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故事

冰团战友

爸爸的故事
    今年6月19日父亲节。最好的纪念方式是写写父亲。
    十九世纪中叶，曾祖父携一家人或许从蓬莱或许从烟台乘船到大连（经考证，当年从山东走水路只有这两处），或许走旱路绕渤海湾北出山海关，抱着哪里黄土都埋人和四海为家的理念，担子上挑着“家”到东北“闯关东”，走到哪闯到哪儿，最后也不知是投奔谁，落脚在辽宁省抚顺市瓢儿屯。曾祖父膝下共有三个儿子：王恩荣、王恩富、王恩贵。爷爷王恩富奶奶栗文清生下两个姑姑和双胞胎的伯伯、父亲。看来爸爸经常向我们灌输的理念“自力更生独创家业”是从小形成的。
    爷爷给地主扛活赶马车，奶奶当佣人，地主老财真会享福，家里外头的活计都让别人承担。爷爷赶的马车要拴十匹马，当时的有钱人一驾马车套十匹马也是为了炫富，就像现在有人开的“凯迪拉克”轿车一样，据说堡（bŭ）子里那样的马车只有身高力大的爷爷能够驾驭，因此爷爷也会得到地主的一些“体惜”。爷爷常提起当年地主家的长工中流传着一句话：“大年二十三，大爷把脸翻。”过年要紧，不伺候了，穷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八月节，爷爷怀里揣着舍不得吃的一个纸包月饼，再顺便去豆腐坊捡（买）块豆腐，回到家里，此时是全家最开心的团圆节的黄昏。
    懂事后，我在家里发现了一个一斤多重铸铁的大铃铛，那是爷爷当年拴在马车上的，马车拴上铃铛是给马压惊。还发现纺车和棒槌、捶棒石，这是当过佣人的奶奶劳动工具。这些物什是勤劳穷苦的印记，我的《奶奶的纺车和捶棒石》有描写。
    1921年农历六月二十三，他们生下双胞胎的伯父和父亲。长子伯父受到爷爷奶奶较多的宠爱，多念了几年书。爸爸只上过半年学（我怀疑这里有水分，他最多只念过一两个月的书），7岁开始给地主家放猪。老家来人曾经提起，“当年你的爸爸在冰天雪地里放猪，光着脚穿着一双单鞋。”听到这句话我直想哭，爸爸的“老寒腿”一定是那时落下残疾。
    1936年，15岁的伯父和爸爸经人介绍进工厂学徒。工种是车工，开的是皮带传动的老式机床，服务的工厂是“满洲国”的奉天造兵所株式会社。现在看来，爸爸也算是中国早期托拉斯规模的产业工人了。
    这家一般通称的“沈阳兵工厂”在1945年“八一五光复”前后，规模达到三万人。中共东北局军工部1948年12月2日接收这家兵工厂，使之成为当时中共领导的中国最大的枪炮制造中心。
    爸爸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1948年11月，时年27岁。当时党组织不是公开的。加入党组织不允许告诉包括妻子在内的任何亲友，同为共产党员的伯父和爸爸兄弟俩是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才相互知晓彼此身份的。
    也就是这个时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爸爸全家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1950年、1951年是前苏联援建的“国营齐齐哈尔一二七厂”建厂的日子。我家是第一批由南满沈阳市迁厂来到齐齐哈尔市的。
    奶奶说，“那时齐齐哈尔冷极了，响晴天飘清雪，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由于我家是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需要两套有火炕的房子，当时就被厂里安排到工厂在“东大营”的宿舍。我是1952年出生的，这里当然是我的出生地。
    1957年工厂房产科又把我家调配到俗称“市立医院”（当年齐市是黑龙江省的省会，分别设有省立医院和市立医院）的厂西宿舍。两间一套的平房两套，前栋房一套伯父住、我们住在后栋房。这里是离工厂最近的家属宿舍。为了方便工作，厂里给伯父和爸爸各配给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文革期间，用了十年的桌椅又按“搞特殊化”收回了）。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号召吃大食堂，考虑工作与生活的兼顾，爸爸和伯父两个双胞胎兄弟分家了。奶奶告诉二姑兄弟分家的事还哭了一场，那天正赶上我住在把我称作“心尖儿”的二姑家。后来我从妈妈的嘴里听到分家的真实情况，了解了不少家务上的是是非非和封建大家庭的弊端。
    没分家时，爸爸比伯父收入高，但都得统一缴入大娘的腰包，由她统一支配。花销最大的伯父伯母和两个叔伯姐姐。爸爸妈妈的零花钱都得用“理由”从大娘手里申领，还难免遭到白眼。分家时，伯父家两个叔伯姐姐都已经长大进厂参加了工作，而我家哥哥最大还不满十岁，父母加上兄妹五个七口人。家庭就是一本糊涂账，我家不仅没有分到任何积蓄，甚至连锅碗瓢盆都得重新置备。要不过去弟兄分家都要请舅舅出面给予调停，我们分家碍于面子，三言两语完事。
    此后，伯父被提拔了副厂长，薪酬提高；爸爸被厂里调到工厂驻地支援地方，收入没再增加，两个家庭贫富差距拉开了。说起过去的不公平，妈妈心里就愤愤然，但她还是愿意分开单过，不管享福遭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长子和次子，即使是双胞胎，在封建意识浓厚的爷爷奶奶那里也不能同等对待。伯父18岁结婚（娶伯母“女大三”），19岁有大姐，21岁添二姐。爸爸虽然与伯父同岁，娶媳妇比伯父要晚五六年，天下就没有不偏心的爹娘。
    好在爸爸是拿工资的，有技术，结婚也不会作难，但我知道结婚时他戴的手表是借来的。不知道还有哪些用品是借来的，几次妈妈像说笑话似的提起，话都被爸爸打断。
    妈妈是“旗人”，满族镶黄旗子弟。姥爷没有女孩，两个女儿妈妈行小，受到姥爷姥姥的宠爱，小时候读了不少书。沈阳解放后，曾经被安排在银行工作，奶奶死活不让去。媳妇能够拗过婆婆吗？1958年妈妈又有机会到工厂幼儿园上班，妈妈会唱会跳，喜欢孩子，可不久也被家庭拖了回来。结果，妈妈当了一辈子家属委员会主任（那时的委员会主任纯义务，但比现在忙得多），在家里为自己为孙男娣女照看了一辈子孩子。妈妈心地善良，写一手端端正正的毛笔字，还能够熟练使用日语，真可惜，可恨的是重男轻女的封建陋俗。
    伯父没有儿子，奶奶爷爷怕他断了香火，起初想把我过继给伯父，没有得逞。结果在我三弟刚出生时就强行抱给了大娘，坐月子的妈妈听到弟弟的哭声，不知多少次半夜里穿着内衣顶着寒风跑到户外，从后窗户听听看看哭闹的弟弟......哪个母亲不疼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
    最可怜的是我那苦命的弟弟。从此，三弟心酸事一桩桩一件件地开始了，直到他48岁过早地离开人世。
    1960年爷爷去世，文革中伯父到生产迫击炮的“小三线”厂当厂长，大娘去世。奶奶晚上住在我家，但要与三弟一起在伯父家里相依为命，照顾叔伯大姐的生活。1973年奶奶去世，伯父因家庭变故而调回齐市原厂。后来三弟下乡，伯父再婚，此情另当别续。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下班后的餐桌是父辈的讲坛。父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出晚归。从我记事开始，伯父和爸爸下班回家已经天黑了，两人烫上一壶小酒，边吃边谈。他们谈论的内容都是当天厂里的新闻和国家大事。这时我多半是一觉醒来，我的启蒙就是这样开始的。
    起初他们说的是“镇反、三反、五反”，记得1956年爸爸奉命背着荷枪实弹的步枪押解历史反革命去广州，往返途径北京丰台都没下车，归途在天津住在交通饭店。回到齐市行囊中带来好多在广州买的香蕉，那时在东北，香蕉可是稀罕物，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地吃香蕉，这时我四岁。
    爸爸有一个电镀的铜制哨子，是民兵训练用的，一天我躺在炕上摆弄它。一个不小心卡在喉咙里，妈妈问声跑了过来拼命地在我嘴里抠，忙活好一阵子才把哨子抠出来，我的脸憋得通红，大人们都吓坏了，孩子是不懂危险的，头脑里连“死”的概念都没有。
    四岁时还发生一件事。那天早上我从被窝里醒来，去外屋看了二姑，回来上炕脚蹬炕沿边的小木桩，结果蹬呲了，一屁股坐在了炕头炉烧红的烟囱上，肉皮烧焦了。烫伤惊动了左邻右舍，前院后院，一起迁厂来齐市的大娘大婶都来看我。我俯卧炕上，被子用一个专用的木框架起来，据说我还喊着“张娘啊，李婶呀，我快死了，活不了了”吓唬人，逗得长辈们发出了阵阵笑声。住在后院的石婶（石柱德的母亲），拿来家里保存多年的獾子油。大约躺了一个月才好，非常幸运，屁股上没留下一点疤痕，六十年过去了，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尤其是记着石婶和石婶的獾子油。
    现在我们帮助女儿照看小外孙，才知道孩子让大人操心的事太多了。哪个孩子没摔过跤，哪个没遇到过危险，孩子都是“摔”大的，成长必须付出代价。
    接下来说的是总路线、大跃进，是劳动竞赛，拔白旗，除四害。车间之间的挑战应战。爸爸和伯父当时都是车间主任，他们在文化宫礼堂先后上台讲话发动“挑战、应战”，双胞胎相似的面容，在干部职工中传为佳话。
    在沈阳时，邻居一位姑娘，管爸爸和伯父都叫舅舅，但分不清哪个是大舅哪个是二舅。只好等长辈先说话，看到爸爸嘴里那颗金牙，才敢大声地问候“二舅好”。
    大跃进年代，是热火朝天的火红年代。街头满挂着“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超过美国”的标语口号，上演着打倒美国佬、英国佬的活报剧。工人文艺骨干扮演的艾森豪威尔脸上粘着长长的鼻子，头上戴着星条图案的高帽子，手里拄着黑色拐杖，满嘴叫着“OK”、“OK”和“大了个舌头”的中国普通话。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是《社会主义好》，身临其境，孩子们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和初始的社会主义教育。
    苏联专家和中苏友好。爸爸有一枚列宁头像纪念章，蓝底金像，是苏联代表团参观时赠送并给他佩戴上的，他经常把它别在蓝呢子制服上。每逢过春节，爸爸都要穿上呢子制服，外罩呢子大衣，黑又亮的皮鞋，徒步五分钟进入工厂，参加春节团拜会。团拜会结束后，带着车间支部工会团干部来到厂西家属区挨家挨户地给车间工人拜年。伙伴们遇到会招呼我，“快看，你爸爸来了。” 看到爸爸兴高采烈地样子，我真骄傲，这是爸爸最高兴的时候。
    那枚列宁像章，哥哥要，爸爸没舍得。后来说被车间团支书要走了。我也舍不得，我知道爸爸珍惜这枚纪念章，这是一个车间干部有限的机遇下获得的。1945年，前苏联曾与国民党政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又与新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宣告前一个“条约”的废止。前一个条约的废止和后一个条约的执行都从某个角度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一五二五时期苏联援助，加快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人民之间在劳动中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那时有苏联专家的企业都要建设内设一个装有弹簧地板舞厅的工人文化宫、建有外国专家招待所。我见过和平厂的也见到过北满钢厂的有关设施。每当周末，大姐家两个姐姐都要换上布拉吉，高跟鞋、戴上项链，精心打扮起来去参加舞会。每逢五月劳动节、十月国庆节和春节，工厂工人文化宫都要举办文艺演出和游园活动，做为职工子弟也会从父辈手中得到入场卷并加入快乐的海洋。男孩子最喜欢的是气枪射击。奖品有气球、文具、小玩具和贺年卡等。火星文化宫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它也因此成了我QQ空间的名字。
    黑棉袄和黄棉袄。东北这些新建立的企业相继迎来了大学毕业生、复转军人，也招有地方的城市就业人员。在广大建设者中，还是以贫苦出身熟练工人为主力。工人出身的干部当年都有一身通行的干部服。黑色四个口袋卡其布棉制服配上一条活面的黑棉裤。这就是他们整个冬天的装束，年轻人还会带一条长围脖。20多岁的女青年都有双排扣的黄色列宁服。在大跃进年代，1958年解放军十万官兵转业都参加了开发北大荒的战斗，1959到1960年前后，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工厂迎来了一批转业军官，主要安排在政治工作岗位上，他们有工作热情，但业务技术上的确是外行，可是当时“外行领导内行”似乎是规律。“黑棉袄”与“黄棉袄”在生产技术领域难免产生一些矛盾，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前后，矛盾才逐渐得以化解。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建设中学会建设是当年的时代主流。可是，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政治与业务的辩证统一关系，致使管理分工带来的政治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曾记否，直到推行厂长负责制，“核心”啊“中心”啊，围绕究竟谁是企业的“一把手”，也还是没能讨论出个“子午卯酉”。
    1960年或1981年，为了支援工厂所在地齐齐哈尔市的经济建设，爸爸被组织上调到地方企业任职。组织调动，个人须无条件服从，这是规矩。至于调谁不调谁，是领导考虑的事，个人不必知道。父辈有些干部如于连贵、李俊林、赵振文，调到地方后发展也不错，这里有个人努力的因素，实质上是机遇好，个人“适应能力强”。说到底，几位发展得好一些的干部还是有文化，文化一定会最终成就个人的发展。
    爸爸不行，只上过半年学，解放后扫的盲，火热的生产实践是他的学校，文件报纸是他的课本，会场是他的课堂，领导就是他的老师。农民、工人、山东东北人的性格集于一身，遇事乐意直来直去，不喜欢迂回周旋，开展批评时，常被说成工作方法有些简单。他学过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的简单哲学用，他自己的话，遇到问题“爱揭盖儿”。爸爸工人出身，技术好，热情积极，对党忠诚，不善交际领导，尤其不会阿谀奉承，所以优点突出，弱点也明显。
    到地方工作的十年中，从天兴衡器厂厂长、到劳动局技校支部书记兼校长、再到装卸服务公司经理，这样的任职经历向我揭示的只有奋斗的艰辛和坎坷。前两个职务还算能够适应，后面的任职显然不能说是善任。
    一个秋天寒冷的晚上，爸爸没有回家，也没有音讯，直到第二天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原来技校一名职工因故坠江，不识水性的爸爸带着几位职工乘坐一艘小木船连夜冒着风浪亲身参加打捞，爸爸后来也向家人承认自己在漆黑湍急的江水中遭遇了生命的危机，道出了视死如归的心声。
    在地方基层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十年让爸爸身心俱疲，1971年在市委工交政治部的安排下又回到了中央直属企业第一机床厂，当了锻造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仍然做他几十年前就开始的属于“兵头将尾”的中层干部，职务没升，工资也没再下降。
    爸爸调任地方，单位住房紧张，不能及时搬家，原单位为了挤兑你搬走，家属和子女，开始受到原厂的冷遇。职工家属的福利待遇取消了，家属看病到职工医院要付全费，爸爸从来也没有在自己的单位报销那应该享受的50%。甚至，洗澡不能使用家属区的浴室，弟弟上学也不能就近入职工子弟小学。这种被原单位的冷落和歧视，家大人还能够承受，可作为孩子的我们，对身心的刺激是剧烈的。爸爸能够承受，因为爸爸是家里的天；妈妈能够忍，这是中国人的“德”。即使这样，妈妈原厂宿舍家属委员会主任（义务）还干得挺欢。
    由于提干和工作调动，爸爸的工资从1956年开始1984年退休28年没动，只是在1960年动了，是降了百分之一（当时要求工资在百元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降薪百分之一），实际上爸爸连取消10%的地区津贴，降了大约30%的薪酬。按爸爸的技术和资历，要是当工人也一定能定为八级工，当时八级工的基本工资120元另加10%的地区津贴，可爸爸15岁参加工作，63岁离休，工龄48年，九十九元八角的工资拿到强调“责权利结合”的改革开放。当然，要是自我慰藉，这个工资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
    我家属于多子女家庭，曾几何时，子女的就业出路都曾绑定在父亲一人身上。工厂每召开中层干部大会都要动员子女上山下乡，要求党员干部带头。结果，我1968年下乡；哥哥1969年中专毕业分配时，受到爸爸“九零学习班”问题没搞清的牵连，以至原本应该分配到齐市富拉尔基热电厂却分到了北安县；妹妹70届统一留城；过继给伯父名下的三弟下乡；小弟弟继续下乡，五个子女三个下乡，一个分外地，只有已经出嫁的妹妹算是留在父母身边。
    1976年小弟弟下乡时，我跟爸爸直接说，“看别人带头上山下乡，人家也可以带头返城，咱们不行。”爸爸沉默，爸爸承认我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最有发言权，听到我的这句话爸爸心里一定更加难受，谁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都弄到乡下？后来两个弟弟一个活到48岁，另一个终结于50岁，这与他们的境遇不无关系。
    爸爸反复教导我的只有“到那不是一样革命呢？”，影响我的还有“哪死哪埋，路死路埋”的无产者的口头禅。可惜。爸爸常念叨的“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兵打一处，将打一家”属于农家的理想，都没有成为现实。
    非常庆幸，文革中，装卸服务公司的造反派到第一机床厂要把当过他们公司“一把手”的爸爸揪回去批斗，由于时过境迁，批斗领导干部已经不那么时兴，没有获得工厂的批准，否则还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待遇”，工厂的保护让爸爸很受感动。
    回到大型机械化生产环境，爸爸如鱼得水。由于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在一机部的地位，主导产品是大型数控立车，号称全国机床行业的十八罗汉之一。因此，基础工序加工工件大，锻造车间劳动强度大。记得车间有一位生产调度外号“小鬼子”的孙师傅工作干劲足，脑子活，作风泼辣，能吃苦，工作上受到爸爸的器重。生产调度的岗位就是容易得罪人，孙师傅申请加入党组织的愿望长时间存有争议。经过深入地调查分析，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爸爸与工段反复交换意见，摒弃了不当非议，取得了广泛共识，还亲自当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孙师傅的母亲过生日，爸爸应邀登门祝寿。
    群众信任是做好工作的基础，让职工服气那更加是不容易。一次值夜班，工人师傅们想测试一下爸爸的车工技术，非闹着让爸爸操控一下车床不可。爸爸已经几十年没摸过床子了，当年的皮带床子与现在齿轮传动的现代化机床相比变化也很大。结果，爸爸从小学徒当车工和解放后在兵工厂机加工车间主任的技术和管理经历得以充分展示，从操作的基本功、到加工工序流程，娴熟精准地操作和机加工理念令“考核者”叹为观止。后来，曾在现场的工人师傅多次在我家说起过这段传奇，
    爸爸身先士卒、雷厉风行和勇于负责的工作作风很快得到广大职工的认可，在非同寻常的锻造车间打开了局面，车间年年提前超额完成任务，由后进变为先进，爸爸也多次受到领导表扬和工厂的年度表彰。后来爸爸长期担任工厂的安技处长，直到超期服役后离休。时任第一机床厂厂长，后来调任东北重型机械厂厂长、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市长、中央候补委员的宫本言一直亲切地称呼爸爸“老王头”。
    与许许多多从旧社会走过来有一定经历的人一样，爸爸在文革期间也受到了政治迫害，蒙受过不白之冤。爸爸的风采在于他1936年开始的中国产业工人的历史和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经历，在于他们那批饱经风霜的三万产业工人为新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怀疑一切，宁左勿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疑案从有的荒谬的文化大革命，不知哪阵风，东北和内蒙的的几家兵工厂都先后办起了“九零学习班”，想把原九零兵工厂人员都打成“潜伏特务”。
    的确，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曾经接管沈阳兵工厂，改称兵工署第九十兵工厂，委任陈毅的堂兄陈修和任厂长。两年后回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手中。就是这短短两年的历史沿革，让那么多老工人老干部在文革中被严刑拷打，蒙受了不白之冤。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冤案竟然形成于所谓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有人说是江青的指使，天晓得。
    期间，爸爸被弄到齐市原来那家兵工厂，受到了不尽的屈辱和人身迫害。我仅知道，曾经在一个早晨，爸爸获得一次回家的机会，从家里带走一瓶白酒来到西满烈士陵园，盘算着了结自己的性命。结果，考虑到上有八十岁的老母需要奉养，下有五个子女都还没有成家，妈妈没有经济收入，自己一死了之，家里怎么过？一个人的生命对集体也许无所谓，对家里确是顶梁柱。再说了，几十年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付出了那么多，党组织真的会这样皂白不辩？千千万万个不甘和想不通，终于没有让自己走出“那一步”。后来听到这件事，我恨透了文革中那些靠造反起家，借机整人的跳梁小丑。
    爸爸63岁离休后，1990年12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为爸爸送葬当天，天气奇冷，工厂在家的领导都到齐了，那么多的亲朋好友没接到通知也都赶来了，现场来宾满满，气氛庄重。
    生活上爸爸简朴得让常人难以想象，但他重情重义，敢爱敢恨，做人做事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朴素的哲学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任何人都难以挣脱历史的羁绊，爸爸刚毅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在生命的轨迹上，爸爸活得很精彩。要是比爸爸，我不输任何人。

    （初稿形成于2016年7月1日）

蓝色海湾

  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共产党员的故事。反映着当时的时代和历史。

天津老知青

    从头到尾，细细品读，好文章。孩提时代总是向我们的父辈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他们的抱负和责任是多麽的不容易，是那么的伟大……。文中时代的变迁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过去的建设者都是名臣，当时没有什么教育资源，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但老辈们用他们坚强的脊梁扛起了建设初期重任，仿佛看到了钢花蹦溅，口哨齐鸣，吊车在高空行进，热火朝天的场面又一次呈现，问什么，这是一种信念，就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刻苦和忠于是那个年代的立本之道，对己学而不厌，对人诲人不倦，我们在老辈那里学习了他们的正能量，我们也没有虚度年华，我们做的很好，也替共和国扛起过困难，这都是根与源的关系。

谢谢老战友

冰团战友

    父亲的爱冷峻、巍峨也很深沉。然而，父亲给自己的爱集中表现在做榜样，撑起属于他的一片天。
    感谢阅读回复点评的各位朋友。

淇天大圣

我的好父亲

冰团战友

淇天大圣 发表于 2016-7-2 15:01
我的好父亲

    大跃进年代，是热火朝天的火红年代。街头满挂着“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超过美国”的标语口号，上演着打倒美国佬、英国佬的活报剧。工人文艺骨干扮演的艾森豪威尔脸上粘着长长的鼻子，头上戴着星条图案的高帽子，手里拄着黑色拐杖，满嘴叫着“OK”、“OK”和“大了个舌头”的中国普通话。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是《社会主义好》，身临其境，孩子们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和初始的社会主义教育。

冰团战友

		谢谢朋友加分鼓励。
老大赛利姆	+ 5	赞一个!
水上老毕	+ 3	赞一个!是用心写的这篇文章值得细读.
淇天大圣	+ 5	赞一个!
骑游缘	+ 3	忆父亲！思亲人！
天津老知青	+ 5	痛说革命家史

总评分: 威望 + 26   查看全部评分

大力果

工人版的’‘闯关东’‘’；老一辈的经历；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可写成剧本，拍影视剧。

巫山云

苦难中生存的父辈，是国与家的脊梁。令人怀念，叫人难忘。感人的好文章。

冰团战友

大力果 发表于 2016-7-7 14:37
工人版的’‘闯关东’‘’；老一辈的经历；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可写成剧本，拍影视剧。

    《爸爸的故事》是真实的。写作背景正是我们熟悉的那火红的年代，是新中国独特的开天辟地的年代。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的年代。
    谢谢敬仁兄的热评。在您的鼓励下也许我会下功夫写写。

冰团战友

巫山云 发表于 2016-7-7 15:44
苦难中生存的父辈，是国与家的脊梁。令人怀念，叫人难忘。感人的好文章。

感谢北漂的朋友巫山云。

冰团战友

威望 +3	巫山云	2016-7-7 15:36	赞一个!
威望 +2	liujianhua54	2016-7-5 21:58	赞一个!
威望 +5	爱冬	2016-7-4 22:28	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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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望 +3	天津老黄牛	2016-7-3 14:31	赞一个!
威望 +3	睡莲	2016-7-3 11:43	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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