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成本管理问题研究
李少民
（该文发表于全国经济类核心期刊《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6年第20期，并于2007年5月被评为河南省优秀财政调研成果一等奖。）
行政成本是各行政单位在实施国家赋予其管理职能的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综合价值的货币表现。作为有限财政“蛋糕”的重要分割者之一，这一块切割得多了，必然会影响和危及到其他分割者，尤其是社会公众的利益。自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降低行政成本”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打造“廉价政府”、“高效政府”和“透明政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行政成本高的问题仍很突出，不仅使各级财政不堪重负，制约了对各项事业的支持力度，而且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由此可见，降低行政成本不仅是一个财政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构建和谐型、节约型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我国行政成本管理现状
据媒体透露，我国行政管理经费（亿元）1978年为52.90，1985年为171.06，1990年为414.56，1995年为996.54，2000年为2768.22，2003年达到4691.26。这与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我国行政成本25年增长87倍”基本吻合。同样的问题， 2005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提出：当今吃“财政饭”的有4572万人，还有500万人依靠政府给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这些人数占我国总人数的3.94%，平均“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
上述曾在我国舆论界引起广泛关注和轰动的数字，尽管其计算口径及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如物价上涨因素对行政成本增长的影响应当剔除，如我国数以千万计的吃“财政饭”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算作“官”等等。但我国不少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铺张浪费等等所造成的行政成本偏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行政成本高的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2003年5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不再举行送迎仪式；同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取消了沿袭多年的五大领导班子夏季北戴河办公活动。2004年6月1日起，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旗仪式减少“大升旗”次数；同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同年6月27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从自身做起，带头厉行节约，在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发挥表率作用。” 2006年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管局、财政部、中直管理局、总后勤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政府机构节约资源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机构要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节约资源工作实施方案，建立责任制，明确目标、工作重点和实施步骤，从职工个人、单位管理和履行政府职能等不同层面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节约优先的方针。” 2006年3月，全国“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使用的铅笔都用废弃旧报纸加工而成，每支笔下方都印着“资源节约、政府先行”；“两会”期间，人民大会堂还采取“阶梯式开关灯”的办法，人走灯灭，节电20%。这一系列事件都明确地传递着一个信息：我国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的帷幕已经拉开。
在党中央、国务院“降低行政成本”大旗的指引下，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在全国各地广泛推行的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会计集中核算、乡财县管、村财乡监等等改革都在很大范围、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河南省三门峡市推行上述改革后，各预算单位经费使用规范透明，监督制约机制显著加强，“勤俭办一切事业”蔚然成风，政府采购5年节约资金1个亿，乡财县管和村财乡监使财政资金运行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又如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的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从2005年9月至年底的4个月时间内，全省共撤并乡镇236个（其中净撤并乡镇153个），分流人员170022人，清退临时人员150374人。分流、清退人员的工资及办公经费每人每年按1.5万元计算，每年即可节约行政经费48亿元。另据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透露，目前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撤并乡镇工作，撤并幅度一般在10%至30%，最高的达42%，撤并乡镇总数达8600多个。
在千方百计大力压缩行政成本的同时，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科技、教育、农业等的支持力度和对特困群体的救助力度也明显加大。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2975亿元，比上年增加349亿元；2006年将达到3397亿元，比2005年增加422亿元。2006年初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负增收336亿元，同时对农民继续实行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在支持农村义务教育方面，200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全国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并从2006年起用两年时间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在特困群体救助方面，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209亿元，比上年增加29亿元；2006年将达到251亿元，比2005年增加42亿元。河南省自2005年初免征农业税后，还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完善了农村五保户集中供养每人每年不低于1200元、分散供养不低于1000元的新型五保户供养机制和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保障机制，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耀到了农村。
二、我国行政成本高的原因分析
据一份来自中国科学院发布的报告表明，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但问题仍很严峻。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12个方面的“过多”和“欠缺”：
（一）政府层次过多。我国过多的政府层次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建国初期及人民公社时期的数十年间，我国一直实行中央、省、县、乡四级政府，后来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少地方取消地区专员公署，建立地级市带县（或县级市）的体制，从而使我国的政府级次从4级增加到5级，并由此成为世界上政府层次最多的国家。随着政府层次的增多，我国市级党政机构和财政供给人员迅速膨胀，原来只有数百人或千余人的地区专员公署，迅速演变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庞大公务员群体，不仅使我国有限的税种在各级政府间难以有效合理地划分，把一大批县乡财政推上“摇摇晃晃”的艰难旅途，同时使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陡然提速。有数据显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78年为4.71%，1980年为6.15%，1985年为8.53%，1990年为13.44%，1995年为14.6%，2000年为17.42%，到2003年则高达19.03%。这一结果虽然不能全部归咎为我国政府层次过多，但无疑与其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二）机构设置过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4次规模较大的机构改革，精简了机构，分流了人员，相对节约了成本。但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我国政府机构设置仍然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如每次机构改革，政府组成部门都要精简几个，但是减了序列内的又增加了序列外的，吃“财政饭”的人数并未减少；有些业务要求上下对口，上级有的机构下级也要有，小而全的管理模式依然存在。还有的减了几个行政编制，却又聘用事业编制和编外人员。不少行政部门职能交叉，衔接不力，有的一项职能由数个部门或部门内数个科室分管，有的甚至争功诿过。这些都严重影响了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我国行政成本上升的趋势。
（三）机关冗员过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但行政事业单位财政供给人员的规模和数量却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膨胀着。许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30多人的财政供给单位，到2005年底已达到八九十人，甚至超百人。机关“兵”多了，“官”也随之增多，与此相应的办公经费、公务用车、福利待遇等等都极大地提高了政府行政成本。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时是“吃饭财政”，当收入过亿、甚至数亿元时还是“吃饭财政”，许多老百姓渴望解决的事儿依然缺钱办。究其原因：一是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缺乏刚性约束，因人设编、因人设岗的现象还远远没有绝迹；二是社会就业问题突出和财政供给单位“衣食无忧”的强大诱惑力，使一些不具备相应素质的人通过各种关系网挤进行政事业单位；三是不少部门内部科室设置过细，在工作效率提高空间受到限制的同时，也加大了行政成本。四是干部管理中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用人机制，使不少机关沉淀了一批工作不思进取、思想消极颓废的庸官冗员。
（四）小规模县级政区过多。目前我国20万人以下的县（市）区达700多个，其中10万人以下的300多个。这些县（市）区规模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四大班子，众多局委，数百甚至数千号吃“财政饭”的人。这些机构所需的办公场所、公用车辆、办公经费、招待费、会议费，以及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等等每年都是一笔庞大、固定且不断上升的行政成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及自我调节和发展能力差等问题，而且使大量税收资源变成了“吃饭”钱。
（五）形象工程过多。形象工程的危害极大，它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损失往往是数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据新华社报道，江西省丰城市为建“形象工程”新城区而非法征地，损毁国家级商品粮基地良田近万亩，遭到民众和舆论界一致谴责。另据来自国家建设部的资料表明，目前我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尽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措施，“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我国许多地方依然屡禁不止，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党的执政成本。
（六）人为浪费过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断提速，各方面环境不断改善，但我们党历来所坚持和倡导的“艰苦奋斗”、“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光荣传统却在不少地方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其突出表现在迎来送往超标准的公款吃喝，屡禁不止的文山会海，相互攀比的豪华办公条件，慷国家之慨的公款旅游，缺少监督的公车私用，成本大于收益的人为造“节”，以及企业改制过程中把关不严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上项目决策失误导致地方经济遭受巨额损失等等，这些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数以百亿、千亿计的行政成本，成为各级财政永远难以填满的无底“黑洞”。
（七）行政成本考核机制欠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行政行为考核机制不完善，没有把行政成本列入对行政单位和人员的考核范围，在考核其业绩时一般只注重做了哪些工作，产生了哪些效果，取得了哪些成绩，很少过问做这些工作付出了多少行政成本。如我国不少地方对党政干部的考核都把当地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及引进了多少资金，上了多少项目等等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而对这些行为背后行政成本的考核却往往被忽视。只要经济发展了，资金引进得多了，项目上得多了，不论其行政成本高低及对当地经济长远发展影响如何，都可以作为政绩提拔重用。这种只注重结果或成绩，不问或很少过问成本或消耗的干部考核机制，是我国行政成本偏高、效率偏低问题越来越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责任追究机制欠缺。责任追究机制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干部决策失误的“警示器”。由于这一机制在我国很多地方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导致了极个别干部上任后不是认真考虑为当地群众多办些实事，而是极力做一些看起来辉煌而无实效的表面文章。如在财力不允许的情况下忙着扩建广场，拓宽街道，建造高楼，以及引进一些污染极大的垃圾项目等等，搞得“轰轰烈烈”，“政绩卓著”，“官运亨通”，而给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留下的重重隐患、沉重的债务包袱及高昂的沉没成本却无人问津，无人追究。据媒体透露，目前我国3.8万个乡镇平均债务高达400多万元，最多的已达亿元。假如我国早就有了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严重决策失误者坚决摘掉“官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干部毫无顾忌地劳民伤财，胆大妄为，那些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债务就不会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九）行政成本监控机制欠缺。有效的监控机制是降低行政成本无形而有力的“紧箍咒”。失去“紧箍咒”制约的行政成本必然失控。尽管多年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行政成本过高、尤其是职务消费膨胀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据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我国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再加上通讯费、职务考察费等办公费，我国每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保守估计超过7000亿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财政总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到2005年的3万亿元，增长约28倍。而从1978年到2005年的20多年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却增长了140多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4%上升到25%。而在国外，职务消费一般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3%至6%。另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每辆公车平均运行成本为市场运营成本的8至10倍。这些高成本、低效率的行政行为，都无疑与我国行政成本监控机制的不完善、甚至缺失密切相关。
（十）财政预算刚性约束欠缺。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部门预算编制的逐步细化和各级人大预算审查工作的不断加强，财政预算的执行正朝着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运行。但不可否认，我国仍有不少地方财政预算缺乏刚性约束，如政府收支没有全部纳入预算，临时性预算追加频繁，预算约束软化现象比较突出；预算编制不够细化，政府采购预算与部门预算相脱节，单位政府采购随意性较大；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相当一部分资金补助量及投向缺乏严格科学合理规范的测算标准和摸底调查，导致一些地方把过多的注意力和精力用于跑关系、打报告、要资金方面，不仅使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合理运用，繁多的程序加大了行政成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
（十一）行政成本意识欠缺。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行政管理一直没有像企业那样引入成本效益观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不少人仍固守陈规，头脑中没有行政成本概念，不是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而是常常花“大钱”，办“小事”，甚至办不成事。诸如有些单位花大量资金更新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却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有些公务人员在单位多半时间闲着没事，一出差却花高价“飞去飞回”地“节省”时间；有些发一个文件就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却要兴师动众开一个“像样”的会议；有些地方招商引资外出组团花了大笔“银子”却收效甚微，等等。这些严重缺乏行政成本意识的行为，都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各级财政的负担，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十二）现代化工作效率欠缺。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目前在我国许多地方仍很突出。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02年，我国政府完成1.5万亿元人民币税收，用了100万税务人员。同年美国政府完成将近1.9万亿美元税收，却只用了10万名税务人员。人家用十分之一的人完成了10倍于我国的税收，单凭数字计算，我们的行政成本是别人的100倍。我们的工作效率为何如此低下？究其原因：一是普遍落后于时代的办公手段使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受到制约；二是公务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三是受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公民素质等条件的制约，使我国公务人员不得不付出更多低效率的劳动；四是缺乏激励机制的工资制度使公务人员“干多干少都一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影响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三、关于降低行政成本的几点建议
能否将过高的行政成本降下来，不仅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建设节约型和谐社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降低行政成本又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敏感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惟有各级各部门痛下决心，同心协力，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建立控制行政成本的长效机制，过高的行政成本才有希望降下来，才能节约更多的资金投入各项社会事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繁荣昌盛。为此建议：
（一）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首位
要全面降低行政成本，就必须把宣传教育工作放在首位。因为任何政策、措施和制度都是靠人来执行的，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难免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因此，我们一是要引导国家公务人员重温光荣革命传统，老一辈革命家在枪林弹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用小米加步枪赶走日本鬼子，继而推翻蒋家王朝，今天经济发展了，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不能丢，“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财政宽裕还是窘迫，都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决不能攀比摆阔，无端消耗党的执政资源。二是要强化国家公务人员的成本意识，每承办一项公务，都要有成本效益观念，都要以最低的消耗争取最佳的效益，以高效率的成本意识进行高效率的管理，为党的事业节约每一个“铜板”。三是要强化公仆意识，我们每一个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粮食都是人民的血汗，我们的国家还很不富裕，我国的“三农”问题还很严重，只要我们的每一个行政行为都首先为人民着想，都带头厉行节约，廉洁奉公，执政为民，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我们的行政成本就一定会降下来。
（二）有步骤地减少政府层次
过多的政府层次是我国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障碍物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在“省直管县”试点的基础上，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有计划地扩大试点范围，在条件成熟时全面推行“省直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要逐步虚化省辖市政府机关、特别是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政府机关，以避免市级集中县级财力的问题，同时促使市级财政突出中心城市的特色，逐步建成城市财政，把工作重点放在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发展上。三是要在“撤乡并镇”的基础上，积极支持乡镇经济发展，扩大乡镇经济规模，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撤乡并镇”，并在其“三农”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村民自治能力普遍提高、通讯交通条件彻底改善的情况下，逐步将乡镇政权机构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最终实现我国中央、省、县三级政府框架，从而达到过高行政成本“釜底抽薪”的作用。
（三）有计划地撤并小规模县（市）区
目前我国20万人以下700多个县（市）区的行政开支及其间接费用开支每年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有计划地撤并小规模的县（市）区十分必要。但大规模的撤并必然会引起较强烈的社会震动，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慎而为之，分期、分批、有计划地进行撤并。对经济发展能力较弱、自我调节能力较差的县（市）区要先行合并。同时要严禁不顾客观需要增设新的小规模县（市）区。在撤并过程中可以考虑在平原地带100万人、丘陵地带50万人、山区县30万人以上建一县级政府。每撤销一个小规模的县（市）区，不仅每年至少可节约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行政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进一步增强县域经济的发展活力。
（四）切实解决机构臃肿问题
要让臃肿的机构“瘦”下去，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做好政府机构的精简工作。把职能相近、适于合并的机构一律合并，每精简一个机构，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用于办公大楼、相应办公设施、交通通讯工具、办公用品，以及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开支，还可以降低机构间的协调费用，提高办事效率。
二是要做好政府职能的转变工作。政府职能是设置机构和配置人员的前提和基础，职能越多、机构越多、配置的人员也就越多，行政成本必然增加。因此，转变政府职能至关重要。政府职能转变要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合理界定政府职责范围，凡是市场能做的公益性的公共产品，一律由市场去做；凡由私人干比政府干得更好的，一律由私人去干；如果政府与私人干得一样好，为了鼓励私人的积极性并避免官僚主义的滋生，也应由私人干。政府职能只有从“越位”的地方撤出来，才能管好应该管的事，才能降低不必要的成本。
三是要严格控制行政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国家应加快推进机构编制和控制财政供给人员方面的立法，尽快以法律的形式对行政机关的设置、编制、职数等作出明确规定，把随意增加机构、增加财政供给人员视为侵犯全体纳税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并给予严厉制裁。同时还要强化各级人大对机构、领导职数、人员编制的监督权，严格其增设的审核程序，从根本上解决因机构臃肿而导致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此外还可通过县、乡级党政领导的交叉任职，积极引导大中专毕业生、军转干部、城镇复退军人自主择业和自行创业等途径，有效控制财政供给人员的膨胀。
四是要妥善做好分流人员的安置工作。对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而分流出来的人员，各级政府要积极帮他们找出路，谋生路，创新路，引导其开展第二次创业，并在从业准入、金融信贷、税收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促使他们由“吃财政饭”的闲人尽快转变成创造财政收入的“能人”。
（五）强化财政预算刚性约束降低行政成本的核心是解决财政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因为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或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最后都要统一到财政预算上来。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预算约束软化问题，一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法》和其他财经法规，对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对财政预算数额作出刚性规定，进一步细化部门预算，各级财政预算一经人大审查批准，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如需变更预算、追加支出应经人大再行审议，从根本上杜绝预算执行中的随意性。二是要把所有的预算外资金、制度外资金，全部纳入政府预算控制之内，形成统一的政府预算，并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和会计集中核算，继续实施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促使各个部门和单位严格在预算的约束下配置和运作行政资源。三是各级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要加强对各预算单位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纠正单位或个人随意支配财政资金的现象。四是要进一步完善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改变目前地方或单位“跑部”、“跑省”申请专项拨款和项目资金的做法，逐步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统一分配到地方，杜绝因“跑部钱进”和部门利用审批权滋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六）建立行政成本考核机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严格的行政成本考核机制，不把行政成本与财政供给单位或人员的业绩或政绩紧密联系起来，就难以激发其强烈的成本意识和约束规范其行政行为，最终也必然会导致行政成本的失控。因此，各级政府应引入企业成本考核机制，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建立既注重结果或成绩，又注重成本或消耗的行政成本长效考核机制，把每一行政行为背后的成本或消耗（包括直接成本及间接成本）与其相应的成绩或结果，以及所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所承担职能的实现程度等等，共同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和行政人员业绩或政绩的基本标准，把考核结果列入其奖惩和提拔的重要依据，促使所有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牢固树立成本节约意识，从而以最低的成本耗费获取最大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七）实施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
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行政成本过高问题，就必须实施责任追究制度，这不仅是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也是对滥用职权者有力制约和警示。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的严重缺失，不少地方的一些决策者不顾客观实际，大肆炮制“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惨重的。而这些“决策者”却往往不承担任何责任，不付出任何代价，如此不良氛围又导致了失误决策的进一步蔓延滋长。因此，要防止和尽可能地减少失误决策的出笼，就必须在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实施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让失误决策的直接责任者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以至法律责任。促使每一个决策者都能极慎重地对待每一项决策，从而有效防止决策失误，降低不必要的执政成本。
（八）完善行政成本监控机制
行政成本监控机制的缺失或不完善是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充分利用各级人大、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监督部门和包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监控资源，建立科学系统的行政成本监控体系，发挥方方面面的监控优势，形成多层次的监督结构和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将行政机关及人员的行政行为置于各方有效的监督之下。其次要加大职务消费的改革力度，重新界定职务消费范围，核定各项消费标准，并逐步实现职务消费货币化、公开化，把职务消费纳入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的管理轨道，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九）大力推行电子政务
推行电子政务对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便于公众知情和监督，以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划时代意义。从上个世纪末起，我国就积极推行政府上网，1999年被称为“政府上网年”，至目前从中央各部委到县级以上政府门户网站已达上万家，并且都基本实现了信息发布和部分交互功能，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节约了行政成本，方便了人民群众，拓宽了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视野。但存在的问题是，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政府或部门网站信息长期得不到更新或很少更新，使其变成了“摆设”和新的“形象工程”，不仅未能实现初衷，而且极大地浪费了资源。因此，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电子政务的拓展和改进，在将办公自动化系统整合到电子政务系统，克服“文山会海”、“公文旅行”等现象的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各项政策措施及相关信息，为民众网上咨询、网上办事提供便捷、高效的快速通道，增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努力打造透明、高效的经济型和服务型政府，为降低行政成本与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十）打造高效公务员队伍
国家公务员是现代国家中最重要的职业之一，公务员整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管理水平和发展速度，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和降低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公务员整体素质偏低的实际国情，一是要加大公务人员的培训力度，鼓励其自学成才，以其知识面的拓宽和业务能力的增强促进我国行政效率的全面提升。二是要建立严格的公务人员业绩考核机制、惩戒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通道，分流工作长期不称职、群众反映差的庸官冗员，改变“人员能进不能出、职务能上不能下、工资能升不能降”的现状，让每位公务人员都有压力感、紧迫感和危机感。三是要实行公务人员社会招聘制，通过激烈竞争把社会上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公务员队伍中。四是要实行国家公务员资格考试制度及试用制度，严把公务员准入“门槛”，促使公务员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从而达到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之目的。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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