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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贵阳，虽然已经是仲秋，但是暖暖的阳光不逊春日。中午１２点，记者驱车南下，出凯里，进三穗，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随时划过车窗，九小时的颠簸后，终于抵达锦平县平秋镇圭叶村。
锦屏县是贵州的木材大县，大约30万件的“锦屏林契”是保存下来的文书，被誉为我国继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文献和安徽“徽州艾书”之后的第三大珍贵历史文献。
圭叶村坐落在一座数百米的高坡下，包括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准确说出大山的名字，他仅仅介绍说，按照当地侗家人的称呼，叫“勤美队”（音）。几十户人家就住在一条清澈的小溪边，在侗语中，人们把小溪称之为“圭叶”，圭叶村名字由此而来。
村民们仅仅依照靠山吃山的理念，利用大量相对廉价的木材，家家都把一栋栋两三层的房屋依岸而建，基本都是木质结构。
修的很漂亮的小木楼，经过风雨的腐蚀，房屋的瓦片和木板基本和山林融为一色。村民诗意地生活的这个小村，是一个国家级的一类贫困村，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元，基本靠打工获取，再加少量养猪养牛的“刀耕火种” 所得。全村86户347人基本都姓谭，多为初中文化。2001年，从深圳打工回来谭洪勇担任村支书，今年才３３岁。
2006年之前，村支两委每一年都按照规定在村务公开栏，不少村民有意见，一百姓直接了当说，“你们一天公布一次都没用的，我们觉得还是有问题”，谭洪勇觉得很委屈，圭叶村支两委基本是零收入，一年财政支付的所有费用就５０００元，加下其他部门的帮扶款等等的相关支出，也不到一万元。“由于钱不多，我们每一分钱都是精打细算的”。
２００４年，村支两委再次公示收支情况，一个百姓看后当场就把布告撕了，同时在村里贴了大字报，声称“村干部做什么事情都不公开，村里的钱被村干部吃了”，此事后来经公安部门处理。村民对财务产生怀疑，引起干群关系紧张，使得居住比较集中，一个300多人的小村，居然无法开群众大会。“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谭洪勇陷入沉思之中：到底如何才能消除百姓的疑虑？
在不少人眼里，“民主理财”也许是小事，但是在群众眼里，却是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大事。群众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村务要真公开，理财要真民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办法是被逼出来的。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１日，村支两委组织村民代表共１０人参加会议，集思广益。人们再次作自我检讨时，谭洪源说,“既然有群众对财务有怀疑，能不能为财务审核雕刻一枚专用的‘五合章’，把它分成5瓣，然后选出5个村民代表各保管一瓣，真正把财务的审批权交给村民。”此言一出，众人拍手称赞。
“一章五分 ”约束“一把手”
今年５３岁的村委会计谭洪源，是一个集木匠石匠雕刻匠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他给别人雕一个私章，也就是不到５块钱的斤把老白干作作为“礼尚往来”，“民主理财章”的雕刻工作就落到了他的头上，谭洪源说，他从自己家里找来一节大约３公分长的本地梨木，分成了五瓣，把梨木固定在一个平常使用来刻私章的楔子上固定好，反复把“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这１４个字的位置和间隙计算好，先雕下“平秋镇”三字，接着把另外五瓣陆续雕完。“平常时间白天要干活，就晚上找点时间雕刻”，谭洪源说，“把审核中审雕成繁体，仅仅是以前读书时候习惯问题，并没有特别的想法”，这个上世纪７０年代读过小学的老头，几十年来，文化不高的他一直把繁体字与简化字中交错使用。
１０天后，印章终于出来了。“五瓣梨木”分别刻有“平秋镇”、“圭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字样，组合成一枚印章就是“平秋镇圭叶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
“印章盖在纸上线条有裂缝，而且字体的笔画也不是很均匀，表面上看去不是很美观，但是我们觉得并没有考虑到印章是丑陋还是好看，仅仅觉得他能起到审核村委支出的票据就可以了”，３９岁的村主任谭洪康说。
谭洪源告诉记者，“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这种想法了的，公章上加上“民主”一词？按照他朴素的逻辑，“民主就是为了实现大家的意图”，如果使用签字和按手印等方式，可以找人代替，“这样做就更透明了”。
自此，圭叶村走上了独具特殊意义的民主理财之路。村里遇到财务方面的大小事物，就由这“五瓣梨木”来决定，因此，只要有其中一瓣不同意，那就是印章不完整，就不能生效。
２００６年春季的一天，村民选出五个代表，其中有三个村民小组的组长，另外两个村代表，他们一人领管印章的一瓣回家。“我很担心怕弄丢了，去干活的时候把他放在荷包里，回来又把他小心翼翼包好，装进塑料袋里”，掌管其中一瓣梨木的杨仁柄告诉记者说。
按照每季度的最后一天开会审议报销票的规定，第一二次审议会召开，没有否决任何票据。２００６年９月底，第三次民主理财小组的会议再次召开。之前，谭洪康去县农业局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因为工作需要”，其间他买了一包１１元的黄果树香烟，另外花７块钱吃了一顿饭，去的车费没要求报销，打算报一张１０元的回程票，共２８元。由于是第二季度发生，“你买香烟这个事情不好说”，谭洪源第一个不同意报销再２８元。后来又有另外一名村代表不同意。“我当时很气愤，顺手就把票撕毁了”，谭洪康对记者说，“人家不同意报销，就有他们的理由”。
有一次，村委会文书谭洪均应邀去县城朋友家吃喜酒，顺便给村里买了一个温水瓶，村民理财小组在审核财务时发现有票据与他去吃喜酒的时间为同一天，而且去处一致。村民理财小组讨论后认为，这类票据不应该作为公差报销，因此不能盖章。理财小组成员谭洪源说：“我们理财小组都是由村民选出来的，必须约束村组干部乱花钱的行为”。
“现在我们要花什么钱更小心，时刻考虑怕理财小组不通过”，谭洪康如此表达最“五合章”运行起来的感受。
“干部乱开发票的现象越来越少”，理财小组组长杨仁炳兴奋地说：“现在，每张票据的开支用途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过理财小组一查询，这些支出都是实事求是，属于正常开支，让我们理财小组竟然找不到一点拒绝盖章的理由”。
一年多来，盖章生效准予报销的票据已达258张，没有盖章报销的票据5张，“村民们过去对村干部财务问题的种种怀疑和议论，现在没有了，百姓更满意了”。村支书谭洪勇说，2007年初，该村修建一座风雨桥，人人投工投劳，一共达356天，捐献木料50余根，其中村民谭俊滔自愿投工12天，妇女村民龙兰芝也积极投工10天等等。“群众积极性提高了，彻底扭转了工作被动的局面”，谭洪勇说，这有效杜绝了“领导一枝笔”的弊端。采访过程中，“满意”，是谭洪勇的言辞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
“变压力为动力”的推广
2007年7月18日，锦屏县纪委已经下发了《关于在全县农村推行“五合章”理财办法的通知》，要求各乡镇将落实情况于12月底前报。纪委办公室龙主任介绍说，黔东南州纪委拟在全州推行“五合章”村级理财办法，并于近期到前往调研。县里“要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抓，要变压力为动力，有的村干部不一定完全同意”。据记者了解，现在的推行情况并不理想，文件下了四个月，除了圭叶村外，其他地方都还在“坐观其变”，按照龙主任的说法，“具体如何推行，还没有明确的方案”。
而乡里县里是不是可以按照相似的方式来推行？平秋镇副镇长杨克玉说，目前全镇１９个村，要合并才１５个村，等合并完后都要推广，如果乡里的财务也按照类似的模式来管理，“我肯定表示同意”。锦屏县纪委龙主任的观点是，在乡级来搞是可以的，但是在县直机关来搞不太合适。
此举在锦屏县外的反应如何？同样是边远农村的贵阳市修文县谷堡乡谷堡村村主任李忠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民主管理模式，如果推行，我们村会采用这样的创新模式管理村级事务，相信群众一定会拥护”。
县委宣传部刚刚“改非”下来的原副部长杨再涛说，按照中央对新农村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来看，圭叶村的做法就是在“管理民主”的最好注释。关于如何推广，他认为，一定程度上可行，某种程度上来说又不行，如果推广到乡级，将削弱了干部的权力。牵涉到一些主观的、体制方面的因素，如何处理公与私、利益与服务、级别大小等问题，“很不好说”。
杨再涛的话似乎得到了某些印证。固定资产７０００多万的贵阳市南明区云关乡二戈村村，主任黄贵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村财务财务支出和报销均有严格的规定，属于村主任签字的范围由村主任审核签字，规定要村两委讨论的由村两委成员开会民主讨论决定，规定要村民大会表决通过的财务支出由全体村民意愿决定。黄贵华认为，如果推行圭叶村群众发明的"五合章"民主理财管理模式,由于任何一笔支出都要由推选的5人代表来会审核销,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同时会不会挫伤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思维?这是一个需要专家学者和社会来共同讨论研究的新课题。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１９７８年在农村改革中，“大包干”就发源于安徽凤阳县农村。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林顺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民是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约有2.5万个行政村，只有真正执行了民主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圭叶村使用“五合章”理财法，对推行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与之暗合的是，今年的17大报告中，其第六部分题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中国的民主进程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平秋镇圭叶村群众发明“五合章”对村集体经济进行民主监督管理,是尊重民意，体现公平，全民参与的和谐行为，有效监督范围涉及村的各个经济环节，这一创新将在全县行政村进行推广”，锦屏县委书记陈英华说:对于是否可在乡镇进行试点圭叶村民主理财创新管理模式，将有所考虑。
“这是一针见血的民主，真正有效的民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贵州博士网站长李从国在接受采访时连连称赞，从理论上来讲，在乡级、县级甚至更高一级的政府部门都可以推行，可是目前政府部门也有审计、纪委等部门施行相关职责，其特殊性在于政府不同村组织，五个代表产生的方式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他们的监督权是天经地义，必须对村民负责。如果政府也类似操作，其委任人如何定？应该对现有的一些模式进行调整。“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也可能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必须把想办法把一些消极的因素避免掉”，李从国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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