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1鱼象鱼说【今日文化】

鱼象鱼

谢思炜：启功先生的中国文化观和历史观
2018
12/30
17:30
章黄国学
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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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治学领域广泛，主要为考实征信之学，并不以义理之学见称，也没有通贯性的史学著述，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历代史也极为熟悉，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由此形成了他通达的中国文化观和历史观。这种文化观和历史观体现在他对艺术、艺术史、汉语现象、诗文写作、古籍整理等各个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在晚年为学生讲述中国学术史和几次公开的学术讲演中也有较为系统的阐述。这些讲述内容由学生记录，结成《启功讲学录》一书[ 启功著、赵仁珪、万光治、张廷银等编《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此外，由赵仁珪等记录整理的《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也有专门部分讲述其学术和艺术经历。本文主要依据先生已发表的学术著述和这两部记录，试就其文化观和历史观的思想意义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启功讲学录》
《启功讲学录》第二编“论学术思想”，记录下的文字虽不足三万字，但相当重要。此篇共分“先秦学术”、“汉代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今古文经学”四部分，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和人物几乎都讲到了。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当属对儒家思想的评述。这部分评述又可分为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先秦儒家或原始儒家的评论，二是对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的评论。他的基本看法是，历史上儒家主动适应统治者需要，统治者有意利用儒家，使得儒家学说一再发生变化，遭到篡改或修正。这种看法应当说与20世纪以来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一致的，但先生是经过独立思考，从许多具体问题的辨析入手，形成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看法。例如他根据娘日归泥的音训原理，认为“儒”其实就是“奴”，就是文化奴隶，“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意思就是要做君子的奴，不要做小人的奴[ 《启功讲学录》第64页。]。又比如他指出，孔子的思想在他的弟子那里就开始遭到篡改，有若所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便是其例，孔子本人对作乱犯上的态度并非如此，有若因此“可以说是儒家的功臣”。有人想把他抬出来作孔子的接班人，大概是有诸侯在后台支持[ 《启功讲学录》第67页。]。说到统治者对儒家的利用，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独尊儒术”事实上是假的，汉武帝自己信方士、信封禅、信神仙，并不真正信儒术。《史记》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不可靠。当时官定的说法如此，司马迁不能不这么说。这几部书被汉武帝定为经，用来作教科书，事实上与孔子没有关系，“是后来的人拿孔子来耍”[ 《启功讲学录》第68页。]。

宋明理学是先生评述儒学的另一重点。他认为，“这是孔子第三次被打作旗号”，也就是第三次被全面篡改。其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启功讲学录》第74、75页。]。启先生本人由于师承关系，更由于对宋明理学作为统治思想所造成的危害有痛切感受，所以自早年起便反感宋儒，批评朱熹之说。他的一个一再重复的说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其实打倒的是“朱家店”，也就是程朱理学、宋明理学[ 《启功讲学录》第73、75、82页。]。他不否认朱熹对“四书”的注释“简单明了”，自有其优点[ 《启功讲学录》第32页。]，但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四书集注》编纂和注释的荒谬之处。他指出，“四书”将实为孔门后学所编的《大学》、《中庸》放在《论语》之前，仅仅因为宋仁宗亲笔写过《大学》、《中庸》两篇赐给大臣，以为“从宋仁宗这里得到了法宝”，实在荒谬[ 《启功讲学录》第74页。]。朱熹注《论语》，有些地方有意作了改动，如《为政》篇：“《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朱注在“乎”字断句，是为照顾有若的“孝弟”连称，以致不顾文义，使此句成为“肿背马”。又《述而》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朱注改“加”为“假”，改“五十”为“卒”，以证成孔子到五十岁早已学完《易》，实属“窜改”[ 《启功讲学录》第67页。以上两条并参见启功《读〈论语〉献疑》，《文史》2000年第1辑。]。

以上是文献训诂方面的考证，而启先生之所以对《四书集注》和理学思想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更重要原因，是它在金元以后被御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成为比前代更厉害的思想统治工具。至于理学所讲的心法、性理之类，启先生认为它实际攘取了道教、佛教的修炼学说，“宗教都讲这套”[ 《启功讲学录》第73页。]。朱熹教人静坐，讲“格物”，体验自身，以为自身即宇宙，“这些都是很玄虚，很渺茫的”，“进入这个理论圈子，就接受了他的思想束缚”[ 《启功讲学录》第74页。]。


启功先生
也许有人会说，宋明理学毕竟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值得研究汲取，启功先生对理学的批评是否带有汉学或乾嘉朴学的门派之见？其实，即便在早年，他对宋学的批评态度也并非仅仅源于汉学传承。对清代的所谓汉学，他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肯定清人抬出汉学反程朱理学的思想意义，但对汉学疑古考伪中的偏执作法并不认同。他说：“清朝人做学问有一个矛盾（记录稿如此，疑当为“毛病”），专门挑古类书里一句话，再找出现传本里所引的一句话，说明类书是真的，而现传书引用的是伪的。”[ 《启功讲学录》第81页。]启先生本人尽管是研究传统学问的，但毕竟是受过20世纪新思想、新学说洗礼的学者。对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化论争，他始终是关注的。有关上述学术见解的形成，他有清楚地说明：“我这些想法是我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大家传看摩尔根《古代社会》时一块讨论所形成的。”他还特别提到曹家琪等人对他的影响：“……这话最先是由张中行提出来，还是由曹家琪提出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是曹家琪对我说的。他对我说我那一套还是死套子，这对我极有启发。”[ 《启功讲学录》第68、69页。]如果谨守汉学师传，恐怕就是一个死套子，而启功先生早在30、40年代就已跳出其外了。

尤须注意的是，启先生是在晚年系统阐述其学术思想时重申了上述观点。这些问题他始终在思考，认识不断深化，论证不断补充，如有关《论语》注释的辨析。这期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也经历了一系列论争和变动。除20、30年代有所谓“国粹派”和“读经救国”说外，50、60年代在海外形成了“新儒家”，80年代以后开始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以致90年代至最近再次兴起“国学”热、“读经”热（奇怪的是，他们读的“经”居然还是“四书”，不知是否还要按照朱注读成“卒以学《易》”）。启功先生的上述言论是80、90年代至世纪初在小范围内（主要是面对他的学生）讲的，至2004年《讲学录》面世（此前已有一些单篇论文如《读〈论语〉献疑》发表），似乎也没有太多反响。或许是由于先生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太过卓著，以致人们完全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有相当深度独立思想的学者的存在。人们常说先生生前为书法之名所累，遭遇太多非意烦扰。我觉得，相比之下，先生因精熟传统文化反而被人们忽略他对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认识，这恐怕更是一种悲哀！上述讲学内容，是先生应学生和一些学界人士的反复要求、经慎重考虑，到晚年才最后讲述的。他对此事的认真态度决不逊于任何正式的著述，决不像一般教师在课堂上“跑火车”，畅意肆言。只是由于先生其时已届高年，精力所限，很多内容未能充分展开，记录稿文字也未能由先生本人细致推敲打磨罢了。因此，在我看来，启功先生的上述讲学内容尽管简要不烦，近似于大纲，但与近20年来流行的各种思潮相并列，明确代表了他本人一贯的学术立场、思想立场。他也不惮公开表明自己对某些思潮的态度。例如，对“读经救国”论，他的看法是：“虽想尊奉孔子，而方法片面，如七十年前那种‘读经救国论’，事实上给孔子帮了倒忙了！”[ 《读〈论语〉献疑》。]对一些重要学术代表人物，他也作出评论：“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里说，中国十一、十二世纪最大的学者是二程和朱熹，可见他对程朱那一套还是很迷信的。”[ 《启功讲学录》第75页。]“钱穆……讲的有些事是学术的进步，由迷信变为推理，但对于宋儒，他裹到套里去了，脱不出来了。”[ 《启功讲学录》第68页。]这些评价可能不会使所有人服气，但先生这种不为时下学风所靡、不因甚嚣之群言而忘乎所已的态度和识见，足以令人敬佩。


在启功先生的《讲学录》中没有专节讲历史，只有早期给研究生讲目录学时有一节讲历代史书，从中可以窥见他对历代史和史籍的熟悉程度[ 《启功讲学录》第一编第十四节，第46—48页。]。先生师从史学名家陈垣先生，熟悉史学的基本训练，只是没有作专门史研究。但讲文化、讲学术思想乃至研究文学等等，不可能脱离历史。此外，先生在各种场合也常常讲到他读史的体会和对中国史的整体观感。他赞同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但认为应改为“六经皆史料也”[ 《启功讲学录》第38页。]。在史料择取上，他认为正史和野史、杂史、别史不能偏废。“《世说新语》本是小说家言，《晋史》是正史，前者并非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后者也并非全是有据可查的史实。”[ 《启功讲学录》第46页。]但他很明白史书记载与历史本身的差距，尤其对官修正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口述历史》中讲到清代乾隆皇帝如何孝顺太后之事时，启先生便揭露了一些史家所不知的隐情，并由此生发，作一跋语：“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启功口述历史》第13页。]这是启先生本人很得意、也很著名的一段话。清史此节隐情是与启先生本人的家族背景有关的，此外在讲其他各代史时他也常常会举出一些类似例子作为佐证。

在艺术史、文化史之外，先生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史。在我看来，可能是由于先生对中国历史上围绕政治权力斗争的种种黑暗了解太多、太深，他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观感是较为悲观的。这反映在他的咏史诗作中。如《贺新郎·咏史》：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塗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 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馀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辩。簷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 启功著、赵仁珪注释《启功韵语集注释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此诗作于1971年后，显然是有感而发。此外，在90年代初所作《古诗二十首蓬莱旅舍作》中有一些更具体的评论：

刘邦有天下，功狗无或生。身死诸吕殛，后宫亦以清。陈平擅奇计，事过尤可徵。代王梦中来，高祖空战征。

尽瘁出祁山，亦寓自全计。后主抑其丧，足见疑与忌。狼顾司马懿，魏文屡相庇。方诩知禹舜，转瞬食其弊。

史载杀人狂，北齐推高洋。历时未千载，复有朱元璋。清人代明政，遗臣攀先皇。康熙下拜后，洪武仍平常。

宇宙一车轮，社会一戏台。乘车观戏剧，时乐亦时哀。车轮无停辙，所载不复回。场中有醉鬼，笑口时一开。[ 《启功韵语注释本》第208、209页。]

这些咏史之作当然不能代替正式的史著史论，读者也许只视其为诗人之言或游戏笔墨。然而，不能不承认，自有咏史一体以来，有思想文人的咏史之作往往是含有深意的。我从这些作品中体会到的有两点：第一，由于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更由于经历“文革”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作者对历史的黑暗和真相有着更真切的认知，不仅限于从书本上所得到的那些知识，鉴古知今，由今推古，作者有很深的悲叹，也有很深的哀悯，所谓“游戏人生”不过是一种超脱的看法罢了，并不能掩盖或抵消这种悲叹哀悯。第二，这些咏史之作当然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特定角度的叙述，但是很明显，正由于它们是供个人遣兴的诗作，而非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式史学著述，所以作者不必考虑是否符合某种历史观念，它们对中国历史素材的处理是非决定论的，甚至是非有机建构的，而更多地保留了一种直观的、更接近于传统的历史观感形式。这种史观当然不完善，不全面，但与有意识建构的历史叙事相比，或许并不能轻言孰优孰劣。我觉得启先生自50年代以来未从事专门的史学研究，或许是一件幸事，使他不必卷入“以史代论”、“以论带史”之类的无谓纠缠中。


综观启功先生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观察思考，可以看出处处体现出他眼界开放、独立思考、不盲从的治学精神。他以自己的深厚学养和通达见识为基础，在传统文化研究的许多领域里从事着“破除迷信”的工作。比如，他告诫书法学习者首先“要破除迷信”，“自古以来书法已成为‘显学’，产生了很多‘理论’，再被一些所谓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一炒，好些谬论也都成了唬人的金科玉律”[ 《启功口述历史》第176页。更详细地论述参见《启功讲学录》第四编第七节“书法二讲”。]。又如书画鉴定，他从长期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启功口述历史》第192页。]。这些从具体研究中得来的真知灼见，与他在整体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相互印证，具体说明了他的学术立场是如何形成并得以坚持的。研究中国文化，又不能不遇到中国各民族文化之间和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问题。20世纪以学贯中西为尚，学者纷纷欲求于此有所贡献。启功先生未曾留洋，不谙西学，英文也学得不好，但在治学不能不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上，他力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永明声律问题的讨论中，他不同意学者有关沈约对“四声”的发明源自梵呗的说法。他认为，以为中国什么都是从外国来的，与认为凡是外国有的中国也早就有了的论调，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 《启功讲学录》第135—136页。]。事实上，俞敏先生就曾撰文指出，梵文及佛经转读之三声，与音阶高下无关，无法与汉语四声比附。启功先生曾就此问题与俞敏先生切磋，他的结论并不是轻易下的。

最后还须补充的是，在先生逝世后，有关方面用“国学大师”一语作评价，这无疑是对先生的高度赞誉。先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众多领域中取得了无出其右的成就，确实无愧于大师称谓。既然研究中国文化在外国称为“汉学”，中国人称之为“国学”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在回顾了先生的中国文化观和历史观后，不能不注意的是，“国学”这个概念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与一系列思想文化论争联系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特定思想指向，而它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严谨的学科概念。回顾先生生前，在著述、讲学、演讲和与学生讨论中，从未正面使用过这一概念。相反，在《讲学录》论学术思想的结尾部分他明确讲到：“我的意思不是恢复国学系统，不是谈什么国学概论”，“我上面讲的这些东西，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宋学中的陆王之争等等，这些说法从前被认为是国学，这话不太合理，也说不尽”[ 《启功讲学录》第84页。]。可见，先生对“国学”这一说法并不赞同，他对思想文化问题的见解与热心鼓吹“国学”的人也是明显有别的。如果我们硬要从俗将“国学”的帽子加在先生头上，恐怕是与先生的一贯思想有违的。


公元2005年夏，先生逝世后旬有五日，敬撰此文，以志怀念和哀思！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尔雅国学报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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