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解读中国的密码<转帖>

胭脂雨

　　河南，大河之南也。黄河九曲婉转，出得太行，与渭河泾河相汇，顿时波澜壮阔，迤俪向东。从黄土高原挟裹而来的沃土和水利使黄河成为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中华文明的历史源自农耕文化，故而这一段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有史可考的夏朝主要在河南禹州一带，随后的殷商主要在安阳鹤壁一带。周朝一度西迁至关中，但河南区域依然是中华文化政治的中心，燕、韩、魏、郑、赵等大国均在河南区域。相比而言，楚、秦、吴、越等显得后起。在封建制下的东周国君亦将首都从关中迁至洛阳，使河南继续着中华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那个最辉煌最黄金的封建时期，河南诞生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基因：河洛文化、仰韶文化、文字、百家姓、道教等等。

胭脂雨

对于战争，它并不像当下中国官方所宣扬的那样英勇豪迈。战争是人类最丑恶的发明，没有什么正义与反正义之分。战争是腐烂的尸体、烧毁的房屋、被强奸的妇女、刺刀下流出的人血、人的残肢、荒芜的田野、奄奄一息的饥民、遍地的乌鸦野狗苍蝇和瘟疫。
    
    在战争中没有无辜者，没有什么人是干净的，也没有什么英雄，只有屠夫和尸体，只有活着的“野兽”和死去的“野兽”。平民是战争的掩体沙袋、炮灰弹药和战利品，连奴隶都算不上，因为奴隶起码还算个人。
    
    白朗——河南民间叫“白狼”，一个豫西流氓土匪，领着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纵横鄂豫皖陕四省十余年，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而其祸害河南民众最为严重。民国15年，与白朗一丘之貉的刘镇华，纠集10万河南流民土舜苋牍刂校?Ю?靼渤ご?个月，致使西安城内饿死50000余人，甚至人相食。后来冯玉祥擒住刘镇华后，竟然将其无罪释放。
    
    蒋冯数度中原大战和国共中原大战不提，单说民国31年前后的中日中原大战。当时是汤恩伯主事河南，汤贪污军饷，纵容军队肆意劫掠河南平民，抢牲口抓壮丁，坑苦了河南民众。
    
    面对无险可守的河南平原，为阻止日本军队的凌厉攻势，蒋介石秘密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半个河南顿时成为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千里泽国，导致上百万平民被淹死。
    
    半年之后，洪水退去，蝗虫骤起，所过之处赤地千里。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可怜饥民奄奄待毙。而无耻的中国政府却见死不救，还严密封锁河南灾情。

胭脂雨

原文由 [B]海底森林[/B] 发表: 谢谢胭脂雨老师！

 

海底版主，您叫我胭脂雨就好，老师不敢当呀．

睢县小鱼

让我来谢谢胭脂雨老师吧

胭脂雨

乡绅势力主导的民间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弥补和制衡着官府代表的皇权专制势力的不足和越轨。衣锦还乡的退休官吏和富甲一方的土豪巨贾所构成乡绅阶层，实质上代表着中国乡土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保证中国在反复的动荡中稳定自治，延续发展。同时，这种典型的民间文化形成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的区域认同和故乡自豪感。
    
    乡绅势力主导的民间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弥补和制衡着官府代表的皇权专制势力的不足和越轨。衣锦还乡的退休官吏和富甲一方的土豪巨贾所构成乡绅阶层，实质上代表着中国乡土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保证中国在反复的动荡中稳定自治，延续发展。同时，这种典型的民间文化形成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的区域认同和故乡自豪感。
    
    如果说半个世纪的战乱严重打击了河南的士绅阶层的话，那么1949年后的频繁政治运动更是彻底毁灭了河南的民间精英文化和传统信仰（“封建迷信”）。

黑白子

有见解，佩服

洹水花

现在要后人来评，

胭脂雨

　　以长平之战（20万赵国军人被活埋）和焚书坑儒为标志，来自“河南”的商鞅和李斯帮助野蛮的秦国，以野蛮的暴力方式将文明的火种窒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暴力面前就此提前夭亡，进入永远的、黑暗残暴的、以暴力为话语权的中世纪皇权专制社会。流氓文化大行其道。
    
    在这持续2000多年的漫漫黑夜里，中国人的思想被严厉桎梏，只为活着而活着。周期性的镇压与颠覆构成中国毫无创意和新意的黑暗历史，甚至其间两度被蒙古人和满人灭国，使全体中国人沦为亡国奴。

海底森林

谢谢胭脂雨老师！

胭脂雨

中国在一次次的皇权更迭中，基本保持着一种无比顽强的传统乡土伦理文化，因此在不同的皇权统治下（甚至异族统治下的蒙元和满清），中国传统伦理文明一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使中国2000余年社会文明秩序得以保持。古风犹存的徽州就是中国一个鲜活的例子。
    
    如果说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有崇拜或信仰的话，祖宗绝对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宗族文化以士绅精英为载体，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和纽带。
    
    在河南，战争的频仍使宗族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富裕的士绅阶层作为“细胞核”更是战争的主要祭品。因此，如同“摩西出埃及”，处于战争旋涡的许多河南士绅领袖，领导着自己的宗族开始大规模逃亡，这形成后来中国南方独特的“客家”群落文化。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野蛮的战争中，河南平原上的平民状况之悲惨连狗都不如，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失去信仰、失去家园，只能成为难民，或者流民、土匪。曹操在《蒿里行》中写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因为战争和黄河泛滥这样的人祸天灾所造成的平民和文化的灭绝在河南一次次上演，苟且偷生者必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生存哲学。对幸存者而言，生存就是最大的人生哲学。而这是不为安全环境下生活的人所理解的。

胭脂雨

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国是一个人（皇帝）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也成为这一个人的历史。中国是这个人的私人玩物，中国人是这个人圈养的牲口。“得中原者得天下”。在一次次“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中，昔日文明圣地的河南成为整个中国的主战场。
    
    河南，西边的太行山伏牛山和南边的桐柏山大别山相围合，中间是坦荡如砥的千里平原，因此河南叫做中原。河南的地理特点和因黄河滋养而发达的农业经济，使其成为天然的战场和天生的尤物。因其地貌平坦而无险可守，河南又往往成为战争中的中场，反复地被皇权下的军人和流寇践踏蹂躏。
    
    在战争铁蹄下的河南人成为最悲惨的中国人。在暴力和土匪哲学的主旋律下，河南，这个中华文明的名门望族在野蛮专制面前反复沦为乞丐、娼妓和流氓，中华文明的纯正血统在河南从此迅速式微。

胭脂雨

在皇权专制社会后半叶，中华文化的重心已经南移，河南成为北方游牧部落与中华文明对峙的胡汉接壤地带。其所产生的周期性动荡使河南人文构成屡屡发生剧烈变迁。2000余年的沧海桑田中，河南传统文化的频频断裂。所以可以说，对当代河南人而言，2000多年前的中土文明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同东罗马帝国与土耳其一样。
    
    满清的覆灭和中华的恢复，得力于河南人袁世凯——中国第一位总统和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的功罪暂且不与评说，但其所制造的货币“袁大头”却流行了半个世纪，无论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甚至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期，“袁大头”一直是明里暗里最值得信赖的硬通货。
    
    在袁世凯后，中国陷入黑暗而漫长的战乱，流寇土匪在全国蝗蚁群生。　

胭脂雨

在国际舆论干涉下，日本军队以军粮赈济灾民，使得河南民众倒戈迎日，几日之间协助日本军队将十多万中国政府军队缴械。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谴责河南人是“汉奸”。就如同没有多少人认为朱自清拒食美国面粉而饿死是民族英雄一样。
    
    在这样一场场自作孽的民族浩劫中，河南的平民能做什么？房子烧了，牲口和粮食被抢走了，儿子被抓壮丁了，孩子老婆饿死了……要么等死，要么苟且偷生。
    
    逃！逃荒！逃难！河南人在民国末期开始了一场中国近代最大的迁徙运动。西逃进入富庶的关中和山西，北逃至关外，南逃至两广。持续的战争导致数百万河南难民逃离家园，河南人就此遍布全国各地。
    
    这些死里逃生的河南人带着战争离乱下所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生存能力，既有难民吃苦受罪忍辱负重的美德，也有流民急功近利背信弃义的污点。“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乱世，刚正和美德只能使人自取灭亡。所谓“秀才遇见兵”，乱世是汰优存劣的反逻辑反伦理逆淘汰社会。
    
    氓者，逃亡之民也。流民在长期的逃亡中会形成一种帮助其生存的独特的流民文化。流氓无产者就产生在其中。流民意味着失去生活的家园，流氓则意味着失去精神的家园。
    

胭脂雨

　失去信仰坚守之后，流民文化就演变成流氓文化，即不讲规则、不讲信誉、不在乎廉耻、趋炎附势、爱慕虚荣、蝇营狗苟、色厉内荏、自私贪婪、欺软怕硬、对出卖偷盗抢劫欺骗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崇拜暴力和金钱、有奶就是娘、为得到食物（金钱）不择手段、不容许当面臧否但却不在乎背后被唾骂诅咒。在《悲惨世界》中，未遇见米利埃主教的冉阿让就是一个典型流民。
    
    “仓禀实而知礼节”。对比其他相对和平区域民众安贫乐道、乐善好施、勤俭诚实、方正刚烈，注重置业（买地盖屋），注重礼貌和整洁，客居的河南人几乎相反，他们更注重吃喝。这是典型的乱世特点。即使环境已经改善，但这种脆弱和恐惧还会惯性的保留下来，这叫做后遗症。（打个不太精确的比方，一个经常出差的老板，经常用宾馆的白床单擦皮鞋，偶尔回趟家，他还会抓起自家的白床单擦皮鞋的。）

胭脂雨

　　对于贪吃可以这样解释：在乱世中没有什么是你的，只有吃进自己的肚子才是你的，你才可能活下来。
    
    有人将河南流民比做中国的吉普塞人。吉普塞人没有家园，流浪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河南流民具有很深重的难民色彩，他们有家园，却被毁了，是被迫背井离乡。所以他们更像悲怆的犹太人。但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的优越感和对信仰的执着坚守，使他们避免了精神世界的堕落。
    
    如果蒙古等北方高寒地区人的嗜酒如气候有关的话，那么河南人、四川人和山东人的嗜酒或许与社会环境的遭际相关。
    
    对比陕西与河南的传统民居，陕西（关中）一般是薄墙大屋顶大屋檐大窗户高房门，河南正好相反。河南的房屋墙体极厚，防攻击性强；无屋檐，拒绝陌生人檐下避雨栖身；小窗户且特别高，很有防守感。

胭脂雨

　　共产党统治政权依靠一次次政治运动将民间势力先抑制后改造，对民间信仰“彻底破除”。这一过程在中国各地同时进行。但新政权官吏的民间出身，使其在对抗民间传统伦理文化时显现出不同的态度。一种情况是有保留的同情和敬畏，对民间文化保持着一定的理性和宽容色彩；另一种则是毫无保留的蔑视和粗暴，对民间文化盲目否定，自负而冷酷。
    
    1958年，中国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官方思想对民间文化的剿灭达到了高潮。官方坚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亩地能打二百万斤粮食”，民间自然常识性地予以否定。全国的官府均在“放卫星”，但自负到固执绝情残忍境界的非河南官府莫属。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诞生在河南查岈山，当年那里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地区。如今，“人民公社”已经成为当地最骄傲的旅游名片。在那里，你见不到任何与饿死人有关遗迹和纪念，（除非你与农民聊聊天。）倒是有一辆奢华无比的流动行宫——“毛主席专列”，令当地官吏自豪不已。
    
    在“反瞒产”运动后，中国许多地方国库里的粮食汗牛充栋累累盈仓，而种粮的农民却家家断炊，树皮草根吃尽然后人吃（死）人。河南各地官吏竟然用民兵围剿逃荒的饥民，封锁饥荒消息。致使河南成为缴粮最多，同时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胭脂雨

　　虽然面临相同的北京官方压力，与其他省份相比，河南官吏对民间的践踏更加冷酷而没有道德底线。这或许与河南许多官吏的流民（氓）出身有关。
    
    这些官棍最能体现出流民（氓）文化中欺软怕硬、暴戾自私、卑鄙苟且的阴暗面。没有家园感的流民（氓）文化是最没有诚信和道德的，不择手段地生存（升官）是其唯一文化，因为他没有信仰，压根不会相信有什么明天和正义。

胭脂雨

　在民国后期（1930~1950），内战和外战交织在一起，社会伦理和国家纲常近乎崩溃。“神仙打架百姓遭殃”。这个礼崩乐坏年代，一般本分厚道的平民沦为任“军匪”宰割的牛羊，正直刚烈者尽遭涂炭，只有平民中那些见风使舵为虎作伥觉悟超高的流氓种群如鱼得水活得滋润。（在中国官方电影中，典型的流氓标本——“汉奸”就是那个地狱里奋斗得最成功的平民，如果不是日本主子输了那场战争的话。）
    
    等到硝烟散尽时局安定，方正良善的“好人”不是家破人亡已经物种灭绝，就是妻离子散沦落至社会最底层。相反是“小人得志”——趁火打劫完成原始积累的流氓阶层进入新体制，因为“识时务”而成为“成功人士”，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优势地位。
    
    在和平建设时期，若对这些恣意任性的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缺乏有效的抑制和控制，社会文明必然会产生极大的倒退，发生比战争更惨痛的悲剧。

胭脂雨

1949年至今发生在国内各地的“清仓”、“引蛇出洞”、“牛棚”、“游街”、“抄家”、“打砸抢”、“武斗”、“阶级斗争”、“割资产阶级尾巴”、“收容”、“城管”等等恶行，无不表现出十足的流氓性。它完全悖逆人类基本的道德常识和伦理常识，更不要说属于高级文明的法律了。
    
    浩劫过后，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重建需要一个相当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需要勇气和担当，更需要信仰的支持。惩恶才能扬善。只有对恶经过严厉彻底的内省和反思，善才能回到我们身边，使人类文明常识转化为每个人的自觉意识。哪怕微小如排队、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说话算数、有礼貌……
    
    “一个老鼠坏一锅汤”。如果流氓文化坐大成为主流主旋律，那么善意文化将被伤害、被挟持、被污染、被同化，直至最后灭绝。
    
    自古规则制君子不制小人。小人的泛滥导致规则失效，反过来，规则的软弱又导致小人的泛滥，这就使得世风日下、江河日下。所以“君子”的坚守是社会的希望所在，否则只能一起沦落进“酱缸”。所有人都“流氓”所产生的超级成本必然导致一个社会整体崩盘。
    
    南北战争后美国对奴隶制度的反省，二战后德国对纳粹的反省，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反省，叶利钦对苏联的反省，南非对种族迫害的反省——这些富有诚意的反省都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本国内部社会秩序和普世伦理的健康重建，使社会达成和解。遗憾的是，中国主流对上个世纪的黑暗丑恶却一边暧昧掩饰，一边仇恨教唆，这种讳疾忌医自私自利的政客做法和流氓做法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是不负责任的。
    
    人类是苦难的，中国更是苦难，而河南人是中国苦难的标本。这种苦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河南并不是最穷的省份，但无疑是精神最贫穷的省份。这种精神上的贫穷不是河南人的罪过，是历史上那些视民众如草芥的“伟人”、恶棍和流氓的“杰作”。

胭脂雨

　　中国人自古就是被专制皇权命名为“草民”。每一个皇权短暂“胜利”前都要“杀人如麻”。人头如草，割得越勤，长得越快。就这样，人口的增长往往与民众的苦难连在一起。战乱和饥荒使死亡率高涨，随之出生率大增。
    
    满清入川，屠杀得四川十室九空，后来四川人口便暴涨。河南在近代亦是如此。1959年官方制造的大饥荒使四川和河南这两个产粮大省饿死的农民最多（1200万人饿死），后来四川和河南在中国的人口排行榜上先后夺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