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汇泉湾泳客 于 2015-11-6 05:35 编辑
文/赵赫廷 在中国数万村庄中,河南南街村是最出名的村子之一。这个几乎已成集体经济代名词的名村,曾因神奇的发展速度和安逸的保障受到追捧,也曾因为巨额债务而备受质疑。对于村外的人来说,南街村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它的独特显得与当今社会发展节奏格格不入。而对于村里的人来说,南街村的命运已和他们的个人命运密不可分,他们大多不愿意离开村庄,也不愿离开原来的“大方向”。 下班后,32岁的王炎明开着自己的铃木小轿车回到家。70平米的两居室里,妻子和孩子正等着,客厅宽敞。 和外界描述的南街村一致,屋子里,崭新的电视、冰箱、洗衣机,生活必需的家电、用品应有尽有。村里八百多户,三千人左右,统一配置高标准住宅楼,依照不同人口分配。大套三室一厅92平米;小套二室一厅74平米;卫生间设施齐全,一天24小时热水不间断供应。 在这个面积1.78平方公里,用城墙将自己“与世隔绝”,时至今日依然坚持着集体主义经济的村庄里,村民享有包括住房、食品、医疗、教育在内的14项福利,统一配置花销,一切由集体“买单”。 走进南街村,一条宽阔大道直通村子的中心——东方红广场。广场中央,汉白玉质地的毛泽东雕像高高耸立,标志性地挥舞右手,指引前进方向。毛泽东雕像后面不远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依次环绕。 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整个中国都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时任南街村书记王宏斌却逆势而行,提出重走集体化经济道路,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时代一系列举动带入生产生活。 在村书记的带领下,个体工商业者陆续将自己的产业交还集体,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南街村全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这种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背的行为,却也带来超乎人们想象的进展——1990年,南街村集团总产值达14亿。“16年增长2100倍”,村书记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但发展的代价原来并不为人知。2008年,《南方都市报》披露: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据称,当年南街村实际负债达17亿元。几大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后,因为南街村产生的不良信用记录,将其列入黑名单。 “南街村模式”一度引发强烈质疑,虽然事实上鲜有人能说清楚,所谓的南街村模式是什么。有调查发现,过半数村民对南街村发展模式表示不了解,仅3%村民认为自己“非常了解”。 不了解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对自己原来的生活不认可。在现在的南街村,人们仍旧倾向于留在村里不愿出去:2013年武汉大学对南街村青年做了“幸福感”调查问卷,194份有效问卷中,只有15%的人选择或愿意外出务工。受访者更多将目光投诸眼前的温饱,更多强调自身对幸福感的获取。 前文的王炎明便是如此。毕业后,他一度在南街村电视台工作。两年后,“刚毕业嫌村里赚钱少,表哥在外面做医药招商,怂恿我出去,没经得起高工资的诱惑”,王炎明辞职,离开南街村,“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在外面过了两年,去过邯郸,又辗转到了洛阳。因为自身履历没有竞争力,从事的药品销售时常入不敷出,王炎明的生活并不如意:“住的地方自己租,每个月几百块钱,十几平的小房子。除了吃喝,自己一分钱攒不下,有的时候还得跟家里要钱。” 蹉跎之后,王炎明回到南街村。他向村委会递交申请报告,反省自己“做法受到了外面的诱惑”,希望回到集体中工作。两个月后,村里开会决议,安排王炎明在药厂上班,负责销售。 这一回去,王炎明不再出来。 村中许多居民与王炎明想法相似。“再没有地方比这幸福了。”72岁的南街村村民李喜兰坐在自己家中说。虽然从没离开过南街村,但她坚持认为自己很幸福——老伴瘫痪六年,去郑州、北京治病,三十多万元医药费由村里全额支付。 南街村的“红色神话”就在村民的幸福感和外界的质疑中交织形成。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连续下滑,“红色亿元村”神话破灭。村支书王宏斌和村民并不否认贷款、经济下滑等问题。 而对《南方都市报》所报道的“南街村村主任王金忠心脏病突发身亡,办公室的保险柜中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的事件,许多人却选择回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人说:“之前确实有过这些事情,但是现在都没了。一个集体里,多少都会有些败类,这在哪都一样,只要有班长(村支书王宏斌)在,村里大的方向就不会变。” 可“大的方向”究竟是什么方向?32岁的王炎明,72岁的李喜兰,这些长久生活在“红色亿元村”里的居民,都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愿意在“大方向”的光环下,继续原来这样“幸福安逸”的生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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