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库文选】《东方快车谋杀案》编剧痛恨原书作者?(2)
不是痛恨她的书,而是痛恨她本人。 其中的家庭渊源如下: 我五岁时,父亲带回家一台全新的录像机。令我们大为赞叹的是,他租借的第一盘录像带就是1978年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的电影。朋友和家人过来一边享用着爆米花,一边挤在沙发上观看。 机器开动起来,电影开始放映,所有人都喜欢这部电影。所有人都在恰当的时候纵声大笑、欢呼雀跃,并叽叽咕咕地议论那些光彩夺目的明星和服装——这里的“所有人”不包括我,我不喜欢这部电影,也没有笑;正相反,我哭了,完全被吓到了。 我不怪导演约翰·吉勒明或者扮演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的彼得·乌斯蒂诺夫,甚至也不怪米亚·法罗,她致命的嫉妒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我怪罪的是克里斯蒂,而且一直憎恨了她很多年。我用自己还不完全明白的语言咒骂她。我用的是从一些大孩子那里学来的词儿。 “为什么会有人写这么恐怖的故事?”“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她那些愚蠢透顶的书?”“她(脏话)脑子进水了吗?” 在那个决定性的爆米花之夜,父母并未过多考虑让我观看相对温和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否妥当。毕竟,我已经看过了《活死人黎明》,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部并不太血腥——甚至并不是血,只是指甲油——的电影对我冲击那么大。尽管我当时无法解释自己的反应,但现在我可以解释了。 理论上更可怕的有怪物出现的电影都是卡通式的、夸张的,而克里斯蒂的角色都是普通人。他们有着人类的动机和局限,而且他们做的事情很可怕。这部电影没有体裁上的保护层。或许假如乌斯蒂诺夫长着一把更夸张的胡子,我会感觉更舒服一点。但是他没有,因此我也没有。 《尼罗河上的惨案》让我知道,好人可能被其他不是那么好的人伤害或者杀害。克里斯蒂让我首次看到了谋杀的简单真相。她让我意识到了这个世界并非我曾经认为的那样善良美好。 即使到了今天,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任何体裁的任何内容,唯独难以面对真正的犯罪。《权力的游戏》中最野蛮的一集带给我无尽的乐趣,《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的一段短短的预告片却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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