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胡子王 于 2012-4-8 11:32 编辑
感 念 母 亲 邝富荣 我的学历是初中二年肄业。以今天的眼光看,应当算个半文盲,特别是当今城市里的新青年,如果还没上完初中就去找工作,一准得到处碰壁。但在天津刚刚解放的1949年,我这个初中二年学历的学生居然被排在了小知识分子行列;经半年革命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培训,我一入伍就穿上了马裤,发四个口袋儿的上装,享受起了排级待遇,真是一步登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感悟到,母亲当初主张供我上中学的路是走对了。 解放前我家很穷,父亲去世后仅靠给人开汽车的大哥一个人挣钱养活全家五口,一天能吃上两顿杂和面的窝窝头就烧高香了,哪还有余钱供我上中学?我大哥是司机,大姐夫也是端方向盘的;他们曾背着我和母亲商量说:小学毕业后也给他找个车行学徒开车去算了。但不知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是望子成材?还是想摆脱贫困?当时她却斩钉截铁地讲:看这小子是不是那块料,要是真能考上中学,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得供他。我没有辜负母亲的这番心意,考前一连开了几个夜车,结果还真的被一所中学录取了。 我在上中学期间,学费的筹集十分艰难。母亲不但要从每人的牙缝里往外挤,还得舍着脸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借;当时我所住的那条胡同里,没有一户像我家这样穷困还供给上中学的。因此,母亲对我的学习管得特别严,经常检查我的作业。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却会看老师在作业本上判的对勾和打叉儿。一次,母亲从我故意藏在书包的最底下翻出一本打叉儿特多的作业来,她顿时一脸怒容,为我这种掩羞作弊的行为大发了一顿脾气。那时吃水得到离家老远的街上一个水铺去买,于是母亲就罚我用木桶给家里满满地挑了一大缸水,让汗水洗刷掉我心灵上的灰尘。从那以后,我谨记母亲的教诲,无论做什么事,再也不敢掺杂进去半点虚假。可是,当我读到初中二年时,正值天津解放,因我所在的学校有政治历史背景问题,被军管会明令解散,于是我又面临着是否选考其他学校或就业问题。当时政府号召青年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我便在母亲的支持下,响应祖国召唤,经革命大学培训,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凭这初中二年的学历垫底,我一直被分配在部队的文化圈子里工作。从文化教员到宣传队员,文工团员,创作员,文化干事,直至后来提拔当了文学编辑。当然,仅靠原来的那一点文化水儿是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了。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刚刚学做编辑的时候,没有起码的鉴别书稿能力,又怎么能去组稿、审稿和编稿?于是我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竟然成为新华书店和古旧书摊的常客。那时结婚不久,夫妻分居两地,又没有孩子,除自己吃饭和寄给母亲的生活费外,工资所余之钱基本全用在了买书上。无论是中国20世纪的文学名著,还是欧洲19世纪的文学经典,只要被我买到手,就像一个贪吃的孩子睁眼见到美味佳肴一样,那个晚上必将如饥似渴地大大地享受一次文化夜餐。不可否认,我从阅读名著中是提高了一些鉴赏能力和审读水平,但编起书稿来还得去下笨功夫;只要我在书稿中发现有一个生疏的字、辞或典故,就老老实实地去请教字典和辞书。因此我审稿的速度很慢,查阅辞书的次数也多,案头常用的几本辞典的页码都被手指磨擦得发黄了;常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多少年来我信守的一条规矩是不会就学,不懂就问,编稿犹如做人,就像母亲从小教诲的那样,不能掺杂半点马虎和虚假;竭力做到前对作者尽心,后对读者负责,惟恐由于自己一时的粗心大意,做出误人伤众的蠢事。 在我断断续续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虽也参与编辑出版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颇具影响的革命军史文学《星火燎原》丛书和八、九十年代尚受读者喜爱的通俗文学《评书聊斋志异》、《赵子龙》、《楚汉演义》、《mm-暗杀计划》、《话说天津卫》与《相声艺术的奥秘》等著作,但终究也不过是一名“为人作嫁衣裳”的文学编辑而已。 人过七十,爱回首往事,好发感慨。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我的母亲就是为我铺路码砖、垒砌第一层阶梯的奠基人。试想,如果没有母亲当年紧衣缩食供我读的那个初中二年,怎么会有后来的编辑生涯?因此,我感念母亲。 写与2005-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