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名人知多少《待续》水墨画画家----高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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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


















  1961年生与大连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1986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历任庄河县文化馆创作员，文化局副局长，《海燕》杂志编辑，文学创作二级。辽宁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委委员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发表的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歇马山庄》 《街与道的宗教》《上塘书》 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 《伤痛城市》及中篇小说《民工》 《春天的叙述》 《舞者》 《平常人家》 和短篇小说《小窗絮语》 《变调》 《台阶》 《民工》 《歇马山庄》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等。


获奖情况：

其中短篇小说《小窗絮语》曾获辽宁省政府奖，
中篇小说《平常人家》曾获东北文学奖佳作奖，
短篇小说《台阶》、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分别获《小说选刊》１９９７、２００２优秀小说奖，
中篇小说《春天的叙述》《民工》曾获当代杂志奖，
中篇小说《民工》曾入选《北京文学》２００２中篇小说排行榜。
中篇小说《舞者》获《山花》杂志奖，


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
曾获辽省第三次青年作家奖，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曾入选２００２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2004年荣获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

现居大连。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20 10:4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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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忠实的乡土守望者

文=李双丽 2007-05-12 www.dlxww.com

来源：新商报

庄河，一个普通的北方村庄。孙惠芬生于斯长于斯，乡村的平和寂静、土地的深沉厚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孙惠芬日后对文学感悟的创作。乡村生活孙惠芬是熟悉的。乡村中的男人、女人、母亲、孩子、父亲、儿子……这些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内容慢慢地浸透、影响着孙惠芬对周遭事物的理解和看法，普通的乡村生活也充满着智慧、文化，这样的生活场景使她对乡村的认识形成了自己颇具哲理的透彻的领悟。她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在城市里拥有自己完整的人生———坚实的家庭和挚爱的文学写作。这两者和谐地相辅相成的互动使她进入了一个纯粹的写作状态之中。她愿意远离城市生活中的喧嚣嘈杂，身心愿意处于相对自我宁静的状态，这样的时刻就会有些别致清新的乡村图景在她的眼前跳跃闪现，熟悉的创作想象中的人、故事就会远远地向她走来，就会令她自我感动。 　　生活中沉静的孙惠芬，在文学创作上却常有点燃精神兴奋点的力量和激情———那就是与她血脉相连的土地。“……在我后来一次次回到我的故乡，与那些外出打工的男人们撇在乡下空守着土地、老人、孩子和日子的女人们相遇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想，她们的男人如今与她们、土地、日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男人不在的日子她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止一次这么想，写出当代农民与他们崭新生活缔结的崭新关系的念头就不止一次冒出来。可是，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存了一年之久，一直没有动笔。我没有动笔，似乎并非因为我看不清他们，而是希望自己在语言上、在艺术表现上有所突破，希望自己有一个超越。2001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当我在我家东边的台阶上看到一老一少两个民工扛着行李泪流满面地往车站走，一对回家奔丧的父与子的形象便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不设防地走进了一条暂时告别城市、返回乡村、返回家园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展示他们与这一切的关系便成了我在劫难逃的选择。” 　　孙惠芬是忠实的乡土守望者。这份创作的守望是快乐的，意味着她会给读者不断地带来文学阅读上的惊喜，让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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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小说简论

日期：2006-11-02 作者：女真 来源：文学报

从《静坐喜床》、《小窗絮语》到《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街与道的宗教》、《上塘书》，孙惠芬的创作道路呈现着明显的上升趋势，这种趋势的标志不仅在于她的小说越来越引起广大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并终于获得鲁迅文学奖，还在于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呈现出的一处独特的乡村风景:辽东半岛南端、黄海北岸距离海边十几里的一个名叫歇马山庄的地方，一个以薛礼征东传说命名的村庄。歇马山庄最早是作为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的背景出现的，当李敬泽以理论家的自觉和旁观者的清醒将孙惠芬后来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从初名《两个女人》改为《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时，孙惠芬创作中的“歇马山庄”意识陡然清晰起来，从写作开始时的不自觉状态到后来写出《上塘书》这部以歇马山庄的一个自然村落“上塘”为中心的引起关注和争议的小说，为当代文学版图贡献出一幅独特的北方乡村图卷。

    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与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对东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版图的意义不尽相同。呼兰河属于过去的时代，属于东北的内陆，如果不是因为萧红早逝，呼兰河的文学形象一定会更为丰满。歇马山庄虽是虚构的文学形象，但却有着坚实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孙惠芬生长的一个叫山咀子的村庄，这个村庄在孙惠芬的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中有着非常详实的描写。作为孙惠芬的读者和同行，老实说，我对孙惠芬刮目相看就是从《街与道的宗教》开始的。在这部长篇散文中，孙惠芬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童年记忆，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文学才华。一个生长在偏僻乡村的农家女孩儿，她对乡间人生的细腻体验和不断的咀嚼，终于酿成了文学的美酒。从文学创作发生学的角度看，《街与道的宗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它向我们阐示了孙惠芬从中国的乡村走出来成为一名摹写人类心灵的作家的过程，完全可以作为中文系写作课的解剖典型；从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说，《街与道的宗教》也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它是孙惠芬创作的转折点。从《街与道的宗教》开始，孙惠芬的创作进入了一种非常自觉的状态，开始明确地把对歇马山庄的描述当成自己写作的一个大背景，她作品中的人物也大都是围绕歇马山庄进行的，像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狗皮袖筒》、《一树槐香》、《天河洗浴》、《三生万物》、《燕子东南飞》，都是与歇马山庄有关的故事。这还不够，到了长篇小说《上塘书》，孙惠芬干脆抛弃了传统的小说写法，迫不急待地以歇马山庄的一个自然村落“上塘”的林林总总结构小说，这个以她的故乡山咀子为原型的文学村落里的人和事，已经陆陆续续出现在孙惠芬的一些小说中，但孙惠芬显然觉得传统的小说写法不足以最大限度地表达她对这个北方村落的体认，因此，她不惜冒险以丢弃部分读者为代价，围绕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一一道来。与传统小说相比，《上塘书》缺少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缺少一以贯之的小说人物，完全是靠作者对上塘的情感体认来结构文本。这种结构在写作上的难度远远超出那种以故事情节发展结构的小说，也比以人物命运发展为线索的小说更难把握，孙惠芬以一种对上塘的深厚情感在把握着小说的节奏，毫无疑问，这种缺乏故事情节和贯穿人物的写法对于那些习惯于传统阅读的读者是一种考验。

    《上塘书》像莫奈的《日出印象》，它以对客观世界的总体认知而不是细致的描述来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看法。孙惠芬太爱她笔下的上塘了，急于把她对这个北方乡村的理解和感受告诉读者，根本来不及去描述细枝末节。但孙惠芬近年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则像中国传统的素描，在这些中短篇小说里，孙惠芬耐心地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清晰的人物肖像、一幅幅生动的乡村生活图卷。如果说《上塘书》是一棵大树，那些中短篇则是树上的枝叶。孙惠芬说过，《上塘书》在她的写作生涯中是唯一的、不可能重复的，我对此的理解是，作家心目中的生活之树只有一棵，当她画完了这棵树的轮廓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为这棵大树添枝加叶了。

    在孙惠芬近期的小说创作中，书写歇马山庄已经成为她的自觉。她刚刚杀青的一部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仍旧是写歇马山庄中的人物，主人公吉宽从歇马山庄进了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奔波的歇马山庄人的故事在继续，孙惠芬也可以耐心地为我们一直描画她心目中的村庄。在当代文学版图中，读者熟悉的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上海弄堂，相信孙惠芬笔下的歇马山庄也会为越来越多的读者熟悉和接受，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的重镇。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19 22: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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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脚不沾农村地皮心就慌

日期：2006-11-15      中国妇女报 记者乔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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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女作家孙惠芬一直沉浸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年轻的女孩离开乡村到城里打工，遇到了一个同样来自乡村的他，他们相爱了，男孩让女孩回到村里等他，等他挣够钱回去娶她……     亲戚讲述的故事到此戛然而止，而孙惠芬的想象和思考却无法停下来，她在想：女孩在回村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另外一个他？面对光怪陆离的城市，男孩又会有怎样的变化？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样？还有城市里男孩身边的那些民工，他们又拥有怎样的情感生活？……     把想象和多年生活的积累观察带进作品，孙惠芬告诉记者，她正在创作一本关于城市农民工生活、情感的长篇小说，写民工进城历程中心灵的历史，目前小说已进入了最后修改整理阶段，不久的将来就会与读者见面。     就像这部小说里的男女主人公来自乡村一样，孙惠芬生命的前二十多年一直都生活在乡村，她当过农民、文化馆员、县文化局副局长，而她的亲戚大多数现在也还生活在乡村。由乡村到城市，孙惠芬觉得“我的视野很满，却感到很空。我的身边处处可见现实的生活，比如拥挤的人群、轰鸣的车流、喧闹的市声，可是没有哪一种现实能让我触摸时感到抚慰。”     直到有一天，“乡村的现实一旦向我逼近，我不再焦灼，不再浮躁。我找到了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和状态。现在回想，那真的犹如蜕变一般。”农村题材的写作成为了孙惠芬怀念乡村的情感抚慰，在迄今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孙惠芬执著地把抒写乡村作为自己创作的基点。     缘于童年的记忆，少年的印象和多年来往返城乡之间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她创作的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被誉为“中国乡土女性特殊文本”、“一曲美丽凄婉的田园牧歌”。2004年她入围茅盾文学奖，并因其是25部入围作品中唯一一部撰写农村现实的作品备受专家的关注。作家吴玄认为她于2004年发表的《上塘书》创作“是一次温暖的叙事，就是那种久违了的温暖感动了我。温暖，肯定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品质。”     曾有评论家说：中国当代女作家中，和土地、农村有深层联系，同时又能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角度探究农村生活的人毕竟太少，孙惠芬是其中有创作实绩的一个。而孙惠芬说，乡村生活已进入了她的骨髓，她的灵魂。现在她每隔上一段时间就要回村里住上一阵，因为“脚不沾农村地皮心就发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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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民工的心灵历史 孙惠芬赶起《吉宽的马车》
2007-05-11	来源: 解放日报

孙惠芬和她的最新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     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孙惠芬最新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懒汉的爱情故事，又从懒汉的视角揭示了一群民工的心灵史。    

小说养在心里慢慢长大     “乡下人进城”，是孙惠芬创作中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的题材和叙述角度。小说的灵感来自于回老家时母亲的一句话，母亲说孙惠芬表哥家的小美在城里端盘子，被一个小老板看中，后边还将有怎样的故事呢？这个念头被孙惠芬养在心里，就像养着一条鱼。     为此，她去到辽南乡下，希望能重温让自己身心踏实的人间烟火。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整天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懒汉，赶着马车在乡村游荡。这时，那个“养在心里的念头”慢慢地流出来，汇流到懒汉的故事里：如果小美回家后爱上这个懒汉，一切又会怎样呢？这些想法都被孙惠芬养在心里，让它慢慢生长。原本以为写一个短篇就能解决的故事，养成了一部长篇，孕育成一个懒汉和一个女孩的内心风暴。    

关注乡村流浪者的心灵     孙惠芬说，这场写作最大的难处在于，让一个人的内心风暴融入时代的风暴，必然会发现更多人的内心风暴。如何控制文字的节奏，如何写出命运的深度、人性的深度，如何让所谓的“当下”变成艺术的现实，如何让笔触从心灵的缝隙里探进去，再从时代的缝隙里走出来，如何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     孙惠芬说：“写民工，是因为我的乡下人身份，使我对乡村流浪者的心灵格外敏感。之所以称民工为乡村流浪者，是因为我把民工进城看作一种精神上的突围，这样的突围不仅仅属于民工，也属于社会上每一个或强大或弱小的个人。”     有人说，孙惠芬小说中的“乡下人”在城市的奋斗没有获得成功。对此，孙惠芬解释说，人就像推粪球的屎壳螂，刚推到山顶，又要落到谷底，类似向山顶推巨石的西西弗斯，这是人的宿命。“但《吉宽的马车》和我以前作品有所不同，是要努力表现他们从被压倒的巨石底下往外挣扎时的坚韧和勇气，是表现他们从不放弃再一次站立的信念。” （记者 姜小玲）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19 22: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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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芬、素素获鲁迅文学奖

据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2004年12月28日消息，我市作家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素素的《独语东北》分别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散文奖。 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文学奖。每两年颁发一次。孙惠芬的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发表《人民文学》2002年第一期，该小说叙述了生活在农村的两个青年女性之间的关系和命运的起起伏伏，体现了当代农村向往进步和光明的普遍情愫；素素的散文集《独语东北》出版于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该书以深入而广阔的视角和淹没在历史尘埃的故事，发现了东北的独有的风情和文化底蕴。两部作品发表后反响热烈。 孙惠芬、素素获奖，是她们矢志不逾地坚守文学创作的结果。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她们勤奋耕耘，努力进取，都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大连文联创研部 下期介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大连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素素。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20 11: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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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哩哏郎 于 2009-10-22 20:02 发表
   佩服！

佩服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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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




　　素素，女，1955年4月2日出生于辽宁大连瓦房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散文学会理事，大连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大连市作家协会主席，大连日报高级编辑。
其创作的散文《北方女孩》于1989年获“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银奖，
《佛眼》于1994年获“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1996年，获“第四届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
2002年，其散文集《独语东北》获中国“首届冰心散文奖”、辽宁文学奖“辽河散文奖”。
2004年《独语东北》分别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散文奖。


已出版的散文有《北方女孩》、《女人书简》、《素素心羽》、《相知天涯近》、《与你私语》、《独语东北》、《女人心绪》、《佛眼》和《欧洲细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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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留言

7楼	用户名：jsxhwgr	电子邮箱：jsxhwgr@126.com
留言内容：	素素主席是我崇拜的老师，她勤奋高产。我曾经聆听过她的讲座，虽然以过去20多年，但她教给的东西让我受用一生，如今，我还一如既往地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
6楼	用户名：王wy	电子邮箱：
留言内容：	大连的骄傲
5楼	用户名：苑子	电子邮箱：
留言内容：	我是从<素素心羽>认识她的,我被文中的深刻和语言的淡美感动.后来我又看了<独语东北>被它的大气,厚重震撼,小女子写出这样的文章太不简单!
4楼	用户名：吴文祥	电子邮箱：w308603095@126.com
留言内容：	你好~！ 我想找您在99年出版的《与你私语》一书，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现在正需要这这本书！急！急！急！ 联系方式：13508435207
3楼	用户名：王恒	电子邮箱：wangheng_78@yahoo.com.cn
留言内容：	近读素素的<流光碎影>,不忍释手,真是文如作者其名;但平素中见理性,留给读它的人更多的是文思镌永.愿素素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2楼	用户名：天天	电子邮箱：
留言内容：	素素可是我们大连的骄傲啊，她是国内很有名气的女作家，而且为人谦和，淳朴，我们都很喜欢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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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27 07: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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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独语东北》 张祖立

1997年和1998年间素素发表了共有“独语东北”标题的散文29篇，字数总计18万。徜徉在雄伟大气厚重的东北历史文化空间里，人们的心灵感到了一种期待已久的强烈颤动，同时欣喜又寻得了一块寄托当代人精神的家园。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素素凭着对散文艺术的一往情深和日趋自觉、成熟的意识及艺术表现力，创作出了像《北方女孩》、《素素心羽》、《相知天涯近》等散文集子。在这些作品中，素素从对质朴清新的乡村世界的梳理编织到对觉醒丰满的城市女性心理的挖掘探讨，都真实完整地表露出了一位当代女性的特殊而又带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心迹，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到了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素素突然走出了过于缠绵其中的女人世界，一下子把人们带入一个厚势大气的东北世界。 素素这种新的选择和转型，是一种更自觉、理性的行为，也带有一种她个人创作上的革命意义。1994年和1995年之间，她曾对自己的下一步创作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写书》中写过：“下一本书我将走向哪里？”在《拷问灵魂》中，她十分推崇张承志的散文《清洁的精神》，对自己写的文章表示不满，决定在此后较长时间里，静下来读一些书，即使要写，也是写“真正属于文学并且敢于大胆拷问心灵的东西”。《遥想大西北》也可以看出她转型的迹象。该文赞美遥远的大西北，说大西北是都市人精神的栖息地。事后在与笔者谈及以东北为表现对象的选择时，素素曾作过这样的解释：我读过周涛的《游牧长城》这类作品是受到很大启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写，但我没有这些作者的经历，于是便想到我们的东北。早在1992年，素素就写过一篇题为《大东北》的散文，“大东北是一种图腾，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精神”。不难发现，素素开始对文学与文化关系，对于文化之于文学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不可否认，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更多的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对人类灵魂或精神的探索与思考，势必导致在文化范畴上的追本溯源，而所有文化也势必是产生于人类具体的物质创造活动基础之上，表现于所有文化载体如文化制度、文化语言、风俗习惯、人文景观及渗透进人文精神的自然环境等等。基于这一认识，将现代人或者作家的情感、思想在文化的视野中予以审视、考察，并使文学作品具有浓厚鲜明的文化意蕴和文化特色，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大东北使素素有了一个新的创作增长点。 从地域文化角度讲，东北文化圈是中国大文化圈的从属，这个地域文化圈因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及社会发展历史而具有了自己的某些特质。东北聚集多个民族，有丰富的文化形态。东北文化是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以及牧农兼有的混合型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文化品质：在农业文化方面，突显了恋土、保守、狭隘、散漫的一面；在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方面，则突显了剽悍、骁勇、粗犷、豁达开放的一面。东北历史上战争多发，时间旷久，雅文化易为战乱掠毁，更多的表现出生动浓郁的民族习性、风土人情等古朴而实在的俗文化形态。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气候条件恶劣，冬季寒冷漫长，艰苦的自然环境和险恶的社会环境迫使关东人聚注精神为生存而拼搏，因而滋长养成豪迈刚强的意志，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生命意识。在整个中国地域文化众多版块中，东北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环境、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民族品性和人文精神。由于多方面原因，东北文化在一个历史阶段里，在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被放逐在中国历史文化格局边缘。素素要做的是营造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美学风格独特的大东北世界。 在《独语东北》中，我们读到了东北文化的特质。素素的文化视野，收揽了东北文化的原生形态，构勒了东北特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民间文化景观及朴野浑厚的俗文化氛围。作为抒情主体，素素又使得笔下的东北世界充满了豪迈而充实、苍凉而悲寂的情感倾诉。 面对大东北，素素首先要做的是寻找大东北，把一个具有无穷魅力、能承载当代人灵魂的大东北推到世人的眼前。她不知疲倦地去梳理着大东北，擦去它身上的尘土，使露出昔日的耀眼光芒和风采，唤起我们内心久违的英雄意识和激情。不是吗，“从大兴安岭走出过许多剽悍的人群，他们在历史上以游牧者的雄姿演出过一幕幕辉煌的正剧”（《痴迷的逃亡》）；东北的游猎民族肃慎在历史长河中“居然有过三次瀑布般的辉煌”；“如果以黄河为轴心，黑龙江与长江一样，是中原文明的另一翼”（《煌煌祖宅》）；快被岁月湮没成尘土的红山文化则在自豪地说：“辽河文明早于黄河文明”！红山文化是华夏龙的源头， “龙的故乡”（《绝唱》）；大东北散布着许多凝结历史辉煌的意象：大鲜卑山上的洞穴、原渤海国的中世纪古城遗址、轰动考古界的牛河梁、留下秦皇汉武魏帝脚印的辽西走廊和碣石宫遗址、爱新觉罗家庭的故宫、东北大帅的帅府……。素素在用艺术之笔勾画了寄托心灵的大东北躯体。 表现大东北的辉煌，绝不是制造“兴奋剂”，使人们拥有一时的刺激和陶醉，而是树立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和对历史应有的意识。素素散文中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大东北历史的理性观照和反思，表现出一种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的自觉意识。《煌煌祖宅》中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从东北出发的队伍，“无一例外地骑着马，来势汹汹， 把那英雄旷野之气张扬到了极致。然而可悲的是，他们又都无一例外地被中原以深厚的文明和儒雅的风度从马上拉下来并打翻在地”，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综合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努尔哈赤对汉文明也有一种追崇。但它不是渤海式的吸吮，也不是金式的掳掠，而是融合之后的君临。”《永远的关外》对造就东北保守落后的原因探讨时，曾有这样精彩的文学语言：“东北不但被一层层隔在了外面，隔在了远方，他们也如作茧自缚一样，把自己包裹进了黑暗。长城对于东北，是天罗地网……山海关不是风景，而是一扇沉重的很难启开的门，它影响了自有它以后的世世代代东北人的心理、观念、行为乃至生活方式……它一面让东北人因为人家闭关而自守， 一面又使东北人困兽犹斗，更加蛮气十足”，作者又情不自禁地盼望说：“东北人的灵魂， 什么时候能真正地越过长城，越过山海关， 以飞翔的姿态， 在这个世界上来去自由？”《走近瑷珲》对康熙在沙俄面前的让步则从文化心理结构角度上进行了分析，认为“是康熙的大国自恃的心理在作怪，只有征服意识而没有领土意识。”《空巢》还对张作霖想当总统一事作了如下的分析：“东北的传统就是骑着马入主中原。张作霖继承了这个传统”，另外，作者就“瑷珲”改为“爱辉”，对推倒旅顺白玉塔的建议均表示了质疑，引起人们对东北人乃至中国人的特殊文化心态进行深入思考。 “独语东北系列”对东北人的生存方式价值和文明走向问题进行了思索。由于人类生存方式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造就了人们关于生存方式的价值取向的矛盾性。从《独语东北》中我们读到了一种大气。但在这些大气的文章中，我们仍然看到了素素以往擅长的女性的细腻和纤婉的情态与体察。这种细腻在解读东北粗犷豪侠的文化时，竟然会有神奇的无与替代的优势。有时，素素那种异乎寻常的在乎细节的女性的偏执，一下子将我们引入了深刻。《痴迷的逃亡》中，作者在追叙鲜卑族人走出山洞穴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突然就厌倦了山洞，突然就想远远地走？作者在进行多次设想后，认为“无论是什么理由，这种集体大逃亡肯定是出于无奈”。作者在文章末尾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引申性的深入思考：“对游牧者而言，中原是一个大陷阱，中原的文明诱惑了他们，使他们身上的野性渐渐稀薄，中原的文明也埋葬了他们，使他们在那条古老的河里沐浴之后，便失去了本来的面目……在人类的前面永远有一个中原，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文明诱惑着跳了进去，谁来拯救我们呢？”这是现代人面临的生存问题上的困惑。由于这一问题又与传统很密切，因而在人类告别传统、过去走入文明、未来的当头，这种困惑和矛盾就显露出来，在少数民族身上，表现得就格外突出了，因为在文明与传统之间，这种反差更大。《乡愁》一文的题目就说明了一切。昔日的鄂伦春人离开了森林，集中在村庄生活，对这种生存环境、方式的改变，作者说不出是喜是忧，于是文中便充满了一种淡淡的忧愁。在《绝唱》、《女人的秋千》等文中，我们还能轻易地察觉到这种淡淡的忧愁在笼罩着、索绕着。由此，我们还感到，素素对过去、传统怀有难以割舍的依恋。人类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确应当有诸多的忧患意识，否则盲目的乐观和无节制放纵自己，都会加速走向苦难。但退回到过去或一成不变地维持现状也不会有出路的，素素的伤感也是人类共同的迷惑。 对人的生存方式的深入思考，自然也会引发对生态文明问题的关注。在《绿色稀薄》、《鹤乡》、《最后的山》等文中，素素表示出了爱护大自然，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她描绘了风光无限的大自然，极大地愉悦陶冶了读者的心灵；她也展示了人为浩劫之后的大自然恐怖的伤痕和无穷的报复力量，使人类在不断反思中生成忧患，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在民族危亡非常时期，以文学之笔解剖了东北文化的生命，投映了东北文化的品格，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的亡国之痛和恋乡之苦的悲壮情怀，展现了东北文化的顽强而执着的生命意识。与他们不同，同为描写东北素材的文本，由于时代、心态诸方面的关系，素素的散文尽管也有淡淡的痛楚与伤感，但不是“生的坚强”，“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的书写，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从容，这种从容能使作者较准确地解读东北文化的特征。但这种从容也使作者与表现对象之间有了一个易为人察觉的距离。广裹的东北只有长久栖息其中才会领悟它全面的内蕴，这时如果没有丰富的感性材料，难以生成真正的属于个人的感悟。从这一点来看，素素写《独语东北》时还可以再细赋一些、再深入一些。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确立自己的“文化散文”的特色那种不同于他人的散文文体。将素素与当年的萧红进行比较似乎没有道理。作为“东北作家群”的杰出代表，萧红以自己横溢的才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不仅写出了东北人民在“生死场”中的生存方式，不仅描绘了强悍朴实的风俗习惯，更注重于对女性命运、东北民众的劣根性、人的生存环境的表现和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萧红的小说中，挟裹着一股文化批判的力量和气势，构成了思乡怀土与启蒙思想的有机融合。素素固然是侧重写东北文化的，为了保持解读这种文化的准确性，她善于整体客观地描写东北的人与自然。也许是为了强调对东北文化的构筑和建设的意义，她对东北文化的描写是以褒扬为基调的。这其中尽管有反思性的文学，但总体是比较客气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人在重构中国文化时越来越关注着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东北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首先也应该是东北作家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也许会纳入素素以后创作计划中吧。 “独语东北”系列，是我们解读东北的优秀文本，也建立了当代人言说灵魂、体悟生命的一块园地。“独语东北”世界，在理性力量、情感色彩、人格精神、文化底蕴乃至艺术表现力方面都比较成功。成就也超过了素素以前创作的散文。相信素素的散文创作还会有新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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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我个人的时尚史

2008年09月24日 19:54  新浪读书
　　
2008年夏和秋，注定是中国最忙碌的季节。先是忙碌北京奥运会，已经收获了一大片黄金白银。接着就开始忙碌改革开放30年纪念，秋后的收获也定然是囤满仓肥。在这一场接一场的忙碌中，我本想当个旁观者，可当看到文艺报搞的这个征文，突然也想加入到这场忙碌之中了。
　　我生活在大连，大连是个因服装而知名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女人大多喜欢穿，我不但是喜欢穿的一分子，而且还写过不少关于穿的文字。这几天，我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过去30年间的照片，想通过照片看自己穿过的那些或老土或时尚的穿着。
　　的确，如果不是这个机缘，我断不可能再去看七八十年代的旧照片，也就忘了那些曾经被我大摇大摆穿在身上的衣裳。记得，30年前的春天，我来大连上学，去学校报到那天，我穿了一件当时最能拿得出手的衣裳，那就是流行于70年代的四个兜的灰色斜纹布制服。确切地说，它不是女式服装，而是略微掐了一下腰的男式服装。为了与雄性味儿十足的上衣相搭配，我穿了一条军绿色的确良裤子。夏天很快就到了，脱去了那身灰之后，所能换的也只有白。我和班里女生站在校门口合影，大家也都是清一色的白，后来看到这张照片的人，竟以为是大连师专当年的校服。那年期末，学校评三好学生，在所有的三好学生里再评出一个“三好优秀生”，我那张穿着白上衣的照片，曾赫然挂在学校走廊的橱窗里。
　　这就是我的1978。虽已春回大地，我的世界仍然只有灰白两色。朴素是朴素，毕竟暗淡了些。
　　80年代初，我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女。所有在此期间结婚的女性，都会置办春夏两套外衣。一套是蓝哔叽(或叫华达呢)西服，另一套是灰色中长纤维西服。它们与几响几转的大件们一样珍贵，一样必不可少，成了我们这一代女性共有的经历和记忆。在生命中最美的那一刻，我们就是穿着这样的嫁妆，将身份由未婚变成已婚。现在想来，灰与白变成蓝与灰，色彩看上去没有多大变化，衣式却是有了质的不同，即洋气的西服替代了僵硬的制服。记得，我从没穿过那套蓝哔叽西服，原打算这么好的衣裳应该穿上一辈子，所以就特意叫裁缝把它尽量做得肥一些，结果年轻的时候不能穿，只能等老了再穿。可还没出几年，它就成了永远被压在箱底的过时货，即使有一天，我老到牙全掉光了，也不会去穿它了。
　　就我个人而言，衣着打扮上真正的觉醒，始于80年代末。1987年夏天，我坐大连海运公司的客轮去了一趟广州，当我逛了半天沙面的高第街，我彻头彻尾地知道了人与衣裳之间的关系。原来这世界有这么多好看的衣裳，原来我可以不那样穿戴而可以这样穿戴。高第街大概只有三米宽，街两侧从地面到空中，各式衣裳遮天蔽日，目不暇接。半天走下来，我硬是看得把脖子都扭疼了。高第街的衣裳大都出自港台，北方人封闭，当时管港衫喇叭裤叫奇装异服，现在看就是时髦货和前卫款。记得在高第街，我不但大饱了一番眼福，还在地摊上买了几套打折的港台式裙衫。回到大连以后，女伴们羡慕得简直要疯了，非要我扒下来给她们拭穿一下，可她们穿在身上就不想脱了。为此，我曾写了一个《女人与衣裳》系列，竟不期然地获得了女性读者的一致追捧。那个系列就发表在《大连日报》副刊上，题目分别是《看衣裳》《买衣裳》《穿衣裳》《心灵的衣裳》。我之所以要写最后那一篇，心里有个小九九，就是怕别人说我太看重外表，舆论导向有问题。
　　要说80年代的我在穿着上还小心翼翼，90年代则有不管不顾之势。在中国，商品经济大潮渐起，服装市场异彩纷呈。这个景象不仅影响着人的生活观念，也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就我本人而言，随之改变的不但是衣着，还有或长或短的发式。那肥大的毛衫和外套，紧腿的弹力裤和牛仔裤，以及各式套装和连衣裙，茶色眼镜、项链挂件，无障无碍地穿戴在了身上。不再害怕有人说衣裳的颜色太艳，皮鞋的后跟太高，几乎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什么时兴就穿什么。心无纤尘，晴空万里，第一次觉得做个女人真是幸福，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在穿着上要说受限，就是当时的腰包还不够鼓胀。解决的方式是向上海人学习，螺丝壳里做道场，用极少的钱，买最好看的衣裳。那是1991年冬天吧，《大连日报》副刊举办的五彩城全国散文大赛结束了，我去北京给大赛顾问冰心先生送纪念品，与她合影时穿的那件罩衣，还是我去哈尔滨参加冰雪节时买的，只花了47元，却得到了冰心先生的夸奖，她说，素素，你穿得很时尚啊。同样的话，此前紫风先生也说过。同年夏天，秦牧先生偕紫风先生来大连当大赛评委会主任，看到我将一件普通的蜡染蓝花布连衣裙套在白衬衣外面，紫风先生眼睛一亮，说，你们大连姑娘真是会穿啊。
　　走入21世纪，大家在穿着上比较流行讲品牌。品牌已成了时尚的代名词。我也买过有名气的大品牌，但我更在乎个人性的品质。就是说，在穿的问题上，我有了角色意识。所谓角色，首先考虑我是一个女人，然后考虑我是一个女作家。基于这两点考虑，我给自己的衣着找到了更准确更适度的定位。比如，我经常外出旅行或采访，有时在国内，有时去国外，休闲款和运动款就成了必备的装束。总之，不论外出还是居家，这些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穿着风格，那就是在飘逸、自由之外，再略带一点艺术的夸张。
　　我想，不论是我个人，还是这个国家，这30年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人在穿着上不再有那么多的禁忌，而进入了个性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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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获“鲁迅文学奖”作家介绍

辽宁广播在线 2009-10-20 点击数：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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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男：是这样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育一方文化。辽宁人杰地灵、文化丰厚。
    女：继辽宁作家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获奖之后，在2005年第三届鲁迅广深奖评选中，辽宁女作家素素榜上有名。
    男：素素，本名王素英，1955年生于辽宁瓦房店，现供职于大连日报社。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现在主要从事散文创作，
    女：素素的散文清新细腻、感情丰沛，结构曲折，一咏三叹，她曾经只身闯荡大东北，跋涉白山黑水，游走三江平原，走近边境瑷珲，深入扎龙沼泽，抚摸旅顺伤痛，登临关外长城。每到一地，触景生情，追寻历史，心潮奔涌。
    男：素素还来到了辽宁西部，这里丘陵起伏，素素沉醉于这里的红山文化。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还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和积石冢群。在这些遗址和冢群下面，有美轮美奂的玉器，
    女：作家素素行走在辽西大地，感受着古老文明的气息，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去牛河梁的时候，干燥的辽西突然小雨如酥。女神庙就在牛河梁北山顶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庙的概念，看见那时候人类对庙的理解。它由一个单室和一个多室组成，顶盖和墙，都是木架草筋内外敷泥，光面的泥墙上还画有彩绘。我是说，女神庙早已不是立体的了，只是一些古老的碎片，如果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她就该是这个样子。
    在这些碎片里，曾有一尊生动的泥塑头像。她等待了数千年，那温柔的目光终于与我们相遇。她的眼睛是绿色的玉镶嵌的，她的嘴巴含着羞涩却似有话要说。那是一张年轻的脸，脸上有风情万种。    因为她出土时，近旁有女性的手臂和乳，所以发现了她，便有了这座庙的名字，她也便有了自己的名字——红山女神。
    她让我一下子望见了中华民族早期原始艺术的高峰，望见了原始宗教庄严而隆重的仪式。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人们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原来，辽西是因为有了她，而成了一条更大的河之源。
    辽西真的是母性的。只有母性，才会把那么久远的美丽完好地庇护到现在。只有辽西，才会哺育出这样一位妩媚鲜润的女神。在那之前，人们还在崇拜自然，突然间就崇拜了人自己，而且是崇拜自己所爱的女神。母性的辽西，赋予它的子民先知般的智慧，让她们总是走在历史的前头，向世界发出文明的曙光。
    但是，女神那如蒙娜丽莎一样神秘的微笑，如今有几人能破译？你的饰物是骨是玉？你的文身喜欢哪种图案？当初那么繁盛的香火，那么密集的人群，为什么突然间像轻烟一样散去？当什么都消失了之后，在你那长久的寂寞里，有谁走过那空空的庙宇，再为你献上一朵野菊？
    只有女神没有走开。一直就守候在这里，并且一直端庄地微笑着，看日出日落，草绿草黄。她的守候似乎就为了告诉我们一句话，这儿原先并不荒凉。她那颇有深意的目光，她那欲言又止的唇，似乎还想说，如果这世界有个地方荒凉了，一定因为那里有人或者曾经有人。
    的确，站在牛河梁上，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自然脆弱，人更脆弱。人的脆弱是因为生命本来就脆弱。当初环绕着女神跪下的人们早已不知去向。丘陵起伏着，却没有村庄的痕迹，也没有只言片语。只能放飞想象，在不远的地方，有过炊烟和姑娘的歌声。
   

    女：作家素素笔下的红山女神越过千年风霜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男：是啊，辽宁地域辽阔，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五千年文明史积累的灿烂文化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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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 > 正文

北国的素素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7年01月22日10:00   王兆胜

　　
　　 王兆胜，男，生于1963年，山东蓬莱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文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已出版著作有《林语堂的文化情怀》、《胡适的读书生活》、《逍遥的境界》、《闲话林语堂》、《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等6部。编著有《20世纪中国文化论争》、《2001年中国散文年选》、《2002年中国散文年选》等。另外，还发表散文随笔数十篇。曾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2002年全国高校教师文科优秀论文奖等。
　　
　　相对于“南国”来说，“北国”风光是别具特色的：它的山往往不是高耸入云、奇诡玄幽，而是博大敦厚、平常朴实；它的水往往不是曲曲折折、清澈见底，而是浩荡恣肆、深得发黑；它的园林和土地往往不是精巧秀朗、多彩多姿，而是广大宽厚、平淡无华。最为突出的是，北国不像南国那样四季如春，当冬季来临，漫天的大雪就会覆盖整个大地，此时的北国世界就变成银妆素裹了。如果将南国比成一个柔和灿烂的少女，那么北国则是一个热血男儿。北国是以它的坦荡宽厚、质朴无华和侠肝义胆呈现出大气磅礴的丈夫豪情。
　　素素生于北国，长于北国，学习、工作、生活和写作都在北国，北国是她的家园，是她的根本，也是她的梦幻。这就好像一粒种子，自从被包裹和孕育那天起，它就将自己的全部光热、希望和梦想交给了大地。也可以这样说，素素是由北国的山水养育而成，同时她又是北国忠诚的歌者。
　　与作家的名字一样，素素本人和她的散文都是质实无华的，给人以“素面朝天”的艺术感受。就像一个农人的深耕细作，也如一个艺术家的精雕细刻，素素坦诚真率地生活着，描摹和刻画着她心中的风景与人事，尤其写东北这北国的山水风情。这让我想到萧红。但与萧红不同的是，素素不是一般性地将东北作为写作题材，而是有了“独语东北”的自觉意识。在《北方女孩》等散文集中，素素还是一般性地涉猎到东北，而到了《独语东北》则将“东北”作为自己独立的审美对象，努力地发掘东北文化的内涵及其特征，歌唱它的优美也批判它的丑恶。一般意义上说，一个有特色有成就的作家，往往都有其独特的言说对象，也都有对这个对象进行剖析的自觉，像鲁迅之于绍兴，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莫言之于高密、张炜之于胶东半岛、贾平凹之于商州都是这样，而素素则是“独语东北”。我认为这是素素散文有别于中国其他作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能够较好地写出东北文化的浩瀚与深厚，而不是让人觉得力气难支和捉襟见肘，这是素素散文了不起的地方，从这里也可看出素素的素养、性情和胸襟。从跨度来说，素素写出了东北许多名胜古迹，像辽西的牛河梁遗址、牡丹江边的龙泉府遗址、阿什河畔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大兴安岭的嗄仙洞、辽东九门口长城、深山老林中座山雕的老巢、长白山的天池，还有瑷珲、大连、沈阳、旅顺口、哈尔滨和漠河等；从文化来说，素素展示了东北不少文化风俗，像二人转、秋千架、火炕、纵酒、关东烟、冰雕等。而将这两个方面概括起来，素素主要显示的是东北的土著史、风俗史和山川史三个方面。不仅仅如此，素素的笔力还深深探入东北文化的内质中去，发掘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可能是素素散文最有价值的部分。
　　长期以来，在汉文化的话语体系中，东北是一个空洞甚至野蛮之地，当然它就不可能有什么独特而有价值的文化了。而素素却认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文化是相对的，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论是汉民族也好，少数民族也罢，它们都有自己不可代替的文化及其价值意义。所以，素素在描述东北文化时既自信又自豪，既坦诚又虚怀。在《绝唱》中，作者以一颗诗心赞美辽西的红山女神：“她让我一下子望见了中华民族早期原始艺术的高峰，望见了原始宗教庄严而隆重的仪式。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五千五百年前的人们用黄土塑造的祖先形象。原来，辽西是因为有了她，而成了一条更大的河之源。”谈到渤海文化，素素说：“金光闪闪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不是别人帮的忙，而是渤海人自己一砖一瓦完成的作品，所以它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不止如此，它也是当时世界最耀眼的一隅，东北亚第二大城市，海东盛国，除了长安，就是它了。那时的世界是空荡的，驿道漫长，天低野阔。但在那片凄冷的背景里，燃烧着一轮太阳，那就是渤海的城郭和人烟。”在以往的汉文化语境中，辽、金、元和清诸国都是愚昧、野蛮和残忍的，有时是非人性的。所以像金兀术就被描写成青面獠牙的强盗和野兽。但素素却说：“走到会宁府，我终于从近处细细打量了他。对于他的民族，他与岳飞是同一种高尚。他与岳飞的不同则是金主英明宋主昏庸，金兀术得以老死，而岳飞是被自己人害死。”在这里，作者虽然忽略了历史性，也忽略了侵略和反侵略的正义与非正义性，但打破汉夷文化的一元性，将金兀术进行人格甚至是高尚人格还原的努力却是有价值的。
　　历史与文化有其自身的悠远、模糊、复杂和沉重，作家在与之相面对的时候不迷失于其中是极为困难的！这对于以敏感和悟力见长而弱于理性思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更何况女作家审视和追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统文化，而是一向为人忽略的所谓“蛮夷文化”。因此，在读素素关于这些“独语东北”式的散文时，我是为她捏了一把汗的。难能可贵的是，素素不仅举起了“东北”，而且有些驾熟就轻，使我感到她的一份从容，一份闲余。比如，写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空巢》，就表现出作家不同凡响的功力、学养、文化思想及其境界品位，其中融入历史清醒、人格品评、人生感知和生命体悟，这是一篇有广度、深度、厚度和深情的佳作。当然，在对张学良的情感向度上作家恐怕有点失于冷静，滚烫的激情是否遮盖了对张学良更为中正的评价？在张学良的人格和人性世界中难道就没有问题吗？近来，素素还写了一篇《模仿的大连》，作品站在建筑艺术、都市文化以及世界和人类健全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大连这座都市，得出了中正而又令人信服的结论：与许多一味歌咏大连的城市建设不同，素素将大连说成是一座“模仿”之城。这就给人面目一新和高屋建瓴的感觉。没有超越大连甚至中国都市的眼光，要做到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模仿”并没有进行简单的理解，而是赋予了复杂的含义：一面是肯定其价值与合理性；另一面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就前者言，素素说：“模仿也在进步。模仿也能成为大家。日子越模仿越好，城市越模仿越美，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后者言，素素又说：“模仿的后果却是，城市的味道越来越足，城市的样子却越来越趋同，个性被彻底遮蔽。”以身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视点，以文化人的角度来审视大连，这是素素的独特之处，也是从这一方面，素素说，在“二十多年里，我常常为它悲哀，我又每每被它感动。”应该说，简单地理解历史与文化是文化散文的致命伤，所幸的是，素素没有这样做，她往往入其复杂，而出其简明。
　　素素还指出东北文化的“匪气”特征，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和剖析，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在《黑颜色》中，作者说：“东北的土匪与关内的土匪是两种装扮，关内的土匪外表显出一些儒雅，绸裤，皮鞋，墨镜，且油头粉面。东北的土匪则是叠裆大棉裤，狗皮帽子，乌拉鞋，土得掉渣。不论他们曾经是纯朴的，有良知的，侠义的，还是原本就属于流氓赌棍不逞之徒，他们是破落的东北牌农民。没有文化，只有信条。那信条是物质化的，或图财或图享乐，他们为此去巧取豪夺，将人性的丑张扬到了极致。”“匪则是精神的丧失。任何宗教点化不了他们，有奶就是娘，效忠与背叛，在他们是游戏，是眨眼之间的事。在匪的世界里,此岸是黑色的，彼岸还是黑色，黑色来自内心，来自灵魂，并指引着灵魂的方向。他们是精神的屠夫，又是肉体的杀戮者，他们将东北蹂躏得体无完肤。那群人即使后来消泯成白骨,他们的精神也总是要有一些遗留的。后代的东北人在大发豪气的时候，总让人疑疑惑惑隐隐约约地看出些匪气。”就我所涉猎的范围看,这是关于“土匪”文化及其精神的最深入也是最具有文化感的透视，标志着素素散文达到的深度、厚度与力度。
　　这种文化散文的突破，说到底与作家的现代理性意识之自觉相关。与许多文化散文或固守于中国文化传统或盲从于西方文化后面亦步亦趋不同，素素的文化散文是忠于历史的，更是有现代感的。比如，关于“匪”的阐述，作者就从文化、个性、人性、精神、灵魂和信仰方面进行透视，从而得出土匪是“精神的屠夫”的结论。当写到辽西那古老的文化陈迹，作者这样结语：“这世界已经开始沙化，自然的沙化和心灵的沙化已经悄悄地向我们逼近，我们要怎样阻挡才不发生辽西那样的干燥？”这种融入极具世界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生态平衡”观念是相当可贵的。对于渤海文化，作者又说：“如果我是今天渤海的文化人，我也会不离不弃地守在这里。不是看家护院的那种，而是以质疑的态度，追寻那座不该失落的仙邸，那一片不该塌陷的文明。”一个“质疑”即将作者的“坚守”点燃了，何以故？“坚守”是执著，而“质疑”是反省，这一正一反之后必然产生一“合”，而现代的理性的精神也就在此产生了。过于沉溺于传统是不对的，过于跟从时流也是有问题的，唯有在“坚守”和“反思”的双向运动中才能真正地走向现代，从而不至于迷失自己。
　　与男性文化散文作家不同的是，素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有着丰富、饱满、敏锐而又诗性的心灵，这很像北国之冰雪，既纯洁聪明又灵性浑发，这是支撑和酝酿素素文化散文的深厚土壤及其酵母。就像画家笔下那一幅美妙的山水，除了真实的山水人物，恐怕还离不开“云烟”，离不开什么也不是的“空白”是一样的。这就是“实中之虚”和“计白当黑”的价值。有时，男性文化散文给人的遗憾是过于“实”也过于“满”了，那些令人难以喘息的“知识”和消化不良的“理性”将散文的“气窗”几乎都堵塞了。素素的文化散文也有知识，也有理性，但却不是僵硬的知识和理性，而是被融化了的。同时，流溢于作品中的诗性与温情更能载起知识和理性之舟，使之在生命的河流上顺畅运行。这也是为什么素素的文化散文给人以“氲氤”和“气畅”的艺术感受。早在《北方女孩》散文集时期，素素就以轻灵与悟性见长，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沿着那条流梦的河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心只有被自己描写的时候，才醉了一般温馨。所以，我仍想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种植一块开满生命也开满灵感的花园。”这是透着冰雪聪明的一个内心世界。 素素还写过一本散文集叫《素素心羽》，只看题目就令人砰然神往，在它面前，人生的一切苦难和沉重都变成轻灵的舞者了，这是一种生命真正的飞扬后的“羽化”状态，其中的灵气和仙气汇集成超凡脱俗的逍遥精神。
　　以这样的心灵来烛照文化散文，就有可能不折了飞翔的翅膀，也不容易坠落下去。所以，在阅读《独语东北》时，除了体味历史文化的真义外，我还注重素素的飞翔，那种让心灵阳光驱散满天乌云的心灵自由与飞翔。在《绝唱》中作者写辽西文化时有这样一段话：“的确，站在牛河梁上，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自然脆弱，人更脆弱。人的脆弱是因为生命本来就脆弱。当初环绕着女神跪下的人们早已不知去向。丘陵起伏着，却没有村庄的痕迹，也没有只言片语。只能放飞想象，在不远的地方，有过炊烟和姑娘的歌声。”这种诗意的笔触荡漾着美伦美奂的乐音，又点燃着作家所要表述的理念，这是许多文化散文尤其是男性文化散文难以达到的一种心灵歌唱。
　　素素的文化散文当然不是无可挑剔，除了一些名篇佳作外，有的还显得比较平淡。其原因主要是结构不够紧凑，纵向的游线过于强大，横向的断面不够宽广，这就必然影响作品的文化密度和容量。另外，如果素素能够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学艺术的现代表现手法为己所用，那么，她的散文必将更上一层楼。我想，北国大地的博大精深和自高天而降的冰雪聪明必能孕成充满仙气、灵气和神秘的灵芝。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26 20:0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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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位中国著名作家采风獐子岛


作者：刘星   来源：大连日报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03日


　　

叶辛、陆天明、毕淑敏、王海鸰、邓一光、邓刚、石钟山、素素、徐小斌、孙慧芬、阎真、郝在今、李修文、刘静……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著名作家昨日齐聚大连，出席由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大连日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心有帆、海无界——中国著名作家獐子岛行”活动，亲身体验大连海洋文化与海岛人文特色，以“大家”之笔记录一段珍贵的“大连记忆”。市委书记夏德仁出席启动仪式并会见了作家代表团一行。市委副书记里景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世超出席。

　　会见时，夏德仁对各位著名作家来连参加采风活动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大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学艺术发展情况。他说，今天各位作家齐聚大连，亲身体验大连的海洋文化和城市的发展变迁，这是大连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大连的荣誉。在座许多作家的优秀作品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拜读过，并且十分喜欢，可以说影响深远，教育、启发、激励了几代年轻人。多年来，随着大连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连文化艺术事业不断发展繁荣，许多作家艺术家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和鲜明地方特色的精品佳作，赢得社会认可，赢得人民尊重。夏德仁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努力为繁荣文艺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大连建设现代文化名城、推动文学艺术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希望各位作家更多关注大连，并写出更多优秀作品。

　　里景瑞在启动仪式上致词。他说，大连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的进步。大连两次赢得全国文明城市的荣誉，很重要的方面是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大连文化艺术队伍逐渐壮大，对城市发展贡献很大，他们是大连宝贵的财富，也是大连的荣耀。招商引资是成绩，招贤纳才更是成绩。大连百年沧桑巨变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各位作家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希望各位作家不仅来连采风，也能进一步研究大连，并留下足迹、留下声音、留下作品，同时更期待各位作家欣赏大连、看中大连、落户大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也分别致词，感谢大连人民的盛情。他们对大连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尤其是文化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相信各位作家此次大连獐子岛之行，一定会在亲身体验大连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同时，留下妙笔生花的优秀作品。

　　据悉，此次活动结束后，参加采风活动的各位作家所写的文章将陆续在《大连日报》上刊发，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编辑 冯淑丽]







下期介绍著名“海碰子作家邓刚”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0-27 07: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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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刚


简介：
　　原名马全理。祖籍山东牟平。1945年生于大连。1995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1958年参加工作，先后干过钳工、焊工和质检员。1993年调大连市文联。历任大连市作协主席，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及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散文集《邓刚幽默》等10余部。短篇小说《阵痛》、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分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碰海人》、《站直啰，别趴下》、《狂吻俄罗斯》、《澳门雨》等，并译成多国文字。

新中国60年大连英模谱:写海第一人－邓刚

中广网    200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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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刚是从大连走向全国的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上世纪80年代，他以中篇小说《迷人的海》一举成名，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海风。 一系列带着海腥味的作品，让邓刚相继登上了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颁奖台，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独特地位，邓刚也因此被读者和评论界誉为“中国的海明威”。大连人民更是以这位“海碰子”作家为傲，对他满怀尊崇和爱戴。 　　坎坷走上文学路 　　邓刚原名马全理，1945年生于大连。上小学的时候，邓刚就爱好文学，但他的文学道路却并不平坦， 因“父亲问题”不允许考大学，13岁时，邓刚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机电安装公司当学徒，先后做过钳工、焊工、质量检查员等工作。那时的邓刚依然对文学满怀向往。每天上班，他总是夹个饭盒、一本书；下了班，他就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市图书馆看书、写作。厂里下午5时下班，市图书馆晚上8时闭馆，当时市图书馆还在世纪街，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看书，邓刚几乎每次都是全速狂奔。 　　十八九岁时，邓刚的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已很有功底，然而，他毕竟是有“成分”的问题，他的作品不允许发表。逆境中的邓刚仍然充满激情地刻苦创作，“那时被退回来的和练笔的稿子都用麻袋装”。 　　“文革”期间生活越来越困难，被逼得没有办法，邓刚下海当了“海碰子”，这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用之不竭的素材。 　　“中国文坛邓刚年” 　　1979年，邓刚在《海燕》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心里的鲜花》，并以厚积薄发的优势，迅速进入创作辉煌期，几年之内连续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十多部，描写工业改革的小说《刘关张》、《八级工匠》等轰动全省，并在三年内五次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文学作品奖，其中两年都是荣获双奖。用当时省作协理论家们的话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辽宁省的奇迹。 　　1983年，邓刚以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和短篇小说《阵痛》两次荣获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大奖，从此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显著地位。如果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是从干部的角度写中国工业改革，邓刚的《阵痛》则是从底层工人写改革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阵痛》被中国作协评为当时写工业题材最成功的作品。 　　邓刚写工人拿手，但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还是写海的小说。1983年，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轰动全国文坛。为此，邓刚受到巴金、周扬、丁玲、冯牧等接见和好评。丁玲在临终前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强调，她最后的一部书的序文一定要写邓刚的海。出版社按照丁玲的要求，将丁玲最后一部书的第一篇文章用《漫谈邓刚同志的海》。中宣部文艺局的理论家李准在一次文学创作会上讲到，《迷人的海》不仅在思想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其文体及叙事艺术也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作家。 　　邓刚在上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1999年他到俄罗斯去考察，还看到了前苏联翻译的俄文版《阵痛》。作家王蒙更是把1983年称为“中国文坛邓刚年”。 　　中国写海第一人 　　1985年，邓刚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辽宁作协副主席和大连作协主席后，并被保送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后进北京大学作家班。从1987年开始，他几乎一年有一部长篇小说问世：《白海参》、《曲里拐弯》、《灯红酒绿》、《没到犯罪年龄》，其中长篇《曲里拐弯》获东北三省优秀长篇小说奖。 　　邓刚的小说创作主要涉足两个题材领域：工厂生活与碰海生活，塑造两类人物，工人和海碰子形象，表现两种韵味：“铁味”和“海味”。特别是“海系列”小说，由于展示了我国文学中尚未触及的生活领域和创造了全新的艺术形象，深受读者喜爱。 　　他对海的描写独树一帜：他笔下的海已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舞台背景出现，而是将大海景观和人物刻画融合在一起，海成了活生生的人物，成为一种壮美的有灵性的艺术形象。 　　演员冯巩在接受大连电视台采访时曾说：“邓刚是把海当成亲人来写、当成朋友来写、当成爱人来写、当成敌人来写、当成仇人来写……”邓刚太熟悉海了，因为全国没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曾潜进深深的海底，在狂风恶浪中、在暗礁底下去拼命。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是中国作协连续三届理事的邓刚，又荣获大连市人民政府最高荣誉“金苹果终身成就奖”。这时，他的创作从小说扩展到影视作品，与达理合作的第一部电影《碰海人》之后，又以他的中篇小说《左邻右舍》改编成电影《站直喽，别趴下》，并获全国电影大奖和全国大学生电影节大奖。紧接着邓刚的中篇小说《远东浪荡》又改编成电影《狂吻俄罗斯》，并写出电视剧《澳门雨》等多部，深受欢迎。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1-2 23: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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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了更多读者　　21世纪开始，邓刚的散文、杂文、随笔全面开花，至今每年全国各种“年选或精选本”，都选有他的作品。
　　如今已年过花甲的邓刚仍然饱含激情地坚持写作，近几年相继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山狼海贼》、《绝对亢奋》，其中《山狼海贼》当选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优秀作品。
　　邓刚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曲里拐弯》轰动一时，20年后，他重写《曲里拐弯》，作品跨越上世纪60、70、80年代，描写了包括工人、苦力、煤黑子、木匠、知青、盲流、海碰子等众多奇特的人物，而大连人熟悉的民权街、海港等地方，都在这部小说中一一登场，读来觉得格外亲切。本来这本书是《曲里拐弯》的再版，但字数已超过原作的一倍，达到30万字，写法也有新的突破，上海文艺出版社责任编辑修晓林看完后爱不释手，写了大篇评论在《小说评论》上发表，认为这本书已不是简单的再版，而是一本新书。这本《绝对亢奋》，为邓刚赢得了更多读者。
　　充满激情和力量
　　在经历了诸多苦难之后，邓刚的心态依然那么阳光和健康，他的作品依然充满激情和力量。邓刚的作品写的都是小人物，他笔下的小人物却总是高扬着面对艰辛勇于进取的理想精神，不管濒临何等困境，他们总是挺直胸膛地活着，充满力量地活着，乐观而不肤浅，悲壮而不悲伤，展示出人类生命的辉煌或凯旋，给人力量。“我不是在塑造硬汉和英雄，我想让读者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生活的强者。”邓刚这样诠释说。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邓刚以优秀的创作成绩而代表中国作家多次出访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并被香港作家坊、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以“描写大自然的优秀作家”名义，特邀为访问学者，在香港各大学和市会议厅进行讲学。
　　独特的题材，独特的人物，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笔法，形成了邓刚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同样也是大连创作界对中国文坛的独特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达理、邓刚为代表的大连作家，迅速提升了大连文学在全国的地位，大连市从此有了作家协会，有了全国作家协会会员。如今，大连的全国作家协会会员已有三四十人，获全国大奖的作家有十几个。评论家周立民说过，“幸好，我们这座城市还有邓刚和他的《迷人的海》一系列小说。”从文化意义上说，邓刚也是大连这座城市的代言人。
　　

[ 本帖最后由 bywwcnll976 于 2009-11-2 23: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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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刚：可以悲壮但不要悲伤可以乐观但不能肤浅

2009-08-31 来源：新商报

文/关军 　　推出长篇新作《绝对亢奋》，讲述荒诞岁月里的残酷青春，却散发阳光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刚以中篇小说《迷人的海》一举成名，为中国文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海风。此后，《龙兵过》《白海参》《山狼海贼》等作品相继问世，这些印有他自己鲜明特色和独特经历的文字，让他相继走上了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颁奖台，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独特地位，他也被读者和评论界誉为“中国的海明威”。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站直喽，别趴下》《狂吻俄罗斯》等影视作品，也同样深受影迷欢迎。今年5月，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作家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绝对亢奋》，作品跨越上世纪六十、七十、八十年代，描写了包括工人、苦力、煤黑子、木匠、知青、盲流、海碰子等众多奇特的人物，而大连人熟悉的民权街、海港等地方，都在这部小说中一一登场，读来觉得格外亲切。 　　小说里有很多自己的体验 　　记者：在《绝对亢奋》中，大连读者能看到不少自己非常熟悉的场景，这里面有很大的自传成分吧？书稿注明第一稿是1987年，第二稿2008年，为什么时间跨度这么大？ 　　邓刚：不能说这部小说是我的自传，但确实有不少我个人的体验。除了有意识地避开“海碰子”的经历之外，里面有很多我的生活经验。1987年我写了小长篇《曲里拐弯》，在当时非常轰动，《新华文摘》等杂志都曾经转载过。这部小说写得非常好看，但只写了半部，主要侧重于“文革”期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时候希望我能把它写完。我觉得《曲里拐弯》已经很精彩了，再写纯属狗尾续貂，不可能写得更精彩。直到20年后，我重读《曲里拐弯》，才觉得自己写得不好，所以我决定把原来的十七八万字重写，并把下半部写完，出版后的《绝对亢奋》接近30万字。 　　记者：《曲里拐弯》重写后为什么改成《绝对亢奋》？ 　　邓刚：由十几万字充实到三十多万字之后，“曲里拐弯”这四个字已经涵盖不了现在的内容了，必须得另起一个名字。小说的主人公陈立世是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孩子，责编认为小说揭示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来源以及他们变化和成熟的历史，所以就把它命名为《绝对亢奋》。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面对喜怒哀乐，都要对生活充满激情。现在很多作品都写得很消极、很抑郁，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个世界永远都不会称心如意，作家在写作时，应该让你的作品充满激情、阳光和力量。悲壮而不悲伤，乐观而不肤浅，是我追求的写作境界。我希望用自己的作品给生活增添一点亮色和热度，为当今略显阴冷的文坛留下一点点温暖。 　　记者：包括金庸在内的很多作家都在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但也有作家认为不应该修改，不满意的作品可以不收入文集里面，余华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您对此持什么态度？ 　　邓刚：写《曲里拐弯》时我个人不成熟，国家也不成熟。无论在文学功力、思想水平还是对世界的认识上，那时的我都没办法和现在相比。那个年代很多作家都比较激动，遇到好题材都写得稀里糊涂，反而浪费了那些题材。不少作家年纪大了不敢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之所以敢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是因为我的题材比较独特。每个作家都有修改自己作品的权利，也有义务为读者提供更好的作品。 　　受苦对于创作意义不大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充满力量和野性，这是不是和您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邓刚：确实有很大关系。虽然我经历了很多苦难，但生活也给了我很多回报。小说中写的练武、捡垃圾等经历，我都有亲身体会，不是胡编乱造的。我的作品写的都是小人物，很少写商战、家族等题材，要编我也能编出来，但很难写得逼真。对于小说而言，逼真比真实更能打动人，真实乘以真实等于逼真。 　　记者：在《绝对亢奋》中把捡破烂描写得绘声绘色，您自己真有这方面的经历吗？ 　　邓刚：不瞒你说，在那些倒霉的年月里，我不仅是山狼海贼式的海碰子，还是个捡破烂的大王！在烟尘滚滚的垃圾场上，我勇猛善战，而且百战百胜，所以我能将“捡破烂”的场面描写得绘声绘色。对于抢垃圾我也特别有体会，垃圾车来的时候，别人都去捡能卖钱的东西，我先去抢垃圾，等车走了之后，我再慢慢清理，所以我捡垃圾往往比别人捡得多。 　　记者：您如何看待苦难对您创作的意义？ 　　邓刚：我不太赞成经受苦难有利于作家创作的说法，苦难只是外在的东西，能不能写出好作品关键在于心灵的经历。比如简·奥斯汀，她一生很少出门，但她写出了《傲慢与偏见》；艾米莉·勃朗特只活了30岁，她久居深山很少与外人接触，而且终生未婚，但她写的《呼啸山庄》却让人觉得撕心裂肺。现在年轻人的心灵经历比我们那代人更复杂，尽管内容不一样，但同样惊心动魄，关键在于你的心灵是否敏感。现在的年轻作家能把生活写得那么无聊，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力。你说老作家的作品不无聊么？同样也无聊，只不过是大家非要赋予它那么多的意义罢了。 　　名字是我永远的伤痛 　　记者：您的处女作是什么时候发表的？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邓刚：我的处女作《心里的鲜花》1979年在《海燕》杂志上发表，这篇小说思想幼稚，废话连篇，但绝对充满激情，发表时令我激动得要死。当时一万来字的短篇小说，能得到60元左右的稿费。我母亲在建筑公司工地上汗流浃背，抡大镐刨大坑，一个月才挣40来块钱，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写那么几张纸，就能顶上她一个半月的辛苦劳累，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从此，母亲再也不让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写作了，她对我才出生几个月的女儿说，“你爸爸厉害，坐在炕上就能挣钱呀！” 　　记者：成名作《迷人的海》为您带来巨大声誉，也是大连文坛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您现在怎么看待这部作品？他是不是您最好的作品？ 　　邓刚：已经20年了，还要提“幼儿园”时的成绩，我感到很汗颜。现在回头看，《迷人的海》可以说是我最差的作品，因为那个时代，也因为我个人的创作经验不足，这部作品思想不深、叙述抽象，谈不上是成熟的作品，但因为特殊的社会背景，加之海洋生活对一般读者造成的神秘感才成就了它。我觉得我最好的小说是《白海参》，真正体现了我的艺术功力。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您就被称为“中国的海明威”，您对此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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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刚：这一点我敢于骄傲地承认，直到现在，中国作家在写海这一块也没人能超过我。不是我的水平高，而是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我那样不顾死活地潜进浪涛下面拼命，并且从十几岁一直拼到将近四十岁。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现在还在继续潜海或者死了，或者变成野人，这种经历其它作家肯定没有过。别的作家最多把海当成背景，而我是把海当成人来写的。其实严格来说我并不爱海，由于生活困难，下海捞海带，捞鲍鱼，捞扇贝，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得到这些实惠之后，我才对海产生了情感。
　　记者：您的笔名和原名似乎全无关系，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邓刚：我的真名叫马全理，现在却叫邓刚，这是我永远的心痛。这不得不再次提起那个倒霉的年代，一个寒风呼啸的大冬天，军代表拉着一车红卫兵来到我家门口，气势汹汹地要押送我们全家下乡。当时父亲在监狱，母亲病重，兄妹6个最小的不到10岁，全指望我这个二十来岁的二级工养活。要是在这数九寒天被押送下乡，将必死无疑。我的弟弟含着泪对军代表说，我母亲是贫下中农，我们全跟贫下中农的母亲姓邓。年轻的军代表很单纯，他看到我们为了与“反动”的父亲划清界线，连姓名都改了，就一挥手，撤！满载红卫兵的大汽车开走了。我们全家也得救了。现在，父亲早已与世长辞。每当清明节，我们兄弟都默默地站在父亲的坟前，却无法说清心中的伤痛。    作家要有幽默感 　　记者：您觉得自己成功靠的是什么？ 　　邓刚：我上学虽然不多，但书读得不少。我从小就想当作家，从三四年级就看《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几乎都看过，《鲁迅全集》至少看了四五遍，“文革”期间没有别的书可看，我就反复看鲁迅的作品。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我也非常熟。我也很喜欢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曲里拐弯》的语言风格受这部作品影响很大。我成为作家后曾到北大学习过几年。我很庆幸自己去得晚，如果写作之前上大学，我永远写不了小说，我们的教育太僵化了。当作家要有些经历，最好是倒霉的经历。当然你得热爱生活，不热爱生活你肯定当不了作家。还有，作家要有幽默感，这点很重要。 　　记者：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至今，您已经写了30年了，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在功成名就之后，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邓刚：最大的收获是自由，可以不用上班，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思想，和30年前相比，我对世界的认识深刻多了，包括对我自己和家族的认识。任何作家都不会有功成名就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作家很有实力，尤其是网络作家，他们语言的活泼，让我压力很大，怎么可能觉得自己功成名就呢？我写作时，至少要在语言上向他们靠近。 　　记者：评论家周立民说过，“幸好，我们这座城市还有邓刚和他的《迷人的海》一系列小说。”很多读者都希望能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城市，不少作家也成了城市的代言人，比如王安忆之于上海，贾平凹之于西安，池莉之于武汉。您对此怎么看？ 　　邓刚：我不太愿意把大连放到作品中，这会冲淡小说的味道。比如写大海，我会写《迷人的海》，绝对不会写大连的海。我也不认为王安忆、贾平凹是在写他们的城市，我觉得他们还是写人物为主，就说《废都》吧，我怎么看都像《废镇》，里面的人物关系那么简单，怎么可能写的是西安呢？贾平凹写不了城市，写个城镇就了不得了。
    写剧本我运气不行 　　记者：在国内作家中，有没有让您佩服的作家？ 　　邓刚：国内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很多作品包括网络文学我看了都特别激动，但让我特别佩服的作家还不多。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白鹿原》，但陈忠实的其它作品我不喜欢。可以这么说，中国当代没有我崇拜的作家，也没有我小看的作家。 　　记者：现在很多作家都去写剧本，您以前也写过，后来怎么不写了呢？ 　　邓刚：我认为写剧本不可强求，它和写小说不一样，小说家写剧本时间长了，就不会写小说了。我以前跑到南方写过不少剧本，有的是给人当枪手，有的是自己拉些人写。我觉得我的剧本写得不错，但运气不行，所以一直没有写出名堂。我自己也不太愿意写剧本，因为写的时候不兴奋。 　　记者：您是国内“触电”比较早的作家，似乎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是不是没有赶上好时候？ 　　邓刚：也不是这样，《站直喽，别趴下》当年也引起了很大轰动，在全国获了不少大奖，还被《当代电影》评为“十佳影片”，为此冯巩还专门带着老婆孩子到大连来感谢我。《迷人的海》发表后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周扬亲自给我颁奖，丁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第一篇文章就是《漫谈邓刚的海》，也够意思了吧。中国人就这样，什么事热一阵子就过去了，我对这些看得很开。 　　记者：作为自学成才的作家，您对阅读一定特别有心得，您对读者读书有什么建议？ 　　邓刚：在这方面我确实比较有体会，你不要听别人推荐读什么书，一定要自己大量阅读，不喜欢的就把它扔掉，喜欢的就反复看，直到能背下来为止。如果你脑子里能记下来两三本好书，无论写作还是讲课都不会打怵。我给学生讲课就靠马克·吐温、海明威、契诃夫等人的几本书，根本不用备课。你只有看透了，才会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就像有些京剧票友，他们反复听《借东风》，他们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们听的是味道。看小说也一样，看的是语言，看的是味道。 　　适合自己的路就是最好的 　　文/关军
　　采访邓刚那天，正赶上大连少有的大雨滂沱，采访约在离邓刚家不远的一家有名的咖啡厅内。或许是因为下大雨的原因吧，那天咖啡厅的人格外少——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适合静静倾听的场所。 　　邓刚是个幽默的人，与他聊天和看他的作品一样过瘾。 　　独特的题材，独特的人物，独特的语言，独特的笔法，形成了邓刚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同样也是大连创作界对中国文坛的独特贡献。和邓刚交流，你丝毫不必担心“代沟”之类的问题，对他这个年纪的“老作家”而言，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这恐怕也是他至今依然能保持旺盛创作欲望的重要原因。邓刚对年轻作家尤其是网络写手也是欣赏有加，并有意识地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认为这些写手虽然现在不是主流，但前途不可限量，并终将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中国作家往往是这一茬萝卜瞧不起下一茬地瓜，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骄傲着、牢骚着，瞧不起上一代，也瞧不起下一代，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怕。” 　　邓刚的人生阅历堪称丰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自己成为作家的必要条件。更为难得的是，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之后，邓刚的心态依然那么阳光和健康，他的作品依然充满激情和力量。 　　在采访过程中，邓刚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的乐观，甚至把自己称为“快乐的大男孩”。邓刚是个靠自学成才的作家，无论对于阅读还是写作，他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你可能未必赞同他的这些观点，但他确实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所谓“猫有猫路，鼠有鼠道”，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可怕的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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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
　　文/邓刚
　　我的体形很奇妙，既可以歌颂又可以批判，你可以称赞我虎背熊腰，威风凛凛，俨然是个将军；但你同时又可以批斥我是脑满肠肥，是大腹便便，绝对“资产阶级”形象。这使我经常兴高采烈又经常垂头丧气。但到了新世纪的今天，我这可爱又可恨的体形最终被锁定在医生们斩钉截铁的结论上———肥胖症。这就意味着我是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可怕病症的载体。于是我不得不心惊胆战地活着：不敢吃肉不敢吃油不敢吃香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所有好吃的东西，越是丰盛的美味佳肴，我越感到是敌敌畏，是毒药，是导致停止呼吸的恶魔。我简直像个穷困潦倒的乞丐，顿顿清汤寡水，吃糙米吃蔬菜恨不能吃草。倒霉的是，我即使是光喝凉水，也依然日新月异地胖下去。 　　一些医生严肃地说：运动减肥。于是我爬山我游泳我发疯似地奔跑，像猴一样活跃兔子似地蹦跳，每天锻炼得大汗淋漓。渐渐我感到自己轻松不少甚至体轻如燕，但站到磅秤上竟然体重如旧，于是我更加发疯如猴如兔简直就如猎豹，结果我还是结结实实地压在磅秤上，这使我大为沮丧。 　　一些医生不屑地说：运动其实不减肥，应该借助药物。于是我就吃减肥药，喝减肥茶，像个忠诚老实的患者，按时按点地严格服药。不出半天我就开始腹中雷鸣，紧接着就跑肚拉稀，每天提着裤子往返于厕所。最可怕的是出门办事，走在路上恐惧不安，手里紧紧地握着卫生纸，眼睛睃睃地放光，目的是寻找厕所的位置，好随时朝那儿冲刺。然而减肥疗效确实显著，磅秤的指针猛地往回一歪，几天就掉下几斤肉。问题是我那漏斗式的屁股使我痛苦不堪，不能坚持下去。 　　一些医生愤怒地说：不能乱吃减肥药，真正能减肥的方法是节食，是少摄取脂肪类食物。从此我像个和尚一样吃斋。可数日之后我不知怎么精神恍惚起来，构思散文却涌上来小说的细节，有时还飘进来莫名其妙的诗句。我窍喜，以为我即将成为荒诞派大师。可不妙的是我两腿竟然飘飘若仙，甚至又酸又软如煮过了火的面条。站在那儿就想坐着，坐在那儿就想躺着，躺在那里就晕晕乎乎地想睡觉。我明白这是缺乏营养所致，于是我就如河马吃青草般地吃青菜吃得我两眼射绿光但体形似乎更肥壮。 　　一个农民对我笑着说：天天吃青草的牛从来不摄取脂肪，但膘肥肉重并长满了胆固醇，为何？我瞠目无言却又恍然大悟———地球上为什么有高山有平原有盆地，为什么有高树有灌木有矮草，这是造物主的巧妙设计，否则就不会有风景。如果人类没有高矮胖瘦之分，一律都是整齐划一的模特儿，那就太麻烦了。我还是担当起上帝给我的角色，或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地让人爱，或是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地让人恨吧。
那段“山狼海贼”生涯攒足一生养料
　　文/关军
    邓刚是个写故事的人，当然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听邓刚讲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像看他的小说一样过瘾。碰海、捡垃圾、学武术、当工人、找对象，几乎每段经历都充满传奇色彩。其中有些经历他写进过自己的作品里，有些则从来没有写过，主要原因是“这些事不但没什么意思，反而会让读者笑话。”但“英雄不问出处”，更何况是那个荒唐年代发生的故事呢。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邓刚还是讲述了几段人生故事。虽然已经时隔多年，故事中的某些片段依然让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作家黯然伤神。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求最具传奇色彩，只求最具权威性。看了这些故事大家也许会明白，邓刚是怎样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焊工，一步步成长为全国闻名的大作家的。
《焊接技术》才是真正的处女作
    邓刚从13岁就参加了工作，当时有个响亮的口号：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在这句口号的感召下，邓刚成了一名电焊工。那时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所以邓刚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狗崽子”，但他自尊心很强，想用杰出的工作业绩来摆脱“狗崽子”的丢人形象，为此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苦学焊工技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邓刚已经是个技术相当熟练的焊工，而且还是个体魄健壮的男子汉。在全公司和全局的技术大比武中，邓刚夺得了双料冠军，并最终荣获“大连市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但不管邓刚的技术有多棒，厂里都不允许他发挥，也不让他到重要部门工作，更不允许他收徒弟，甚至还被批为“唯生产力论”的坏分子，入团入党参军这样的好事，更是永远也落不到邓刚身上。“当然这样也有好处，除了上班以外，我有大把大把的业余时间。”
　　“技术的胜利”多少也让邓刚有些“得意忘形”，以为自己不再是“狗崽子”了，可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了。邓刚最大的梦想是当作家，所以每天下班后，他都骑着自行车飞奔到市图书馆看书或写作。那时邓刚在甘井子上班，厂里下午五点下班，市图书馆晚上八点闭馆，当时市图书馆还在世纪街，从甘井子骑车到世纪街至少需要一个小时，到图书馆后可以看两个小时的书。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看书，邓刚几乎每次都是全速狂奔，最快的一次竟然只用了29分钟，速度一点也不比现在开车慢。“当时行人看到我呲牙裂嘴地狂蹬自行车，绝对认为我是个疯子。感谢那个有点古老却充满温馨的图书馆，它为我提供了诸多文学书籍，还有舒适的桌椅让我愉快地阅读和写稿。然而，我毕竟是板上钉钉的‘狗崽子’，党报党刊上决不允许我发表一个字的作品。这仿佛冬天里兜头被浇了一桶冰水，我一下子绝望了。更要命的是我在绝望中继续燃烧，总觉得我充满激情的文字能感动革命领导，于是我依然下班后狂蹬自行车，往图书馆冲刺。” 　　当时有个好心人告诉邓刚，文学与政治分不开，你这个“狗崽子”这辈子算是没戏了！不过你可以写技术方面的书，技术与政治无关。邓刚立即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只要让我写作，让我的名字变成铅字就是革命的光彩。于是我又将工作中的焊接技术经验写出来，被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看中。我当时因生活穷困，到处索要各单位稿纸，格式不统一，出版社给我寄来崭新的稿纸，让我重新抄写一遍。我欣喜若狂，几天几夜地大干，工工整整地抄写出了数十万字的稿子，没成想把胳膊累肿了，拖累半个身子不能动弹，医生还以为我年纪轻轻地患上‘半身不遂’了。更可笑的是，我真正当上作家后，记者采访时问我处女作是哪篇？我经常脱口而出的回答是《焊接技术》。” “海碰子”生涯成为日后写作富矿     大连海边有个粗野的行当叫“海碰子”，他们剃着短短的刺锅子头，戴着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捕捉海参、海胆、鲍鱼等各种海珍品。海浪在周围狂轰乱炸，激流拼命地把你拖向死亡的深渊，冰冷的水下犹如钢针刺骨，尖锐的礁石和贝壳就是刀枪箭簇……没人知道“海碰子”三个字是谁发明的，没人能理解这三个字的意义。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山狼海贼”，任何一个“海碰子”都是英雄好汉，身强体壮的邓刚年轻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等，邓刚用杰克·伦敦的一部作品名字做自己的大号———“海狼”。就像今天电视剧里的武林高手一样，我们这个城市里的“海碰子”队伍中，也有无数个名震全城的碰海高手。“当时与这些高手相比，我扎猛的速度和技巧差得远了，可是在胆量上，我却敢于单打独斗，令大家刮目相看。因为我想，反正我是个“狗崽子”，活着没啥意思，再说，在深深的水下暗礁中，危险只是一口气的瞬间，谁也救不了谁。”邓刚很为自己的勇敢而骄傲，经常站在礁石上用狼一般的嗓门狂吼“海碰子”自编的歌——— 　　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当然，邓刚也有与别的“海碰子”不一样的地方，碰海的时候他总喜欢带着书。等潮汐时他喜欢躺在洒满阳光的礁石窝里看“禁书”，“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哪些书好看，后来发现，只要大家觉得好看的书就挨批判，所以我天天注意报纸和广播，听到上面批什么书，就像给我开读书目录似的，我立即就去淘弄什么书，很有点乐不可支。我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的小说，但读得最多的也最喜欢的还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 　　野蛮的“海碰子”生涯后来成了邓刚的最佳创作材料，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发表后迅速风靡文坛，令这个默默无闻的电焊工不仅登上了全国大奖的颁奖台，还破格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现在，每逢到外地开会，只要别人介绍他是《迷人的海》的作者邓刚，大家仍然会热烈鼓掌。“其实，我还创作了很多作品，像《白海参》《桑那》等，我认为相对自己过去的创作，是更好也更深刻的作品，但因为《迷人的海》的光彩太强，其他作品反而隐而不现了。”曾经有一段时间，邓刚有意识地不去写海。 　　二十年后，邓刚以作家身份到海边渔村体验生活，他看到一个有点眼熟的渔家妇女，当告诉她自己就是以前在海边狂吼的“海碰子”时，她笑得差点翻倒在地，她死也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大作家曾经当过“海碰子”。 坚持四年终于把媳妇“聊”到家     由于自己是“狗崽子”，邓刚找对象自然不容易，女孩子只要听说他是“狗崽子”，立即吓得拔腿飞跑。“其实我年轻时挺英俊的，浓眉亮眼，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走起路来威风凛凛，很有点《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形象。”但形象再好也不顶用，那时的女孩子全都很精明，“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面前，她的两个眼睛就像 X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工资多少？性格怎样？身体状况如何？当然最后也要问到你的父亲和母亲。人家只要问到我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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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刚发现他家东面的一条街住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细细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
　　当时邓刚已经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人家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再加上“社会地位”悬殊，要想追求姑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大家都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弄到的海参鲍鱼，那绝对是让人羡慕的事。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光靠吃的东西不行，还要显示男人的魅力，我的最大魅力就是会讲故事。”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大部分人家都没有电视机，电影院里几乎不上映故事片，大家脑袋里都空荡荡的，这为邓刚发挥自己的特长提供了条件，“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就这样，邓刚用尽了浑身解数，一讲便是四年。虽然他们恋爱期间曾遭到姑娘父母的反对等诸多波折，但到她过二十四周岁生日那天，他们两个人还是如愿以偿地走进了结婚登记处。 　　在只差一天就要当新郎的关键时刻，为了能摆几桌丰盛的酒菜迎娶新娘，邓刚又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雄赳赳地来到离市区一百里远的鲇鱼湾。他手持渔枪，头戴水镜，一直潜到犬牙交错的暗礁深处，在更深更黑的暗礁丛里，憋得眼珠子都往外凸；浮出水面，似老虎吼叫般地大口喘气，然后又朝更深的水下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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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访谈海碰子作家邓刚

信息提供:[url=]大连本地聚焦[/url] 咨询电话：0411 发布周期：2008-11-11至2009-02-09

“海碰子”就是把命抛进大海里碰大运的人。“海碰子”粗犷剽悍，个个身怀绝技，凭一口气量扎进浪涛里，能在水下睁着眼睛捕鱼捉蟹。他们既令人敬畏，又受人鄙夷，在一般人眼里，他们既是英雄好汉，又是“山狼海贼”。著名作家大连人邓刚自己以前就曾是“海碰子”。他说，那苦咸的海水，刺骨的寒 流，黑洞洞的暗礁，至今还在梦中时常出现。然而那金黄的沙滩、肥美的海参又让人回味无穷。邓刚的新作《山狼海贼》讲述了一群底层海碰子们的命运。 记者：我们的采访从您的小说《山狼海贼》谈起，对这部小说，您自己满意吗？给这部作品打少分？ 邓刚：我自己还是满意的，但我从不给自己的作品打分。 记者：您说过，困惑是伟大作品的前奏曲。那您在创作《山狼海贼》前也有过困惑吗？困惑来自何方？ 邓刚：这是所有作家最爱说的一句话，文学的本身必须有一种困惑，才能写出大作品。但是我不怎么困惑，所以我没写出什么大作品。写这个作品就用了60天，一天3000多字。写的是我过去比较熟悉的生活。我现在不太爱写小说，写小说的时间都过去了，我最爱写的是电视剧，因为电视剧赚钱，这些年经常南下到广州、深圳写电视剧。有些人说我这十年没有进行创作，我觉得这些人挺可笑，那么死性。写散文、杂文、写电视剧就不是创作作品了吗？ 　　邓刚的创作生命力还是比较旺盛的，散文、杂文、随笔、一年推出一部。这让他交了不少的读者朋友，也让他自己特别感动。 　　邓刚说《山狼海贼》是不经意创作的，北京《十月》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经常鼓励他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被这位编辑感动了。 　 《山狼海贼》这部小说，不仅是写海碰子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碰子的生活世界，还大篇幅描述了六七十年代大海的景象。作家素素说邓刚的《山狼海贼》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她说，这个童话不是作家编出来的，当我们回顾过去生活过的世界时，和今天这些种种破坏相比，过去简直就是一个童话，她感到这样的童话很美丽。 记者：您是否在某些方面也在向世人透露一个信息：我们的生态环境已大幅度遭遇破坏？是不是在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您一直关注环保问题吗？ 邓刚：主要是对过去大海的凭吊，我对自然界的环保绝望了。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家园曾经这么美丽过，我们地球曾经这么生动过。比如过去的香炉礁附近，60、70年代时那里的芦苇荡太美了，现在根本见不到一点芦苇的迹象，全变成钢筋、水泥。甚至你现在对任何人讲，这里过去曾是芦苇荡时，人家都不会相信的。我对人类总体还有一些希望，比如英国的泰晤士河，曾被破坏成一条死河，人类对它治理的成功让我看到一点希望。 　　邓刚在《山狼海贼》里把自己生活的城市过去美丽的风貌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他说，这是一个偏得，如果你专门写自然风光，你就犯了写小说大忌了，小说必须是以人物和故事为主。但是邓刚巧妙地调开写，写陆地、写海洋，把人物命运穿插在其中，大家都觉得好看，自然界的风光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好作用。 记者 ：都是写大海的，和当年的那部《迷人的海》相比，您更钟情于哪一部？ 邓刚：这是两码事。《迷人的海》是一种超现代的写法，象征的意义多一些。99%的大连人没看过《迷人的海》，他们也不会喜欢。《迷人的海》没有故事、没有爱情、连人名都没有。写作上的一些创新，让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一些震动，大家都没想到小说还能这样写，《迷人的海》让我从普通工人一步登天成为一个作家。没法说哪个更好一些，《山狼海贼》是一个正常的小说，从小说好看的程度上讲，它远远超过《迷人的海》。我还写过《灯红酒绿》、《曲里拐弯》等一些城市小说，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相比较的话，是各有千秋的。 　　邓刚的小说创作主要涉足两个题材领域，工厂生活和碰海生活，塑造两类人物，工人和海碰子形象，表现出两种韵味，铁味和海味，特别是海味作品展示了我国文学中尚未触及的生活领域和创造了全新的艺术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记者：有人评价：写大海，中国作家中至今没有能够超越邓刚的。您也这样认为吗？您对大海、对大连有一种什么样的情怀？ 邓刚：这句话是对的。我个人也这样认为的，我观察过了，至今为止，中国的作家中还没有人能比我写大海写得更好的。我不是说写作的技巧，主要是对大海生活经验，没有一个作家能和我抗衡的。这个熟悉不是一般的熟悉，能潜到大海里的作家，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的。我对大海的感情先是惧怕、无奈，最后是喜欢，没有想到，当年我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会给我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记者：那您认为《山狼海贼》是一部好看的小说吗？ 邓刚：好看。人物的爱情，悲欢离合的命运都好看、都比较感动人。大自然的美，大海那种奇特的美都被我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大海的蓝色和陆地的黄色相交织在一起比较好看，我比较喜欢这几样的东西，等到大伙称赞的时候，我重新一看，确实挺好看的，我也很感动。 　　邓刚认为现在有一批作家故意把作品写的相当没有意思，故意做出一种深刻状，让人看不懂，邓刚形象地将这样的作品比喻成 “没肉的牛排”。 记者：您说过，自己不去啃“没肉的牛排”？这么说，是对当今的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吗？ 邓刚 ：很多作家写小说写的故意晦涩，写的东西一点没意思，有些读者还愿意去啃这样“没肉的牛排”，甚至赞美它有多深刻，我觉得他根本就没看懂，甚至连作者都不见得愿意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我是不会啃这种“没肉的牛排”的。 记者：您认为，“饺子”、“面片”、“馄饨”哪一种作品的市场更大一些？《山狼海贼》是高雅作品还是低俗作品？ 邓刚：这是我开的一个玩笑，把饺子比喻成高档的纯文学，面片是俗文学，写出纯、俗相结合的作品，让你既吃到饺子的滋味，又得到面片的实惠，于是我们就发明了馄饨。馄饨是什么，是饺子吗？不是。是面片吗？更不是。馄饨就是馄饨。你决不能说吃了馄饨就等于吃了饺子或是吃了面片。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又多了这种馄饨作品，这种作品既不艺术，又不通俗。现在有人总是提出一种口号，写出来的东西即要有文学艺术性，又要让大家愿意看，我也愿意写这种作品，但我认为这种想法很荒谬，我认为达不到。我的《山狼海贼》虽然不是高雅的，但最起码它不低俗。它代表不了高雅，我尽力让它好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