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自己对《创世纪》的批评,也许年少气盛的我们对一个经历了太多死亡的老人太苛刻了,为什么他不能在生命的晚年寻找正能量呢?而且这正能量并非造假和文过饰非的话?继而思之,之前我们对他的其他纪实摄影的政治化要求,是否也过多要求了?萨尔加多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大师,为什么被赋予了过去半个世纪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常常被赋予的原罪?这个原罪,而今也普遍被批评者们轻易施加在其他在第三世界从事纪实摄影或者纪实写作的人身上,面对苦难,你采取艺术行动就难免被视为伪善,这道德门槛如此之高,又是如此容易变成道德大棒。
其实,无辜者被赋予原罪的前提,是他秉有良知与自省之心,对于泯灭人性或者麻木犬儒的人来说,不存在什么原罪。原罪论者认为,没有人是无辜的,但实际上只有愿意承担的人才会被此论伤害。在后现代语境下,这种批判更为复杂,后现代艺术强调反英雄、反崇高,而传统纪实摄影恰恰包含英雄主义因素。萨尔加多本身就是极佳例子,他的摄影美学与他的人生哲学高度吻合,高蹈的、圣洁的、阳刚的、进取的,即使涉及人类最黑暗面的杀戮,萨尔加多都坚持这一立场,他的理由是:他要用美展现这些被视为蝼蚁的人类仅存的尊严。批评他的人则说:你用美掩盖了残酷与本质矛盾。
如今我认为两者皆对。萨尔加多一如许多投身苦难当中摄取影像的纪实摄影师,本身是单纯和诚恳的,导致“伪善”之感,不可不指责的是资本艺术市场和传媒对他的造神与歪曲。桑塔格对萨尔加多的另一指责就是他的影像以精美的装帧出现在画廊里,黑白的苦难轻易地被展览开幕酒会那些衣香鬓影所消费了,而萨尔加多们并没有拒绝这种消费。 但有幸在《大地之盐》里看到,摄影家身份背后那一个作为农夫、作为环境保护行动者的萨尔加多,他把摄影被变为艺术商品之所得,换做在巴西荒野进行“地球研究所”的森林复生计划的部分资金(至于他从其他基金会申请到的资金,也拜他摄影家盛名所赐不少,也可看作摄影的收获),我们看到他们种植的两百五十万株树木在曾是森林的荒地重新茁壮成长,其意义不亚于萨尔加多的两百五十万张底片。这是否萨尔加多的一种“赎罪”?虽然他并没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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