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有一个鲜明特点:多难兴邦 中华文明有一个特点:中华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会迸射出自强之光。中国总是在即将跌到谷底时获得重生。甲午一役,中华民族被逼到了悬崖边。一个人只有站到了悬崖边才会破釜沉舟,真正冷静并坚强起来。一个民族也一样,断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惨痛的沉沦造就了最辉煌的崛起。 中国被日本打败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大批中国的有识之士源源不断涌入日本,开始了向日本学习的过程。200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学习中国,用过去的话说叫“唐化”,用现在的话说叫“全盘中化”。 看看日本京都和奈良等城市的古代建筑,给人一种宁静、沉稳的感觉,连房屋的颜色都以灰色调为主。那是唐朝建筑的风格和基调。日本人学中国太凶,以至于认为自己取代了中国。 1870年中日两国进行谈判时,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称清国为“中华”,日本人坚决不答应,说:如果称你们为“华”,那我们不成“夷”了?谈判因此差点破裂。 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鼓吹者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当年撰文《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和他同一时期的植村正久则称:“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这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中国当了日本2000多年的老师,反过来,近代日本当了中国的老师逾百年。 今天,我们的语言体系中还能够看到受日本影响的痕迹,像“干部、路线、社会、民主”这些最常用的名词都来自于日本。这些名词占了现代汉语中社会名词的近70%,如果不使用这些名词,我们今天很难完整写出一篇现代文件。不过,我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这批远赴东洋的中国志士在那里初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位“先生”让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陈天华、鲁迅等。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她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后蹈海自尽。陈天华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以一己之死,求国家兴隆,中国不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学医的,最后却在选择拯救中国人的精神还是肉体上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不过,我认为他仍然是一个医生,因为他思考的是如何医治一个国家的病。 世界上,有些人专门留下脚印,有些人专门研究脚印。鲁迅就是专门研究脚印的。我觉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他全部著作的思想内涵:“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鲁迅常常提到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病根?三个问题都指向精神层面。鲁迅看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毛泽东是激赏鲁迅的。他常常称鲁迅是“我们的鲁总司令”。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拿枪,一支拿笔。拿枪的军队的总司令是朱德,拿笔的军队的总司令是鲁迅。毛泽东和鲁迅在精神上绝对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既是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至此,中国对由日本带来的灾难而进行的反思达到了最高峰。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思想战争。五四运动的真谛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尤其应指出的是,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精神的启蒙,它还为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场运动的尾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最美丽的果实。五四运动告诉我们,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一个日本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彻底覆亡,东方各国也就没有了希望。如果中国能够勃兴,东方各国救助有望。呜呼,中国问题实乃东方之大问题。”(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五四运动前,抗日战争则发生于五四运动后。这两场战争战场相同,对手一致,但结局迥异。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所有战争中,抗日战争最为惨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赢得最为悲壮。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认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历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在那之后也没有。明治的荣光,至今是日本人挂在嘴边的荣耀。而在中国,“五四”一代人则是先秦以来最有朝气、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发生了猛烈碰撞。这是两个精英集团的碰撞,这种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纪意味。 读一读《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野心贲张,口气如天,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反观中国近千年间,就无人敢讲这样的话。 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相同。看看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挥斥方遒?他的书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啸着从纸上站立起来。千百年来,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社会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万里长城是最典型的代表。
1919年6月3日,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 中国古代很少讴歌战争,即使是大唐盛世,描写征战的诗词也多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虽然不失豪放,却也摆脱不了悲凉与无奈的情愫。然而,再看看毛泽东写就的战争诗篇,哪有一丁点儿凄惨的音调?最典型的当属《七律·长征》,艰难困苦到那种非人的地步了,毛泽东还豪迈地吟唱:“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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