥的书信全部烧掉，以作祭奠。

　　1996年，长漂10周年，杨志敏在新安县青要山协助训练计划漂流雅鲁藏布江的队伍时，接到了由崔永元主持的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的邀请。节目录制时，现场观众对长漂表现出很大兴趣，得知杨志敏的哥哥杨红林曾参加长漂，并于叶巴落水失踪时，大家一致对杨红林表示敬佩和惋惜。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会经常回忆和哥哥在一起的画面，他人虽走了，但我心里永远有他的位置。”杨志敏说。(洛阳晚报记者 张庆旭 实习生 吴瀚)

　　长漂后勤保障人员杨志敏(左)、王茂建(中)、安小波(右)

　　洛漂队所到之处，得到了当地群众踊跃捐款(资料图片)

　　当打开尘封30年的记忆，时任洛漂队“后勤指挥部部长”的王茂建说，支援长漂是他永生难忘的记忆。

　　这么多年，长漂“后勤指挥部”几乎未曾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其实，长漂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他们在后方默默无闻地为前方筹集资金和设备。

　　一张小字条，让他成了洛漂队的“后勤部长”

　　1986年5月27日，王茂建回到家中，发现了弟弟王茂军留下的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句话：“茂建，后面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这样看起来没头没尾的一张字条，王茂建却马上就懂了：就在这一天，弟弟王茂军和另外7个伙伴启程前往长江源头，要进行长漂活动，弟弟这是要自己来当“后勤部长”啊！

　　王茂建比王茂军大两岁，虽然两人在一起时话很少，但一个眼神、一个小举动，彼此都能心领神会。

　　“我虽然没参加长漂，但对弟弟的做法是支持的。”王茂建说：“虽然担心弟弟和其他几人的安全，但比起担心，为他们做点儿什么，给他们实实在在的支持，才是当务之急。”

　　“当好‘后勤部长’，为漂流提供的物资保障越充分，他们漂流的风险就会越低，活着回来的机会也就越大。”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王茂建明知这个“后勤部长”不好当，仍是马上行动了起来。

　　堵单位门口找熟人筹钱，艰难筹来千余元

　　尽管把人数精简到最少，尽管准备的设备是非常简陋的，但长漂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仍是件“烧钱”的事儿：洛漂队出发前筹集了3万元，在购买物资后，出发时身上只剩下1000多元。“如果没有后方支援，这点儿钱够几个人到长江源头走一圈儿就不错了。”王茂建当时这样判断：要完成长江漂流，至少还得几万元。

　　这笔钱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王茂建当时每月工资只有30多元，自己是无力承担的，况且这钱要得还很急。

　　没办法，只好找亲戚朋友借。

　　“我为筹钱停下了工作，守在一些单位门口，见到熟人就堵住借钱，少的几块钱，多的四五十元，用了快一个月才凑了1000多元。”王茂建说。

　　是年6月24日，王茂建用一部分钱买来电池、胶卷等物资，托人连同剩下的1000元一并给王茂军送了过去。

　　做长漂宣讲员，鼓动大家参与募捐

　　最让人苦恼的是：借遍了亲戚朋友的钱，筹款才刚刚开始。

　　好在一些熟人也开始帮助王茂建筹款，其中就包括起初参加洛漂队筹备的李洛贤、夏建设等人，还有一些长漂队员的亲人、同学、朋友，如安小波等，他们和王茂建一起组成了一个从未挂过牌的“后勤指挥部”。

　　大家商量后觉得，这种大事靠个人不行，还得靠组织和单位的力量。经过讨论，大家确定了“后勤指挥部”的新任务：联系上层，以取得官方支持；联系媒体，以早日见报，扩大影响；扩大宣传，以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

　　同时，“后勤指挥部”成员协调各自所在单位，发动单位员工加入到募捐队伍，这时，王茂建便做起了长漂活动的宣讲员，前往多家发动募捐的单位宣讲长漂的背景和意义，也有成员主动制作宣传海报或条幅，到公园等市区人流量大的地方宣传长漂，鼓动大家参与募捐。“当大家知道洛漂队是去为国争光，是要和美国争第一时，不少人参与了募捐。”王茂建说，不过，也有一些人说这是不务正业。

　　王茂建说，长漂全程共花费6万多元，这些钱来之不易。

　　紧急将104船送往前线，最终帮洛漂队完成壮举

　　就在“后勤指挥部”紧锣密鼓筹款时，一封从前方发来的电报带来了坏消息：是年7月27日，洛漂队在叶巴翻了船，密封船被撞烂，杨红林不幸遇难，损失惨重。

　　洛漂队带去的船要么毁了，要么被冲泡了，没船还咋漂？马上送条新船去！王茂建火速派人从上海买了一艘104船，带着指挥部成员何立迎前往巴塘送船。

　　“这艘船有86公斤，用火车只能运到成都。从成都到巴塘有800多公里，没有直达车，我们只能分段走。遇到车不能走的路，我们就扛着船走。”王茂建回忆说，“每到一地，我们都得到了当地官方和百姓的帮助。”

　　就这样，从7月29日到8月2日，经过5天跋涉，他们最终赶到巴塘，将船交给洛漂队。他们的及时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洛漂队队员的士气。

　　9月1日，洛漂队准备冲击虎跳峡，王茂建再次到一线送去密封船。

　　正是他们紧急送去了104船，洛漂队才得以顺利完成冲击虎跳峡的漂流壮举。

　　官方支持成立援漂组织，后方保障力量壮大

　　王茂建说，洛漂队成功冲击虎跳峡上段，创下历史性纪录。当前方为此热烈庆祝时，“后勤指挥部”也盼来了喜人消息——洛阳官方成立援助漂流委员会，“对漂流活动进行指导性工作，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予洛漂队最大的援助和支持”。

　　“这之后，保障长漂的力量真正壮大起来，不需再为资金和设备发愁。我们开始组织人员到前方支援漂流。”王茂建说，冲击虎跳峡需要大量人员协助截船，他也因此带着多名“后勤指挥部”成员赶到前方(其中，在叶巴寻找哥哥未果的杨志敏也赶往虎跳峡)全力配合长漂，直至当年11月长漂结束，队员们光荣返洛。

　　30年光阴一晃而过，回想起这段支援经历，王茂建仍然有很多感触。“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钱、物、人，我们都要努力去支援。因为大家曾共患难，所以至今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王茂建说。(洛阳晚报记者 张庆旭 实习生 吴翰/文 记者 张怡熙/图)

　　

气壮山河时，洛报人见证历史和荣耀

　　李仁伟

　　徐晓帆

　　黄长明

　　徐晓帆：

　　草根长漂亦惊世

　　劈波斩浪化蛟龙

　　作为报道过1986年长江漂流探险和1987年黄河漂流探险的《洛阳日报》记者，徐晓帆对漂流探险有着很深的印象。这些年，仍有队员邀请他去参加每年一次的黄漂纪念活动，但长漂纪念活动却寥寥无几。“也想跟着去体验，但有些力不从心了。”徐晓帆说。

　　退休后的徐晓帆，目前在七里河帮人照管越秀酒店。我们见面的地方，就在他的酒店里。酒店大厅还挂着很多当年漂流的照片，虽然都已泛黄模糊，但仍能辨别出洛阳健儿在大江大河中搏击的场景。

　　徐晓帆说，因为来自民间，装备简单且安全措施太差，洛漂队一直不被看好。“我第一次到长漂前线，是在洛漂队‘叶巴翻船’之后。这次事故后，连政府都下了命令，遣返民间漂流队，就是指的洛漂队。”徐晓帆提到，长江上另一支漂流队伍则恰恰相反——来自四川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有官方支持，甚至有科考人员参加，有的队员牺牲后还被追认为烈士，但洛漂队的成员并不被认可。

　　“虽然条件简陋，洛漂队却有种不服输、不怕牺牲的劲头，这在其他队里是看不到的。”徐晓帆说，他和同事李仁伟随后采写了一组洛漂队的报道，刊发在当时的《洛阳日报》上，引起很大反响，不少洛阳人开始关注漂流并捐款捐物。

　　“后来，洛漂队的名气越来越大，甚至盖过来自四川的漂流探险队。”徐晓帆说，他曾见过一名来自上海的年轻姑娘，因为听说郎保洛未婚，跑来表示要嫁给郎保洛，还跟着洛漂队跑了一段时间。“当然，这只是小花絮，但足以看出洛漂队在当时已经从草根成了‘明星’。”徐晓帆说。（洛阳晚报记者 王博东/文 杜卿/图）

　　黄长明：

　　虎跳一战称空前

　　金沙两岸壮威名

　　“时间过得真快，30年了，能有这样一次采访经历真的很难得。”黄长明和记者约在洛河边的亭子里见面，回忆起当年的场景。

　　那一年，黄长明28岁，是《洛阳日报》的记者，接到报社通知要去虎跳峡采访报道。“我出发之前听说，洛漂队有两名队员漂流时遇到意外，孙志岭遇难，郎保洛逃过一劫。”黄长明说，虎跳峡有多险，他到之后才真切地体会到了。

　　“落差大，水流急，浪裹着漩涡，谁要来这儿漂流就是赌命！”黄长明说，什么船到了虎跳峡都会翻，江水中密布的巨岩，是最大的拦路虎，要是船撞上去，船上的人几乎没有生还希望。“只有近距离见到这种场景，才会知道洛漂队的这些人有多拼命”。

　　因为太危险，也有人劝王茂军一行人放弃，但王茂军和队员们只有一个念想——“不能回”。“因为洛漂队的坚持，我也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这支队伍的队员拼尽，作为洛阳人，我会上船接着漂下去。”黄长明说，这个想法虽然荒诞，但那是他当时心里埋藏着的话。

　　王茂军和和李维民准备冲击虎跳峡时，对在场的记者说了一句“我们漂了”，就进了密封船。黄长明说，密封船在浪里翻滚，岸上人都捏了一把汗，但令人振奋的是，在漂过10多公里后，洛漂队征服虎跳峡，王茂军和李维民成功上岸了。

　　“有幸见证洛漂队征服虎跳峡，我赶写了一篇600多字的新闻，赶到镇上发电报传回洛阳。这是当地邮电所有史以来发的最长的电报。”黄长明笑着说。（记者 王博东/文 杜卿/图）

　　李仁伟：

　　我有仰慕豪杰意

　　从此常怀敬佩心

　　9月1日下午，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报业大厦19楼大厅。谈起30年前奔赴长漂一线参与报道的经历，李仁伟顿时变得激动起来。他摁下“后退键”，再次掀开那段难忘的30年前的记忆。

　　1986年李仁伟29岁，那年是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洛阳日报工作的第三年。是年7月25日，受报社委派，李仁伟和同事徐晓帆前往四川巴塘，参与报道洛漂队在一线漂流的情况。他说，当时能够有机会随徐晓帆老师一同前往采访，或与自己身体素质好、懂摄影、与王茂军在一个家属院里长大有关。“报社其实想让我和徐老师做个伴儿，俩人在一起好有个照应。”

　　从洛阳乘火车到达成都后，他们又坐汽车翻过二郎山赶到巴塘，一路奔波自是无须赘言。

　　然而，人尚未到巴塘，一条噩耗冲走了他们所有的好心情：洛漂队“叶巴翻船”，队员杨红林、张军、霍学义、雷建生等队员落水失踪。

　　“我们赶到巴塘后，一边了解前方寻人情况，往洛阳发电报，一边帮王茂军在巴塘做接应。”李仁伟说，霍学义狼狈赶回巴塘时，他随王茂军前往接应，看到霍学义脚底板上扎满了刺，住院时仅拔脚上的刺就用了很长时间，“他那痛苦的样子，让人很是心疼”。

　　在巴塘期间，李仁伟感受到了洛漂队的顽强，在那里，紧张、感动、快乐是他每天都有的感受。

　　30年过去了，李仁伟依旧记得在长漂一线采访时的每一个细节。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不清楚：“可能这段经历，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有幸与长漂结缘，人生无憾！”（洛阳晚报记者 张庆旭/文 张怡熙/图）

长漂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从未远去

　　回到洛阳后，洛漂队到学校作报告(资料图片)

　　长漂精神不是突然出现的，它是洛阳这座厚重城市不变的传承；长漂精神从未离我们远去，30年来，它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激励着这座城市各个领域的人们砥砺前行。

　　余非：首位登上珠峰的洛阳人，探险路上不曾止步

　　2013年5月29日，45岁的余非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首位登上珠峰的洛阳人，也是首位从珠峰南坡成功登顶的河南人。在峭壁上攀爬途中发生3次滑坠，冒死征服珠峰的他，被人们称为“洛阳汉子”。

　　时隔3年，当这段经历被再次提起时，他显得很平静。他说，现在他已选择淡忘这段经历。攀登珠峰是少年时的梦想，梦想得以实现固然值得高兴，但个人绝不能自满，更不能将它作为一直炫耀的资本。

　　正如余非所说，在探险领域，他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十几年前，他就开始了探险活动。

　　他曾徒步或自驾穿越无人区，足迹遍布三江源地区、雅鲁藏布峡谷西部无人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可可西里地区、藏北羌塘地区等地，也曾多次有计划地完成徒步或自驾穿越川藏南、北线，青藏东、西线，滇藏线等。

　　近年来，余非与中汽联组织的汽车拉力赛结缘，常年在野外做赛事通讯保障辅助工作。今年，他又以合伙人的身份正式加盟了深圳一家户外产品研发公司。兴趣与工作结合，让他有了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

　　“探险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坚强和宽容。”余非说，他坚信这是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

　　李维民：长漂虽已成为历史，但探险仍在生活中延续

　　记者初见李维民，是在市二中后边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这是他父亲的房子。因父亲年过八旬，常年卧床不起，李维民工作之余，常常在这里照顾老人。

　　一身运动装，一双运动鞋，当体育教师的李维民始终保持这一穿衣风格，他虽身材有些发福，但看着依然健壮。

　　30年前，李维民因与王茂军一起成功冲击下虎跳而被人熟知。此后，他成为洛漂队的核心队员，参与漂流直至结束。

　　回到学校后，李维民继续教学。30年里，他相继参与了学校校办企业管理、教育集团创建等工作，还通过自考拥有了教育学本科学历。

　　李维民说：“我这个人爱折腾，除了工作上喜欢挑战，还爱尝试很多户外运动。”1996年8月，为纪念长漂10周年，李维民到孟津县白鹤镇横渡黄河；2000年7月，他前往新疆，登上了海拔5400多米的天山主峰博格达峰；2011年8月，他又骑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曾历时俩月骑行川陕、成昆等多条公路，行程两万多公里；2006年8月，为纪念长漂20周年，他前往西藏，在尼羊河上漂流了20多公里。

　　“长漂已是历史，但长漂精神时刻影响着我。这些年，我不断尝试户外探险，正是对长漂精神的延续。”李维民说。

　　长漂精神融入城市血脉，在各行各业延续

　　事实上，长漂从未离我们远去。

　　近年来，汝阳县、新安县、伊滨区等地纷纷举办汽车、摩托车、山地车等越野赛事，激起了民间团体和个人的户外探险热情。

　　2013年8月，《洛阳晚报》邀请知名文化学者、历史专家、普通市民等组成的“牡丹使者”重走丝绸之路采风团，历时20多天，挥别汉函谷关，出嘉峪关，穿越神秘的罗布泊，探访楼兰古城，历艰辛、克困难，沿着丝绸之路传播洛阳声音。

　　2015年5月，洛阳组建“溯源洛阳——洛阳作家走洛河”采风团，翻山越岭探索洛河源头。

　　…………

　　长漂精神不只在探险领域得以延续，在洛阳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企业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人们都能感受到长漂精神的存在。毋庸置疑，它是敢想敢干的洛阳人与生俱来、根植血脉的精气神，助力我们创造幸福的生活。（洛阳晚报记者 张庆旭 王博东）

　　相关链接

　　洛漂队的故事曾被

　　拍成电影《天鼓》

　　洛漂队的大无畏精神，让一个时代的人倍感振奋，他们的长漂经历还被拍成电影。

　　这部名叫《天鼓》的电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88年4月上映。在电影中中州八条汉子的原型就是洛漂队队员，他们在队长于天的率领下实现了首漂长江的壮举。

　　这部电影不仅制作精良，演员阵容也很强大，著名影视演员李幼斌、迟志强担任主演，著名演员王刚也有戏份。这些演员在电影中“不修边幅”：皮肤黝黑，胡子拉碴，用演技还原了长漂过程中的一幕幕感人场景。

　　如果您想一睹这些感人的场景，可在百度中搜索电影《天鼓》进行观看。

　　本期特刊资料图片由洛漂队队员及家属提供，本报记者张怡熙、杜卿翻拍

小鱼儿外婆

长漂精神了不起

山苗

勇气 可嘉！敢作长漂先驱！

一片山水

冬泳博士

长漂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②长江之子 那些被长漂改变的命运

　　当年的长江漂流亲历者，因为那场举世闻名的漂流，各自的生命轨迹都已“改道”，其中一些人把自己的下半生和这条河流捆绑在一起了，有的人却从此走出长江。

　　冯春心目中的长江，还是三十年前那浩浩汤汤一泻千里的长江。他从不曾忘记，也从未曾离开。

　　杨欣心目中的长江，是极丰富而又极脆弱的生命体。他穷尽三十年青春岁月就是想为保护长江生态而出多一点力。

当年科漂队队员合影，左五为杨欣 供图/冯春

　　他们都是当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主力队员，长漂结束后的30年，冯春还在不停地漂，累计漂流行程超过1万公里，已成为中国漂得最远的人；杨欣也还在长江源头“漂”，他在长江源建起了两个保护站，成了国内最早的公益环保人，也是生态环保界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馈这条母亲河。

长江源保护站的志愿者 图/李钢

　　长漂队员的今天

　　1986年的长江漂流，是上世纪80年代过来人的集体记忆。但那些被誉为“长漂勇士”的科漂队员们，此后大多换了工作，走上各自的生活轨道，已经很少有机会坐到一起，再聊起那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各行各业历练成长。有的成了科学家；有的成了公安干警，还有人在与歹徒搏斗中牺牲；也不乏企业家、作家、科研院所领导人……

　　他们中有些还在“江湖”。这些年时常见诸报端的杨欣、杨勇、冯春，分别转行做了非政府组织公益人、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生活的关键词依然不离“长江”左右。

杨欣站在沱沱河旁凝望远方 图/李钢

　　但更多人回归了真实平凡的生活：队长王岩原来是海员，如今在浙江做房地产；何平在四川也从事房地产行业；李大放原是历史老师，如愿去了中青旅；沈大刚回到都江堰的医院行医并做党务工作；张国宪从设计师转行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如今退而不休，是设计公司的老板；还有出了国的杨斌在美国经营商务旅游，女长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英国。

　　在羊城派记者长达数月的持续走访中，并非每一个队员都愿意回顾30年前的那场漂流。对他们而言，这仿佛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多少已被这个名词改变。

　　永远的关键词：保护长江源

　　8月下旬的唐古拉山镇，气温已经低至个位数，海拔4547米的高原上，稀薄的氧气对每个人都是一场生理与意志的考验。

杨欣领导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图/李钢

　　这里是沱沱河的源头。杨欣就在这个小镇建起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招募了一些志愿者，专门做青藏公路沿线垃圾分类回收，同时定期记录长江源头的水文情况。每年夏季起，他都会来保护站，在这座红色的两层小楼里待上大半年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开始处理文件、推进公益项目进展，几乎每天，他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

杨欣在沱沱河旁图/李钢

　　与其他科漂队员相比，在长漂之后的30年里，因为环保公益事业的需要，一头花白长发、一脸络腮胡子的杨欣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更高。

　　绿色江河、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藏羚羊、长江源自然保护站……这些已经成为杨欣生活日常的关键词。追溯到最初，这一切源于30年前那场举国瞩目的漂流。

杨欣 图/李妹妍

　　“那个时候，我也并不懂得什么是生态和环保，只是喜欢摄影。”杨欣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正是在当时长江漂流及拍摄的过程中，他开始对长江有了全新的了解。在长漂后数年的探险经历中，他见证并记录下长江源头及沿岸的生态危机：冰川消融、草场退化、野生动物被大量盗杀……“这让我对长江的认识很快由自豪转为忧虑。”

　　除了长江情结外，杨欣还被索南达杰的事迹而感召。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外景 图/李钢

　　1994年，在青海考察的杨欣无意中听到老牧民讲起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故事。正是这个偶然的机缘，让杨欣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建自然保护站、投身环保公益事业。

　　这些年，杨欣创建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还陆续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他和志愿者们面对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资金短缺等种种困难，在青藏线上默默地传播环保的理念。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索南达杰的故事不会被陆川拍摄成电影《可可西里》，也不会那么快让国人知道这样的生态保护。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构的第一笔捐款来自深圳，牵线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从诫。这位梁启超先生之孙原与杨欣素昧平生，但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他与杨欣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专程从北京飞到深圳帮杨欣游说“环保扶贫”。

　　在老伙计们看来，杨欣已彻底从长漂勇士转身为环保志士。“杨欣特别抠”，当年同漂长江的生死之交张国宪笑着打趣他。虽然都在成都，杨欣很少和他们聚会，因为“钱全用在他的环保事业上了，当然也特别忙”。

　　“这真是一条不归路。”杨欣大笑回应，可仍乐此不疲。

　　一直在路上：专业找水30年

　　和杨欣一样，杨勇也把自己一生的事业方向和长江“泡”在了一起。

如今的杨勇，经常参与环保活动 图/李钢

　　长漂开始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队员不一般。相比一些队员打了鸡血似的狂热，他显得沉静。对山川地貌很熟悉不说，每50公里，还要采一次水样（可惜后来翻船丢掉不少一手资料）。原来，杨勇是矿务局的技术员，他本就是长漂的发起人之一，初衷不为漂流，而为“认识长江”，搞清楚长江的地质、生态及水环境的概貌。因此，他后来对长漂像比赛一样抢进度非常不满，却也无能为力。

杨勇来到通天河，前面是囊谦县城 图/李钢

　　长漂结束后，杨勇辞去了渡口矿务局的副处级职务，此后，长江、高原就此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没有汽车的年代，杨勇徒步考察了长江所有干流支流，对沿线的点滴变迁了然于胸，“打个比方，杨欣做的是保护站，是从一个点辐射出去，而我关注的是一条线。”

　　“每年最少有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找水。”杨勇语气中难掩自信，“我掌握的都是第一手地质和人文资料”。

　　事实上，即便是公路网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的今天，杨勇的每一次的考察依然像是探险。在羊城派记者跟随他观测金沙江水文和水电站的几天里，他驱车游走在高山峡谷间。遇到陷车，就下车找石头铺到轮子下，发动拉车；路不通，就把车撇在一边，然后徒步走到水边，拿相机仔细拍照，记录情况。

　　好几次，我们和他走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山路上，半米开外便是1800-2000米深的绝壁，记者要贴山边才敢迈步，杨勇却能在羊肠小道上健步如飞。可见，这是他生活的日常。要知道，当年他可是徒步七入七出虎跳峡的人。

　　身处体制外，野外考察存在种种艰难，杨勇依然积极寻找一切可能，表达他的观察和呼吁。

　　2006年，杨勇筹资成立了民间考察队，对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源区生态环境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先后对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大渡河河源区进行夏季独立考察。

杨勇 图/李钢

　　而在三江源无人区的冬季考察中，杨勇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零下40多度的气温中，获得了三江源冰封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西线工程或将加剧黄河的凌汛！

　　“我们在河源区进行了地毯式的考察研究，从水源保障、地质制约、高原瘟疫等几个方面对‘引水济黄’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站在澜沧江的源头，杨勇的语气一如既往地沉着。“后来政府有批示，暂缓西线工程建设，先做好论证工作。”

　　这些年，杨勇“找水”的足迹遍布各地，形成了诸如《雅鲁藏布江生态与环境》、《南水北调与生态变迁分析》、《近十年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退化与对策》等考察报告。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我的科考结论对社会有用，就可以了。”杨勇说，他还将继续以民间科学家的身份关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论证。

　　“这是一种使命。”

　　漂流到80岁：生命的另一种极致

　　在中国探险、漂流界，说起“幺哥”，无人不晓。1986年后，科漂队成员各奔东西，只有“幺哥”——冯春还漂在江上。

长焦漂流中的冯春 图/网络（侵权即删）

　　当羊城派记者走进他位于成都的家中，目之所及全都是跟漂流有关的物什：奖杯、奖牌、证书、舵桨……

　　“幺哥就是个奇葩。”好友张国宪当面如此打趣道：“如今我们叫他‘幺爷’”。他对漂流的热情无人能及，“也许血管里奔腾的就是长江水”。

　　事实上，30年前席卷全国的那场热潮，彻底改变了冯春的一生。当时，他还是攀钢一名齿轮工，瞒着家人，一个月内自费七上成都，强烈要求加入科漂队。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迷上了漂流的痛与快，从此一发不可收。

　　长江、雅鲁藏布江、红河、澜沧江……30年来，冯春一直致力于中国漂流运动的推广和发展，足迹遍布各大河流，也多次处于生死一线。

冯春说，他要一直漂到80岁 图/李妹妍

　　2004年7月，冯春参与并组织对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全程的成功漂流，这是代表中国漂流者首次大规模海外远征。冯春由此成为完成长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漂流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的第一人。

　　“长漂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当一个人在用生命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值得尊重的。”坐在成都的家中，缓缓说起30年前的漂流往事，冯春的语气透露着思考和谨慎：“到现在，中国的漂流探险者已能够理性、平和地对待漂流，学会珍惜生命，这些理念也是当年的长漂勇士用生命换来的。”

冯春和张家界猛洞河漂流创始人李月光 图/李钢

　　用勇敢和智慧去超越死亡，而不是用生命去验证勇敢，这是冯春这些年一直致力倡导的理念。目前，冯春在西藏和新疆都有组织漂流。每年夏天，他带学生漂前都反复强调这一点。“有人说幺哥怕死，我不是怕死，我是想把大家平平安安地带回来。探险不是冒险，明知道下去要死人，为什么要去送死呢？”

　　“我要一直漂到80岁！”在江面上，冯春爽朗地和记者约定，“到时一定会再叫你们过来看！”

　　平凡之路：渐渐湮没的记忆

　　长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大放并没有像其他队友一般继续从事与江河相关的事业。不过长漂的经历让他对野外探险和旅游颇为热衷，于是在中青旅找到了一份规划旅行线路的工作。

　　作为当时科漂队中唯一的大学生，李大放此前在一所中学里当历史老师，“不安份”的他正想辞职，长漂给了他一个走出去的机会。李大放坦言，他报名的动机并不那么纯粹，“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建川博物馆长漂馆，张国宪、李大放、冯春（左起）在大型长漂壁画前合影 图/李钢

　　李大放笑着说，那个年月年轻人要改变命运并不容易，事实上，能参加长漂的队员大多都不太“安于现状”，都想出去闯闯。

　　张国宪曾经以为自己会一直做一名印染厂的设计员，加入1986年科漂队，起初也是因为他设计的一款“冲锋衣”被科漂队选中为队服。长漂归来，张国宪与队友们去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展开巡回演讲，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回单位后，总是想要改变，渴望挑战。”

　　很快，张国宪干起了摄影记者。1998年，张国宪停薪留职，自己创办文化公司，主营商业广告。几年前，张国宪还在广州成立了工作室。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当年长漂的热血依旧沸腾。

　　今年8月，成都罕见的酷热中，羊城派记者曾随冯春、张国宪等人前往位于大邑的长江漂流博物馆旧地重游。

成都建川博物馆内的长漂馆 图/李钢

　　博物馆是张国宪和冯春张罗做的，号召老队员们捐了不少东西，还专门把“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的旧纪念碑移进馆内。不过参观者寥寥，不少人在门口略张望了下，便不再驻足。

　　纪念馆中间是一艘蒙尘的橡皮艇，述说着曾经的喧嚣。“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可能还记得长漂，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冯春感慨道。

　　事实上，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因为三峡工程，当年的长江也变化了模样，金沙江沿线建起了25个水电站，叶巴滩附近也修起了水坝——科漂队和洛阳队最早牺牲的孔志毅、杨红林和张军葬身的地方已是高峡平湖。

　　长江漂流是长江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被大坝截流，已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

　　1986年的长江漂流，已成千古绝唱。

　　统筹策划：曾璇

　　本版文字：李妹妍 曾璇

　　摄影：李妹妍 李钢

冬泳博士

长江漂流30周年再思考（三）：大浪淘尽

导读：

死者已矣，活者长忆。

长江漂流卷走了11条鲜活的生命，此外，与之关联的还有2条未出生的生命。

长漂五年后，依然有人在为此付出代价。大洋彼岸，孤注一掷的美国人肯·沃伦因中断漂流陷入官司。他赢了官司却欠了一身债。几年后，肯·沃伦突发心脏病，在家中落寞去世，家门口，是一条奔腾的河流。

通天河上游的美丽山村

［叶巴滩：死亡的漩涡］

2016年3月底，都江堰。

冯春参加了半程“双遗马拉松赛”。“跑到极限时，我心里念着，老孔，老孔，我可是为你跑的啊！”

老孔，孔志毅，青藏兵站某部队营职干部，科漂队第一个牺牲的队员，也是老队员们最爱提起的一个人。

1986年7月27日，他把自己献给了金沙江叶巴滩，时年33岁。那天一起葬身长江的还有洛阳队的杨红林和张军。

如今，从成都一路挺进巴塘都有高速公路，叶巴滩已修水电站，将高峡险滩完全淹没在水下了。

30年前的叶巴滩完全不是今天的模样。在那里，长漂队员遇到了开漂以来的第一处大跌水，两岸都是绝壁，方圆几十公里不见人烟。此处滩长150米，形成台阶似的大跌水，最大的高达10多米，用普通“排桨船”必翻无疑。

那是科漂队和洛阳队的第一次坐在一起商量联合冲滩。两队各派人马坐入密封船冲滩，用橡皮船在下游接应。这种方法在“卡冈”有惊无险通过。到了叶巴江段，险滩密布，江水以每秒7米的流速席卷而下，滩口有道六七米高的瀑布开成横断江面，两船卒不及防，被倒卷的大浪举起，继而狠狠砸下。

橡皮船上科漂队的王岩、杨斌、颜柯和洛阳队雷健生、霍学义全部被巨浪卷入江中。

颜柯在多年后提起那一幕依然情难自抑：“我们的橡皮船被恶浪打翻，我是第一个幸运上岸的，眼睁睁的看着老孔他们乘坐的密封船被巨浪锤扁、撕开……”多年以后，长漂队员认为，密封船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所有牺牲的队员都与密封船有关，普通像皮船可以看到外面的水情，一旦落水还有逃生可能。而进了密封船，就是死生有命了。

颜柯他们看着巨浪反复揉搓船体，密封船裂开后，里面滑出的三个队员基本都已昏沉无力了。“老孔开始还挣扎着挥了下手，旋即被巨浪卷入江底、拖入乱石险滩，不见了踪影……”颜柯说，他们两人接触多，在一起时间最长，感情也深。在陆军学校军事素质训练开始就成为朋友……”

颜柯是宜宾市人民医院的药剂师。学医的人按理说看惯生死，会比常人更加冷静，但好友死亡的冲击往往最为有力，30年的那一幕不时在他心底翻滚。

话说颜柯等橡皮船上的6人被水冲散，有的冲到了西藏的江岸，有的则在四川这边。他们在江边乱石和丛林中风餐露宿跋涉一周才陆续获救。

“孔志毅的女儿如今在武汉，他牺牲时孩子才两岁。”一直张罗聚会的冯春念叨着：“当年他参加了成都的万人马拉松比赛，我还不敢跑。这次是为他跑的。他要是还在，就是当外公的人了。”

他总忘不了2004年7月，他带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漂完370公里全程的时候，正好是7月27日，正是老孔他们牺牲18周年的日子。

“那一刻，真的感觉冥冥中自有天意。”

杨勇来到通天河，前面是囊谦县城

［最后一漂：罗生门］

现存的文字资料显示，最后补漂牺牲的杨前明、王建军与王振是因为在密封舱成功漂过了莫丁滩后，以为险滩已过，所以出了舱，三人呈“品”字形坐在船顶，在扎木滩撞上暗礁遇难。

杨前明此前主要从事后勤接应与踏勘，最想漂流的他只漂过一些平稳的江段；王振和王建军都是地理所的干部，前者主要任务是对外联络和购买漂流器材；后者是漂流队的“后勤总管”，为队员们张罗吃穿用度的。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没怎么漂过。

多年以后，也许因为年代久远记忆出错，也许因为不堪回首，这三个最没经验的人为何补漂最后一段几成“罗生门”。

解晋康记得是众人一再请战、相持不下，还提出过抓阄决定；也有队员认为，一再请战确实有，但最后的排兵布阵是“组织安排”。

要知道，当时长漂基本已经胜利在望，险滩大都已征服，下游的鲜花、掌声、采访、报告团、万人空巷都已安排好，“圆满成功”几乎是板上钉钉。且不说长漂队员日后立功晋级涨工资，就当时而言，下过水和没下过水毕竟还是不同的人生经历。作为组织方的中科院成都分院地理所，有近20人参加长漂，但他们更多在科学考察分队，做着辛苦而又默默无闻的科考、踏勘与后勤工作，没怎么下过水，说起来怎么都有点遗憾。

于是，最后也是看起来并不凶险的“锦上添花”，就交给几个请战最积极却又没怎么漂过的人吧。这三名队员中有两位都是地理所的干部——两次写下请战书的王建军和刚新婚半个月的王振。

谁料，天意弄人如斯……

作为最后一漂的领队，解晋康多年不愿接受媒体访问，“同事们牺牲了，我不能那么高调”。他也是王建军和王振在地理所的领导，与烈士家属同住一个大院，抬头不见低头见，心理负担背了很多年。“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怪过我，是我自己难过。”

长漂图片展之后，图片散落民间，他一一搜集保存了下来，用白棉纸一张张小心隔开防止粘连，隔着30年都保存如新。

解晋康在长漂后很多年都带领欧美旅行团和探险者在四川稻城、梅里雪山、云南香格里拉一带寻访、研究高山杜鹃。他的女儿如今也在美国某大学当访问学者。

如果，美国的探险家不是对手，而是朋友。30年前的牺牲，值得吗？没人能够回答。

杨勇在通天河旁

［相遇：小说也不敢这样写］

张国宪最不能忘记的是好友杨前明。如果不是杨，他也不会知道长漂，更不会“莫明其妙成了长漂主力队员”。坐在他的公司里，张国宪打开电脑，一张张长漂的照片，把他带回了多年以前——

张国宪和杨前明都是成都最早的“文艺青年”和“驴友”，两人都是成都色织染整厂的设计师，没事都喜欢背着相机去各地采风，日子过得潇洒。杨前明业务过硬，设计的作品在全省图案设计比赛中拿过二等奖。他个头不高，水性也不好，单身，有心仪对象，却一直不敢表白，就这么一个胆子不大的人，可不知怎么地着了魔似地就要去长漂。出发前还有同事开玩笑：去之前我们把追悼会先给你开了！

杨前明牺牲后，张国宪一直和杨妈妈有来往。张国宪说起来特别难过：杨是独子，他牺牲后，杨前明的父母离了婚，杨妈妈带着杨前明的一小箱遗物，就去汶川县映秀镇出了家。

“有的事情，巧合得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有一年，一群游客来庵里烧香，一位女游客跟杨妈妈寒暄了起来，问杨妈妈为何出家。杨妈妈说：“我儿子1986年参加长漂死了，剩我一个人，就到这里来了”。女游客听着听着就泪流满面了。

“杨妈妈心想，这女娃娃怎么这么大反应？一问才知道，她居然是王振的遗孀，是跟杨前明同一条船出事的。”张国宪说，王振出事前，她已经怀了娃娃，王振死了，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法养，就把娃娃打了，王振的父母也因此久久不能释怀。杨妈妈讲这个故事时，张国宪这个大汉都听哭了。

张国宪说，2008年汶川地震，映秀灾情严重，庵都塌了。幸好杨妈妈当时在成都，躲过一劫，但杨前明所有的遗物都被埋在废墟里了。杨妈妈没能留住儿子，连儿子的遗物都没能保住，不久就伤心离世了。

如今的杨勇，经常参与环保活动

［大洋彼岸的悲剧］

这边，牺牲的长漂队员的家人久久未能解脱。大洋彼岸，有两个人也因为长漂陷入多年的痛苦。

来自美国俄勒冈的牛仔肯·沃伦酷爱漂流，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型漂流公司，本来雄心勃勃想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在长江开发商业漂流，他的装备也达到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但是他还是低估了长江的凶险。

职业探险家肯·沃伦在美国名气不如在东方大。1977年他漂完恒河，就把目光投向了喜马拉雅山另外一边的长江。他花了很长时间筹备，投了40万美元“买长漂权”还被一个美籍香港人给骗了。

1983年，辗转之下，他和妻子简?沃伦，被介绍到了原国家体委旗下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简称“体服”)。体服开出了80万美元的价格，还提出了肯·沃伦帮助中国培训漂流队员的附加条件。要知道，18年后，冯春带领20人去漂严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也不过是交了4万美元的类似“管理服务费”的费用，这80万美元在当时是“天价”。

肯·沃伦像个赌徒一样，回去就把房子抵押了，户外公司也顾不上了，到处拉人，筹钱，找到了ABC电视台，拉了保险公司作为赞助商，准备拍摄纪录片。他孤注一掷，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纪录片版税和日后中国的商业漂流上。甚至把一次医疗事故得到的8万美元赔偿都拿了进来，结果80万美元还没筹到。

此时，已是1985年底。中国这边，长漂之火刚被尧茂书的牺牲点燃。尧出发前，担心自己回不来，妻子再嫁不易，要妻子打掉了腹中4个月大的胎儿。“爱国主义者”们正摩拳擦掌冲向长江。

肯·沃伦认为，以中国民间漂流者的技术和设备，“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这种局面反而对他有利，是争取“体服”降价的筹码。果然，“体服”让步，将80万美元要价降到了30万美元。双方签订合同：中美联合长江漂流将在1986年7月初开始，从长江源头一直漂到宜宾。漂流结束后，体服授权肯·沃伦户外公司第一个来中国开展商业漂流。

“体服”卖漂流权这件事后来被中国媒体知道了，报道出来后在中国炸了锅。原国家体委和“体服”因为“出卖”长江漂流的“官方许可”或者说是“首漂权”，一度被视为“卖国行径”。这是后话。

1986年，肯·沃伦已是一名59岁、有35年漂流经验的探险家，累计漂流里程达11万公里。在洛阳队甚至连长江源头都摸不清在哪里的时候，他带领中美联合漂流队的车队五天即抵达长江源头，准备开始 “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伟大征服” （语出美国报纸《USA Today》）。

然而，“小米＋步枪”打败美式装备的历史在多年后重演。肯·沃伦的队伍尽管自认为对长江做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漂流设备，他们依然敌不过长江的凶险和人员的互相猜忌。

1986年8月3日，28岁的美国摄影师大卫?夏普因高原反应去世。半个月后，肯·沃伦的团队陷入内讧，3名桨手和医生指责肯带队不力，离开了队伍。

在中国两支漂流队第一次有队员牺牲的叶巴滩，美国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设备损毁严重，被困无人区。肯·沃伦孤身一人往下游求援，却误入迷途到了西藏，失去音讯。其他队友误认为他丢下队伍逃跑，也开始徒步自救。整支队伍在半个月后获救，大家再也无心恋战。9月13日，洛阳队挑战中虎跳的那一天，美国人宣布放弃长漂。

肯·沃伦在宣布结束漂流时说：我们对这条江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条江上，不管什么人，单靠勇气、毅力、技术是不够的，要更多地认识它，了解它。

因中断漂流，肯·沃伦与夫人简?沃伦回国后便陷入官司。最后官司赢了，肯·沃伦还倒欠8万美元律师费。

1991年，长漂结束后五年，肯·沃伦在自家的房中死去。死时身边孤无一人。

简?沃伦一直承受着破产的痛苦，没有房产，没有存款。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都租着一个保险柜，里面满满的都是长漂的资料，满满的都是爱和回忆。

她说，肯在死之前还在计划重回长江。

可是，他再也踏不回同一条河流。

河水东逝，往事如烟，杨勇此时，万千感慨

策划统筹：曾璇

文字执行：曾璇 李妹妍 李钢

摄影：李钢 李妹妍

微纪录片摄制：李妹妍 李钢 孙坤

剪辑：李妹妍

监制：林兆均

合作媒体：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冬泳博士

长漂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④长河思源 今天传承什么样的长漂精神

　　1986年，丙寅虎年。

　　和《万历十五年》中说的“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相反，1986年是一个大事不断冲击人们脑电波的年份。

　　那是“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的第十个年头，中国正如朝日在天，一派中兴气象喷薄欲出。

　　国内，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海军舰队第一次出国访问；环渤海经济区成立；国企改革启动，第一个国企破产；女排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五连冠”的队伍……

　　国际上，同样大事不断：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钟后爆炸；苏联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发生泄漏及爆炸事故；非洲蝗灾……

　　在大事云集的1986年，长江漂流依然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新闻事件”，足见其震撼。

　　事隔30年，这场以11条生命为代价的中国早期探险科考活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当社会价值观和年轻一代的思想、眼界、抉择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再回看长江漂流，是否有了不一样的评价？在“屌丝文化”取代英雄主义的年代，在满屏情怀而信仰缺位的今天，所谓的“长漂精神”是否还能像当年那样引起共鸣并得以传承？当年《四川日报》记者写下“为理想千金一掷，终至献身，这是何等可贵的‘当代人品格’！”今天还会有人认为这是可贵的“品格”吗？

　　羊城晚报与广州市广播电视台派出摄制组前往采访的时候，甚至连一些当年的长漂队员都流露出了些许不自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为理想献身……隔了30年，还有人在乎这些吗？

　　是的。30年太久，世界已是瞬息万变。有人说今年没买到房就得再等个30年了！如今生活是不是只剩苟且？还有人关心诗和远方吗？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回看长江漂流吗？意义在哪里？

　　其实，也许正是这样遍地喧嚣的年代，我们更应提出这样的思考：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的精神家园在哪里？面对家与国，民族与世界，环保与生命这些宏大的命题，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

　　火红的1980年代

　　国内外的对比与历史的反照，令许多亲历1980年代的“过来人”相信，他们当时生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年代”。

　　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新一代中国人，既有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奋发图强，也有崔健《一无所有》式的焦灼迷惘；年轻人不仅心里充满国家中兴的愿望，也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思想的自由，躁动的青春无处安放……

　　当其时，任何体现国家振兴的事件都可能变成全民性振奋的强心剂。奥运会的首金，女排的五联冠，都让人上街游行庆祝。中国人太渴望强盛、崛起，太渴望被世界认可；具体到个体，太多年轻人受英雄主义的教育熏陶长大，渴望成为英雄、改变命运。

　　这里还要提及一个历史背景，一部名为《话说长江》的25集人文纪录片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造了40%的收视颠峰。国人首次看到长江的波澜壮阔与静水深流，澎湃的激情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胸中激荡。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总指挥侯惠仁已是87岁高龄 李妹妍 摄

　　那时，如果有人说，这条亚洲第一长河的首漂权要出让给美国人了，自认为受尽了压迫凌辱终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能接受吗？

　　当然不能！

　　只有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才会明白为什么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会投身到这一场狂飙突进的探险活动中，才会明白为什么1986年的长江漂流会从一场自发自觉的探险运动变成了一场震动神州的爱国主义运动。

　　长漂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中科院成都地理所山地地理研究室原党支部书记解晋康回忆，组织长漂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地理所几乎每天都能收到来信，还有小学生随信寄来了自己几分几角的零花钱。那种万众一心的程度，可能只在1998抗洪和2008年汶川地震后才重现过。

　　狂热的爱曾是集体语境

　　江水奔流，虎跳咆啸。

　　1986年9月10日，洛阳队在“长枪短炮”包围下立誓：“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

看似平静的金沙江正在积蓄着爆发的力量 冯春供图

　　洛阳队是一群工人自发集结的，“文革”时不少人都当过红卫兵、红小兵，长漂前“把锅炉烧翻了也没法实现（当英雄的梦想）”。科漂队很多队员此前也是工人，吃大锅饭的日子似乎一眼望得到头。他们想象中的漂流也许是“游山玩水”，也许是“建功立业”，反正有机会，谁也不愿放过。

　　历史系毕业的李大放，是长漂队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他并不讳言自己当年在绵竹一所中学当历史老师感到厌倦而迷茫，在长江边长大的他就想去看看。可是在当年那样的语境之下，李大放的那点小心思，根本说不出口。

　　漂虎跳峡前，指挥部宣读了一封他母亲写来的家书：

　　“如果他为国尽忠了，他哥哥已经做好了准备。尽管孩子是母亲所生，但他们是祖国母亲的。当国家、民族大业需要他们、呼唤他们时，就让他们去吧！”

　　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热泪盈眶。

　　李大放一看，字迹根本就是他大哥的，“他生怕我退缩了”。但他还是“心里打鼓表面豪迈”地钻进了一片漆黑的密封舱，漂向未知的虎跳峡……

　　当时的媒体称诵道：“生命、母爱，如果在民族大业面前，已不足轻重。”

　　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集体语境：国家，被放得前所未有的大，是大义；自家，都不过是小我、小利，只能藏在心里。《孟子》的“鱼与熊掌”在当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大是大非的判断题，舍生取义被视作唯一正确的答案。

　　网易网友“蝈家猿首”回忆，1986年他正读初中，为尧茂书还专门写了纪念的作文。那个年代他表示非常理解：“不要回头说荒唐，身处在一个时代，自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探索自然和尊重生命没有矛盾，民族自豪感永远流淌在年轻人的血液里。”

　　生命比勇敢更重要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总指挥、中科院成都分院原党组书记侯惠仁今年已是87岁高龄了。老人还住在当年中科院分配的老房改房里，房子不大，陈设不新，却被老两口收拾得整洁干净。他已多年不曾接受媒体访问，可思维依然极其清晰、表述也毫不含糊：

　　他说，一个时代的性格特征是以青年为标志的，“长漂精神”激励着一代青年人打破传统价值观，为实现个人价值而努力奋斗。“长江漂流精神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敢于竞争夺冠、为国争光；二是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三是英勇拼搏、敢为天下先；还有就是科学求实、一丝不苟的精神。”

　　30年前，侯惠仁已近57岁，厅级干部，年届离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当长漂队的总指挥于晋升无益，所为何来？可他还是和长漂队员一起骑马翻山跃岭穿越无人区考察沿岸地形，还因堕马摔断了手臂。在长漂队员牺牲后，他更是被卷入舆论漩涡中。

30年前下虎跳峡峡谷 冯春供图

　　“如果此事放在今天，人命关天，一定会被叫停。但在那时，人们一心想着只要有口气也要为国争光。”侯惠仁说，当年他确实精神压力很大，指挥部每天连夜开会，他甚至提出过弃漂虎跳峡。这在今天看来并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必然选择，但当时在漂流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弹。

　　包括新闻舆论也推波助澜，每天都有记者去询问队员漂不漂，认为不漂虎跳就是“孬种”、“造假”，整个环境已是势同骑虎、欲罢不能，就等着看一场惊涛骇浪里的“真人秀”。

　　最终，因“爱国”之名，长漂在中虎跳又祭出了两条鲜活的生命（分别是洛阳队的孙志岭和科漂队的随队记者万明）。

　　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如今也许是种共识，但在那个年代并不能引起共鸣。洛阳队队长王茂军日记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8月底，洛阳队在虎跳峡勘察时遇到两名记者，其中一名兴奋地向他们高喊：“美国队死了一个人！美国队也死了一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多年以后，有长漂队员开始为这个因高原反应引发肺水肿客死他乡的28岁美国摄影师大卫 夏普（DAVE SHIPPEE）扼腕叹息。只不过当年的他们，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大旗下根本看不清尊重生命的意义。

　　今天，很多老长漂队员已经认识到，漂流只是一项探险运动，可以挑战极限，但并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更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牺牲个体而赢得胜利。

　　很多长漂队员经历了那样一场“洗礼”，精神境界也大不相同。被喻为“长江三子”的杨欣、杨勇和冯春，至今都在从事与长江保护和漂流的相关工作。

松麦河口接应点 冯春供图

　　虽代价很大，他们依然心系长漂。几位主力队员，都有过近似的表述：长江漂流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历史事件，即使有人觉得我们是傻子、疯子、亡命之徒，但我们不曾后悔。他们认为，有的牺牲今天看来是可以避免的，但长漂精神即使放在今天，也有其闪光处。

　　侯惠仁说，时代再怎么发展变化，艰苦奋斗、英勇拼搏、科学求实这些长漂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过时。

　　回归理性的漂流探险

　　“中国人的长江，应当由中国人完成首漂!”这句由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留下的慷慨遗言，在相当一段时间是中科队与洛阳队的精神支柱。

　　18年后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作为领队的冯春望着湍急的河水突然想到：美国人才不会在乎是不是美国人第一个漂流科罗拉多呢！

　　早在十年前，冯春累计漂流已超过一万公里，成为中国漂得最远的人。

塔城营地 冯春供图

为防止橡皮船被礁石撞破，队员将汽车内胎捆绑在船体的四周 冯春供图

　　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漂流的四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1986年“长漂”、“黄漂”为代表的启蒙阶段，强调“一寸不落”、“全程漂流”；到1998年“雅漂”、“珠漂“为代表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的漂流探险界已趋理性、已经能平和地对待漂流，一些险峻之处以徒步探险代替，“珍惜生命”标志着我国的漂流探险已开始走向成熟。

　　2004年，他带领20多人的队伍走出中国，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这一阶段，中国人开始把漂流运动向世界拓展,既是漂流知识的拓展，也是眼界与胸怀的拓展。

　　到2016年，由国际漂流联合会主办的漂流“世界杯”，他作为总顾问帮助组织在青海玉树顺利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漂流健儿在长江玉树段各显身手。这时，已没有人像当年那么在意结果了，而更多地享受中流击水的刺激快乐，漂流不再担负那么多额外的意义，而回归运动本质了。

30年后，杨勇站在金沙江畔，眼前的这条江已经不复当年的壮怀激烈 李妹妍 摄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

　　30年前，爱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属于英雄。可这个国庆，央视一条《今天，我们这样爱国》的公益广告引来很多共鸣。

　　广告说：爱国，也可以是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说国很大，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呵护你的家人，关爱你的家庭，这就是爱国”；

　　“保护我们生存的空间，让环境越来越好，为环境可持续发展付出自己的一点行动，这也是爱国”；

　　广告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拼搏；走出国门，遵守规则……这些都是 “爱国”。“我做的，你也能做。”

　　是的，爱国，不一定需要牺牲，只需要从爱自己，爱家，爱亲友，爱环境，与人为善做起。这也许是长漂过后三十年，今天的中国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理念。没有响亮的口号，但是实在、易行、接地气。

　　今天的中国人，也有了这样成熟与自信的心态，不再将一项体育运动与民族存亡和兴盛关联了。里约奥运会上，拿了铜牌的傅园慧甚至比金牌获奖者更受欢迎。人们欣赏她的真实、她的奋斗和她享受运动的这个过程。

　　从李宁败北汉城收到“夺命绳索”到傅园慧的走红，国民心态这30年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不亚于长江面貌的改变。

　　而回顾充满英雄主义的长漂，今天的青年，也许更应该问问：我们的精气神可以寄托在哪里？

　　策划统筹：曾璇

　　本版文字：曾璇摄影：李钢 李妹妍

　　微纪录片摄制：李钢 李妹妍

　　剪辑：李妹妍

　　监制：林兆均

　　友情合作：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来源｜羊城派责编｜陈泽云

缘在鸳鸯江

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却会付出生命的惨烈竞技，11个人因此魂断长江……伟大的壮举，不仅是不怕苦、不怕累，还要加不怕死。

老虫

力量的源泉源头起！

乐水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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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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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感恩！

深蓝色海豚

可歌可泣，气贯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