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白卷英雄”今日千万富翁

上海人

[media=x,500,375][/media]张铁生没交白卷 文革后入狱15年出狱后成千万富翁2012年03月01日 09:4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张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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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又被传给了沈阳的工人阶级——“送芒果” 事件轰动一时,芒果被群众当作圣物供奉. 1968年。…[详细]


核心提示：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白卷英雄”张铁生（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1期 作者：张淑燕，原题：《文革时期的特殊高考：炮制“白卷英雄”始末》

每年初夏的“高考”，它绝非某一个高中毕业生入学考试那么简单，背后牵涉的是他一生的前程和整个家族的期待。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本不完善，而如果把高考换成在一个非以成绩、而是靠出身的年代，它就会演绎出更多荒唐、离奇的故事。于是，出现了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回顾中国高考制度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六十年，它总在扮演着决定个人和时代命运的角色。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白卷英雄”诞生前

      如果没有1973年的高考，就不可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也只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而他参加的“高考”，实际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

      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一时间，正常的教学与管理根本无法进行，教育秩序空前混乱，“教育革命”愈演愈烈。直到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

      由于不重视文化知识，很多学生入校后又忙于阶级斗争，“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所以许多大学毕业生还达不到中专文化水平，最简单的算术题1/2加1/2竟然算出结果是2/4！对这些“又红又专”的工农兵学员，老师们也不敢多加指教，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修正主义”、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1973年邓小平复出，在他主持下，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两年前开始实行的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形式。

       尽管这次招生对象还只限于“知青”、“青年农民”、“解放军”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但这对当时农村的知识青年来说，已是个天大的喜讯：终于可以凭借知识上大学了！无数曾因“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等问题而与大学无缘的知识青年踌躇满志，奔走相告。学校教育秩序大大转好，学生开始发奋读书，叫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顿时失去了大半江山。

      张铁生交的不是“白卷”

     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当然不是低分，让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篇题为“一封发人深省的信”的文章，之后被收录进了云南省新增的中学《政治》（各年级用）课本第49页的附录中。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的“马前卒”

       从毛远新发现他的信开始，张铁生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张铁生和同学们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了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又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辽宁青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是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有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197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张铁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有意打造的一个“造反榜样”，他充当了“四人帮”冲击1973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发全国掀起对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进行文化考试”又成往事。

       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山西日报》11月18日刊登的《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随后，张铁生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逮捕羁押。1983年3月23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他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然而，法院最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状，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15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虽然“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他确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

       1991年10月6日，张铁生刑满获释，接他出狱的是他在铁岭农学院的老同学董礼平，此时她已是沈阳农业大学的一名讲师。不久，张铁生迎来了他41岁生日。11月4日那天，昔日好友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晚会，为他订做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铁生41岁生日快乐！

      世事轮回，沧海桑田。从一个“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阶下囚，终又做回了一介平民，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张铁生一心想做个普通人。他本想和董礼平悄悄结婚，一如他们悄悄地相爱，可是家里人反对，说董等了他这么多年，悄无声息地娶进门可不行。于是，当年12月22日，张铁生出狱后的第78天，他和董在兴城县城举行了婚礼，出席的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

       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活儿。在人们眼中，张铁生是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1995年，张铁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饲料业前10名的大型农牧集团，净资产过亿元。现年60岁的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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