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的故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兵现在还生活在原属兵团的一个连队里,现在这里是农场的一个作业区。有兵团战友在文章中称呼他“老兵”,我觉得这个称谓很恰当,符合他一生的生活特征。
老兵大我6岁,在家乡齐齐哈尔市是我的邻居。我们的家庭都是建国初期随父辈从沈阳市迁厂来到齐齐哈尔市的。他的父亲是一家兵工厂的检验科长,一家万人企业的中层干部,1958年因肝病去世,去世时最多40岁,英年早逝,很可惜。他母亲三十多岁开始一个人拉扯五个儿子长大,而没有再嫁。五个孩子最小的4岁,最大的16岁,没过几年,她自己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大约70年前后,孩子都拉扯成人了,自己也病逝了。唉!一个和气善良的大娘,很让人怀念。
大哥很早被工厂照顾进厂学徒,二哥是个聋哑人,不久也从聋哑学校毕业进了聋哑木工厂,老兵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还好,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山下乡。
记得老兵没考上初中,14岁辍学在家,16岁就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自愿下放到郊区落户,当时“文化大革命”和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开始。
两年后,老兵年满18周岁便应征入伍,当上了一名工程兵战士,回家探亲时我在邻居家见过他,领章上好像是下士或中士军衔,看上去还挺精神,但脸上还是布满忧伤,与隔壁李大娘一家人聊得很好,他为人善良,那么早就在农村劳动,邻居大娘都很同情他,说他当兵后出息了。我那时还小,只能坐在一旁听,插不上嘴。
1968年,我上山下乡来到兵团,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奉命去漠河修路,回来分配到值班三连当六零炮班的班长,就在这个时候老兵转业来到我们团,分配到值班一连炮排当了一名六零炮手。一块儿转业来的还有一位同样经历的战士兰大哥,也是我的邻居,被分配到团后勤处装备股当军械员。
值班部队在兵团被当做机动部队,开山洞、伐木、修公路、修水利、开荒建点、建砖厂烧砖,承担的都是这些野外的、外出的、临时的、突击性的也是异常艰苦的任务,分属不同单位的我和两位老兵基本顾不上也没有时间联系。
四年以后,随着边境形势的趋缓,值班部队建起了自己固定的驻地,内部也有了不小的调整,老兵去了五连,工作好像先是赶马车,后来开拖拉机,再后来听说他交了一位天津姑娘,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
谁知好日子没过多久,妻子患“葡萄胎”去世,撇下两个儿子。天津的岳父心疼之余,不再让这个姑爷进门,也不认这个姑爷和两个外孙子,说“眼珠都没了要眼眶有什么用?”老兵在火车站蹲了一宿,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从此亲情一刀两断,听说这件事的人都感到老兵好可怜!几十年过去,他们都没再有任何联系,亲情啊,说有就有,说没有也就没有。
老兵的母亲在世时,他们家还能拢到一起,母亲去世已经40多年了,他家兄弟五个只有最小的两个关系还算密切,其他几个互相间基本上没有来往,对始终还生活在农场的老兵弟兄们也就顾不上了。
与老兵命运差不多的兰大哥1979年与妻子(哈尔滨籍的知青)一块儿返城,我还到他家里看望过他们,可老兵因妻子去世,父母也早就不在世,失去了城市生活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回城的机会和念头。兰大哥是老兵一块儿当兵,一块儿复原,唯一能够相互了解的老乡加战友,但是毕竟他们也分手30年了,可以说,老兵身边再没有另外一个知道他的身世真正了解他的人了。
说话到了2008年,我们团六城市600名知青加上原兵团战友一千多人相聚北大荒,共同庆祝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我听说老兵当天不顾几十里的夜路连夜赶到团部与大家团聚,由于大家活动很分散,我没能见到他,只听说这些年他过得很不容易。后来在战友的回忆文章中见到了关于与老兵见面的情景,我才又问起他。
应我的请求,战友对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着,“当时看他身体还算结实,脸和胳膊晒得黝黑,胡子白了,起码当天没有也许没来得及反正是没有刮过,看样子他一定是还在户外劳作,而且很辛苦。”
屈指算来,老兵已经65岁了。战友与他一起喝酒,却不敢触及他的生活细节,有人间接介绍说,“老兵妻子去世后,一直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娘带着两个孩子在连队过日子,土地承包耕种以后,家里买不起种田的机械,卖掉了承包的土地,靠为别人打工养家糊口,几十年经历了许多不幸和苦难。”难怪战友在文章中感叹:我的老兵啊——依然断肠人在天涯!
战友在电话中深情地述说,“我跟老兵在扎兰屯开山洞时属一个排,在调团部工作时,把自己做的土琵琶送给老兵留作纪念,他很喜欢,常坐在窗台上弹。据说后来常在妻子的坟上弹,终于把琴弹坏了。2008年见面喝酒,他一再要求我再做一把给他,可是我不敢答应,我也老了,实在是做不了,不能满足他的愿望,很遗憾啊!”
老兵的生活经历也许还不算特殊,生活在兵团的老垦荒队员许多都有类似的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