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领袖]堪为楷模。

鱼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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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时隔15年再度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6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凸显了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这几条标准对宗教界人士到底意味着什么？新语君翻阅历史，下面几位宗教领袖堪为楷模。

【傅铁山】

傅铁山是中国天主教的卓越领导人，是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宗教界人士。在神学方面，傅铁山有很深的造诣，他通晓拉丁语、英语等多种语言，在历史、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知识渊博，研究神学理论和中国神学思想方面也卓有建树。改革开放后，傅铁山长期担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要领导人，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导年轻一代神职人员深刻认识爱祖国、爱人民是教会的神圣使命。2000年，傅铁山曾率代表团赴联合国出席“世界宗教领袖和平千年大会”。他广泛接触各国宗教界人士，主动介绍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成果，充分展现中国教会的风采，赢得了国际友人的理解和尊重。会上，十四世达赖派出的所谓“代表”要宣读其写给大会的信件，傅铁山带领中国宗教代表团愤然退场以示抗议，表现了一位爱国宗教领袖固有的爱国情怀。傅铁山还十分关心宗教团体和宗教院校建设，高度重视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素质培养，为恢复建立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和修女院做出积极努力，亲任神哲学院院长并为修生讲授多门课程。他带领北京教区率先启动了以有较高神学修养和灵修素质，有较高政治素质、文化层次和社会工作能力为核心的“培青工程”，培养了一支综合素质较强的神职人员、修女和教友骨干队伍。2006年圣诞期间，傅铁山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医生要求他在医院静养，不能出席任何活动。但傅铁山坚持在这特殊的时刻去看望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在平安夜前往北京宣武门主教座堂，与大家互祝圣诞快乐，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嘱咐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走好爱国爱教的路。

傅铁山（1931—2007），河北清苑人。早年在北京天主教备修学院、北京教区小修道院、大修道院和文声学院哲学系、神学系学习。1956年晋铎，先后担任北京西什库教堂神甫、宣武门教堂神甫、北京教区神学院教师。1979年晋牧，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天主教第一位自选自圣的主教。曾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代主席、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反邪教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等。

【虚云】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但西藏的王公活佛和西藏地方政府却不肯归顺民国政府。当时的民国政府中央命令云南出兵讨伐，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派总司令殷叔恒率领部队前锋抵达宾川，西藏当局也把军队开到边境，并请了外国人当军事顾问，战事一触即发。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虚云听到消息，焦急万分。为了避免战祸杀戮，更为了捍卫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虚云不顾70多岁的高龄，下山拜访前锋队长，并与队长到大理会见总司令，表示武力解决不是上策，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应顺应民心，通过谈判化干戈为玉帛，以防数百万百姓生命财产遭到践踏。虚云一方面向殷叔桓分析征讨西藏不利的因素，他说：“藏中云尝亲历其地，苦寒多险，言语不通，且藏民习苦耐劳，随地可伏，军往恐难必胜。”另一方面劝殷叔桓不要对西藏动刀戈，向其献计说：“藏人素崇信佛法，盍遣一明佛法者说之？”殷叔恒接受了虚云的提议，并想请虚云为宣慰法师。虚云认为不妥，建议他派喇嘛东保前去西藏游说。虚云说：“某汉人也，往恐无功。此去丽川，有喇嘛东保者，腊高有德，藏人敬礼之，曾授为四宝法王。若肯往，必有成。”开始东保因为自己年纪大而推辞，虚云对东保说：“雍乾用兵之祸，藏人至今心寒。公宁惜三寸之舌，而不为藏中数万人生命财产计乎？”，最终说服东保。东保入藏后，果然劝服了西藏当局归顺民国政府，从此罢兵止战。在虚云的积极帮助下，成立不久的民国政府以怀柔政策，成功化解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争端，捍卫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滇藏的稳定。

虚云（1840—1959），祖籍湖南湘乡，生于福建泉州。19岁至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并从妙莲和尚受戒。此后，四处云游，参访名山，拜师问道，以禅观、苦行、操守而著称于世。曾任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曲江南华寺、广东乳源云门寺、江西云居真如寺等寺住持，并经手修复大小寺院庵堂数十处。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是近代中国禅宗代表人物之一。

【陈莲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的道教组织开始恢复活动，陈莲笙积极参与其中，不到30岁就成为上海滩著名的高功法师和道教界年轻的头面人物。这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关注。国民党当局专门派一个科长与陈莲笙面谈，要他参加国民党。陈莲笙当即告诉这个科长，道士信道，不信别的，拒绝了参加国民党的要求。后来谈到此事时，他多次对身边的人说：我对国民党和旧社会不抱希望。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道教活动因战乱大大减少，陈莲笙的生活也面临着很大困难。但是他从不抱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道教界人士参加建国游行、抗美援朝游行和捐献飞机大炮的民族音乐义演等等，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向党和政府靠拢。1955年，上海宗教局邀请陈莲笙出来组织筹备上海道教协会，并派干部到陈莲笙家中亲自做工作。陈莲笙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对大家说：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平等待人，和蔼可亲。从此，陈莲笙就成为专职的道教协会工作人员，直到去世。

陈莲笙（1917—2008），上海人。道教正一派代表人物，爱国爱教楷模。自幼成长在世代信奉道教的家庭，深受道教文化的熏陶。1927年，皈依朱星垣门下，为俗家弟子。1933年求道于著名法师张村甫门下，专习正一斋醮科仪。1940年，被上海保安司徒庙聘为“高功”。1947年参与建立上海市道教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道教协会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上海市政协常委等。道教界有“正一陈莲笙，全真陈撄宁”之说。

【达浦生】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达浦生从国外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就陆续派遣浪人往中近东各伊斯兰国家活动，颠倒是非，欺骗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中国对这些国家连一张阿拉伯文的传单都没有。于是，在强烈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驱使下，达浦生决定自费出国，远赴埃及、印度等国，以自己的声望和热忱，宣传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揭穿日本军国主义的欺骗与谎言，争取这些国家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1937年底至1938年初，达浦生首先到达埃及。适逢年轻国王结婚盛典，各国穆斯林云集，为宣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国王接见他，了解中国的情况时，达浦生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恋，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埃及国王对此回答深感欣慰，他笑容满面地说：“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1938年2月，达浦生又与中国“近东访问团”共同参加了在埃及召开的“世界回教大会”。他和其他代表一起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还与3名自称伊斯兰教徒的日本浪人舌战，使其当众出丑。他在埃及用了3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本一百多页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历述日本的侵华罪行以及中国穆斯林积极参加抗战的事迹，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这本书后翻译成阿文，引起埃及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1938年6月，达浦生抵达印度，在那里作了9次演讲，听讲的印度穆斯林有1万多人。达浦生还会见了后来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穆罕默德·真纳。真纳表示：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不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对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幸福的援助，所以印度的各民族将尽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穆罕默德•真纳还将《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翻译发表，并在印度穆民中募集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1938年8月达浦生回到香港。后来《新华日报》发表《达浦生先生访问记》的长文专题报道了他出访宣传抗日的成就和意义。文中说：达先生深信，抗战必生，不抗战必死，惟有全民族团结起来血战，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警语。而且，他曾经以行动为他的理想作过回答了。

达浦生(1874—1965)，江苏六合人。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教育家。出身伊斯兰经学世家。1894年赴北京牛街礼拜寺师从王宽阿訇学习教义、教法。1899年返回六合任清真寺阿訇，并创办广益小学。1905年再次赴北京任牛街礼拜寺阿訇。1928年与哈德成创建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和中国回教公会。1938年赴南亚、中东宣传中国抗日战争。1942年作为社会贤达参加旧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等。与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阿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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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教，是宗教领袖的首要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