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医歧视、摧残最残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 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经大会议决的重要提案包括:
(1) 请愿问题,议决由执委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阵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2) 建设问题,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并设立各省中医药学校。
(3) 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经念日——国医节。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