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布莱恩大学,授予樊建川名誉博士学位。终身教授杨洪推荐时写道:“我体会到一位有民族尊严的人,想为自己国家,甚至世界文化史,留下真实记录的豪迈。” 樊建川还在筹备更多的展馆,关于改革开放,关于时代建设,希望在有生之年,建满100个:“现在有房奴、车奴,我是馆奴。我愿意一生为博物馆做奴隶,只要是能建够100个,马上死都可以。” 对于丈夫的遗赠,妻子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理解了樊建川的苦心,签字同意了他的遗赠计划。但是另一份遗嘱,坚决不肯签。樊建川要把遗体捐给重庆三医大,希望用自己的皮,绷一面军鼓,放在博物馆里。“谁要敲一下,我就在声控电视墙上给他唱首歌,他必须给博物馆捐1000元钱。我死了,还能给博物馆做贡献。”樊建川每天用手在身上拍打:“医生说有助于皮、脂分离,还提醒我注意不要生疮。” 多少人忌讳提到的死亡,他说得却格外轻松。《论语·里仁》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一个人最闪耀的价值,无非是为真理、正义事业而死。樊建川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激活一个民族的记忆,为了保留一个民族的记忆,为了延续一个民族的记忆,他舍弃了一切财富、名誉,甚至看淡了自己的生死。 这样的事如果不崇高,还有什么事情是崇高的?他简衣素鞋,粗茶淡饭,日夜不休,以苦为乐,却比身价万亿人更富有、更幸福。一个屹立不倒的民族,不但能穿越动荡年代的苦难,还要能在和平年代播种希望!樊建川就是那个把火种,播向中华大地的人!
他修建的不止是民族记忆博物馆,也是照亮民族未来的灯塔,他保留的是战争遗物,守护的却是人类和平,他收藏的是过去的记忆,打开的却是通往明天的隧道。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博物馆,甚幸,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人,甚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