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嫁给了菜农 我六八届高中毕业,当年被同学戏称为小“华罗庚”本该顺顺当当地跨进大学校门,可却只能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了照顾妹妹并为节约家里一套铺盖,我决定和妹妹一起去宁乡插队。
1969年元月16号,当我们爬上大卡车,看着敲锣打鼓的欢送队伍,我的心里无比激动,和大家一起高呼着;“我们也又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卡车开动时,车上车下哭声一片,顿时盖过了锣鼓声,我本来没哭,突然看到刚从北京出差回家赶来送行的父亲。我们从决定下乡到迁户口父亲都不在家,当时下到江永沅江的知青走了一批又一批,宁乡算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母亲生怕失去了机会,就赶紧让我们办了。前年,父亲送走了去靖县当知青的二姐,而如今又要送走两个女儿,能不揪心吗?父亲老泪纵横,向着车上的两个女儿不停地挥手,一时间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父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而父亲的眼泪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宁乡夏托铺公社,马路两旁的贫下中农排着队,举着小红旗,吹着唢呐,敲着锣鼓欢迎我们,看着乡亲们亲切的笑脸,我心中的伤感和思念刹时烟消云散,在公社会餐后,我们由老组长领回了生产队,乡亲们待我们像亲人一样,安排我们的生活,在以后的知青生涯中,我再没流过泪,哪怕是再苦再累的农活也没有难倒过我。
1972年以后,知青队伍开始全面动摇。有人无声无息地回城了,或病退、或招工、或当兵。各显神通地离开了“广阔天地”。“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豪言壮语在知青那里已变得口是心非。眼见着全大队三十多个知青打起背包走人,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本来活泼开朗的我变得心事重重,父母一生老实本分,做工一辈子,没有任何背景,那时二姐已在靖县和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结婚了,已是回城无望,父亲生怕我们重蹈覆辙。1973年春,我已满24岁,母亲更着急了,唯一的出路就只有给我找一个郊区农民结婚,嫁到郊区是当时许多女知青的归宿。居委会主任说好做介绍,搭信要我回长沙相亲,我不想让父母担心,违心地回家相亲,来者是一个经常到长沙城内打大粪的三十多岁的男人,说是只要答应结婚就可以把户口迁到郊区,郊区是如何的富裕,离家又近等等。我的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又不想让父母永远为我操心,,更丢不下和我相依为命的妹妹,于是我提出,如果我结婚能不能把妹妹的户口一并迁来,菜农说不能,我义无反顾的回到了生产队。也就差这么一点我就嫁给了菜农。
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关照,1973年7月,盼望已久的高考开始了,带来了知青们的希望和福音,公社和大队推荐了我,在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场考试中,我以优异的成绩被湖北医学院录取,跨进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从此结束了我近5年的知青生活。
曾经都是知青的夏家三姐妹,左一为夏橙,中立者是二姐夏悸,右边的是三姐。 这是发生在我三姐姐身上的故事,我和三姐当年就下放在一起。我代她写了这篇短文,发表在湘都市报的湘韵栏目。现在已经是湘雅医院口腔科教授的三姐,退休了还在体检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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