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阿源(下)fficeffice" /> 1976年,兵团撤销,又改回了国营农场。我们九三农场管理局又接收了七星泡和建边农场。这回让我当了赴七星泡农场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这次政治处的干部都没有参加工作队,后来知道了因为他们听到了将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把“机会”给了我。 阿源这时还在上海等着办“病退”,又跟着电台自学日语,而且很下功夫。还专门请人引见了在电台教日语的老师。那时中日关系已经正常化,在马路上见到日本人,他就跟在后面,听人家讲话。一次让日本朋友警觉起来,陪同的中方人员发现以后和他说,“现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与日本友人对话,免得人家误会。”机会来了,阿源把自己学来的日语全部掏了出来。然后赶紧用日语发问“您看我的发音怎么样?”“您是标准的东京音。”可把阿源乐坏了! 1977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在里弄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大学的外语系。而他的户口在兵团,是不能参加上海的高考的,他回兵团了。 按照黑龙江1978年的政策,28岁以上的考生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而且要“社来社去”,他义无反顾愤然赴考了。 阿源有点偏科,多亏报得是外语。初试通过后,进入复试。他说进入考场,我就不说中国话了。东北的老人同日语的较多,考官都是五十多岁的人。给他一篇文章让阿源阅读,阿源感到过于简单,让人家随便问,“我说你也太牛了。”考官说这是统一要求的,要按照这个评分。阿源才认真的发他的“东京音”。 一个感到惊讶的考官,马上问阿源多大了,“28岁年龄大了去年没赶上。”“还可以考虑,我是黑龙江大学的”这些本不是主考老师应该说的话。 果然,不久阿源接到了黑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可是就在同一天阿源也收到了病退回上海的通知,他遭遇了命运的抉择。 他找到我说起这件事。他说回上海也有人帮他联系工作,但在外面时间长了,不愿意回家接受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的父亲的严厉管教。现在知道那就是所谓的代沟。最后决定还是上大学。 学校传来的消息是,日语专业48名同学,分成三个小班。阿源是中共党员,又下乡多年,最主要的是日语基础好,当上了48名同学大班的班长。 每次讲完大课以后。求知欲望强烈的同学都要把他围起来问这问那。 哈尔滨要吃粗粮,阿源在上海和在兵团都吃的是细粮,感到不大习惯。家在哈尔滨的同学就专门从家里拿来细粮给他吃。大家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 再后来,大家各自都忙着返城找工作结婚这些积压多年的“个人问题”,相互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阿源回到了上海,当上了专业翻译。 我由衷地祝福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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