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汇泉湾泳客 于 2015-11-6 05:35 编辑
文/赵赫廷 在中国数万村庄中，河南南街村是最出名的村子之一。这个几乎已成集体经济代名词的名村，曾因神奇的发展速度和安逸的保障受到追捧，也曾因为巨额债务而备受质疑。对于村外的人来说，南街村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它的独特显得与当今社会发展节奏格格不入。而对于村里的人来说，南街村的命运已和他们的个人命运密不可分，他们大多不愿意离开村庄，也不愿离开原来的“大方向”。 下班后，32岁的王炎明开着自己的铃木小轿车回到家。70平米的两居室里，妻子和孩子正等着，客厅宽敞。 和外界描述的南街村一致，屋子里，崭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生活必需的家电、用品应有尽有。村里八百多户，三千人左右，统一配置高标准住宅楼，依照不同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厅92平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米；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24小时热水不间断供应。 在这个面积1.78平方公里，用城墙将自己“与世隔绝”，时至今日依然坚持着集体主义经济的村庄里，村民享有包括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统一配置花销，一切由集体“买单”。 走进南街村，一条宽阔大道直通村子的中心——东方红广场。广场中央，汉白玉质地的毛泽东雕像高高耸立，标志性地挥舞右手，指引前进方向。毛泽东雕像后面不远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依次环绕。 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整个中国都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时任南街村书记王宏斌却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化经济道路，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时代一系列举动带入生产生活。 在村书记的带领下，个体工商业者陆续将自己的产业交还集体，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南街村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这种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的行为，却也带来超乎人们想象的进展——1990年，南街村集团总产值达14亿。“16年增长2100倍”，村书记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但发展的代价原来并不为人知。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据称，当年南街村实际负债达17亿元。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因为南街村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将其列入黑名单。 “南街村模式”一度引发强烈质疑，虽然事实上鲜有人能说清楚，所谓的南街村模式是什么。有调查发现，过半数村民对南街村发展模式表示不了解，仅3%村民认为自己“非常了解”。 不了解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原来的生活不认可。在现在的南街村，人们仍旧倾向于留在村里不愿出去：2013年武汉大学对南街村青年做了“幸福感”调查问卷，194份有效问卷中，只有15%的人选择或愿意外出务工。受访者更多将目光投诸眼前的温饱，更多强调自身对幸福感的获取。 前文的王炎明便是如此。毕业后，他一度在南街村电视台工作。两年后，“刚毕业嫌村里赚钱少，表哥在外面做医药招商，怂恿我出去，没经得起高工资的诱惑”，王炎明辞职，离开南街村，“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外面过了两年，去过邯郸，又辗转到了洛阳。因为自身履历没有竞争力，从事的药品销售时常入不敷出，王炎明的生活并不如意：“住的地方自己租，每个月几百块钱，十几平的小房子。除了吃喝，自己一分钱攒不下，有的时候还得跟家里要钱。” 蹉跎之后，王炎明回到南街村。他向村委会递交申请报告，反省自己“做法受到了外面的诱惑”，希望回到集体中工作。两个月后，村里开会决议，安排王炎明在药厂上班，负责销售。 这一回去，王炎明不再出来。 村中许多居民与王炎明想法相似。“再没有地方比这幸福了。”72岁的南街村村民李喜兰坐在自己家中说。虽然从没离开过南街村，但她坚持认为自己很幸福——老伴瘫痪六年，去郑州、北京治病，三十多万元医药费由村里全额支付。 南街村的“红色神话”就在村民的幸福感和外界的质疑中交织形成。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连续下滑，“红色亿元村”神话破灭。村支书王宏斌和村民并不否认贷款、经济下滑等问题。 而对《南方都市报》所报道的“南街村村主任王金忠心脏病突发身亡，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的事件，许多人却选择回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说：“之前确实有过这些事情，但是现在都没了。一个集体里，多少都会有些败类，这在哪都一样，只要有班长（村支书王宏斌）在，村里大的方向就不会变。” 可“大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方向？32岁的王炎明，72岁的李喜兰，这些长久生活在“红色亿元村”里的居民，都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愿意在“大方向”的光环下，继续原来这样“幸福安逸”的生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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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6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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