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工资调整完全停止 “文革”期间,工资调整工作完全停止,是一件影响面极广的事情。即便是“劳动模范”成了“国家领导人”,如农民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售货员李素文成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工资水准也未能调整为国家领导人标准。 据作家马烽讲,“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① 吴桂贤当了副总理后,仍然从西北国棉一厂支取工资,每月是67.2元(一说76元)。张凤英回忆,吴桂贤在中央,“每次开会喝茶一杯要交一毛钱,第一个月扣了她喝茶费6.8元,为了省钱,她给工作人员说我不爱喝茶,所以每次开会都只喝白开水。吃饭挑最便宜的菜,一次吃饭时,她得知吃的黄瓜八毛一斤,想着厂里的黄瓜几分钱一斤,她就对师傅讲,我不吃黄瓜,就吃一般的菜。”② 李素文当了副委员长后,所拿工资,也仍然还是在沈阳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卖菜时的62元。后经李先念等批准,中央给她每月18元补助。李素文的丈夫怕她出门在外应酬多,每月给她寄50元。即便如此,李素文出国访问,还是常要向别人借衣服穿。她怕老家来人,“因为她招待不起。但老家还总是来人,让她时时觉得囊中羞涩,有时候到了月底,只能大葱蘸酱对付着吃饭。”③ 长期不涨工资,在基层工人当中积蓄了相当多的不满。在北京军区任职的陈祥,1968年到北京市拖拉机配件厂“支左”,他发现,“‘造反派’头头张某和几个骨干都是普通工人……张某等人“造反”的原因是不满工资待遇,他们10来年没有晋级调工资了,每月工资都是40.1元。”④“文革”结束后,工资调整解冻,实可谓大快人心。 1977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前排右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前排右三)视察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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