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冰团战友 于 2010-9-26 08:26 编辑
有这样一位书记
天津是个老牌的工商业城市，水旱码头，从事起重、搬运行当的工人比较多，看过电影《六号门》会对此有所了解。拉胶皮、赶马车、蹬三轮都属于这个行业，这些人力交通工具建国前就有了，从业者都是苦出身，南方叫苦力。 “拉胶皮的”需要解释一下：原本有一种两个轮的人力拖车，换上能够充气的胶皮轱辘，比死心轱辘轻快多了，那胶皮轮胎加上轴承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从此，这种人力拖车的车夫就被业内称作“拉胶皮的”。 旧社会，这些脚行从业人员，很不容易，由于各国租借地的存在，每人都要上10道捐，有一道捐没上兴许就拉不上活儿。这还不算，平时还要受车场封建把头的克扣和欺压，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天津的人力三轮车比较先进，车架子是人工用水管焊制，链条齿轮传动系统前边装一个轮盘，后边大小两个驱动轮，可以反正蹬，都是往前走。有货时往前蹬，用大齿轮，省力；空车时往后倒着蹬，用的是小齿轮，很轻快。 东北的人力三轮车没有天津先进，但是也挺特别，两个轮子的车厢在前面，骑车人在后边骑，也叫“倒骑驴”，“倒骑驴”过去主要用于车间里传递工件，后来电瓶车取而代之。再后来，它上了马路，下岗或退休工人骑着，候在商店门口等活儿。 解放后，随着城市工商业改造，蹬三轮、赶马车、拉胶皮、起重搬倒的个体劳动者也开始走合作化道路，组建了三轮社、马车社、搬运社，拉胶皮的也许是因为形象不够体面，被并入了三轮合作社。我知道有三轮一社到七社，马车社有一社到三社，搬运社也有三个以上，总共从业人员有两万人之多。 这些旧社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苦力，解放后真是感到扬眉吐气，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抗美援朝期间，人力三轮工人在车前面装一个小铁盒，专门用来为前线募捐。 举国闻名的支教模范白芳礼当时就是其中一员，谁能想象改革开放多年后，还用自己蹬三轮挣到的钱去助学和支援办教育。他自己早点就吃大饼果子，就着咸菜和茶水，连鸡蛋都很少吃。儿女们心疼，同事们也劝他，但他还是坚持到干晚年，这就是白芳礼。 文革期间，这些三轮社、马车社、搬运社开始购买天津“发明”的“65-1机动三轮车”俗名“小三马”，走街窜巷搞生活物资的运输。七十年代末，开始购置“天津130”，“天津140”，陆续改名为汽车运输场，服务的主要对象就是工矿企业了。 我要介绍的就是一家拥有一千多名职工的运输场的党委书记。他解放前就蹬三轮，合作化时当过社主任，经历了企业发展的全过程。解放前，曾与同行拜过把兄弟，当社主任时因在群众中的威望被工人叫做“铁胳膊李老”。 李书记有一个苦出身，又受党教育多年，有很高的党性，平日工作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尽管过去积劳成疾患上了气管炎肺心病，还自始至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在企业仍然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在他手下和身边工作满打满算不到两年，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 看到他，我总是想起我的父亲，父亲七岁给地主放猪，15岁进工厂学徒，建国前参加革命，也是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也是瘦瘦的，也一辈子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到头来两手空空，可我的父亲还不如他的寿命长。 有一次我以上级机关一名中层干部的身份回场里公干，中午吃“客饭”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没想到李书记亲自到食堂为我打饭，回来跟我说，咱不当什么客人，要当就当我的客人，我感动，也让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感动，按照其他老同事的意图，那是一定要让场里招待我的。 李书记喜欢京剧，有一年国庆节，我给他搞到两张京剧票，送到他在城里刘家胡同38号的家里，看到了已然退休在家的他和他的家庭。只见一间十平米的房间，一间屋子半间炕，他让我做到凳子上，自己半倚在炕沿上，脚上一双旧球鞋。接过我给他的京剧票，看出他很高兴。我却一阵阵的心酸，这时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五年过去了，这就是一位吃了一辈子苦，为党工作几十年的千人企业的党委书记的晚年生活！ 可能是一辈子过得艰辛，李书记喜欢喝两盅，但他很少参加聚会，没人见他下过饭馆。有时看他中午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瓶，问他他就说是止咳糖浆，这口酒就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奢侈品。 他跟我说起上山下乡从内蒙回来的女儿离婚了，带个孩子自己过，让他十分惦记…… 2003年，我们已分手20年了，听说他因肺心病住院了，住在河东医院，我去探视过他。见到我，他很高兴，还能够记得我的一些特点，回忆起我们在一起时的一些往事。 就是这次见面不久，听说李书记在医院去世了。 几十年过去，没有听到过他的一句怨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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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0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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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1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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