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兵团的撤销始于1975年,基层真正感受到是1976年。当时兵团开始解体转回农场,担任各级主官的现役军人早就听到消息,纷纷在托关系找门路寻找自己的去向。有的开始打麻将,我就是那时跟现役军人学会的打麻将,有时玩起来会通宵达旦,输了钻桌子或在脸上贴纸条,麻将牌是我们自己用桦木加工的。
那一年是推荐上学的最后一年,大城市办理病退的知青也逐渐多了起来,整个兵团现役军官和知识青年表现出人心惶惶。
兵团存在的八年,各级主官都换了现役军人,原农场干部不论资历能力如何,一般都做降职安排。现在好了,兵团撤销,原农场的干部开始走马上任,“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了“看不见的战线”,得益者纷纷弹冠相庆。知识青年被认为是“飞鸽牌”开始受到冷落,上上下下个人顾个人,局面陷入体制转换时期的一种无序状态,人们失去了归属感。
1972年开始推荐上学,我暗自努力,觉得在1968年下乡的知青中我们16岁是年龄最小的一届,今年不行还有来年,总会把失去的学习机会找回来,也算是对自己“接受再教育”辛勤付出的一个交代。
谁能料到,这是一种与命运的抗争。可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推荐上学的路充满着变数,许多知青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遭遇和深切的体会,有些抗争简直就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看热闹的是那些冷漠和玩弄权术者,到后来某些不相干的苟利小人也在掂量自己的一票该卖给谁。
兵团组建后,团司令部、政治处干部们踌躇满志,而集中了生产要素管理的后勤处成了一个“安置性”的部门,老农场的副场长成了副处长,原农场局政委十三级干部被安排后勤处“协助工作”,原查哈阳农场管理局的局长当了主管后勤的副团长,领导们的心情都不大愉快,一位解放战争荣立特等功的领导由于长期抑郁险些患上精神病,处里许多事情没人出面理顺、摆平。
偶然PK着必然,终于熬到了这一天。1976年我还是被部门和领导推荐,得到了后勤处党委唯一的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的推荐名额,政治处干部股那张从来不让我相信的脸告诉我,“这次要是领导放你走,会让你去个好学校。”天知道背后他会向领导出什么鬼主意?那时管人就是“琢磨人”,当面和背后说的话经常不一致。
我还清楚地记得,后勤处副处长李春林列席了那次决定我命运的常委会,没等李处长把处党委推荐理由说完就被先入为主的政委一口打断,说我被留下了,那年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么轻而易举。会后,李处长无能为力地把经过和结果向我和盘托出,我只有感谢的份儿。
凭着我平时的表现和领导对我的印象,第二天,我叩响了政委的门,只见政委盘腿儿坐在宿舍的炕上,上身摇啊摇的,听着我委屈的陈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最后说自己将要离开兵团了让我找副政委,你不敢对会议决议负责为什么要主持常委会呢?
转天到了副政委家里,副政委睡眼惺忪地戴上假牙,满脸堆笑地给我沏龙井茶,我就知道他会说什么,一切幻想都不再有,平日里对领导的信任也随之化为乌有,党委决议岂能没有理由!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相信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的话产生了动摇。
也是在那一年,周总理、朱老总、毛泽东相继逝世;唐山发生的大地震,死亡24万之众,人间天上都在震颤。
从家里探亲回来,“党委决定”让我参加工作队去七星泡农场,还给了一个副队长的头衔,这次政治处没有抽人,人家都被照顾留下来复习功课,准备参加第二年将要恢复的高考。工作队的名单也是干部股拟定的,这意味着1977年的高考我也甭想参加了,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不做二不休”,那年头对小人物的伤害一般都在不经意之间。“命运”怎么还在作弄我?我不再幻想,想到了摆脱,自己的命运本来就应该自己主宰,我也选择了愤怒,尽管仍然是敢怒而不敢言。
工作队是临时的组织担负阶段性任务,工作表现优劣一般没人过问,体制机构大变动之年谁愿意长时间漂在外面?当任务完成后,多数队员抓紧回原单位,尽快找到个人的归宿,有人也会碰巧得到了提拔。
我呢?却又被抽调到另一个驻双山批发站工作队当队员,继续“漂”;工作关系从劳资科再到连队也在“漂”;行李被这屋搬到那屋,一切都在“漂”。最后找到自己箱子时发现已被人撬开,这个箱子是我唯一的寄托,它说明团里还有我的立锥之地。单身生活大家都很爱惜自己的行李,老农场有句话,“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单身职工的行李是碰不得的。这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门,像是断线的风筝,没人管没人问。
好在我还有最后的“出路”,就是落下疾患的身体达到了“病退”的条件,1978年最后一天,我千辛万苦、百般周折地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同学的爸爸约我步行40分钟去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叫《望乡》。
当时还不知道我的左脚大脚趾已经骨折,那是三天前在团里加工包装箱木板时被砸伤的,由于关系已经迁出,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外人”,不想再麻烦卫生队,“轧折的胳膊要褪到袖子里”,自己的伤自己回家治。
看到我整天地呆在家里,爸爸感受到了压力,那天下班回来,冷冷地对着强忍脚趾肿痛的我抱怨,“这么大人在外面工作了十年又待在了家里,你算个啥!”这就是我的最后归宿,我还能上哪里去呢?真是欲哭无泪。
我除了一身的伤痛真的是一无所有,我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自己,我只对得起我那“光荣的称谓”、对得起兵团那片黝黑的土地,对得起曾经拥有的中国知青的那顶戴旧了的草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