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一日之功 就像疫苗的研发一样,同为冠状病毒的SARS与MERS疫情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冠状病毒的兴趣便大大减弱,药企和科学家转向了治疗癌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肝炎等疾病的药物研发,因为它们更有利可图。一篇发表在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上的文章指出,2000~2017 年,全球用于冠状病毒相关研究的资金投入为5亿美元,占同期传染病总支出的0.5%。 王浩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发达国家感染性疾病的治疗需求在下降,全世界对抗感染领域药物的研发投入是逐年递减的,除了吉列德,大型药企在该领域没有花费太大精力,而他从诺华离职后不久,该公司也砍掉了抗感染部门。“在新冠流行之前,制药界大企业根本就不把病毒放在眼里”。 现在看来,在这场寻找新冠特效药的竞赛中,跑得最快的机构,都得益于其长期的积累与投入。 莫努匹韦由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下属非营利组织DRIVE推动研发。“核苷类药物很难做,埃默里大学在这方面本身有长期的积累。”清华药学院院长丁胜表示。今天,在美国,超过9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至少服用过一种由埃默里大学科学家研发出来的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类抗HIV药物。 病毒学家和化学家乔治·佩特在业界联合发明了一些治疗艾滋病和乙肝的抗病毒药物后,于2013年加入DRIVE,次年,他与同事便开始着手一项与国防有关的项目,目的是找到一种可以对付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化合物。 该研究团队希望找到的化合物,可以对所有的冠状病毒都有效。几经筛选和改造之后,便找到了化合物EIDD-2801,也就是如今的Molnupiravir。在对抗埃博拉病毒、基孔肯雅热和流感病毒的测试中,“雷神之锤”都把它们击倒了。 去年3月,该研究团队发现,新冠病毒同样在莫努匹韦的“射程范围”之内。同月,美国Ridgeback生物疗法公司与埃默里达成合作,默克又在去年5月与Ridgeback达成合作,共同推动莫努匹韦的临床开发。 辉瑞Paxlovid的成分PF-07321332的早期化学骨架也是在SARS期间立项开发的,当时其抑毒能力很好,但水溶性、吸收性不好,只能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后来随着SARS消失而停止了研发。 王浩然说,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辉瑞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把这个药从注射剂做成口服制剂,且特异性很强,只需要非常少的剂量就可以达到抑制新冠“3CL”主蛋白酶活性的目标。他研究了该药物的临床前的数据,从细胞层面药效学到动物试验的毒理学等各个环节,“做得非常漂亮,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药物开发流程。” 资深药物研发人员德瑞克·洛夫感慨,在新冠病毒出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类有了全新的、针对它的定制药物。这样的速度纪录,想要打破它非常困难,他说,辉瑞在抗病毒蛋白酶领域有悠久的历史,专业知识的积累使其有一个高起点。而根据参与该药物研发的科学家所述,研发过程还利用到了人工智能(AI),在使用AI对其进行优化之后,才获得了可以口服的PF-07321332,并将生物利用率从1.4%提高到了50%。 根据相关统计,从2020年1月到2021年6月,药物研究人员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数千项研究,其中有650多项在美国开展。目前担任FDA代理专员的珍妮特·伍德考克认为,这些试验在受试者招募上相互竞争,减慢了研究的速度。此外,她今年2月与人合写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截至去年11月,全球2895个临床试验中,只有5%的试验足够严谨,能够产生可能有用的证据。 在丁胜看来,比较值得期待的可能的新冠药物数量,也就在5个以内。他所在的机构也有一款针对新冠的新药在研,和辉瑞的药物是同一个靶点,已选定临床候选药物分子,且部分重要指标的临床前评价优于辉瑞,只是没有辉瑞的投入力量大,目前在做临床前申报研究,预计明年进入临床研究。 公开报道表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目前正在密集研发两款新冠治疗特效药——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和抗新冠病毒单克隆抗体。其中,前者已获得国家药监局和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颁发的国内外临床试验批准文件,相关临床试验也已展开。 王浩然相信,很少有机构能够做出比辉瑞这款Paxlovid更好的新冠口服药,因为这是大公司几十年的积累,再加上它是花大钱“烧”出来的。在国内,大型药企还多处在“创新性仿制”阶段,而且从研发人员到知识沉淀,二者都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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